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不老

　　5月4日，是生态文学作家胡冬林的忌日。冬林已经去世五年了，他的作品、他的故事仍在广泛流传。胡冬林已经成为生态文学的一面旗帜，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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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冬林的作品，写的几乎都是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故事主角是长白山里的青羊、狐狸、山猫、青鼬、野鹿、野猪、水獭、蘑菇等等。甚至作品的标题，也都直接写上动植物的名字，包括著名的《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山猫河谷》《黄金鼬》《约会星鸦》《蘑菇课》《青鸟晨歌》《金鹿角》《野猪王》。

　　胡冬林描写的长白故事，大部分源自亲身经历。他认识长白山的180多种鸟类，220多种植物，七八十种蘑菇，30多种野生动物。在胡冬林看来，能够准确识别，叫出名字，只能算点头之交；真正的认识，是知道这些生灵的前世今生，甚至有互动。

　　胡冬林是吉林省作协专业作家。为了认识和书写大森林，他从长春搬到长白山里，住了五年。加上前前后后的短期居住，他在长白山住了八年多。胡冬林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去生活。他选择山居，与其说是为了创作，不如说是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他租住的房子，离大森林很近。他几乎每天进山，大约走15公里左，傍晚才回来。他的口袋里，总是带着笔和本子，随时记录观察和经历的事情。在长白山的五年间，胡冬林写了日记和作品上百万字，最著名的是那本《山林笔记》。

　　这部没有任何虚构的日记体散文，涉及190种鸟类、40种哺乳动物、58种昆虫、13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5种鱼类以及好几种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

　　《山林笔记》2020年7月刚出版，就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列入月度中国好书榜单。榜单发布者说，这是一部关于大森林、野生动物、山民生活的全景记录。全书两卷三本，洋洋112万字，写的是大森林见闻、故事、生活、快乐以及无奈、愤怒，被誉为用生命完成的生态文学精品。

　　行走在大森林的胡冬林，见到一堆野生动物粪便，可以琢磨好久，为了搞清楚一头熊的生活轨迹，可以追踪一整天甚至几天。为了研究蘑菇生长的奥秘，了解那些围绕着蘑菇发生的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之间的鲜活故事，他连续多日进山。他说这是蘑菇课，每课四五个小时。他细致地观察了三年，终于写出五万字的散文《蘑菇课》。而散文《约会星鸦》里的观察，则整整用了5年。

　　胡冬林的背包里，装着简易帐篷和专业矿灯，一旦遇雨或者天黑赶不回来，就只能在森林过夜。背包里当然还有饼干、火腿肠等食物以及望远镜和照相机；水就不用带了，大森林到处是清冽的山泉和溪流。

　　胡冬林不习惯用电脑，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出来的。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稿子交给也在吉林省作协工作的妹妹胡夏林，由她帮着打出来，然后再改。

　　在他笔下，大森林的动物和植物跟人一样，是有感情的。在散文《狐狸的微笑》里，有这样一段，写得很感人：

　　母狐的双眼睁的大大的，眼睛却黯淡无神，眼角有大堆眼眵，凄楚哀怜又十分紧张地盯着来人。

　　见母狐眼角的眼眵，喜彦（本文注：胡冬林的朋友，曾经的猎人）心里发酸。心急火大和长时间口渴，动物才这样啊。

　　他轻声对母狐说，别动，别乱动啊我来救你啦。母狐听懂了话似的一动不动。

　　胡冬林以人的感情揣度动物感情，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青羊消息》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

　　头羊见状马上摇头喷气，开始用前足轮番敲击地面。坚蹄敲打岩石，如击石鼓，发出一串串爆响，震得耳朵发麻。它是在吓唬我们，许多它的高山同类都会这一招。这也表明它不会发动进攻了。

　　爬下崖台时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发现那团浓青中有个东西一动，那是一只一岁大的羊羔，正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望着我。

