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是我们队的五保户,而且是全大队唯一一个旧社会从外地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五保户 。
侯伯当然姓侯,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侯伯叫什么名字,村里没有人说的清,即使侯伯自己好像也从没有说清,否则村里人不会不知道他的名字。既然都不知道侯伯的名字,所以对侯伯的称谓就两极化了:大人们(成年人)统统称其为“侯家”,意即“侯姓人家”,“侯家”于似乎就成为侯伯的别名,队里无论是分红榜,或分粮、发救济款等各种名单上,凡涉及侯伯的,都以“侯家”称之;小孩们则尊称其为“侯伯”,我对侯伯的称谓就是从孩提时代养成的习惯。从老人们口中以及我自己的体会,好像侯伯最高的辈份也就是个“伯”,而且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当年侯伯逃荒到我们村给地主家当长工时,村里的孩子们包括地主家的孩子都叫他“侯伯”,待到这帮孩子长大生儿育女后,他们的孩子还叫他为“侯伯”,就这样,“侯伯”成为村里几代人幼年时对他的共同称谓,从这个意义上说,侯伯无疑是村里资格最老的“伯”!
侯伯是许昌人,村人尽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侯伯的家究竟属于许昌的什么地方,村里人好像没人说得清。我是始终认定侯伯是许昌县人,判断的基本依据是:侯伯是旧社会逃荒来的,说自己是许昌人,但旧中国只有许昌县而没有以后的许昌地区和许昌市,因此,许昌地区或许昌市所辖的其他县与侯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侯伯只能是许昌县人。
侯伯是什么时候到我们村里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义。村里老人都说侯伯是“过蚂蚱”那一年从许昌逃荒来的。据老人们讲,那一年蚂蚱(蝗虫)施虐,大片、大片的飞来,一时间黑压压遮天蔽日,人们用扫帚、铁掀等拍打根本无济于事,大块庄稼转眼间就被蚂蚱吃个精光,全村庄稼几乎绝收。查相关史料,这一年就是“水旱蝗汤”最为暴虐的1942年。
1942年是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原地区天灾人祸并行,饥馑蔓延、饿殍遍地,村里不断有外地逃荒的人群路过,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我们村并独自留了下来的。侯伯最初是给村里的地主家当长工,时年应该是30岁左右,否则小孩子就不会称其为“伯”。那年头当长工且不说工钱多少,在饿死人的年代能有口饭吃就阿弥陀佛了,更遑论其他!侯伯没有文化,人很老实本分,好像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加之个子不高、身材不壮,好像也没什么力气,因此侯伯的长工应该没当多长,待饿死人的大饥荒过去,侯伯就被地主家辞退了。
正当侯伯断了生计的时候,我家东邻、一个家境不错人家的当家男人病逝,留下孤儿寡母两个人,寡母小脚干活无力,孤儿年幼尚需照料,时逢麦收秋种的大忙时节,侯伯就到这户人家打短工,暂时有个糊口的地方。这户人家大门外有孔无人居住的窑洞,就成了侯伯临时的栖身之地。没想到麦收秋种刚刚结束,一场意外使侯伯断了一条腿。尽管有诸多乡邻的热心照料,侯伯的伤腿渐渐痊愈,但侯伯由此落下终身残疾,成了瘸子,自此就长久地留在我们村,临时栖身的窑洞自然就成为侯伯安身的“家”。
侯伯在村里“安家”以后,由于自身残疾干不了重活,就时常帮人家孤儿寡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那家人也时不时接济侯伯,由此形成了既不是东家和伙计的雇佣关系,又好像是东家和伙计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土改时那家人因曾雇侯伯打过短工,有过剥削行为而被定为富农,侯伯则是正经八百的贫农,并且一度是我们村的贫农代表。
侯伯性格内向,话语不多,虽在我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但说话仍带有其浓浓的乡音,好在与村里人相处时间长了,侯伯的话,村里大人孩子都能听得懂。侯伯最具特色的语言就是他的口头禅“差不离”,意思是差不多。这个“差不离”伴随着侯伯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语言标签。“差不离”也许能够多少反映出侯伯对人生、对生活豁达的态度,但随随便便就是一句“差不离”,也曾给侯伯带来了些许“麻烦”。听老人们说,土改那会儿,侯伯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成为“贫农代表”,成为土改工作队倚重的对象。无奈的是侯伯阶级觉悟不高,并且还有点“顽固”,无论工作队怎样启发,侯伯还是没有丝毫的“进步”。在群众大会上,工作队想让侯伯以其自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新旧社会两重天,没想到侯伯竟然说了句“差不离”,搞得会场一时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好在侯伯“苦大仇深”,工作队没有深究,但这样的阶级觉悟显然是不适合再当“贫农代表”了。一句“差不离”使侯伯丢掉了“官衔”,事后村里有好事者曾经问过侯伯“丢官”前后有什么不一样,侯伯到底是侯伯,回答还是那句口头禅——“差不离”!
