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几代人住房的变迁

　　笔者出生于1965年，出生在一个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但并不是特别恶劣、离镇子（当今是全国明星乡镇）约10公里的小山村。说起我家几代人住房的变迁，从所知晓的曾祖父那一辈开始说起。

　　曾祖父出生于1901年，民国初年十多岁时，从外乡流落到这个小山村做佃农，长大后定居于此娶妻生子。至解放初土改时，曾祖父拥有两间低矮土墙草屋和一个窝棚。据长辈们描述，每间草屋面积约略现在的16㎡。窝棚是因祖父长大娶妻成家，搭建给曾祖父曾祖母两老住的。

　　因患病夭亡之故，祖父、父亲两代都是男丁单传，住房问题上省了不少事。父亲出生于1937年，1954年成家时，曾祖父建的两间草屋已经破败，无法再居住，在乡亲们帮助下，另修屋基（不能占田地）盖起了两间半稍微高大点儿的土墙草屋，总面积约45㎡。1964年，将其中的一间换成了檩椽瓦屋顶，另一间半仍为草屋顶。1972年，将两间半改建成了完整的三间，全部换成了瓦屋顶。父母生育三男三女，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72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渐渐长大，住房越来越显得窄小。1977年，在正屋一端折向建起两小间稍低矮的瓦屋，但八口之家仍旧显得拥挤。

　　八十年代后，社会转型，农村人不再被捆缚在居住地，可以天南海北流动，大大避免了一家老少拥挤的尴尬。大姐高中毕业后做了民办教师，只是偶尔回家住；大哥高中毕业后参军，复员后定居外地；笔者自1978年到距家15公里远的地方上公社重点初中，再到后来上高中、大学，在家住的时间很少，198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了“公家人”有了自己的住房；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负担继续上学（已经“包产到户”多年了），小小年龄开始离家走南闯北，一年到头也很少在家居住，只是过年时怀揣皱巴巴的三两百元钱身心疲惫的回家小住几天——深深庆幸他们都能正常活着长大，没有遭遇被拐卖或杀害。就这样，十好几年来，常年只有父母守在家里艰难劳作，守着儿女们的港湾。

　　进入九十年代，在家劳作的父母已经无力支付土地承包合同款和各种名目的摊派款，刚好也赶上政策松动，允许自行接洽搬到山外平原村子居住，于是，两个妹妹出嫁后，1993年，在亲友们帮助下，父母和弟弟离开了几代人居住的老屋，搬到了离镇子较近的一个平原村子里居住，东借西凑建起了两间简陋的二层楼房。父母离世后，2004年，弟弟一家不堪农村各种税费重负，彻底离开了土地，借钱在镇子上买了商品房住进了“空中楼阁”，以东鳞西爪打工为生。

　　笔者1987年元月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单位分配住房，约18㎡；月工资64元，食堂生活费最俭省亦需30元左右，所剩就那么一点儿，对父母“回报”极为有限。1994年，笔者结婚已一年多，有资格住进单位新建的两室一厅住房，约80㎡，但赶上了全国第一次职工住房改革，须“购买”，可手头积蓄基本为零，只好向乡下亲戚们借，凑了6000元交“首付”，另分两个阶段政策性贷款13000元。当时已进行了工资改革，每月工资近300元，就这点儿连借款加贷款本息共两万零一点儿的债务，直到2002年用了八年时间才还清。2005年因工作调动，按“房改”规则住进新单位190㎡大房子，首付、贷款本息、装修共约16万元，2014年方还清债务。

　　笔者讲述“我家几代人住房的变迁”，是想告诉新生代们，千万不要相信新中国前30年条件差是制度、政策造成的，千万不要相信社会转型后分田到户一包就灵、一包就富。

　　新中国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制，不过持续了三十来年。实际上，自八十年代初社会转型至九十年代末，已经分田到户近20年了，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山区，人们生活境况根本谈不上什么好转，很多人甚至更加艰难。农民如此，各行各业职工大体亦如此。只是到了新世纪，随着国家民用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在财力上有条件反哺三农了，随着工商业发育、国家基本建设增扩，能为农民提供不少打工机会了，部分农民生活境况才逐渐好转起来，但党和政府农村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绝大多数人欢呼社会转型，说提高了效率、积极性是假，获得了天马行空的“自由”倒是真。这种“自由”让多少人如鱼得水，让多少人惨遭横祸（主要指被拐卖被杀害），兹不另表。

　　正常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是匀速运动，而是加速运动，速度是逐渐增大、越增越大，正像滚雪球，雪球很小时，滚动起来增大就比较缓慢，但总会越滚越大，越滚增大得越快。

　　社会转型至今已四十余年，远远多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艰苦创业的前三十年，经过四十余年（基础已今非昔比）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发展，整体社会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当然有了大幅度好转，但是，拿今天的好转同四十多年前的艰难相比，从而自作高明口诛笔伐“制度”“政策”，哪有什么道理？

　　愿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好，愿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

　　202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