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

　　退休后，老同事相聚。因为政工经历，有感慨者曰：别的干部是南瓜，越老越甜，唯咱政工干部是丝瓜，越老越空。我不予苟同，答曰：此语大谬，我干了几十年，怎么总觉得越干越不空。他问我：那你觉得从事政工能做得成什么事吗？我说：有益于人民的事，做得多了去了。顺着记忆，讲了两桩。听完，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假。

　　我说了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是我参加阶级复查工作的那一段经历。

　　1971年3月，我响应政府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了西双版纳，效力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五营七连。五营位于勐腊县勐捧镇勐润村，是祖国最西南的边陲，依山傍水，种植橡胶，南邻老挝，西望缅甸，居住着傣族、哈尼族等好几个少数民族。这里的民主革命完成于一九五六年，为历史和社会原因所限，在成分划定时，有些工作较为粗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的“后遗症”明显。因此，一九七一年初，云南省委就把在边疆地区开展阶级复查列入日程，部署布置，在勐腊县的勐捧、向明等四个公社“先行一步”试点摸索。以机关干部为主，在建设兵团抽调了一批班排长，组成了庞大的工作团，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我和我连的二排长老吴、八连的两位“小杨”，被分派在一个叫扎苏版大队的哈尼族寨子里，于六月初入驻后，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适应环境，适应生活，然后是组织学习文件，开展调查分析，掌握每家每户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在云南省边疆办公室领导亲自下来蹲点和直接指导下，花半年时间完成了任务。勐腊全县铺开此项工作时，我再次被抽调，与北京知青小张（二营的一个排长）来到麻木树公社的坝荷大队帕良生产队，继续开展复查工作。这里位于澜沧江畔，山高路陡，寨子坐落在山腰间，取水洗刷，上下差不多要四十分钟，百姓家的伙食也很简单。第三天各驻队工作组去坝荷大队集中，小张请假说要回去取点东西，“黄鹤一去不复返”，帕良寨剩我一人“独挑”了。

　　一个人也得工作！带队的段指导员对我说，我这里派不出人手了，反映到县里，县工作团领导说你能行，你就坚持着干吧。我当时心里虽然有点发麻，但领导信任给了我勇气，打起精神，按照在扎苏版做过的套路流程，白天下田劳动（播种旱谷），晚上组织学习，和50多户男女老少打成一片后，着手调查分析，把重点放在“疑似异己”家庭上，尤其是摸清了几户戴帽的“地主、富农”家解放前的经济地位与现实成份不相符的“症结”所在。原来，是因为当时曾有过“阶级成份与政治表现相互参照”指导思想的影响，把一个极其贫穷的寨子里的阶级成份搞复杂化了。唯一的那家地主，当时几乎没有固定田块，但因为他曾经向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献媚奉承、仗势欺人而犯下众怒，土改时，在老百姓强烈要求下就定下了地主的成份，两家富农、两家富裕中农的情况亦然。老的老了，但连累了他们的子女，参军，招工，上学，啥好事也甭想。进寨初，那几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遇上时连正眼看我的勇气都没有。还有，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1969年残匪入境骚扰的“满岗事件”，惊动过国务院），这个寨子里有人为敌特提供过方便而曾被管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们担心“复查”是不是又一次“秋后算账”，远远相逢都绕着路走。所以，我利用黄昏时间，一面只身登门拜访，逐家逐户认真调查，一面组织了以老大爷老大娘为主体的评审小组，通过他们的传递，把复查政策与所掌握的材料同时向群众交底，让每家每户自己对照政策，根据过去有无剥削、被剥削行为和剥削、被剥削的程度，“对号入座”，家喻户晓了“复查”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准则，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认同和配合。经过四个月的忙碌，帕良生产队的53户，地主富农没有了，上中农1户，中农6户，下中农11户，其余的都是贫农。最终方案公布后，全寨子皆大欢喜，一片欢腾。帕良完成后，我去隔壁生产队协助俩位解放军战士填写登记表，还帮着大队部完成了新的阶级成份建档。段指导员满意地说：原来担心你单枪匹马可能要挡不住，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帮着收完了场。离开坝荷大队时，帕良寨一群青年赶来相送，尤其是原先受压抑的几个，更是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说的第二件，发生在张家洼铁矿、如今的鲁中冶矿集团。

　　那年四季度，指挥部团委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援助小官庄铁矿为完成年度掘进计划而冲刺，我担任了第二分队队长。突击队都是风华正茂的热血儿女，干活拼劲十足，出渣量远高于其它掘进队。“挠挠者易折”，由此也带来了嫉恨，井下有人言：突击队能干，那就把掘进任务都交给他们吧。我估摸着，这矛盾，早晚要发作。