侯伯终生未娶,自然也就没有子女晚辈。侯伯好像与他老家也没有多少联系或往来,在我的记忆中侯伯似乎没有回过老家,但侯伯的弟弟曾经两次从许昌老家来村里看望哥哥,每次来都小住几天,村里人大多见到过。我也曾几次见到侯伯和他的弟弟饭后坐在沟边的石头上说话聊天,两个小老头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用侯伯的话来说就是“差不离”,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绝对是一对亲兄弟!
侯伯一直住在我家东邻的窑洞里,自打我记事儿起(60年代中期),侯伯的“家”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一孔不足三丈长的低矮窑洞呈东西走向,门框上装着饱经雨淋日晒、已看不出木质和本色的单扇门。侯伯外出时,就把单扇门上简陋的铁门单儿扣在门框的门鼻儿上,挂一把用小棍儿就能捅开的老式铁锁。那时候社会风气良好、人心古朴,侯伯近乎原始的门禁也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侯伯窑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什和炊具,因此窑内不大却略显空旷。 距门口约有两米的右侧窑壁上,离地半米挖出一个长两米、宽和高各约有一米的炕窑,炕窑边沿镶着一条窄窄的、磨得发亮的木板,里面铺着一张芦席,之上放置被褥等,这是侯伯一年四季就寝的地方。窑内冬暖夏凉,侯伯对生活似乎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夏天午休或夜晚,一张芦席、一把蒲扇(驱赶蚊子)足以让侯伯安然入睡;冬天来临,铺上褥子、盖上两床被子,缩在炕窑的被窝里侯伯也不觉冬夜有多么难过。炕窑外左上方的窑壁上挂着一盏自制的煤油灯,这是侯伯唯一的照明用具。70年代初,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侯伯是五保户,根本不需要负担电费开支,不可思议的是,侯伯拒绝用电,始终坚持使用自己的煤油灯。靠近炕窑的地方,紧贴窑壁搁着一台柜橱,柜橱之上放着木板箱,这套土改时分来的劳动果实就是侯伯窑里唯一的家具。窑里左侧靠近门口,靠墙放置着铁掀、扫帚和竹笆篱(侯伯的三件宝),距门口稍远垒有一个矮小的柴火灶,这是侯伯的唯一灶具。柴火灶旁边靠墙是砖墩支撑着的案板,案板之上就是碗筷、菜刀、擀面杖等简单的炊具。案板另一侧还放置着一口粗瓷水缸,几个用砖垫着(防潮)的大肚子瓦瓮,分别盛着白面、黄面和小米等食粮。窑里还有一把随意搁放的带靠背的小板凳,这把小板凳不仅是侯伯烧火做饭的坐具,而且还是侯伯晚年外出的拐杖。再往里直到后窑掌,杂乱地堆放着树叶、秫杆,干树枝等烧柴,这是侯伯一年四季做饭的燃料。那时候五保户用煤,完全由大队免费供给,但侯伯一直保持着烧柴的老习惯,一如既往烧柴做饭。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侯伯窑里从窑壁到窑顶,到处是黑黢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侯伯生活简朴,饮食简单,一年到头、一日三餐始终保持着自己家乡的饮食习惯,似乎没有想过换个花样。好在侯伯这个人人缘好、心地善良,左邻右舍逢年过节或改善生活,都会想到给侯伯送去一碗请其品尝,这也算是大家伙儿对侯伯单调饮食的调剂或补偿吧。
从我记事儿起,侯伯就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那时的侯伯年龄应该是五十开外,黢黑的脸上布满了历史的沧桑,寸板头已生花发,窄窄的额头下是两条花白的长眉,眉毛遮掩之下是一双谨慎看世界的眯缝眼,高高的鼻梁和圆圆的嘴巴之间横卧着略显夸张、有些灰白的八字胡,半圆的下巴支撑起不大的脸庞,整个五官诙谐地组合在一起,使人顿觉喜庆、可爱,因此,我们小孩儿都很喜欢侯伯!