　　草食动物都有一双仿佛总在流泪的双眼。

　　胡冬林的观察，是这样细腻；他的表达，是这样情感充盈。他把动物和植物当成朋友，而不仅仅是描写对象。

　　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2011年一家慈善机构在长白山西坡放生六百头梅花鹿，野生的已灭绝三十年。其中五分之一乞食时被居民打死，余下的勉强度过夏秋，入冬后依偎取暖，在最冷的黎明前倒下，在几个山坡阳面东一堆西一堆分布，尸体的头颈部都朝向东南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它们至死都渴望阳光的温暖。

　　每当描写这些场景，胡冬林都痛心疾首。

　　只身进入大森林，胡冬林从来不带刀。对野生动物朋友，不能伤害。他唯一的防身工具，是防暴催泪喷射器，万一遇到熊袭击，最多让对方麻醉一会儿，不会受伤。

　　他说，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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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冬林专注于写野生动植物，而本质上是写人性。

　　正如评论家周刚所指出，胡冬林作品的关切点并没有离开人。我并不完全认为胡冬林是所谓的“生态写作”，也不同意胡冬林的写作是所谓“对人学的反驳”。胡冬林的意义在于，他虽然远离人群，却深入人心，洞察人性。他表面关注的是自然和动物，其实他的精神利器却直指世道人心。如果离开对人的关怀，就不会有我们对胡冬林的关注。可能是我本身过分愿意联想的缘故，每当阅读胡冬林的作品，不管他描写的是什么，在我的意识中想到的却总是人和人的社会。

　　近年来，关于生态文学是不是“人学”的话题，屡有争论。这说明，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越来越活跃。“人学”这个概念历来就有多种解释，胡冬林坚守文学必然指向人性的基本规律。中国好书榜单关于《山林笔记》的推荐意见说，胡冬林作品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中，反观人的生命之美，由自然之壮美映照人性之纯真。生态文学仍然是文学，归根到底是要涉及人性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是古老的三大哲学问题。有人说，儒家阐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道家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强调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文学可以也应该解读这三大问题，但不必也不可能将其严格分开。

　　毫无疑问，生态文学更多地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当代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根源由人与人的利益之争。人类之所以掠夺性地利用自然，近乎疯狂地破坏自然，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如同战争、灾难考验人性一样，人性中的真伪、善恶、美丑，在这种利益争夺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文学不能给出具体解决方案，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深入追问。追问的最终结果，一定指向人性。描写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的人性，成为生态文学的基本使命。

　　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完全可以把自然、把野生动植物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但并不影响拷问人性，也不会改变作品的文学属性与功能。人对动物的态度，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人与人的关系。从大尺度来看，人怎么对动物，就怎么对人。人怎么看动物，其实也就怎么看人。暴力地对待自然，也就会暴力地对待人类。

　　而胡冬林最担忧的，恰恰是人性堕落。他说，“动物之殇，其实是人性之殇；自然的悲哀，其实是世道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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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冬林不仅仅是生态文学作家，更是坚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者。研究胡冬林的作品，一定要同时研究胡冬林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把胡冬林读浅了，读窄了。

　　胡冬林创作高峰的几年，正是我国环境污染与治理最胶着的时期。胡冬林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参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他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方式。他说，“生态作家要以身作则，一方面是作家，一方面是战士，不仅仅依靠文字，也要身体力行去守护一方水土，守护生态环境。在长白山的这5年多是我人生的大转折，也是我创作的大转折。这段时光是我的创作高峰，同时也是我人生的高峰。”

　　胡冬林在长白山生活的几年，不仅一直在写作，而且始终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直接对战。他的对手，往往是凶险的，或者是非常强大的。他那拿笔的手，必须随时攥成拳头。

　　关于胡冬林亲身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故事，媒体多有报道。他直接而跟我讲过的，起码有这样三件。

　　故事之一，单枪匹马举报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2011年初冬，胡冬林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去驻地看他。我跟胡冬林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刚刚寒暄两句，他就话锋一转，讲起长白山保护区里的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他推挪着面前茶几上的几个杯子，演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的具体位置，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总共有多少栋别墅，高尔夫球场有多大，开发商如何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地进行开发建设的，这些具体数字和情形他都清清楚楚。

