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曾经的农村“共同富裕”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故乡农村渡过了欢乐的少年时光，经历了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火红的年代”，目睹了这段终生难忘的绚丽历史篇章。时光荏苒，转眼已近半个世纪，但至今每每想起曾经的岁月，心中顿觉幸福、温馨，当然也颇感迷茫、惆怅……

　　我的故乡地处中州名城北郊的邙山腹地，小小的村庄就坐落在起伏不大丘陵之上，地势西高东低。千百年来的雨水冲刷，使家乡沟壑遍布，而且都是东西走向，形成了特有的地貌特征，因此家乡一带的村庄大多以“沟”、“凹”、“坡”命名。我们村子以南三、四里处有一条河沟逶迤向东，构成了村庄与市郊的天然分界线；村北也有一条不太长的河沟，东出四、五里与村南的河沟交汇；村中的另一条小沟，我们称为“东沟”，东沟蜿蜒二、三里与前两条沟贯通，并且把村子东部分为沟南、沟北两部分；三条大小不一的河沟村东环绕，小小的村落就处于沟壑的半环抱之中。南北两条河沟的沟底都有小河流水穿过，两条小河的汇集处有一座大跃进时修的水库，这座水库曾经是村庄的风景、我们儿时的乐园。

　　我们村子当时有一百多户，三、四百人，均属同门同宗，都是先祖三兄弟于明末迁居于此而繁衍的后代，因此村里人辈份长幼有序，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家风犹存，民情淳朴，整个村子俨然一个大家庭。村里仅有的三户外姓人家，无一例外都是村里出嫁的前辈在解放前后举家迁回，都是村里的姻亲，所以也没有人把他们当外人。

　　整个村子环东沟而建，一部分民居坐落在东沟之上，另一部则散布在东沟的两侧沟沿。村子住宅，基本上都是依地势开挖窑洞，然后在窑洞前盖厢房（村里人叫“厦子”），辅以院墙，构成一个个独立的院落。家境好的人家往往还有临“街”建筑，配以宽大的门楼，村里人称之为“车门”。

　　村里的耕地约有四五百亩（从未精确统计过），分为三部分：领上大块的土地，约四百亩左右，是主要粮田；东沟周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沟坡地，用来种杂粮；沟底小河两岸几十亩平坦肥沃的土地，是村里的菜地。几百年来，全村人一代代在这里共同生息，但自合作化以来，几经演变，村里大致以东沟为界，分为两个生产队，而两个生产队的户数、人口、土地等相差无几。两个生产队的划分并没有使村里人有任何隔阂，人们依然其乐融融地共同生活在这块先辈留下的热土上。

　　我出生于“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的六十年代初，童年的记忆已不甚清晰，但还依稀记得每逢春回大地，沟坡沟底红的桃花、粉色的杏花、雪白的梨花连同知名不知名的各种野花竞相绽放、交相辉映、姹紫嫣红、鸟语花香；小河解冻、流水潺潺，两岸杨柳冒出嫩芽，枝条随风摇曳、仪态万方……其实儿时最爱的还是秋天，最爱那挂满枝头的大枣、柿子、苹果、梨等累累果实，它们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而且更能令人大享口腹之福……

　　我对农村生活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记忆和体验，是从1969年秋上小学开始。初进校门，我们就学会唱“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旗树呀树起来”，至于大寨是什么，为什么学大寨等问题，我们小学生自然弄不明白，但对修“大寨田”，我们并不陌生！自此，“大寨田”不仅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产队（我们习惯称“队里”）有二百多亩大块的耕地散布在领上，这些土地是队里的基本粮田，由于土地起伏不平，存不住雨水保不住墒，时常受旱情影响而减产。因此，为根本改变家乡的生产状况进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每年冬春农闲时节，队里就按既定规划组织青壮社员平整土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后，这项活动便有了专用的称谓“大寨田”。