小孩儿们喜欢侯伯不仅仅喜欢这个可爱、慈祥的小老头儿,还更加喜欢侯伯做的小生意。 在我的印象中,侯伯好像一直做着小本生意,也就是那个时候农村常见的、走村串街的货郎担,挑担的人村里人称之为“卖货郎”。在物流尚不发达的农村,卖货郎的货郎担给村里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是很受欢迎的。但侯伯的货郎担明显有些与众不同。侯伯年轻时就单薄的身体这时候显得更加廋弱,不甚高大的身材又被曾经的苦难压驼了背,这时就益发显得矮小,伤残的腿使得侯伯一走一瘸。因此,侯伯走不了远路,负不起重担,只能在周边村子转游,货郎担也只能轻巧。
侯伯的货郎担是村里木匠义务为其“量身打造”的。一对小巧的货柜一模一样,每个矮脚货柜高不过三尺,下面两层是抽屉,顶上是九宫格,配以结实的木质倒“U”形提柄,一条短小的扁担挑起两个货柜,一副货郎担便蔚然成形。侯伯经营的是小本生意,经营范围无非是针头线脑,小孩儿零食、玩具之类,种类不多,数量有限。侯伯对卖货好像不太上心,隔三差五才出游一趟,从这个意义上讲,侯伯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卖货郎。侯伯每次外出都是上半晌才磨磨蹭蹭走出屋门,货担抽屉里装满备售的物品,九宫格内摆放的琳琅满目,然后,侯伯挑着货担,手拿拨浪鼓,慢慢悠悠静悄悄地走出了村……
下半晌侯伯回村,则是与上半晌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侯伯腿脚不便,一走一瘸,挑的担子也随之摇摇晃晃,而且侯伯手中的拨浪鼓又不停咚咚咚的响,这简直就是侯伯在“闻鼓起舞”,或者说是侯伯独创的“侯氏秧歌”,大人们见了忍俊不禁,小孩儿们更是欢呼雀跃,纷纷迎上去簇拥在侯伯周围。侯伯这时也就乐呵呵放下担子,把两个货柜归置在一起,一手揉着肩膀,另一只手不停地摇动拨浪鼓,眯缝着笑眼热情招徕众多小顾客,当然也有带着孩子的农家妇女和老太太来凑个热闹。
侯伯的货柜里,妇女们用品不多,主要有不同型号的缝衣针,顶针、黑白灰几色缝衣线、松紧带、化学纽扣、镶在纸板上的金属按扣等,这是当时妇女们做针线活的簸箩里必备之物件。最抢手的当属侯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当时很少见的、专供绣花使用的彩色丝线,这是尚有绣花习惯妇女的最爱。此外还有小圆纸盒装的胭脂、小铁盒雪花膏等简单的化妆品。而小孩儿们喜爱的简直是丰富多彩,吃的有豌豆般大小的彩色糖豆,螺丝状梨膏糖,彩色玻璃纸包裹着的水果糖,鸭状玻璃瓶装的汽水,五香花生米(当时我村不种花生)等等。玩的有泥巴烧制的彩色小公鸡(能吹响),大小不一的各色弹子(玻璃球),削铅笔的小刀,逗蚂蚁的香蛋儿(樟脑丸)、能砸响的炸药片等,还有小女孩喜爱的小圆镜、小梳子,扎小辫的彩色皮筋、彩色发带……
侯伯这时候显得格外忙碌又格外开心,一边不停地忙着给叽叽喳喳的小孩儿们调换东西,一边还要应对大人们的各种话语。等到大多数人满意地散去,侯伯就会很大方地拿出几颗梨膏糖或糖豆或花生米什么的,分给眼巴巴盯着货柜一直不肯离开的几个小孩儿,然后才收拾货郎担,心满意足地结束一天的“营业”,步履蹒跚回家……
侯伯的货郎担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1973年)的时候,供销社在村里开设代销点,加上年龄和身体的缘由,侯伯开始“转行”卖“花米桃儿”。所谓的“花米桃儿”,也就是把爆米花(大米),参上糖稀圆成球,小的如乒乓球,一分钱两个;大的超过拳头,有白线作提手,有时候还染上红绿两种颜色,五分钱一个。那时候我们家乡人绝少吃大米,因此,大米制作的花米桃儿是个稀罕物,很受人们(尤其是小孩儿)喜爱。花米桃儿怕潮湿,并不适合夏秋两季经营,侯伯卖花米桃儿基本是在冬春时节尤其是春节前后。每到这个季节,侯伯基本上是前晌出门,一手提着一个装满花米桃儿的硕大塑料袋(防潮),另一只手还缠绕着几根线头,线头的另一端系留着几只升腾的彩色气球,像是在给侯伯做广告。侯伯慢慢腾腾走向村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后半晌回村,疲惫的侯伯都是先坐在自家门前小憩。侯伯这时不单单为了休息缓解疲劳,更是惦记着他喜欢的小孩儿们。稍事休息后,侯伯就会招呼围拢上来的孩子们,把卖剩下的残缺的花米桃儿以及碎爆米花分给他们。看到孩子们高兴地接受、迫不及待地享用,侯伯就会笑眯了眼睛,怡然自得……
