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对抗美援朝的回忆

　　由于时间久远，同时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回忆录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恳请知情者给予纠正。

　　一、响应号召，要求参战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第二天美国就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参战，同时派兵进入我国的台湾省。开始命其军舰炮击我商船、飞机、侵犯我东北领空、轰炸我边界的城镇和乡村，伤害我国人民。美国还声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气焰十分嚣张。

　　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激情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我和同志们立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保家卫国。大家一致认为，过去的抗日战争就是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今天，美军又在走日本的老路。我们是革命军人，有的曾经受到过日本鬼子的伤害，现在我们决不能再让朝鲜人民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犯和蹂躏!

　　事后我把大家的讨论和决心写成了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社。没想到我们的文章竟然刊登在了第二天《人民日报》上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宣传过，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也是受到同志们的感染和鼓励后做的一点小事。现在把它说出来，就是要告诉年轻人，我们过去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这篇短文登在1950.7.7第四版)

　　我家在河北省高阳县东赵堡村，自幼我就积极参加抗日小学和儿童团的活动，长大后又当了兵，参加了革命。日本鬼子践踏华北的“哒哒”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叫响着。特别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汉奸们活活地打死了我的父亲。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40岁的叔叔、12岁的妹妹还有我的祖父，三位亲人相继在仇恨和愤怒、饥饿和痛苦中离开了人世。然而生活在那种凄惨、愁苦和仇恨之中的何止我一家呀!在整个冀中、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遭到了日寇极为残酷的“抢光、烧光、杀光”政策的摧残。这些铭刻在心的记忆，在我的头脑中是永远抹不掉的。我坚信，帝国主义一日不除，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宁。

　　二、战前动员

　　赴朝参战以前，我在68军侦查科做参谋工作，住在张家口的宣化。开战后的11月份，我们转移到了天津郊区的北后村，开始了全面而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思想教育——“三不怕”：不怕美帝原子弹，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怕美帝打到我们国内来”;“三视”：敌视美帝、仇视美帝、蔑视美帝。让我们从最困难处着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还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

　　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自1840年以来，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

　　1950年，在刚解放的城市和我国的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他们急切盼望着美国这个后台老板能跑到前台来为他们出气，盼望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反攻的机会。“三不怕”和“三视”的教育，生动、准确、及时，使我们一点就通，使我们树立起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敢于战胜美帝，要英勇杀敌，争取立功的思想。

　　三、入朝

　　杨成武指挥的20兵团68军，是我志愿军的预备队。根据五次战役的进展情况，于1951年6月底，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长途的行军。我们携带了背包、军鞋和其它军用品：方块雨衣、水壶、急救包、炒面袋子、牛肉干，比解放战争时期算是丰富了许多。另外每人还注射了防疫苗。行军途中，我与一位朝鲜联络员(翻译)在前头带路。行军路上，我边走边问，学一点朝鲜话。如：“这叫什么村?”等等。

　　这一年，我们的空军和防空的火炮在苏联的帮助下，已有所加强，敌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不少。但对防空仍然不敢放松。坚持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

　　有一天晚上，我们走到一个叫球场的地方，来了一辆“嘎斯”汽车接我们。这也是我第一次乘车行军。记得天色一片漆黑，汽车行驶在一条山路上，可是连小灯都不敢打开。由于路窄，走了不多时就被堵住了。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车越聚越多，大家都是干着急。幸好那天敌机只是经过了几趟，并没有轰炸。可能是隐蔽得好，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直等到天快亮时，才通了路，众多的车辆很快就无影无踪了。真佩服那些司机们的胆量和技术，那时行车的危险和难度在和平的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天亮前我们到了距公路稍远一点的一个村子，伪装好汽车，开始休息、做饭，然后等到天黑再出发。