　　队里所谓的“大寨田”，就是在规划的地块上，在地势较高处每隔三、四米，就开挖一条宽二、三米、深一、二米不等的沟壕，把各沟壕新挖出的土垫到该地块的低洼处，然后再把新挖的各沟壕填平，这样一块田地的平整工程就完工了，就成了“大寨田”。这项自合作化以来就已开始、而且持续不断的活动，乘着“农业学大寨”的春风很快就达到了家乡农田基本建设的高峰。那时，每逢农闲，队里就在确定要平整的地块上，在地势高的地方，用白灰标出开挖沟壕的位置、宽度及沟壕的数量，并依此把青壮社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完成一条沟壕。为提高效率不窝工，各小组又有明确的分工：若干人负责用镢头挖土，若干人用铁掀铲土装车，两辆特制的手推车由四人分两拨来往穿梭，把高处新挖出的土运至低洼处摊开铺平。由于分工明确、安排妥当，工地上虽然紧张忙碌但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上工（我们把出工称为上工，收工称为下工）时，各小组排着队伍，打着红旗，扛着工具，唱着歌曲，精神抖擞进入工地；干活时红旗迎风招展，社员们有说有笑干劲冲天，各组不时展开劳动竞赛，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一副火热的劳动场面，这既是广大社员改变家乡面貌的精神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靓丽风景！

　　好奇、爱热闹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天性，更何况我们那时认为自己是小学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热爱集体爱劳动是对毛主席“好孩子”的基本要求，因此这种火热的场面我们当然不会放过。那时的学校课时短，又没有课外作业，放学较早，空闲时间多，特别是学校的节假日，我们自然就主动参与到这场自认为格外有意义的活动中。说是参与，其实也就是上工时抢着打红旗，神气十足地走在各支队伍的前列，帮大人推手推车；干活时手搬土坷垃装车，运土时跟着手推车跑，为的是抢推返回的空车。完全不顾小脸冻得红扑扑，小手弄得脏兮兮，干得特别欢实，尤其是受到大人的口头赞扬，更是得意洋洋，心里美滋滋的。小孩子在大寨田上尽情“撒欢”本微不足道，但热爱集体爱劳动的观念却由此养成并伴随我们走过了大半生！

　　经过几年的“奋战”（当时用语），我们队里包括整个生产大队，到1972年（记得是尼克松访华之年）时，都已圆满完成修“大寨田”的任务，为以后农田灌溉和农机耕作、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在当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记得是从尼克松访华之年起，由大队（即生产大队）出资、县打井队施工，在全队的土地上，合理布局打了四口近二百米的深水井，并架设了高压线，配备了深水泵。各队（即生产队）的任务是按照统一规划，在各自的地界内架渡槽、修水渠，完成配套工程，使其能涵盖所有耕地（沟坡地除外）。架渡槽、修水渠各队自然是就地取材，队里组织，社员出工，烧砖烧石灰，修建永久性的水利工程。这项“有趣”的活动，自然少不了我们小学生的主动参与，于是砖窑装窑出窑，工地上搬砖运砖递石灰兜都有我们忙碌的身影。记得到“批林批孔”（应为1974年）时，我们大队农田灌溉工程业已完工，全大队近万亩的高产良田完全建成。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相当长时间内，农业生产离不开大型牲畜，犁地、耕种、运输、打场繁重的农活都需要牲口作帮手。我们队常年养有十几头牛、七八头驴和两匹马，由专门的饲养员悉心照料。这些牲口主要承担犁地、耙地、轧场、磨面碾米以及运输等工作，可以说是队里（也是农家）半个家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记得从1974年起，大队开始购置东方红大马力拖拉机，大块田地的耕作就由拖拉机接任，牲口就主要使用在沟坡地方面。随后，各队陆续添置了播种机、脱粒机、扬场机、轧花机、电磨电碾等机械后，农业生产的条件大为改善。随着农业机械化步伐的迈进，牲口的作用也就自然降低，队里牲口的饲养数量也随之下降。

