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卧龙岗上说诸葛隐居地

　　八五年暑天，参加大专函数学习又到了面授时间。随即，一张普通车票换来了一次乘车出门机会，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专署所在城市。

　　来自地区各县市一百多名年龄不一的求学者，吃住学习在一个叫“大众旅社”的宾馆里。宾馆在车站路南端一处坐东向西的交通路口，宾馆向西不远处是闻名全国的诸葛亮隐居地卧龙岗。

　　每天早晚时间自由支配，上午、下午在宾馆大会议室里听老师上大课。我们这些未进过大学门未圆过大学梦的求学者，一边认真听讲，一边细心做笔记。上午下了课，急匆匆到宾馆餐厅里风卷残云一般吃了饭，回到宿舍睡个舒服安稳的午觉。下午下了课，回到住处，火急火燎地赶做老师布置的作业。

　　夏天天长，做完作业，天气尚早。相互一吆喝，同县的学员便三五成群地去街上游逛。那时候，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宾馆对面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武侯祠在卧龙路西端，坐东向西，位于卧龙路北侧。由路边走进武侯祠正门，需要登几十磴台阶。武侯祠是景点，进去需要购票。虽然一张票几块钱，可对于我们这些收入低微的人来说，一次两次可以承受，次数多了就有点不堪重负了。

　　一天晚饭后，大家照例漫不经心地晃悠到武侯祠门口，发现正门早已落锁。于是从武侯祠正门南侧的卧龙路向西走过去，边走边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突然，一个伙伴惊叫一声：“看，这里能进武候祠吧？”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武侯祠南围墙西边一个漫湾处，有一家小单位。隔着敞开着的铁栅门往里面看过去，武侯祠里的两处风景茅庐和望月台立刻呈现在视野中。大家相互对视一下，小声道：“进一下试试，真不让进了再拐回来。”大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径直走了进去。院里的人像啥事没发生一样，听凭我们向里面走去。

　　以前进武候祠，在几处景点里转悠一圈就出来了。今天大家没事可做，时间又早，便绕过早已看过的景点，顺着硬化的水泥路一直向北走。

　　谁知这一下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水泥路尽头是一色的荒原土路，一大片荒芜着的空地高低不平地平躺在那里，跟农村的荒岗土坡没啥两样。原来武侯祠里面竟有那么一大片开阔的荒岗地，面积足有几百亩之多。空地上长满了茂密的杂草，以松柏树为主的各种树木枝繁叶茂，疏散在岗岗坡坡上，虽说不上古老沧桑，虬枝盘旋，可密密匝匝的树木杂草，活生生给人在繁华市区里空投下一片世外桃源。

　　我们这些已为人师如今又华丽转身的老学童们，在炎热的暑天，在繁忙紧张的学习之余，置身于这样一处幽僻之地，情不自禁地滋生出羁鸟归林的清爽与舒惬之感。一时间，所有人忘记了年龄，没有了在学校里身为老师时的谨严，尽情地奔跑着，吼叫着，吟诵着，哼唱着。有两个同伴干脆把上衣脱下来拎在手中，赤裸着上身，一边奔跑，一边甩动着衣服，像挥舞着飘扬的旗子和飘带。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没有任何外人，大家恨不得把生活学习中所有的压力和不适，一股脑儿抛洒在诸葛先生当年隐居求志的黄土岗坡上。

　　谁都暗自庆幸这一重大发现。在这座地处中原规模宏大的中等城市里，在诸葛先生当年一边躬耕陇亩，一边吟唱《梁父吟》并自比管仲乐毅、寄托宏大理想抱负的圣地，联想他当时如何凝神关注华夏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如何构思三分天下的经世大计，如何依凭这一藏龙卧虎、钟灵毓秀之地，以高远志向、宏阔目光、卓绝智慧、非凡定力、精密研判，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期待着践行宏愿、一展抱负时机的到来。