　　四、行军途中

　　有时候我们一整天都是在树林里行走，又遮太阳又防空。这片树林的树距均匀，树龄也很接近，不象是自然树林。道边上竖着“爱护树木”的牌子，可能是人造树林。

　　又有一天，天下着雨，洪水把前面的路冲坏了。我们在一座山上停了下来，准备在树林里露宿。大家把几块方块式雨衣连接起来，搭成一个帐篷遮雨休息。那天我们断了顿。联络员同志就领着大家挖“道拉基”。“道拉基”又叫“野人参”，吃起来有人参味，不过有的也发苦。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在朝鲜流传着一首民歌，就叫《道拉基》。

　　后来，公路两旁的村镇都被炸成了废墟，而且越往南走，越是大的村镇被毁坏得就越是严重。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朝鲜人民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我们的战士都看在眼里，急在脸上，记在心上，一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就想立即痛击美国侵略者!

　　五、作战

　　我68军入朝不久，就开始了停战谈判。敌人总想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搞到手。谈的时候少，在战场上见高低的时候多。于是，敌人就在1951年夏末秋初之际发动了攻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68军在东线投入了战斗。任务是在北汉江以东至文登里十余里的山地对面组织反击。当时我军刚接过朝鲜人民军的防地，没有工事。多处是石质山，也很难构筑工事。敌人的炮火有空中优势，我部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打得勇敢，打得顽强，在连续几天的作战中，多数阵地，一天之内要打退敌人十几次到几十次的冲锋，顽强死守，岿然不动。大量地杀伤了敌伪的有生力量。然而在北汉江东侧二公里的对面，则被敌伪首都师推进了约二公里。因此军首长极为恼火。

　　六、巡视

　　一次正在行军，天下着雨，军首长叫我和我们科长二人到防守该阵地的202师606团调查原因。我们找到团指挥所后，耿宏团长虽然没有过多地说话，但是我们明白了作战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在敌人炮火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没有工事作依托，伤亡过大，形成了阵地只能由少数人防守的局面。团长说：“一个电话员在查线路的时候，到了一个山头，没看到一个人，于是他就留在那里坚守着。”团长又说：“我们正在组织团部的勤杂人员和参谋干事们前去增援。”

　　他指了指附近被炸毁的一片房舍说：“在那里，敌机曾用‘大把抓’把我们的一个小分队，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大把抓’就是集束炸弹。

　　听了耿团长的话，我们认为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则应当抓紧时间向上汇报，请求给部队以必要的补充、增援或替换他们休整。实际上我们的敌人在我军的强力阻击下，也受到重创，成为强弩之末了。果然，没过多久敌人的攻势就停了下来。通过这次调查，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就会联想到606团那些与敌人拼杀的英雄们，就会告诉身边的人“这是真的”。

　　就是在那几天最激烈的防御战中，我的战友，605团的侦查股长候景祥同志、我最敬重的202师侦查连长赵老久同志也牺牲了。前者我们同时参军，在解放战争中曾一起战斗。他很聪明会讲令人捧腹的笑话，字写得很好，作侦查工作勇敢、机智，不怕死。后者是解放战争时的老侦查员，比我大好多岁，他总是干净整齐，讲究仪表，人也英俊。虽然大字不识多少，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会忘记。人很机灵，那里有艰险，那项任务最艰巨，他都会亲自带领侦察员们去完成。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何处。

　　七、文登里

　　从606团返回后不久，我和科长又奉命去了文登里一带的防守阵地，了解204师的情况。文登里是贯通南北公路的交通要地。该师610团防守公路以东不远处有一座1000米高的山峰，我们称它为1111高地，它是文登里左翼的一个天然屏障由朝鲜人民军防御。公路对面有一座山叫鱼隐山，也在千米以上，是文登里的又一个屏障，由202师504团防守。对面的敌人是美第25步兵师，它企图凭借机械化和空中的优势迅速向北挺进，将我防守部队分割歼灭。