　　当年伟大领袖“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重要指示，绝对是指导我们家乡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为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大队专门抽出几名高中生，成立了农学站，并为该站盖房、打井、划拨实验田，购置专业仪器设备，开展良种培育、科学方法灭虫（农业害虫）以及农业新技术推广等。全大队主要粮田统一规划，整体部署。具体到我们队，二百多亩良田种植主粮，沟坡地种其他杂粮。主粮分夏秋两季，夏粮主要是小麦，同时为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保障社员的生活，还留下少量的良田种棉花。每到春季小麦返青，队里合理安排社员出工加强田间管理，棉花种植管理则有专业小组负责。到小麦成熟的“三夏季节”（夏收、夏种、夏藏），社员们都会全力投入到紧张的“双抢”（抢收抢种）工作中，县、公社干部也都分散到各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学校放假，小学生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拾麦穗、看场（驱赶麻雀等），力争做到“颗粒归仓”。夏季晴雨变幻不定，故收割小麦又叫“龙口夺粮”，大家白天冒着烈日抢割抢运，晚上夜以继日脱粒扬场装袋入仓。若突遇雷雨袭击，无论何时，社员们都全“闻雷而动”，奋不顾身行动起来抢收抢运，力争避免或减少夏粮的损失。在这个“三夏”时节，大家全身心投入，没有人叫苦叫累，更没有所谓的“出勤不出力”。虽然 “双抢”劳动紧张而繁重，但在繁重劳动的背后却有着非常人性化的后勤保障。白天队里有专人往地里送水，上工时按人头发薄荷片、仁丹等消暑止渴药物，大队医生身背药箱到各队巡回救治；晚上打场时，队里安排杀猪（队里自养）磨豆腐、蒸白面馒头为大家补充体力。

　　紧张的“双抢”过去后，社员们便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件开心的大事必须完成：一是交公粮，二是给社员分夏粮（主要是小麦）。

　　当时交公粮又叫交“战备粮”，伟大领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话是家喻户晓，因此交公粮是队里和社员们积极主动的重要活动。在交公粮之前，队里保管在天气晴好的早上打开仓库，指派社员们把颗粒饱满的小麦一袋袋搬到打麦场（队里打麦、收秋、堆放和晾晒粮食的专用场地）上摊开、晾晒。到下午，组织男劳力扬场、女劳力捡粮中杂物（小石子），然后装袋过秤，保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第二天，队里组织男劳力运交公粮。运输工具是社员们自家的两轮架子车，每车能装五袋，队里的粮袋大的每袋110斤，小的每袋90斤，每车约有四、五百斤。队里每次交公粮要用六、七辆架子车，公粮的数量当在三千斤左右。这些粮食要交到我们村以西约十里的公社粮站，而且是一路上坡，所以除每辆车有一壮劳力外，还要配一头牲口，而牵牲口的活计我们小孩子都可以胜任，因此这项工作基本上由我们承担。

　　交罢公粮就开始分夏粮。队里种的夏粮主要是小麦，其次是大麦豌豆（混种混收）和少量扁豆。大麦豌豆是队里专用牲口饲料，由队里留用不分。扁豆则除留种子外全部按人口分给社员，用于暑天制作防暑食品如扁豆汤等，分夏粮主要就是分小麦。在那个时代，农村集体为社员们分配粮食的方案都是两部分：一是口粮，按人头分，让人人有饭吃；二是按工分分，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至于两部分分配的总额有多少，基本取决于粮食的总产量。分夏粮时，全年的工分结算还无法完成，因此，分夏粮就是把新收的小麦拿出一部分，按人头平均分口粮。虽是按人口平均分粮，但各家各户的日子（生活）过得还是有差别甚至是很大的差别。有的人家，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不懂得合理调配用粮，往往是小麦分下来专吃细粮，秋庄稼成熟后只有粗粮可吃，用家乡话说就是“麦下来吃麦，秋下来吃秋”，“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至言名理！

　　秋庄稼主要是玉米和红薯，这是那时农村人的主粮。每年三四月份，队里开始安排社员在沟坡地种红薯，此外还种有少量芝麻、黄豆、黑豆和高粱等作物 。在小麦尚未成熟时，在麦田套种玉米，玉米作为农村的主粮之一，其种植面积基本与小麦相同。到麦收结束，秋田管理便逐渐摆在人们面前。给玉米施肥（化肥）、除草、根部培土，红薯地除草、翻秧等各项工作均采用包干制，即按劳力划分承包的玉米、红薯等种植面积，完成田间管理的各项工作直到秋庄稼成熟。对承包者依据管理质量计算计量工分，奖勤罚懒。

　　每年的秋收，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农村学校要放秋假，小学生都参加秋收活动。 夏季“双抢”工作繁重，劳动强度大，但持续时间短，也就十天左右。秋收季节则不同，历时一个多月，要相继完成玉米、棉花、高粱、黄豆等农作物的收割，各种水果如苹果、梨、柿子、大枣的采摘，紧接着就是在刚刚收获的土地上施底肥、秋耕，赶在霜降前播种冬小麦，最后是“刨红薯”和对红薯的初步加，过冬白菜萝卜的收获和储藏。