　　今天，我们有幸凭吊这块充满历史辉光与沧桑的土地，随心所欲地感悟先贤智慧，极尽所能地追逐岁月烟尘。不知不觉间，仿佛听到了诸葛先生在刘关张三兄弟第三次顾访茅庐，因他午休不愿惊扰而驻足草堂之外恭候时，忽闻他醒后吟诵的诗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仿佛又听到他在《出师表》里发出的“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的深深忧叹。隐隐约约中，似乎感悟到了他隐居此地、久待人来、心灵深处难以抑制的那种何时飞龙在天的殷殷期待之情。

　　在看似偏远荒凉的黄土岗上，诸葛先生天天送迎着云卷云舒、日出日落，心绪淡定，若无其事。他看似无聊赖地听凭黄土高岗上四季风或疾或徐从茅庐上吹过，内心深处却无时不在忧思着神州大地上的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身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经的属地，内心激荡着建立旷世伟业的豪迈激情。他看似从容凡常的生活状态，怎能遮掩得住心头难耐的焦虑与渴望？他时刻都期盼着哪一天哪位慧眼视英才的济世明君，能发现自己、赏识自己、大胆信任地启用自己，让自己的满腹诗书文章、经纬天下本领、匡扶社稷抱负，有一试锋芒机会。

　　自那天以后，每天晚饭后，我们顺着这个似乎专门为我们开设的“后门”，频繁光顾这块千百年来令万众景仰不已的朝圣之地。漫步在荒草绿树之间，听松风阵阵，悦百鸟啁啾，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学习、家庭、工作、思想。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诸葛亮。从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说起，对诸葛亮充满传奇的一生尤其他当年何以隐居此地，各自发表着带有极强主观性的意见。有说诸葛亮百般好处的；有说他对蜀汉政权过于愚忠的；有斥责他为了保全功名，委派刚愎自用爱与自己挑刺的关羽镇守要塞荆州，给蜀汉政权带来灭顶之灾的；更有斥责他夷陵之战前，明知刘备此举带有极大冒险性却不极力规劝阻拦听任他去冒险，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致使刘备战败身死，导致蜀汉政权由盛而衰。

　　说得多的还是站在本地立场上，陈述诸葛亮隐居在卧龙岗的种种根本没有史实依据的所谓理由。大家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发表的言论全是带着想当然色彩，凭主观感觉和本土意识，坚守诸葛隐居南阳之说。

　　诸葛孔明的隐居之地到底在南阳还是襄阳，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两地，自古以来就争执不休。一般来说，从真隐者所选之地判断，襄阳的隆中有山有水有林，距离闹市更偏远，似乎更符合隐居的条件和要求。南阳卧龙岗，是距离市区很近的黄土高岗。东汉时期，南阳的繁华远超襄阳，在行政区划上，襄阳长期隶属南阳管辖。况且《三国志》里《隆中对》一节，更能印证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之说，这也是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和襄阳地方研究专家坚持诸葛亮隐居地在襄阳的主要依据。坚持诸葛亮隐居南阳说的学者中，史学界的专家很少，多是南阳地方研究专家。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根据如下：一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陈述自己隐居之地时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二是自古隐者有真有假。真隐者在心灵深处早已斩断功名利禄欲念，一心远离烦嚣尘世间，寄居人迹罕至的僻远之地。他们自甘清幽，乐意散淡，听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与山林野鹤为伴，同麋鹿飞禽为伍。即便谁把万里江山白送给他，他也断乎不为所动。传说尧时，有一高人许攸，胸怀经济天下之才，尧与他相交甚密，自知才不如许攸，便对许攸说要让位于他的想法。谁知许攸心不在此，认为尧说这样的世俗之语玷污了自己清洁的耳朵，急忙到水边用清水不停洗濯双耳。后人因此称他为洗耳翁。为了摆脱纠缠，许攸最终逃往箕山，农耕其食，终老山中。而诸葛亮绝非真正隐者，倘若他真要归隐乡间，不求功名，何必还要与当时许多志在天下的名士交往？为何那么喜欢日日吟唱蕴含远大抱负的《梁父吟》？为何自比历史上功名远扬的管仲、乐毅？倘若他志不在隐而是借隐居而求实现远大志向的话，南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远高于襄阳的帝王之都，更应该被他看中。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得天独厚地窥视天下风云变幻，捕捉有利于自己施展抱负的更多信息，更容易引起能赏识他的人注目。