　　我们从师部赶到鱼隐山，一路走的是高山绿林、杂草丛生的山路。团指挥所设在山顶上，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掩蔽所。在它旁边几米处还有一个观察哨。接待我们的是作战股长俆忠祥。徐股长说，昨天这里遇到了敌机投的凝固弹、汽油弹的轰炸。观察所的同志负了伤，这种汽油弹爆炸后溅到人身上很难搞掉。他还说，敌人进攻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山峰以南的几个高地。在那里一天要打退敌人十几次的冲锋。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从通报里看到人民军1111高地阻击得也很顽强。敌人久攻不下，死伤很大，无可奈何，垂头丧气，把它叫做“伤心岭”。50年后的今天，美国有的文章把“伤心岭”战役和美国空降师被围遭重创一起，称作二战后最黑暗的日子。

　　八、坦克阻击战

　　在敌人的秋季攻势基本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去了204师。在师部我们找到了侦察科芦科长，他说，610团李团长带的这个队伍作风好，特能打。在敌人坦克的大量进攻面前，部队毫不畏惧，沉着应战敢于贴近打。他还特别指出，610团把打坦克的阵地修到公路边上，接近射击，打击坦克很是得力。就这样把敌人的坦克击毁在阵地前，使其无法前进一步。

　　另外他还介绍了610团侦察参谋刘XX的事迹。刘参谋是北京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他在文登里作战中对坦克很感兴趣，多次到坦克里拆卸通讯器材。他还完成了到敌阵地前潜伏侦察的任务。我知道，美军在夜间，有照明弹和探照灯、有值班炮火和轻重机枪的射击等等。刘参谋的机智勇敢，可以说是610团的缩影。它也说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是打胜仗的根本。

　　1975年我在军分区工作时，见到民兵训练教材里就有文登里阻击坦克作战的战例，非常高兴。

　　九、“三反”运动

　　军首长为了便于指挥部队作战，在距前线十几公里的自在沟小山庄，设立了指挥所，由30人组成。指挥所到位时，敌人的秋季攻势基本停止，开始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但是敌人仍凭借其炮火和空中优势来压制和消耗我军。在一线阵地上空经常盘旋着三种飞机：一空中侦察机，每天都可以见到它在低空中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似的飞来飞去。战士们都叫它“大醉鬼”，又因为头部是红色的，也叫“大红头”。它有时也向我阵地投放冒着不同颜色的信号弹，指示其它飞机轰炸和扫射。二是一种黑色飞机，它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空中飞行，是专门为其炮兵侦察我军目标的，而且还帮助校正目标，被叫作“校正机”。第三种是在晚间才临空盘旋，向我军喊话的飞机。通常是台湾来的女广播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细声细气的喊叫。我全体官兵无不嗤之以鼻，这也是一种无效的宣传。

　　针对这些情况，部队不断地研究和掌握其活动规律，增加各种措施，尤其是在我工事不断加固的情况下，减少损失，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阵地前线，我们被告知，一发炮弹是一个中农财产的价值。教育我们打仗时也要想到节约。我们组织优秀射手，对敌人阵地上的暴露人员打冷枪，积少成多，也给了敌人以大量的杀伤。

　　在在战场上，我们也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们“前指”主要是对管理科的个别同志和作战科长进行了“打老虎”的活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面对面地质问、说理和清查帐目等等。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听了传达后印象很深。我们“前指”的人，都用书面形式作了认真的检查，不放过一点点浪费的现象。沾公家便宜的小事，如：用信纸、信封写私信也都作了检查，极为认真。从而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再也不犯这方面的错误。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是反腐反贪工作的起点。

　　十、反击攻坚战

　　停战谈判，谈谈停停，这期间的战斗总带点其它的味道。我们在敌人攻势中失去的北汉江东侧的那块4平方公里的地方，在攻势过去后，我军就要把它夺回来。为此，军参谋长宋学飞领着我，曾经查看过卡秋莎火箭炮阵地。原想依靠火箭炮收复失地，后来计划被搁置。在敌我对峙一年后，我方构筑了以坑道为主的阵地之后，于1952年秋开始了反击战。