　　每年“十一”前后开始收玉米，队里组织社员按地块逐次掰玉米棒、刨秫杆，施底肥、犁地耙地，播种小麦。由于秋种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是不辞劳苦夜以继日。玉米棒堆在队里打麦场留待分配和入库，秫杆则分给各家各户用作农家烧柴。棉花的采摘是陆续进行的，这项农活劳动强度小，因此采摘棉花的任务基本上是妇女和小学生来完成。

　　秋种完毕，剩下的最主要，对农家来说也是最繁重的农活就是“刨红薯”。收玉米属于集体劳动，大家有说有笑还不甚觉得劳累，而“刨红薯”则是各家各户的事。 队里把每块红薯地按陇按人头分给各家，然后每户人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半大孩子在前面用镰刀割红薯秧，壮劳力用三刺杷刨红薯，家里其他人把每窝红薯捡起来，掰掉红薯身上的泥土，放成一堆，每堆有一定的间隔，便于装车。待该地块红薯刨完，一家人便七手八脚把红薯连同红薯秧装上各家的架子车，有拉（车）有推（车）运回家，如果红薯多还要跑好几趟才能运完。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白天一般是到地里刨红薯，晚上在自家院子里扯上电线，装上50-- 100瓦的灯泡，开始对收获的红薯进行初步加工。初加工分三部分：一是把条块匀称，没有外伤的红薯挑选出来，留待放到红薯窖储藏，供全家冬春食用；二是把有损伤的，个头小的红薯放在一起，用水洗净，用擦子手工粉碎（以后以机器取代），用水淘涮制成淀粉（红薯粉），家乡人称之为“擦粉”，为上冻结冰时制作粉条预作准备；三是擦红薯片儿，即把剩余的红薯，先在大盆里用水洗净（我村独有），再用擦子把红薯擦成薄片，把红薯片中间用剪刀翦开一条缝，挂在铁丝上晒干（我村独有）。晒红薯片的铁丝是专用的，一圈圈上下间隔均匀地缠绕在树干之间，或绑在临时栽的木桩之间，类似于军事防御的铁丝网。铁丝晒红薯片的好处是不沾土，没有杂质，将来磨面好食用。另一好处是不怕雨淋发霉，遇到雨天，只需用油布或塑料布遮盖就可以了。

　　秋天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同时又是收获、分享劳动果实的季节。那时的社员们比较纯朴，他们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但他们深深懂得“国”和“家”朴素的辩证关系，会以实际行动去回馈国家，用积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当时队里要完成棉花和芝麻（油料）两项国家征购任务，由于农田基本建设早已完成，化肥已开始大范围使用，粮棉油的产量逐年提高，因此这两项任务显得轻松而且愉快。队里早在秋收告一段落时，就开始安排女劳力捡出籽棉上粘着的棉叶等杂质，然后用队里的轧花机脱去棉籽，把皮棉打包上交给国家，完成征购任务。剩下的皮棉则按人口分给社员，成为社员冬季纺线、春季织布以及缝制棉衣棉被的材料来源。棉籽由队里榨成棉油，分给社员，这是农家一年主要的食用油；榨油后的棉籽渣制成棉饼，成了队里牲口饲料或西瓜地里绝好的肥料。同样，队里收获的芝麻在保证国家收购之余，也分给社员，由其自处理，农家拌饭的芝麻盐，调拌凉菜的香油均出于此。玉米等在此期间先按人口分口粮，然后向国家卖余粮，国家照价付款，这也是队里的一项收入。至于队里的最终分配和分红（现金）一般都在年终完成。

　　“以粮为纲”解决了吃饭问题，社员们开始由“吃饱”向“吃好”转变，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则为人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村东沟沟底沟坡遍布杏、桃、梨、枣等诸多果树，村里村外以及领上的田间地头也有不少柿子、枣树，除各家房前屋后的果树归各家所有外，其他都属于集体财产，队里都会按果树的种类和数目把树分给各家各户管理、收获。分柿子树较为复杂，有的柿子个大汁多便于存放，有的柿子只适合做柿饼或柿瓣儿，还有一种柿子只能做醋，所以分柿子树必须按品种和数量分配，以便各家都能分到各类数目不等的柿子树。其他果树分配相对简单，每家都可以分到几棵乃至十几棵各色果树。有了这些果树，家家户户都会自酿柿子醋，都有晒干的大枣，还有柿饼或柿瓣。在漫漫冬季尤其是冬夜，大枣、柿饼等这些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高营养有机食品，往往是人们垫肚子的寻常零食。此外队里还有几十亩苹果园和小块瓜园，苹果园主要有黄香蕉、青香蕉、红香蕉、大、小国光等品种，大部分卖给供销社，其余分给社员；瓜园种西瓜和香瓜，用棉籽饼和豆饼作底肥，绝对绿色食品，个大汁甜，全部分给社员，成为大家暑天不可或缺的保健品。