　　他说，调查好久了，我有证据，已经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举报，而且是实名。他知道开发商背景强大，知道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但他不怕。

　　2017年8到9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时，发现了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违法违规建设别墅问题。当年12月27日，督察组向吉林省委、省政府反馈意见时指出，位于长白山的2座高尔夫球场及93栋别墅属于“违反国家要求擅自建设”“长期违规运营”，且当地向国家有关部门的报告“明显与事实不符”。被中央点名后，吉林省很快对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187栋违建别墅进行全部拆除整改。

　　我回忆了一下，胡冬林当年举报的主要内容，与中央环保督察查清的事实基本一致。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被拆除的那一刻，魂归大森林的胡冬林，应该是欣慰的。

　　故事之二，一个烟头救了一头熊。

　　胡冬林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过他巧救黑熊的故事。

　　2010年11月，胡冬林听说有人在山里发现熊的足迹。根据目击者描述的位置，胡冬林断定这是自己观察已久的那只母熊。长白山里的熊已经很少了，发现熊的行踪很不容易。有两个盗猎者得知消息，立刻开始寻找。胡冬林认识这两个人，就说要采风，跟着他们进了山。

　　几个人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这只熊蹲仓的大树洞。蹲仓，就是冬眠。猎杀冬眠的熊，叫作掏仓。

　　两个盗猎者当即端起随身带着的扎枪，向着树洞刺去。胡冬林猛然冲上去，死死地攥住一人的枪杆。由于事出突然，盗猎者吓了一跳。胡冬林说，他看见那人的眼睛里充满了血红的愤怒。

　　胡冬林对两个盗猎者说，你们这样刺杀，可能掏仓不成反而惊动了猎物。熊一旦冲出来，将会拼死反扑。盗猎者想了想，也有道理，就决定改用“堵杖”。

　　所谓“堵杖”，就是先用木头把树洞口堵住，这样熊就跳不出来了。盗猎者开始四处寻找可用的木头，胡冬林点燃一颗烟，一边抽着一边帮着找木头。大雪封山，木头不好找。过了一会儿，胡冬林建议说，天色已晚，为了安全，不如明早再来。盗猎者说，也对。于是，三个人开始下山。

　　盗猎者没有想到，胡冬林刚才趁他们不注意，悄悄把烟头塞进大树下面的洞口。熊冬眠的树仓，一般有上下两个洞。

　　熊的嗅觉灵敏且非常讨厌烟味。熊冬眠，并不像蛇和青蛙那样深度睡眠，而是一种“假睡”，只要有异常气味就会醒来，立刻逃离险境。

　　当天晚上，山里下了雪。胡冬林知道，那只熊已经脱险，新雪正好可以掩盖熊迹。

　　第二天凌晨，盗猎者打电话，叫胡冬林一起去杀熊。胡冬林推说自己太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没有去。

　　讲到这里，胡冬林露出了得意甚至有点儿狡黠的憨笑。

　　也许是缘分吧，后来胡冬林多次见过这只熊。据他观察，母熊应该已经产了三只小熊。

　　故事之三，为惨遭灭门的黑熊一家报仇。

　　2012年6月初，胡冬林听说前几天有四只黑熊被毒杀，地点在长白山北坡。

　　这个消息，是打松籽的采山人告诉他的。这些人已经在山里待了几个月，见闻很多。胡冬林每次遇到他们，都递上香烟和饼干什么的，请他们讲讲森林里的故事。采山人愿意讲，却有规矩和戒心。他们只说出死熊的大致位置，却不肯带胡冬林去。

　　于是，胡冬林决定自己去找。几天之后，胡冬林在密林深处找到了被害黑熊的尸体。他说，那个场面惨不忍睹。被害的熊不是四只，是五只。其中有一只母熊和三只幼崽，另外还有一只棕熊。在一个小山坡上，从南到北每隔六七米躺着一具残缺不全、散发恶臭的熊尸骸，熊胆和熊掌已经被割走。大熊旁边尚有成滩的尸液，蛆虫成堆，臭气熏天。