　　反击的目标有两处：一处是中央部位，949高地北侧的敌伪9师的阵地。另一处是北汉江东岸东西长，南北窄的571高地，敌伪9师的一个连守着的阵地。敌人已经构成了连接明暗射击掩体和小型坑道的坚固体系。

　　我到203师检查工作时，曾有幸参加过讨论作战方案的师党委扩大会。203师指挥员们在长期的对峙中对敌人的火力掌握得比较清楚，对攻克敌人阵地也是有把握的。但是对收复后如何经受敌人的空中密集火力的袭击有所顾虑。当时很有名气的杨栋梁师长，反复提出，不要干傻事。大家在烟雾缭绕之中，七嘴八舌提出了许多好点子，••••••

　　几天之后，9月18日晚上同时向敌人的两个阵地开火，并且很快就把阵地攻克，消灭了敌人。在随后的几天里，抗击了敌人连续多次的反击和敌人空、炮的密集袭击，并且使部队的伤亡减到了最低的限度，还把俘虏押送到了后方。

　　十一、遭到空袭

　　在军机关驻地没有敌机轰炸的担忧，但是防空意识是不能放松的。“前指”在远离公路的小山沟里，人员少，目标小，几个月以来从未遭到敌机轰炸。指挥部合并后多数科室住在自在沟西侧的一个村子里。该村叫和平里，有100多户人家。人员多了，目标大了，被发现的机会也就多了。但是主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叛徒。

　　有一天兵团通知说，兵团作战参谋刘XX去前方检查工作时，人不见了。他踩的脚印是奔向了敌方，刘某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通知要求军部变更驻地，防敌空袭。

　　此时我被派到和平里去寻找适合转移的地方。有一天一架敌机B¬—29型轰炸机直奔和平里而来，水平投弹，狂轰滥炸了一番。我们科住房北侧着了火，但是没有人员伤亡。后来在我们科向千米山外的桃坡里转移时，我看到一户朝鲜老乡家被炸得家破人亡，一片废墟并且还在冒烟。

　　此后，“军指”为了开庆功会，在自在沟南侧的一个小山沟里修建了一个礼堂式的大掩蔽所，上面插满了和周围环境一样的树枝和杂草。即使这样，还是被敌军发现了，结果是被炸得一塌糊涂。有几个战士受了伤，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后来我们还是成功地举行了庆功会，参加庆功会的还有祖国慰问团的知名人士。

　　这段时间，我亲耳听到敌机轰炸的爆炸声。这声音确实有一种震慑力，但是却没有想象中那样大的杀伤力。

　　十二、纸老虎

　　敌机对“军指”轰炸之后，在人们中间就流传开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的炸弹未炸，我们的工兵在对其进行拆卸时，有一枚里面却有美国工人阶级“寄”给中朝人民，支持打击美帝的传单。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知道了美国人民同样是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

　　有一次204师高炮部队打下了一架飞机，俘获了驾驶员。当我们询问他这次飞行的任务时，他竟然说，因为赌博输了钱，所以想飞过警戒线，能拿到更多的钱，好再去赌。这就是美国的军人!从他的嘴里还了解到：一美国军人当中不少人有大学文凭。二他们大多身上都有裸体女人的相片。三他们从后方到前线划有几条不同的工资线，越靠前线拿钱越多。美国的军人是雇佣军，参军是一些人谋生的手段。四美军每个连都有一个神甫，定时或不定时地领着人们做祈祷。特别是在打仗之前，一定要祈祷上帝保佑的。