　　队里还有养猪场，栏内常有几十头猪，除卖给国家外，时常杀猪分肉，改善社员生活。逢年过节，队里还会把仓库的黄豆做成豆腐分给大家。队里的电磨、电碾等给本队社员免费加工粮食，对其他人则低价收费。队里在河滩有几十亩菜地，打井用水车浇灌，使社员四季蔬菜不断。从春到秋，每隔两、三天，按人口分时令蔬菜；深秋季节，菜地清场，最后一批冬储萝卜白菜等分到各家各户，保证冬季蔬菜食用。

　　队里的年终分红是各家各户的大事。分红的依据是工分，工分每月按劳动力张榜公布，每个社员手里都有工分册便于核对；年终工分汇总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张榜公布。分红内容有两项。其一分粮食，把仓库的小麦、玉米等，除必要的、以应不时之需的库存外，都分给大家。其二是分钱。这笔数额不小的钱一部分来自生产队卖余粮、棉花、苹果、生猪以及其他收入；另一部分是大队划拨给生产队副业收入。大队办的铁业社，由最初十几人的手工作坊发展到一百多人的农村工厂，陆续添置了空气锤、车床等现代化设备，还配置了发电的柴油机。铁业社的主打产品是供矿山开采的钻杆，远销省内外，效益相当好，这是我们大队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社员福利待遇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还给各生产队进行年终分配。

　　分钱并不是分现金。各家各户年终分红数额确定后，钱是转入信用社各自的户头上，若用钱，或到大队信用社凭存折取现金，或大队信用员上门服务。那时候，我们时常看到信用员背着包到村里去，给大家结算利息和办理存取业务。社员需要现金，可当场办理，利息可当场转存，现金余额较小时，若需要，信用员用他带的火柴、蜡烛、糖果等折算，省去人们到供销社的麻烦。

　　集体劳动收入并不是社员唯一的收入来源，除此外还有各自家庭的收入渠道。农户养猪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政府还有政策奖励。社员用家里的剩菜剩饭、刷锅水，配以谷糠、野菜等喂猪，并没有多大的饲养成本。“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化肥厂”，猪粪交给生产队可以挣工分，一头生猪卖给国家可有近百元的收入，国家还给饲料补贴（粮食），因此大家养猪的积极性很高，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一、二头猪，这是社员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养羊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项目。最初都养绵羊，每年春天到集市上花一、二元买只羊羔，由小孩放羊割草加以饲养，到春节前能长到百十斤，宰杀后可以过一个“肥年”。夏季剪下的羊毛以及宰杀后的羊皮，既可卖给供销社，又能自己加工，本人的第一件毛衣、爷爷的羊皮大衣都来自自家饲养的绵羊。大约从1974年起，村里开始饲养奶羊，大多家庭都有一、两只奶羊。奶羊产下羊羔半个月后，养羊户就可以每天早上挤奶，送到乳品厂设在村里的收购点，奶钱一月一结，养羊户每月能有十几到几十元不等的收入。产下的羊羔，留下一头公羊年终宰杀，其他到集市上卖掉。养鸡似乎是家乡的传统或习惯，家家户户都养而且是散养。每逢夏初，暖房的人都会挑着两个特大簸箩到村里来，簸箩里挤满了毛茸茸刚孵化出的小鸡，各家妇女们尤其是老太太，都会花上两三元钱（也可以用鸡蛋换），挑上十几只回家悉心照料，待小鸡长大后，留下母鸡下蛋，公鸡和饲养多年的老母鸡就成为农家的佳肴，时不时杀一只调剂生活，农家小院经常弥漫着砂锅炖鸡肉的浓浓香味。鸡蛋基本上是农家自用，当然也有人家把积攒的鸡蛋拿到集市或供销社卖掉，购买其所需的日常用品。挖中药材也是一项收入，有些勤快人家会利用农闲时节，采集酸枣卖枣核（hu）,挖车前草、生地、茅草根等诸多的中药材，卖给大队药房或供销社，获得不等的收入。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大队（生产大队）由三个自然村（各相距二、三里地）、13个生产队组成。六十年代末，在大队部所在的村子新建了学校，免去了本村学生到相距五六里外村学校上学的不便。学校完全由大队出资，配备了完整的教学师资队伍和完善的教学设施，学校分七个年级，一至五年级为小学，六至七年级属于初中。为便于小孩子上学，另外两个村设立分校，各有小学一到四年级，本村小孩足不出村就可上小学。学校基本上是免费教育，学生家长只需负担学生的书本、作业和文具费用。

