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难忘的日子

　　毛主席称赞河南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消息传到晋东南，各级的干部积极分子都很高兴，他们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公社组织。。张庄首先并入了黄碾公社，这是一个仓促成立起来的合作机构，包括潞城县和长治县的好多村。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庞大的公社把张庄分了出来，张庄作为一个大队又并到了几乎覆盖半个潞城县的新东风公社。东风公社分四个片，每片大致相当于过去潞城县的一个区，张庄在最南边的一个区，中心是马厂。1959年在更激烈的组织形式下，这几片又都成立了自己的公社，最后张庄成了马厂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时，地专署决定把潞城县这一片移交给长治市，因为潞城这一地区工矿很多，并且有这一地区主要的铁路客货运输站，这个最后的变动使长治市的管辖范围向北扩大了许多。但在这儿我要讲的是1958年开始的故事。

　　1958年三个集中的运动使晋东南人民的生活发生着强烈的变化。首先是突然来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是号召所有的人走出家门大炼钢铁;第三是粮食空前的大丰收，当然这是大家辛勤劳动和老天爷开恩的结果，估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比以前任何一年都要多出一倍以上。

　　粮食的大丰收鼓起了人民的士气，打击了保守思想，这样才使得广大群众有可能丢掉顾虑，长时间地离家在外劳动，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

　　王京和怀着敬畏的心情讲述了那一年的事情。

　　在回村的路上，看见玉米棒丢在地上，我就问一个农民为什么不把它拣起来。

　　那农民反问我：“你自己怎么不把它拣起来?”

　　“至少可崩爆米花吃呀。”我说。

　　那农民反驳道：“谁稀罕!”

　　这就是这一年人的态度。

　　那一年，粮食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没有足够的车辆把公粮运走，于是粮食被堆在了公路旁，开过来一辆空卡车，人们就往上装一些，因为交通规则规定不许司机开空车，所以运货卡车在卸下货物返回时就得拉一些粮食。为了多运粮，有时一辆卡车要挂上2—3节，甚至7—8节拖车，在公路上行驶时就象在轨道上行驶的运货列车。这种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那时候，每个公社都建起了小工厂，他们还组织了基建队，建起了医院，修理部。炼钢铁用的钱从下属各大队的资金中调拔。东风公社有拖拉机，有一个自行车、平车修理部，还有一个鱼塘，一个养马场，另外还烧耐火砖。

　　有了独立的收入，公社便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公社干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地方调集劳力和资金，他们有权从任何一个下属单位调用多至10，000元的资金。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个好木匠，他们可以调用;正晌午也可以通知拖拉机手，让他干到下午四点;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个砖，不管谁需要都可以拉走。那劳动者的报酬怎么给呢?全靠自己报。比如，一个农民在路边堆了200块砖，有人把砖拉走了。但很难说那些单位是否整理了帐目，支付了东西的钱。

　　那时候没人敢违抗平调财产的命令，干部们要什么，人们就给什么，钱、粮、物资，什么都给。共产党对违抗命令的人可以作为右派来开除。

　　开始炼钢铁前，干部们在长治开了一个动员会。我作为农工部的干部出席了这次会议。工业部门的几位干部讲了话，他们号召所有人所有单位及部门都要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支持炼钢铁。

　　我说：“你们让炼铁，和我们工作有什么关系?”

　　他们没有理睬我的问题，反而问我：“你们有多少电动机?多少电线?多少柴油机?”

　　“干什么?”

　　“你不要隐瞒事实，必须坦白。我们能调你们多少设备来炼钢铁?”

　　“调?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到这儿来就是问这个事，你们是工业部，我们是农工部，你们怎么能调我们的设备?”

　　“别担心，你去写一下你们有多少设备，下午汇报给我?”

　　这位部长想把我们所有的动力机械都调去炼钢铁。

　　我立即返回了办公室。

　　“他们想调我们的机械”，我对我们的部长抱怨道。

　　“以后，别去开他们的会!”

　　“可他们要来找我们的。他们让我们去，他们会说：‘你敢跟炼钢较量’!”

　　这场新运动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以后，我们部长说我最好到河南去一趟，所以我马上就动身离开了，就在全市总动员之前离开了长治。不过我没有去河南而是去了河北邯郸。邯郸各地已经修起了炼铁高炉。一周之内，铁路旁，公路旁到处都修起了炼铁炉。

　　然而，尽管我走了，长治市的干部还是把为农业准备的所有动力设备调到了炼铁工地。不过因为当时已是秋天了，调走设备对农业影响不太大，到了春天大部分设备就还了回来，外出的人们在春节前大部分回了家，这样，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这场运动是惊人的。队与队在生产记录上展开竞赛，上下干部全部参加。东风公社的史书记也和大家一起日夜奋战在高炉旁，他们的口号是：炼铁也炼人。

　　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就不会有漳泽水库，因为大炼钢铁搬掉了人们离家外出的障碍。在这以前，人们一般是不想离开家的，但如果是要他们出去炼钢铁就什么都变得可能的。到处新建了各种工程、大工程。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我们的伙食很好，即使半夜也有馒头和面条吃，高炉附近就有大锅供应面条。谁也饿不了，工地上还有宣传队，敲鼓队，还演电影。那会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全没了。