　　十三、中朝友谊

　　1951年秋，我在军指时住在自在沟的一户朝鲜人家中。山沟东西长4公里，它的中段散落着四户、五户人家。沟的西端连着一个南北走向的山川，沟的两侧山高林密。山坡上有一片农田。特别是在北山密林深处常有野猪出没。人民军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狩猎以改善伙食。山沟东还可以见到从树林根部渗出的水滴，集少成溪，长流不止。可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需。那水喝起来有点甜，含有较多的营养。朱学飞参谋长多次说过，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壮，长得也胖，就是因为这里的水好。的确，我们的房东和沟里的人们，吃的很简单：大米饭和一、二指长的黄豆菜，还常喝凉水，冬天里就把雪放在桌子上大家吃。不记得他们吃过鱼、肉，或肉炒菜等等。

　　有一次人民军战斗英雄来作报告，房东大妈精心做了好吃的食品，请英雄品尝。那是用一个个木质高脚托盘，盛着一张张粘着的圆薄饼，这就是最好的了。

　　我和高参谋住住在一起，房东家有4口人，两位老人和13、4岁的小女儿，大女儿出嫁了，是个军属有时也住娘家。他们家比较穷，只有两间草顶房，连着一间没有门的厨房，还连着一个牛棚。这也是当时朝鲜农村最普通的农家模式了。房东为了照顾我们，把热炕头的一间让给我们住，他们则住较凉的那间。房子的间隔是推拉门，我们感觉很亲近。有空时我就爱唱《金日成将军之歌》，这时他们往往也会唱起来。后来我们还互相教唱，我们还学了些朝鲜话。这样，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离开自在沟两年后，我跟随李达参谋长视察64军军部的时候(那时他们住在那里)，还特意看望了老房东。当时他们正在吃饭，见到我很高兴，后来“阿妈尼”抹着眼泪说：“先前听说你被炸死了，现在又见到你了，我们高兴啊!”我想，他们一定为我哭过好多次吧。

　　十四、难忘的战斗

　　1952年11月我调到“志司”工作。原来上级打算把情报处和参谋作战处分开，需要增加人员。我报到后见过处长和副参谋长，还有负责情报工作的崔醒农处长。我的第一件任务是测绘一幅美军一个连的阵地“老秃山”地图。由崔处长口述，我来画。地图很快就弄好了。当时正是进行“上甘岭”战役的时候。

　　美军在我军对敌连、排阵地反击胜利之后，很不服气，想显示一下他们还有进攻的能力，非要把上甘岭拿下来。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也毫无进展，并且被我军打惨了、打怕了。

　　与此同时，我军在西线攻克了美军一个连的阵地。这大概就是邱少云烈士牺牲时的那次战斗。美军阵地经过一年多的修筑，十分坚固。它有碉堡式的射击掩体，有明暗结合的交通壕。阵地前有二十多道铁丝网和布着地雷的障碍地带。我军攻克阵地后，美军的空炮又狂轰滥炸，使这个小山头的绿色全无，焦土一片。美军记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老秃山”。

　　十五、“志司”印象

　　我初到“志司”时，觉得她是一个很大、很神秘又很威严的指挥部。她住的地方叫桧仓，那是一个开了几十年，并且还在开采的一个金矿区。我乘车来时，走进沟时还要把障碍物搬移。进沟后沿着沟底小溪南侧的公路，向东行驶了好几里，只见北山坡全是采矿和选矿的场地。其它的地方则看不到有什么建筑，不像有什么机关驻扎。走近了才知道，在那一个个旧坑道口处，修建的是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长达数米的办公室，真像小山坡的一部分，是难以辨别的。那错综复杂的旧坑道，有高、中、低几层。低层的山高足有一、二百米，高层的也有一、二十米。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美军打伊拉克、阿富汗所用的炸弹，也是无可奈何的。

