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毛毯说开去……

　　董振堂烈士

　　1937年初春的延安，红军总司令朱德接到西路军血战河西最终失败的消息，红5军军长董振堂等千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听到这一噩耗，朱德抚摩着一条毛毯，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这是领导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出于对共产党的景仰，送给朱总司令作纪念的一条毛毯，成为他坚决革命、不改初心的一份信物。朱德十分珍惜这份革命情谊，带着这条毛毯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一直带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睹物思人，朱德倍加怀念这位英雄战友。长征路上，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屡立奇功，成为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朱德总说：“老五殿后，我放心。”有一次阻击战中，一位女红军战士突然分娩。敌人追兵蜂拥而至，董振堂命令坚决顶住敌人。危急中有人说不能为一个孩子再牺牲战士了，董振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打仗干革命为了什么?不就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吗?!”

　　董振堂牺牲3个月后，这条毛毯又经历了一次更惊险的考验。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促进下，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再次赴西安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朱德看到天寒路远，就把这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谁知这次转赠，竟使这条毛毯和第三任主人周恩来结下生死之缘。

　　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离开延安50公里，行驶到甘泉县劳山脚下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遭到一伙土匪的伏击。劳山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凶猛，司机当场牺牲，形势万分危急。周恩来指挥大家奋起还击，但寡不敌众，敌人一步步狂叫着逼上来。

　　敌人突然看到“周恩来”正在指挥战斗，立即掉转枪口朝他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部，敌人欣喜若狂，气焰更加嚣张。然而，那人并不是周恩来，而是随从副官陈有才。那天敌人见陈有才头戴礼帽，身穿西装，气度不凡，误把他当作了周恩来。陈有才明白过来后当机立断，故意暴露目标迷惑敌人，把土匪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身上。周恩来终于安全撤离，陈有才身中6弹，壮烈牺牲。

　　延安增援部队很快赶到，打退了土匪，周恩来流着泪说：“陈有才同志是为我牺牲的。”清理车厢时，人们发现了这条已被土匪砍了十几刀的毛毯。周恩来特意叮嘱邓颖超，一定要把毛毯缝补好。这次劫难后，周恩来每一次外出同国民党谈判，都不忘带上这条染着同志热血的毛毯，因为它是一份把使命视作生命的重托留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誓师出征，开赴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祝他保重身体，早日凯旋。在转战太行的艰苦岁月里，有一次警卫员烧炕时，不小心把毛毯烧出了一个窟窿。房东大娘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终于用一块白布缝补好了毛毯。从此，朱德带着它历经抗战烽火，穿越解放硝烟，一直到建立新中国带进中南海。

　　这条身经百战的毛毯，今天就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它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也是一份薪火相传的红色文物。军博珍藏的许多文物，也许都是日常用品，却记载着新中国诞生的密码。

　　最近读《廖汉生回忆录》，笔者似乎对这种密码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一本相当出色的回忆录，廖汉生讲到他随红2、6军团长征的历程时，专门回忆了4任政委连续负伤或牺牲的经历，原文照录于此：

　　“我师18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手;第二任政治委员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而廖汉生提到的第二任政治委员杨秀山，是如何认识他这次生死一瞬的负伤经历呢?他后来在《从战火中走来》一文中回忆：“看看和我们一起从硝烟中走过来的战友们，哪个没有几次负伤挂彩的经历?再想想那些更多的没能活到今天的战友们，我们难道还不幸运吗?我还只是从伤口中取出40余块碎骨，而二十年前我们村出来参加红军的43人，二十年后却只有我一个人生还，家乡的乡亲们以为我早已死去，为我烧了近20年的纸钱!”

　　《廖汉生回忆录》生动地诠释了政治工作为何是我军的生命线。他在书中还讲了一个反面的故事。长征途中，在大部队经过之后，连草根也被挖完了。廖汉生所在的6师是后卫部队，粮食对于6师来说就是生命的代名词。

　　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这段路，估计要走10天左右，结果却走了17天，而部队只筹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子。随着部队一天天向草地挺进，本来就不多的粉子消耗得很快。于是廖汉生所在师领导研究决定，为了节省粮食，师首长带头遵守如下决定：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队帮助分发粉子，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不到开饭时间不准自由吃粉子。

　　就在这时，17团有一个连队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的时候，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师部，引起师领导的重视。就因为这么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销了职务。

　　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红军队伍不能不这样做，尤其是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只有带领同志同饥饿做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一点私利的权力，哪怕是一把粉子。

　　廖汉生宣布了对这个指导员的处分决定，同时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一兵，跟大家一起同饥饿做顽强的斗争。

　　之后，这个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廖汉生再也没有见到他。多年后，廖汉生感慨地说，其实，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政治指导员，一位被饥饿和草地吞噬了生命的红色士兵。

　　无数资料表明，在长征中，共产党组织切实起到了先锋堡垒的作用，吃苦最多的是共产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共产党员，牺牲最多的仍然是共产党员。哈佛大学研究员罗斯·特里尔用生动的语言，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结果：“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后来，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写下这样的感叹：他们“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

　　同样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著名的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密码的最好诠释。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我20军59师突击连在江堤下做好了打过长江去的战前准备。夜幕中，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破国民党扬中江防阵地。

　　渡江部队自扬中过夹江，在夹江北岸由支前船工送部队渡江。万船竞发中，一位身材瘦弱的扎着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正拼尽全力使劲地划桨。这深深打动了在岸边采访的随军记者邹健东，他迅速举起相机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留下了这张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生动写照。

　　宝应姑娘颜红英和父亲及妹妹运送人民解放军过江

　　邹健东并不知道，这个年仅19岁的姑娘叫颜红英，4天前，和解放军在江汊子进行渡江演练时，敌人的炮弹落在船边，猛烈的爆炸曾把她震晕……

　　解放军渡过长江天险，解放了全中国。颜红英一家因在渡江战役中作出贡献，荣立二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她和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再没和人说起送大军过江的英雄壮举，当然也没有看到这张老照片。

　　但邹健东无法忘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下，一个纤弱的姑娘奋力划桨的身影，以致到了晚年还在努力寻找。当年渡江战役的指挥员之一、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看到这张照片，感慨万千：“一定要找到这位姑娘。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过不了江啊!”

　　后来，颜红英远在常州的女儿董小妹看电视时，被《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吸引，她指着荧屏惊呼：“这是我妈妈!”

　　69岁的颜红英被接到南京，江苏电视台为她重放历史文献纪录片《风雨钟山路》，当划船姑娘的背影出现在荧屏时，老人一下站起来，热泪盈眶地说：“这就是我!”划船的姑娘，终于在渡江战役胜利50年后，与记录了那个历史瞬间的拍摄者邹健东相会在北京。

　　正是千千万万像颜红英这样的普通百姓，用弱小的身躯支持我们党、我们的军队赢取了胜利。路是理想，为在路上的人指引方向;路是信仰，为在路上的人赋予力量。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便是我们出发的原点、前行的路标和永远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