在我的记忆中,侯伯似乎没有参加过队里的劳动(上工),但多年的习惯或本份使然,侯伯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到头,除经营他的小生意之外,其他时间(白天)就在村里村外忙活——拾柴。深秋初冬,侯伯肩扛扫帚和竹笆篱,扫、搂地上的落叶,一筐一筐背回家;春夏时节,手拿铁掀挖树根,或到处捡树枝(枯枝),一捆捆扛回家。侯伯终年烧柴做饭的燃料,都是自己设法解决。
侯伯享受“五保户”待遇,那时候队里集体经济红红火火,侯伯孤身一人,没有什么经济负担,自己还做点小生意,日子理应过得比一般家庭好。粮棉油,蔬菜、水果以及猪肉、豆腐等都是队里分的,衣服(包括棉衣)被褥集体会定期照顾(给钱)和添置,无须侯伯操劳。侯伯唯一嗜好是抽烟,烟叶是我爷爷(自种)常年提供的,不需要侯伯掏腰包。侯伯身体没什么大碍,头疼脑热也无非是一碗姜汤或熬锅茅草根加薄荷就可以解决,“五保”之一就是“保医”,何况还有“合作医疗”作后盾。侯伯唯一的家庭日常开支可能就两项,食盐和煤油。当时食盐是一元钱六斤半(约一毛五分/斤),煤油每斤三毛五分钱,因此侯伯在这方面的全年开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侯伯条件优渥,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曾有不少人多次劝过,可是侯伯就是侯伯,一句“差不离”,一如既往地过着简朴、恬淡的日子,并在这种日子里慢慢变老……
侯伯是外来户,但是村里人并没有拿他当外人。在日常生活中,村里人对侯伯这个受过苦的老人是关爱有加,久而久之就约定俗成,队里分粮有专人送到家,碾米磨面左邻右舍代劳,分肉分菜、买盐买油(煤油)小孩儿们主动跑腿,拆洗被褥棉衣以及缝缝补补也有妇女“承包”……处在集体经济的大环境里,侯伯与村里人在一起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小孩儿们时常围着侯伯嬉闹,虽有所“图”,却也给侯伯带来不少乐趣,而我们小学生,则成为侯伯家庭生活的小帮手。那时候学雷锋、做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我们一放学就不约而同到侯伯家,洒水扫地,打扫卫生,再打来井水添满水缸,感动得侯伯连忙制止,“差不离”、“差不离”……
侯伯不看戏,不听广播,白天忙碌自己的事,晚上就爱串个门,这大概算是侯伯的业余爱好吧!那时候队里开会或政治学习(大多是晚上),侯伯是会会必到,倒不是关心会议内容,而是图个人多“热闹”。夏秋夜晚,邻居们在外乘凉聊天,侯伯总是静悄悄地凑在一旁不停地抽烟,沉默寡言从不插话,每当话语指向他时,侯伯还是那句话——“差不离”!冬春季节,侯伯吃罢饭就到左邻右舍闲坐,话语很少,邻居关心地问起他时,侯伯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仍然是那句话——“差不离”!
渐渐地,村里人发现侯伯老了。侯伯的确是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增多了,常做的生意不做了,闲不住的侯伯闲下来了,爱串门的侯伯很少串门了,爱动的侯伯在门外石头上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上初中时(1976年),侯伯离开村里住进公社的养老院,由专人照料这些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随后我也离开家乡,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侯伯。期间曾听到见过侯伯的乡亲说,侯伯变白了,吃胖了,只是话更少了……大学毕业我回到故乡探亲,问起侯伯并决定去看他时,却得知侯伯刚刚故去……
屈指算来,侯伯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出现在我的睡梦里,但愿侯伯在天堂不要再“差不离”,要永远幸福、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