　　可能因为有金矿，山上没有树，草也不茂盛，再向东若干里才是树林区。那里仍然有一条和自在沟一样的小溪。在小溪旁就有人家了。

　　我们处长叫杨迪，是个“老长征”。崔醒农处长是山东人，是读过“四书”的，“三八式”首长。参谋长是原来“一野”的副参谋长可能叫王政柱。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能力都很强，对参谋们既严肃又和蔼，思想好，作风好。他们在大机关中工作时间长，具有我军的优良传统。当时，“志司”中还有苏联顾问。我知道的有一位中将、一位中尉参谋和一位翻译。那时，每天晚上都有一点时间学习俄语。

　　在作战处还有一个新华社的随军记者，是广东人，在琼崖总队工作过。许多关于志愿军的报道，都在这里经过他才上报的。据说向外界报道的我军的伤亡、击毙敌军和俘虏敌军的数字都由作战处掌握。如1953年8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的击毙、伤和俘敌109万。南朝鲜国防部编印的《韩国战史》记载的总损失为113万人。我方的数字不仅没有夸大，而且还少着四万。这说明我军的统计数字是准确的。

　　在“志司”里，还有朝鲜人民军的崔康健次帅和他率领的参谋们。我接触最多的是一位姓金的和一位姓白的参谋。不仅他们都常住这里，而且金日成首相也常来桧仓。他平易近人，每次来都会到山坡那块平地走走，他总是那么沉稳、庄重，他走路时不快不慢，微微摆动着双臂。

　　十六、跟着干，学中干

　　我到志司后，见到最多的是杨得志司令员。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老太太，头发总是向后梳着，不爱说话。有一次，彭老总到我们办公室视察，我正在拉二胡。他说：“你会拉二胡?”我赶紧站起来说：“不会，正在学呢。”解方参谋长从谈判代表团回来后就主持司令部的工作，他是一位能力强，水平高的首长。他一来就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业务职责、工作方法写出来。我写文章的能力差，真不知如何干、干得好/?其实那时我的工作也不很明确，于是我犯了一阵子的难，交得迟，也没写好。

　　参军后，我就一直跟着领导干，跟着同志们干、学者干。我们既没有人学过，也没有人教过，想找书也找不到的。我们只能是一边学，一边干。这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想，若不是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里，而是在其它的地方或行业，那么“适着生存”、“物竞天择”的规则，可能会使我连讨饭都找不到门的。所以我很感恩，感谢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他们的领导和指引，使我们这样的军人在革命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起来。

　　十七、艾森豪威尔

　　后来明确了我的任务，我担任敌空和海军方面的情报工作。我们每天接收到不少北京的通报。我要把有关敌空、海军的内容，给予登记和整理，把一些重要的敌情及时报告给领导，还要定时定期地在敌情通报中，加上这方面的内容。

　　1952年冬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因为他是二战时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他在竞选中多次提出，要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他上台不久，就到日本和南朝鲜视察。就在这几天，北京方面多次反复地查证，北朝鲜西海面敌人舰船的活动情况，并且査得很仔细，连一只小机帆船都不放过。原来是担心曾是军事将领的艾森豪威尔，有可能到西海岸亲自视察。因为西海岸的清川江到元山是朝鲜最北部的一个“峰腰部”。如果从那里登陆，就有可能切断我后方，围歼我部队。这对我军是很危险的。

　　不久，志愿军就依照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以梁兴初为司令员的“西海岸指挥所”。调集了38军、46军等主力部队，在清川江附近及其纵深地区，实施了抗击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艾森豪威尔也一直没有在北朝鲜登陆。

　　十八、悲痛的日子

　　1953年3月5日我正在值班，接到北京总参的电话，非常简单地通知我们：“斯大林逝世了”。听后我就转过身，对着办公室，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斯大林逝世了”。顿时，十几个人的办公室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都愣在了那里。实际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都在悲痛、在默哀。这一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斯大林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所崇拜的领袖，苏联是全世界革命的榜样。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儿童团就唱过：“第二战场快快开”的歌、知道一些有关苏联的故事。解放后，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大项目就有50多个。苏联是人类解放的先驱和旗帜，是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保障。