　　“那真是些难忘的日子。”张庄第一个参加炼铁的赵东胜说。1957年到太原学习小型柴油机的使用和修理技术，1958年8月13日，在他的保护下用马车把柴油机拉到了店上大队，这个大队在张庄以北20多里，那儿的人们已经修起了高炉，这个小柴油机能带动吹风机加大高炉的火势。赵东明是这样讲述这一段往事的：

　　这儿聚集着来自各个大队的2—3千号人，他们来的时候带的有马车、箩筐和扁担。开始我们先用2—3个高炉冶炼，后来不知又修了多少高炉。起初修高炉是用砖从地面往上垒，后来我们就象挖窑洞一样在黄土地上挖了许多高炉，反正高炉的形状都差不多——又低又圆，高炉修好后，我们把煤和矿石交替着一层一层地装进高炉。我们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竞赛活动，看一天内谁炼的铁最多，我们的口号是：“放卫星”。整个工地变成了一个大的炼铁炉，山谷中浓烟滚滚，烟雾缭绕。需要燃料时我们就到煤矿去拉，看见什么煤就拉什么。矿工们也在努力夺高产，他们说：“煤是工业的粮食。”

　　许多妇女也象男人一样在工地劳动，她们帮助粉碎矿石。到了晚上，整个工地都点起了油灯，照亮了整个山村。炼铁的人一下班就去帮助当地的农民干农活，帮他们刨花生时大家都吃个够，大队队长还告诉我们尽管吃。

　　然而，纪律是严明的，未经允许谁也不许拿任何东西。谁也没有在路边的地里挖过红薯，如果有人挖了，哪怕是一个，大家也会在群众大会上批评他(她)。

　　工地上只有三四个人在太原学过柴油机，所以技术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弥补技术人员的不足，我们就选出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加以培训。这样许多年轻人都学到了技术，学会了开机器、接电线，这些人在后来公社的工业中都成了骨干。到处都需要技术人才，而炼铁运动正好为培训技术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时候，叫人们出来劳动根本不费劲儿，人们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心，不用顾虑吃了上顿没下顿，只顾出动好好劳动就行了。我到了店上，我老婆去了史赵，我们把门一锁就走了，不怕丢东西吗?不怕。再说谁想拿别人的东西?那时候没人偷东西。1958年开始人们不再操心自己的财产，被派到哪儿尽管去好了，世界上任何事儿不用担心。

　　我们把劳动和军训结合了起来，所有民兵每天早晨进行训练。我们都是年轻人，上工时把枪带到了工地，训练的号声一响，我们马上就集合起来了。

　　那真是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日子!

　　不久，想数清工地上有多少人就不可能了，所有的人都出来炼铁了，所有的村子都空了。

　　市里中学、小学、机关的人也乘公共汽车来到工地，学生们用手帕或小袋运矿砂，与他们一起来的厨师在炉边点火支起了大锅。

　　山西这个地方，不论哪都有煤、有矿。我们具备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不为原材料担心，就连耐火砖也是我们自己烧，我们能自给自足，我们有采煤、采矿、挖土、采石、运输等队。

　　每天晚上到半夜时，协调人都召开电话会议，他们会通知：明天我们什么什么地方需要400人，第二天就有400人到达指定地点。

　　我刚来的时候心想做做准备工作也得20天，但几天以后第一座高炉就修好了，并流出了铁水，我又想我们会逐渐修建和完成整个工程，可哎呀，不久所有的高炉就都点火了，并安排好了负责管理这些高炉的所有人员，我心想工作一段就能休息，可哎呀，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回家。谁会想到这些?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心里总充满幸福和欢乐。

　　赵东明带着柴油机去了店上不久，张庄100多号男女(包括儿童)就到另一个工地——史赵去炼铁了。王文则、郭真宽、师才元在不同的时间都领导过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应急队伍。与此同时，张贵才带着由90人组成的第二支队伍到襄垣县西营的新水库工地去劳动了。史赵在张庄以北，离张庄仅7公里，可西营离张庄就有50公里。

　　先去史赵的100人人数太少，完不成分配的任务，所以又派人回村来叫人。夏天地里的活已干完，秋收的季节还没到，眼下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要干，所有能劳动的人就都去了史赵。那些以前连长治市都没去过的小脚老太太也跟着到山上运矿石，母亲把自己才5岁的孩子也带到了工地，那些孩子还太小的母亲把孩子留给了上年纪不能劳动的亲戚家里看管，自己也跟着大伙上了工地，村里留下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孕妇、和喂奶的，还有一些照看村子的基本人员。每个队留了一名干部，另外还有一位仓库保管员、一位会计、公共食堂做饭的几名大师傅，还有几个喂牲口的人也留了下来。留下的人当中管用的只有那6名干部、老人来洪顺死了，这6位为他抬棺材。一般一口重棺材要16个人才能抬动，可这次，他们六人竟然完成了这项大任务。