　　据说到了清朝咸丰年间，南阳、襄阳两地文人为诸葛亮隐居之地再起波澜，官司直打到时任南阳知府顾嘉衡那里。顾嘉衡是襄阳人，在南阳做官。这一下难住了多才多艺的顾知府。他明白，如果说诸葛亮隐居襄阳，等于直接得罪了治下的南阳学界；若说诸葛亮隐居南阳，还真不好跟家乡父老乡亲交代。才学满腹、足智多谋的顾嘉衡，没有被这事难住。他稍加思索，灵机一动，立马想出一个折中办法。在双方文士争论不休之际，他命手下人拿来了文房四宝。书法水平与词采文章本就十分了得的顾知府，在两地文人嘤嘤嗡嗡争吵声中，略作思考，挥毫泼墨，一挥而就。眨眼间，一幅传世名联在洒脱俊逸、飘散着浓浓墨香的字里行间，跃然于大家面前。正在争吵中的文人雅士们一看，顿时鸦雀无声了。大家带着好奇之心走到书案前，一个个微闭双目，轻晃脑袋，不自觉念出了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接着，又是一阵出奇的平静。不知过了多久，所有人似乎忘记了刚刚还在唇枪舌剑的争吵，一齐鼓掌叫好起来：“好联，好联！真把诸葛先生一生的功名说绝了。”

　　从此，南阳武侯祠大门两边，这幅对联成了一道亮丽风景。谁到了南阳武侯祠，如果不目睹品咂一下这幅对联，那武侯祠你就白去了。从那以后，两地文人之间的争执，也暂告一个段落。

　　顾嘉衡的对联让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两代主人，倾心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杜甫在其名诗《丞相祠堂》里说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实如此。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社会急剧动荡。诸葛亮自老家山东琅琊移居南阳，在这个曾经诞生过刘秀、百里奚、范蠡、张衡、张仲景等盖世才俊的灵秀辉耀之地，他身居草堂，躬耕陇亩，自吟自乐，蓄势待发。诸葛亮归隐田间，不失其志，饱读诗书，修炼功力，一旦遇到刘玄德那样志在天下、建功立业、思贤若渴的世之豪杰，对他三顾茅庐、真诚相邀，便不再犹豫，脱去农装，轻摇羽扇，飘然出山，全身心投入到“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建国大业之中。他的赤胆忠心，他的不朽伟业，他的高风亮节，他的超凡智慧，他的盖世功业，他的伟大人格，早已不是某一朝、某一地、某一时、某一事、某一人的概念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早已化作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融入到滚滚奔腾的中华民族文化大河之中，成为特殊的智慧符号为中华民族所有儿女所共有。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停了下来。在我们函授学习完成全部学业后，随着各地旅游业的兴起与开发，关于诸葛亮隐居地之说，在南阳、襄阳两地再起波澜。

　　不知咋的，有关诸葛亮隐居地到底在哪儿，南阳人始终被动地跟在善于暗度陈仓的襄阳人后边，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地与人家辩解、争执、喊冤、叫屈。其中，两件事使得两地政府和本土文人学者再一次打起了“官司”。