　　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迸发于我们第二分队，我当班的那个中班。

　　那晚接近下班时，队员们还忙着往打好了的“眼子”里装填炸药。为了不给下个班头留下安全隐患，我让大家干脆放完“炮”再下班，这样，就迟缓了半个多小时。炮声响过硝烟褪去，我们收拾完工具离开掌子面到井口时，上头班的运搬队人员已经进入巷道，与我擦肩而过。卷扬上下，人车不能同乘，这是有规定的。为此，我就去找调度说明情况，联系运转队控制房获得同意后，回到井口准备招呼大家上罐时，看到运搬队有人堵住突击队员，硬要把一条空车皮推入罐笼，双方产生了争执，一位有了点年纪的半老头竟然抡起一根用来连结车皮的铁链，砸在了小陈膝盖上，顿时就血淋带滴，我方队员小由见状劝阻，被对方拉偏架的数人围住，挨了好几冷拳。眼看双方怒目相向剑拔弩张，我赶紧三脚两步奔入现场，阻住双方。因为我曾是指挥部工业学大庆工作组成员，与运搬队里的大小头儿有一面之交，所以很快就冷静了大家，控制了局面，各干各的去了。

　　不料第二天早上，我尚睡得迷糊之际，我们突击队王队长（时任指挥部团委书记）急匆匆找上门来告诉说，昨晚因为运搬队有人被青年突击队打坏了，矿区停产不干活，今天公安要来抓凶手了。我不胜惊愕，赶紧把昨晚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给他“复原”了一遍，直言不讳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人甩赖，有人诬告，倒打一耙，是抹黑突击队，为不思进取的慵懒作风耍锅。然后，我俩又去突击队党支部书记处，详尽汇报了原委，由他（时任组织处副处长）向指挥部领导提供真情实况。那天，矿区里“有人要逮捕”的谣传纷扬，不少人幸灾乐祸等着瞧热闹。

　　下午，我接通知参加指挥部调度会，进入会场，见里面坐着的，都是各二级单位的党政领导，还有二工区下属各队神色冷峻的干部，会议室里的气氛，严肃得近乎萧杀。主持会议的景指挥简略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后，就“抓”与“不抓”征求意见，在几乎“一边倒”的“义愤填膺”中，我仿佛觉察到王队长、李书记的眼神在向我示意着什么。要不要挺身而出，站起来说说真情呢？“铁肩担道义”，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下的好，不明真假，何辨是非？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手请求发言，景指挥点头同意了。

　　我说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我们突击队到井巷公司，是响应指挥部支援大干一百天的号召、为年度完成计划出点力气而不是与什么人闹矛盾来的；第二点，是凡同意“抓”的所有同志，是不是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或是现场的“零距离”目击者，所持异见源于何方；第三点，是一场本来就已经平息了的小小纠纷，为何会被推波助澜恣意扩展到造成停产的严重后果，正在办理“该抓”流程的部门，是否找过双方当事人，具体了解和对各方所言作过真伪考查鉴别。然后，我尽量控制气愤，注意措辞，如实把当时境况重述了一遍，会场一片寂静，无人插话，无人提问，那些极力主张“该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一个个面红耳赤，目瞪口呆，看冷门似地打量着我，估摸着我。我深知，此刻他们最希望的，是景指挥能发“连珠炮”，打断我的发言或者声色凌厉地直接把我击倒。但景指挥并没有如他们之愿，我说完后，他不但重复了我所说的第二、第三点，还强调开会应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允许人人发表不同意见，含蓄地肯定和支持着我，我“言多必失”的顾虑烟消云散。接着话题，景指挥讲了一番“领导干部”要听真话讲真话的道理，指出之前头脑发热，是因为没听到真话，没经过调查分析，人云亦云，现在听到真话了解真相了，都还热得起来吗？他说，幸亏我总觉得把这几位小青年往公安一送了之不很妥当，才临时动议召集会议；也幸亏小范同志讲了真话，让大家了解了真情，才紧急刹车扭转了处理方向。否则，他们几个蒙冤受屈，进去一判几年，青春没了，前途毁了，难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对得起他们的家长呢，大家也会不会因此而内疚一辈子？

　　景指挥一番话，有担当，有爱护，入情合理，语重心长，足以让在座干部振聋发聩。我为自己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和对这几位青年、对青年突击队的声誉尽了心、负了责而踏实，而心安，也深为景指挥决策前的“兼听则明”和“尊重客观”而感动，而钦佩。

　　我告诉老同事，做这两件事，是因为脑海里有着精神的支撑和激励，前者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后者是“要敢于反潮流”，

　　即便担点风险也在所不辞。做第一件时，我尚年轻稚嫩，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事求是落实政策，弄不好要被扣上“右倾”帽子。做第二件时，我还只是个接受培养考察的“积极分子”，需要点“多种花少栽刺”的“谦虚”和“涵养”，敢在本单位最高领导面前直抒己见，会得罪不少干部而遭忌，以后还要不要“进步”？但我都做了，做得问心无愧，做得领导更信任更放心，够“意义”了吧？老同事听了，说：不空，不空，政工不空，事，还在于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