　　斯大林逝世后，顾问组立即启程，回国奔丧，并且是有去无回。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反斯大林的黑报告。从此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她的受挫时期。多亏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开展了与苏修的斗争和论战，维护了我国的稳定，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教育了我国及世界人民。

　　十九、最后的战役

　　金城反击是迫使敌人停战的最后一战。此前，李承晚明确表示还要打下去。并且扣压我战俘人员拒绝签字，高喊什么：“要单独干”、“要北进”。因此我军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李伪军队，叫他老实服输。

　　金城位于上甘岭以东10公里，是一座小城，其南侧从金化(上甘岭南)以东到北汉江为敌我对峙最北端的一个弓背地带，以轿岩山为主峰，连绵起伏21公里。那里部署着李伪首都6师、8师、3师等四个师。其阵地经过近二年的经营，构筑了盖沟、坑道与明暗地堡相连接，多层次地环形防击工事，十分坚固。火力配系严密，在这些工事前还设有数百米的地雷，和铁丝网组成的障碍地带。

　　我军从1952年秋季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之后，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部队。此次战役，我军的意图是集中20兵团的四个军，调动上千门火炮和上百辆坦克，突破其坚固设防的阵地，继而分割、穿插和歼灭敌人。

　　7月13日晚总攻开始，全线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我军多个小分队像钢刀一样插入了阵地深处。敌人全线崩溃，从上到下乱成一团，在惊恐中纷纷要求撤退，要求增援••••••

　　我的任务就是在地图上作标记的，那时变化之快，根本就来不及摆毛线阿，插红旗呀，等什么，那里就该一片红啦。我军用红色作标记，敌军用蓝色作标记。

　　到14日、15日的晚上，敌4个师的阵地、长21公里，纵深6—8公里，共170平方公里，就被我军全部占领，敌伪4个师大部被歼。尔后又在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的战斗中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就这样毙、伤、俘敌7万余人。终于迫使敌人于7月27日，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在我们墙上的挂图上，标出了两个情况：一在右翼有一支小分队，从敌伪首都师阵地上穿插了进去，进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到了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活捉了敌团长。接着向南又捣毁了美军的炮兵阵地(伪军各师都有美军炮兵)。当时大家都很振奋。原来这又是203师打的漂亮仗。我作为68军的老兵，也感到很自豪。后来这件事被搬上了舞台，传遍了中国。

　　另一个是在我进攻部队的左翼，有一支部队在完成了攻占敌人阵地的任务后，14日、15日这两天仍在不停地向南挺进，已经超出了我军占领线十来公里。当时我也很担心它会被敌人吃掉。但是他们行为却震动了敌人，使敌人产生了错觉，在惊恐中仓促调集兵力，而穷于应付。他们的行动同时又为我军抗击敌人的反扑，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毛主席评价这次战斗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二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二十、“狗”的本性

　　停战后，志愿军的领导就全换了。在20兵团指挥打过金城反击战役的杨勇任志愿军司令员，19兵团的李志民任政委。原二野参谋长李达为参谋长。

　　1953年初秋，李参谋长带各处的五个参谋，一个处长，视察了整个朝鲜战场和各个部队。情报处派我去了。我们乘几辆吉普车先到阳德，那里可能因为处在密林深处，保持得相当完好。然后我们到了元山港。港湾的北部有一个深入到海里的二三里路长条岛。岛上绿树成荫，非常美丽。我们没有向海里走，就向南经过转马里、高铺里山，到15军军部住了一晚。次日到了68军驻防的60军军部——自在沟。接着又到了金城地区的24军。该军军长张震与李参谋长是老战友。24军给了我们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沟口还有乐队迎接。吃饭、看节目还送苹果给我们。我们没有见到张军长，因为他乘车上山时负伤了。张军长是主动要求到朝鲜来的。这座山就是轿岩山，高600多米，是这里最高、最雄伟的。它也是我们在反击中夺过来的。