　　一次是当时的邮政部不知怎么回事，一点不顾及两地历来为此事争执不休至今悬而未决的事实，在襄阳人的撺掇下发行了一套诸葛亮隐居隆中的纪念邮票。这一下襄阳人高兴了，南阳人开始憋足气了纷纷呐喊起来。于是一轮新的争论，陡然风生水起。两处地方党报成了文人们的主战场。一个时期，关于诸葛先生隐居之地的讨论文章，连篇累牍出现在两地报纸上，成了特殊时期里不可或缺的热门话题。当然，仅此一点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必定一套邮票的发行，等于为绵延两千年的学术争论做了定论。一旦外地游人以为诸葛亮隐居地在襄阳而不在南阳，那南阳武侯祠的存在不就显得太虚伪、太做作、太没必要、太没底气、太苍白乏味、太牵强附会了？在两地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南阳人清醒认识到，必须从根源上熄火。于是以地方政府名义，找到为此事断然画上句号的国家邮政部讨说法。邮政部意识到自己把事情做得太草率，必定这是一个学术上历经两千多年悬而难决的老话题，在没有权威部门授权和两地百姓达成共识的的情况下，擅自以一套邮票决断经纬，确有不妥之处。在南阳地方民众不懈追问下，邮政部不好收场，干脆来了个骑墙头做法，补发了一套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的纪念邮票，才平息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执。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九十年代，人教社出版编写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在对诸葛亮《出师表》和刘禹锡《陋室铭》两篇课文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注解中，又触动了两地人敏感的神经。课文下面注解中，关于诸葛亮隐居地竟然一言以蔽之说：“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古时属南阳郡。”而北师大编写的教材中，在对《出师表》中的南阳所作注解中，却是这样说的：“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两种不同的注解，再次引发两地文人的争执。专家学者们面对这样的争执，也不敢公然偏执哪一方。他们明白关于诸葛隐居地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未决，只能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发表个人的意见与看法，绝不能断然说诸葛亮在哪里隐居没在哪里隐居。显然人教社的注解过于武断。在《陋室铭》一文的注解中，多此一举地由对南阳地名的注解，故意往深里去说。什么诸葛亮的隐居地隆中古属南阳郡，明眼人一看便知，还不是一句话了断了自古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这未免太失之草率与武断了。

　　作为问题之争，两地都站在各自立场上，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咋说均无可厚非。必定，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浸润了太多民族文化元素的符号性人物，他本身的价值太大了。鄂、豫两地，各自拥有一大片纪念诸葛亮隐居地的建筑群落，真有一天被证明了诸葛亮不在此地隐居，想必任何一方不愿意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在我看来，诸葛到底隐居在哪里，过段时间双方争论几次未必不是好事。毕竟在连续不断的争论之中，深化了两地人民对蜀汉历史文化宣传与普及的力度。作为学术问题，争执的过程也是丰富、提高、深化的过程。两地武侯祠作为各自地方人文景观的代表，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对提高两地文化知名度、带动地方旅游业发展不无益处。

　　说到底，历史走到今天，诸葛亮隐居在此在彼已经不重要了。有一点必须明白，诸葛亮当年确曾在这一带隐居过。他隐居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不仅属于两地人民，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还是清朝那位顾嘉衡老先生说得对，既然诸葛的英魂早已羽化为中华民族一个文化符号，何必再论其隐居襄阳、南阳呢？

　　千年卧龙岗，先哲故居地。岁月沧桑洗尽了无数脂粉铅华，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诸葛亮的名字与功业，如善财童子一般灵气永在，历久弥新。据统计，全国各地的武侯祠有十四处之多，可见诸葛亮的影响有多深远。我想说的是，豫、鄂两地应该抛却无谓的争执，联手打造各自的武侯景区，使两处诸葛亮纪念地，既以各自独立特色存在，又能相互借鉴，相映生辉。争执归争执，讨论归讨论。如果把一个具有历史意趣的文化掌故珍存起来，不刻意去加澄清，留给人回味余地，似乎更有意味，更具文化意义。这样，大家都能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特殊的悬念和珍重。果真那样，既对得住诸葛先生的在天之灵，又能省下许多笔墨纸张，还不至于伤了两个近邻之间的和气。何乐而不为？

　　2012-5-25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