我有一个姥爷,名字就不提了,提也白提,因为他是一个农民不出名。姥爷年纪已经七十有六,除了耳朵有点聋、背有点弯,套用电视上的一句广告词来形容他的身体,那就是“吃饭犇儿香、身体犇儿棒”。
说就实在话,干起活来,年轻人都抵不住他,现在他还种着10多亩承包地,村里村外的亲朋好友家办白事,他还要忙前忙后,他好高兴几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特别是我考进审计局后,他更开心了“现在的政策真好,没用求任何人就当了国家干部了”。
这是也许是他的真实感受,也是他的心里话。可我发觉他最近有点闷闷不乐,,特别是见到我这个外甥女,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像有了什么“心病”似的。
姥爷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听姥爷讲,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没再读下去。从此他就开始下地参加了村里的生产劳动。姥爷个子不高,但由于小时候吃了一个“接奶”,身体特别壮实,干起活来特别有力气,也特别的卖力。十六七岁就赶着村生产队的皮车从蕙花村去罗疃煤矿拉煤;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担任了生产队长,直到七十岁,他才从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主任的这个没有退休金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我是姥爷看着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姥爷就是一个字“忙”。我的姥姥身体一直不好,姥姥抱怨最多的,也是姥爷的那个“忙”。姥姥常常和我们孩子们骂姥爷,“全村2000多人,好像就忙了他一个,村里春天浇地他忙水,忙到最后自己的地也没浇上;夏天忙村里搞‘浆砌渠’,忙的连自己的地也锄不好。跟上他吃不上、穿不上,就是穷忙”。
要说穷现在想起来也确实够穷的。姥爷在村里也算个“二把手”,蕙花村也是城关的大村子,不了解姥爷的人,都说姥爷一直当村干部,光景一定差不到那里去。可我记得舅舅上高中时,有一次因为欠下学校的800元学费,舅舅的课桌被班主任搬走了,舅舅哭了,姥姥也哭了,就是姥爷没有哭,全家戏谑他“这个共产党员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姥爷常常听到姥姥的抱怨,姥爷常常回敬姥姥的就是一句话,“村里的事,总的有人管,谁让咱是个党员?谁让咱当村干部呢?”。姥姥听到这个话,最会回敬姥爷的一句话是“你跟共产党过去吧,不要跟我们娘几个过了”。
姥爷和姥姥“舌战”到最后,败下阵来的当然是姥爷,我那时还小,但也感到姥爷明显让着姥姥,不知道是姥爷“自知理亏”,还是姥爷自我表扬的“共产党人的风格”。
这样的故事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不断上演着。记得那时正是舅舅在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读书的日子。我那时还不咋懂事,但我懵懵懂懂感到,那是姥爷开心的日子。老爷给我讲,我们这个家几乎没出过读书人,几乎都是地地道道的“受苦人”,舅舅算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了。但那也是姥爷最苦的日子。记得为了供舅舅读书,六十多岁的姥爷开始跟村里的“家政服务队”卖苦力。有一次,姥爷下白面回来,整个人的脸和身上都白了,头上还冒着汗。我不知道是心疼姥爷,还是好奇姥爷,一下子扑到姥爷怀里。
这样的故事是一直到我上高中还在上演。高中期间我学习成绩也算好,姥爷可能也觉得我长大了,懂点事了。在我紧张的学习之余,姥爷常常还要给我讲为人处世的道理。看着我成绩挺好,姥爷有一天忽然问我,“高中期间也能入党,抓好学习还不够,刚当团员还不够,还得要求入党,快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吧”。
我把这话告诉了姥姥,没想到姥姥和姥爷为此还吵了一架,姥姥当着我的面骂姥爷“孩子正在关键时刻,入什么党?你每天为你的党穷忙不说了,还要把我外甥女搭上”。
我也面临着学习压力,也没给姥爷好脸色,姥爷那天真有点恼了,见了我这个学习挺好的外甥女,也不像以前那样逗我了,姥爷难道有什“心病”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姥爷当然也挺高兴。每次放假回来,有的亲戚常常问我搞上对象没有,可姥爷在背地里问了我好几次,“遥遥,向班里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没有?”开始我也没在意,可姥爷在我四年大学期间一再追问,在姥爷的鼓励下,在大四那年,我认真严肃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惜还在培养阶段我就毕业了。
后来,我考进了审计局,姥爷当然更挺高兴。新的岗位、新的环境,特别那些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同事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指导,特别是局里开展“主题党日”等一系列党组织活动时,我才明白姥爷是对的。
姥爷是一个老党员,姥爷是一个老农民,他信人的寿命不由自己,他说他的阳寿79岁,今年他76了,他说他还能活三年。他还郑重其事地和我这个党组织的培养对象,以一名老党员的身份谈了一次话,他说他想在他有生之年了却“心病”,他说他想看到他的外甥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姥爷,您一直爱着我,您一直爱着党,姥爷,您的“心病”一定会除。
(作者:山西省广灵县审计局干部任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