　　大约在1972年前后，随着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公社（卫生院）和大队卫生室三级卫生医疗体制的建立，农村卫生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大队全员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人可以享受到城里人的医疗待遇，看病只需五分钱挂号费，其他费用都由集体承担。大队医疗室有中医（村里中医世家）、西医（即“赤脚医生”），有中西药房以及基本的医疗器械等。若社员疾病需要转到其他大医院救治，其医疗费住院费由村医疗室全额报销。医疗室大夫除坐诊外，还时常出诊，无论白天黑夜或是刮风下雨，大夫随叫随到而且是分文不取。这些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用自己的行动，完美地诠释了 “救死扶伤”和中国传统的“医者，仁心、仁术”……

　　在农村物质生活逐步提高的同时，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

　　注重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是那个年代的重要特色，尤其是农闲时节。学习内容一般是传达上级文件、重要会议精神，时事政策以及重大事件等，如尼克松访华，九一三事件，中共十大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等等。学习方式主要有生产队长召集社员传达、学习，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组织收听无线广播（用收音机，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的《东方红》就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大队有线广播等多种形式。通过富有成效的政治学习，社员们身在农村却耳聪目明，对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大政方针、时事政策、国家人事变动等了然于胸，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自然非同一般……

　　那时候，大队有阅览室，各队设有文化室，定期开放，有专人负责管理（业余），为社员们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活动场所。队里的文化室，正墙上端贴着五大伟人画像，下方是伟大领袖为抗大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手迹，两侧墙面各有两幅语录牌。几个报夹挂在墙上，内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以及省报和地方报纸等。简易书架上放着《红旗》、《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和几种文学期刊，此外还有一些以农业为主的科普读物。报纸期刊经常更新，科普读物不断添加。文化室还是农闲时社员们排练文艺节目的场所，因此室内还放置有红旗、彩旗，一些乐器和演出服装。文化室的布置和书报陈放，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是社员们流连忘返的好去处。

　　县电影放映队定期到村里放电影，因此“看电影”就逐渐取代了农村传统的民间艺人说大鼓书（说书），特别是1974年大队购买了一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看电影就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此外，大队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文艺特长的社员和学生被选拔进来，成为活跃农村文化（文艺）生活的主力军。在农闲尤其是临近春节的时节，各文化室丝竹之音不绝，欢歌笑语连连，社员文艺骨干（学生是在课余）都在紧张排练节目。春节前后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农村是好戏连台。社员、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形式多样，有快板、对口词、三句半、歌曲、舞蹈、豫剧清唱和现代京剧；表演的内容都是弘扬革命传统，歌颂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展示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移风易俗。最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高年级学生曾经自己动手制作服装道具，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地排练并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一到四场、《红灯记》第四场《痛说革命家史》。这两个节目不仅成为当时文艺演出的压轴戏，而且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文艺汇演，赢得许多赞誉！

　　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生活，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革除旧社会农村留下来旧风陋俗，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风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得益于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广大社员“战天斗地”精神的大发扬。一曲“大雁高飞头雁领，书记是咱的带路人”（电影《艳阳天》插曲），不仅唱出了当时社员们的心声，也时常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那时大队党支部，业已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队里主要干部又都是出自农家、上过朝鲜战场的老党员。村队干部政治觉悟高，党性原则强，既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又熟悉农村、农活，是大家颇为信服的领路人。时至今日，村中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时常感慨：集体经济红红火火，一靠党的好政策，二有干部的好领导，此言不虚！

　　离开故乡几近半个世纪，对家乡的情感却无法割舍，如今已步入暮年，回首往事，只能无奈感叹：回不去的农村，忘不掉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