　　这五只熊，全都是被剧毒食饵毒死的。胡冬林根据熊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被灭门的一家四口惨死得早一些，那只棕熊被害的时间稍晚。这说明，盗猎者曾经来过两次。

　　当天晚上，胡冬林一口饭也吃不下。

　　入夜，他走出门去，遥望着五只熊惨死的方向，已然泪流满面。

　　6月24日，胡冬林在微博上披露这个惨案，并且配发了几张现场照片。他的微博，是几天前专门为此而开的。

　　开微博前后，冬林几次跟我联系，让我和同事给他出出主意。

　　胡冬林的微博刚一发布，就引起了网友强烈反响，一天内转发1万多次。中国环境报社的好几位同事，也当即转发和跟帖评论。当天晚上，当地公安机关在官方微博作出回应，第二天即展开调查。

　　案件不久即告侦破，盗猎者受到应有惩罚。

　　由于经常举报盗猎者，胡冬林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声称要花十万元“办”了他。打匿名恐吓电话以及让人传话捎信的，接连不断。胡冬林说，这种事又不是遇到一次两次了，我一个57岁的人，有什么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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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冬林的朋友圈里，我肯定不是联系最多的，却可能是认识最早的一个。

　　这就必须先说冬林的父亲胡昭先生，著名诗人，我的恩师。上世纪70年代初，我正在吉林省海龙县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中，也算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经常往报社、县广播站和县文化馆投稿。胡老师作为返城的“五七战士”，在县文化馆作群众创作辅导员。在一大堆来稿中，胡老师觉得我的写得所谓散文还行，就打电话给学校，通知我去改稿子。

　　在县文化馆走廊里，我向人打听胡老师在哪个屋子。这时，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里面有人问，“是杨明森同志吗？”接着，胡老师笑着走出来，把我引进屋里。

　　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喊我同志。一个没怎么进过县城的农村人，正在上学的高中生，我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胡老师很温和，拿着稿子，跟我聊了很久，几乎每句话都让我感觉振聋发聩。

　　胡老师在文学爱好者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那可是全省和全国的著名诗人啊，曾经在吉林省作家协会担任重要职务。我们都听说，胡老师是右派，从长春下放到通化地区，继而又下放到我们海龙县一座营乡的一个村子，前不久刚刚安置到县里来。

　　就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都很崇拜胡昭先生。顺便说一句，别看我作为“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学业和学历很惨，但高中却是扎扎实实地读了的。我们的老师个个不得了，其中有好几个东北师大的高材生，还有几个是原先县高中和县师范学校的优秀教师，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他们才集中分到了我们这所农村中学。加之那三两年赶上了动乱时期难得的整顿和相对平静，学校得以恢复了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我的这些精英老师说起诗人胡昭，无不带着高山仰止的敬重。

　　如今见到胡老师，果然感觉气场很是强大。他个子不算高，却有着山一样的坚定，五官很有棱角，在亲切的笑容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尊严。后来，胡老师又几次让我去改新写的稿子，并介绍我认识了县文化馆指导创作的陶传茳和鲍成等好几位老师，从而得到他们的热心辅导和照顾。

　　有一次谈稿子，胡老师有点事要回家一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我以为很远，其实就在文化馆那座平房的一角。屋子也就七八平方米，一铺炕几乎占满了。我知道胡老师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而胡老师的夫人陶怡，也是著名诗人，和胡老师一起遭受了种种磨难，几年前在下放落户的那个小村子自缢。病中的一代才女，以这样悲壮的方式捍卫丈夫和自己的政治清白，也希望以此减轻丈夫和儿女的压力。

　　胡老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口袋，里面装着基本他的作品集，印象最深的是《光荣的星云》。正说着话，进来个小伙子，敦敦实实的，斜背着个军用挎包。胡老师介绍说，这是敦敦。然后让敦敦叫我叔叔。那我当然不敢答应，敦敦也就叫我哥哥了。不一会儿，门外出来快乐的笑声，紧接着进来一个小女孩儿，胡老师说这是婷婷，当时他们好像都是下乡知青。