　　从轿岩山向西，大约十五公里就是五圣山。这里曾是上甘岭防击战时的师指挥所。我们到山顶上向南看到了上甘岭和邱少云牺牲时的那个高地。五圣山显得又高又陡。下山后我们还到了上甘岭。上甘岭300米，不高，南北长。山头上还有层层被炸翻的细土，随便抓把土，里面还会有不止一块的碎弹片。

　　看过上甘岭后，我们就直奔开城。在那里又参观了签字大厦、交换俘虏的场地和板门店在38线正中央建立的会议室。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清川江口，看了抗击登陆的阵地和工事。最后返回“志司”，走完了视察的全路程。

　　这次视察，我难以忘怀。我们走了一路，李参谋长讲了一路。通过这次视察他向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有“狗”的本性。他第一次是在兵团司令部讲的。当时兵团司令王金山主持召开了一个欢迎会。李参谋长在会上讲道，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像狗一样，它想咬你时，如果你不怕它，拿起棍棒打它，它就会夹起尾巴逃跑。否则，如果你怕它，想后退、逃跑，那么，它一定会追上来，非咬你一口不可。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二十一、文化生活

　　志愿军的整个文化生活，随着坑道工事的逐渐加固，也就一步步地好起来。在203师战术反击作战时，我曾经到过某团侦查班所住的山岭上。看到树上挂着用敌人弹壳制作的锣和钹等娱乐器材。当即照了像，并保存至今。那时坑道和交通壕都很讲究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比较宽敞的地段，还命名为XXX大街。各单位还要开展评比活动等等。

　　到了志司以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志司办公室的坑道里，有一个大地下室，天天有演出，特别是祖国慰问团到朝鲜时都要到总部来，慰问演出一番，显得非常热闹。

　　记得在停战以后，在金矿沟口西北几百米处，有一个广场。广场北侧的山坡上，就是毛岸英烈士所在的烈士陵园。这个广场上搭了一个大的临时建筑，办了一个很大的战斗英模展览。就是在参观展览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的陵墓。就是在这个广场上，我看到了梅兰芳、周信芳、裘盛荣、李富英、马连良他们的同台演出。那时虽然并不懂得京剧，但是知道他们的名气，看了以后也很高兴。

　　有一样，虽然他们很少演帝王将相，却多是才子佳人。特别是从上海来的一个越剧团，演的是《西厢记》、《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戏虽然有反封建婚姻的意思，却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气氛并不协调，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各文艺团体，志司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评论。比如常香玉的豫剧团作风就是好。他们一有空就到连队，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人们评论说他们的“行头”旧。最差的是总政文工团，他们对住坑道有意见，对吃的也不满意，结果弄得志愿军领导向慰问团的领导提出，要求他们回国。

　　我们志愿军总部也有一个京剧团，该团就住在志司机关所在地。在他们住处的东侧有一个简易礼堂，一些大的活动就在那里进行。这个京剧团，不管有什么评比活动，他们总得第一。如美化环境方面，他们在宿舍前用花草和小石子搞了一个花坛，很好看!搞卫生、学习近平总书记路线等等也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京剧团是在解放沈阳时，从国民党军队那里投奔过来的。他们知道旧社会的苦，更懂得解放后的甜，所以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又焕发出了青春。该团除了主要演员方荣翔和一位姓段的“胡生”外，也没有多少过硬的演员。方荣翔是裘盛荣的徒弟，在裘盛荣来慰问的日子里，师徒二人除了亲近之外，又专门教学了一番。后来方荣翔在礼堂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穿军装，授军衔。其实他每月工资300元，如果评了营级，每月工资才160元。毛主席当时的工资才400多元。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待遇是很好的，方荣翔不爱金钱而珍惜军队荣誉的觉悟是很高的。正是他们剧团首次排演了《奇袭白虎团》，对志愿军进行了热情的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