　　每个生产队派一个小组出动练铁，每个小组要自带粮食，锅灶和炊事人员。每个小组一找到合适的宿营地马上就修一个大的泥火灶。开始时，队员们先垒起一圈砖，在砖上加上木板，然后用泥把苇席和木板糊在一起，修成四墙墙，他们就睡在这四堵墙围起来的没有顶的露天的地上。可后来天下雨了，公社给了一些蓬布，他们就把蓬布搭在顶上，造成了临时帐蓬。虽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灶房，但无论你走进哪个厨房都可以吃那儿准备好的饭菜，没有人安排早、午、晚饭，只要你饿了，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都可以到离你最近的厨房去吃个饱，从南到北，沿路都是厨房，人们可以随便吃哪锅饭，没有人登记，公社保证所有人的粮食供应，公社后面还有长治市，这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物质基础。

　　开始，每个村的应急队伍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领导可以了解和比较每个生产单位完成任务的情况。炼铁的人们修的炉很低，高约1.8米，他们在炉底铺上耐火砖，最底层架上干柴，上面盖上一层煤，再上面盖上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直到装满为止，然后从下面点火，由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设备，大部分靠簸箕煽火，大约3天就可以开炉了。铁水一流出来他们就通知公社的人来检查。在史赵，炼铁的效果不总是好的;当时定的指标是每一炉出2吨铁，可他们常常只能出1吨半，铁的质量也太低，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送到长钢去回炉。另外，象我们大家能想象的一样，还有许多意外事故，有一座高炉靠电动鼓风机提供动力，结果有一天鼓风机坏了，不能提供动力了，火就灭了，已经熔化的一炉铁又凝固了，光把炉里的金属掏出来就用了20天时间，另一座高炉，负责看炉的人睡着了，这就几乎又毁了这一炉。

　　“正值‘大跃进’，大家都在卖力劳动，可他却睡了觉”，真宽说，12年后的今天他们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是党员，那就更不应该了。我们在工地上开会狠狠批评了他，人们要求开除他的党籍，可他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对不起大家，并请求大家的原谅，最后人们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会议既教育了犯错误的人，又教育了群众，所以不再要求开除他了。”

　　从这次劳动的节奏上讲，怎么能让人不瞌睡呢?很难使人理解当时能不打瞌睡的。“一到炉旁工作就没有昼夜之分了。”王文则说，“开始我们是倒班干，可不久就不倒了，一直干，一干就是2—3天不睡觉。”

　　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工作是不间断的，那么什么给了人们这么大的动力?使人们想起“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吃的东西。

　　“我们的伙食很好”，文则说，“我们吃了许多肉。那会儿吃肉就是革命者，如果不吃肉那就不是革命者了。过年的时候我们买了10斤肉并要求各家各户都得吃10斤，人们甚至互相比赛看谁吃得肉最多。”

　　“突击队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停下来吃东西。”才元说，“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各村各队自采自炼的规定很快就废除了，部分原因是要炼出质量较高的铁，运动的领导者们组织了这项工作，他们要求每个大队重点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史赵的矿耖资源相对短缺，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个工地，把重点放在了店上，他们在这儿重修了能产生更高效率，更大热量的高炉。之后，张庄来的人负责采运矿砂，其他大队的人负责冶炼。从来矿工作业到高炉工地有约1公里的路程，他们用平车、扁担，有些人用手搬运矿石，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用手搬或靠背背，如果矿石太大一个人背不动就两个抬。

　　第一次大突击战打完了，工作重新安排了，许多人返回了村上，最开始的100人一直在工地待到11月，不过有许多人也回家收玉茭去了。但是即使在收割季节也还有几十人在工地上，他们继续炼铁，炼了一年多。这些人中还有几个再也没回到村上。店上重新安装了设备，修整了高炉，建起了一个“东风公社钢铁厂”，这几个人就成了厂里的工人。到1961年东风公社又分成了四个公社，张庄归属马厂公社时，这个钢铁厂关闭了，当地的主管人把它变成了一个农具修理站。

　　后来，这些小型企业大部分都关了门。市里和县里的领导砍掉了许多小型工业，其中有一些是人们认为应该继续保留下去的，但一被砍掉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那时刮的是单干风”。赵东明说，“工业都下了马。‘收缩风’一来各行各业都开始收缩了。”人们把这个归罪于刘少奇。

　　在总结整个运动，谈到技术方面时，东明说：“我们东风的铁并不坏，不象其它地方，我们的炼铁炉出的铁是合格的。炼了多少?这个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只管劳动，公社领导知道数据。当然，那时有些机器坏了，可后来我们不是修好了送回去，就是付给了钱。”

　　真宽领着大伙回村收庄稼，可季节已过了。“我们一回到村上，天就下雪了，而且下得很大。所以大家不得不在雪里收割，从雪地里把庄稼运回家。刚收了庄稼，就又来了指示，要人到西门帮助修水库，陆晋中带了一帮人去了，我留在村里组织深翻土地，摘积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