　　从此我们就成为朋友。婷婷大名胡夏林，敦敦就是胡冬林。

　　可以说，二十岁之前的冬林和夏林，生活一直伴随着政治的影子，一直伴随着不安，同时也一直受着父母正直和坚强性格的深刻影响，还有文学熏陶。冬林和夏林骨子里的刚直不阿、血液里的文学坚守，是有渊源的。

　　几年之后，胡昭先生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冬林和夏林也随迁回到长春。在长春读书的我，这时毕业分配到吉林教育杂志社工作。有段时间，我和冬林经常联系，听他讲过工作上的有趣故事。

　　冬林曾经教书的那所中学，是长春市比较有名的差校，学生动不动就打架，甚至殴打老师。一天，有个经常闹事的学生叫来校外一帮刺头，在校园里跟另一帮学生打架。有女老师上前劝阻，也挨了打。胡冬林见状，立刻操起大铁锹，冲着几个校外刺头就是一顿拍。对方人挺多，手里也有家伙，却被冬林打得落荒而逃。

　　他们不知道，这老师可不是吃素的，他练过单手劈砖，就爱打个抱不平。此后学校再有打架的事，只要冬林一出现，立即风平浪静。特别是那个经常带头闹事的学生，见到胡冬林老师更是毕恭毕敬。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文革”刚结束，有些学校还很混乱。

　　若干年以后，冬林到长春铁路的货运站办事，从站台上一队服刑犯人前面走过，突然听到有低低的的声音说：那是我们胡老师。冬林一看，说话的正是当年学校里带头闹事的那个学生。讲到这里，冬林不禁叹了一口气。他说，要是能帮帮他就好了。

　　冬林就是这么个人，说他仗义也行，说他铁血柔情也行。

　　在长白山生活的五年里，冬林结识了好几个原先是猎人的朋友，跟他们上山认识动物和植物，听他们讲山里的各种故事。其中有一位，成了冬林的线人，多次准确提供盗猎嫌疑人进山的信息。

　　就是这位线人，有一次没管住自己，上山偷猎被抓住，关进了看守所。冬林得到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跟当地的有关朋友沟通，说说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然后，他就讲了好几条，包括多次提供举报线索、制止他人的盗猎行为，以及这是偶尔犯错且后果并不严重等等。这是冬林唯一一次托我办事，言语之间透着焦急和关切。为这件事，冬林接连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不断补充材料。听口气，他同时在找好几个朋友，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

　　我说，你不是最恨盗猎分子吗，怎么还为他求情呢？冬林说，如果确定他犯了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但我不能不管，我必须帮他依法辩护，因为这小子是我朋友。冬林电话里还狠狠地说，等这小子出来，我非得踢他一顿不可。

　　2017年春天，我正在湖南出差，突然接到夏林微信说，冬林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这一天，是5月4日。

　　而十年前的这一天，2007年5月4日，冬林从长春搬到长白山，开始山居生活。

　　5月初的长白山，正值初春。冬林多少次走过的地方，漫山新绿，春水潺潺。冬林一眼就能认出的深山毛莨、黄花堇菜、白头翁、小银莲花、驴蹄草等等野花，一片片地铺展开来。冬林拯救过的黑熊，已经结束冬眠出仓了。曾经一次次出现在冬林笔下的长尾粉红雀、黄胸鹀、灰山椒鸟、柳莺等等小鸟，正在林中欢叫。

　　冬林选择5月4日开始常住长白山，又选择这一天开始远行，难道是与长白有前世有约吗？

　　胡家两代，讴歌最多的是长白山，精神家园是长白山。

　　冬林曾经说，他准备将父母骨灰送回长白山，找一棵大松树作标记，让两位亲人长眠于自己民族满族发祥地。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冬林就匆匆走了。留下夏林，一边整理胡昭先生诗稿和冬林遗作《山林笔记》，一边筹划着送父母和哥哥回长白。本来2019年想办了这件大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了下来。

　　几年前，冬林跟我们说起长白山，想象着先祖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意气风发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如今，冬林真的全身心地拥抱长白了。

　　长白不老，冬林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