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之路

　　五月四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国青年节。1919年的这一天，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园，奋起讨伐北洋政府及其豢养的卖国贼，点燃了中国近代最彻底最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烈火，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五月四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

　　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从1960年9月入队、1973年8月入团，到1984年5月4日入党，实现“人生三大光荣”目标，整整24年，谈不上漫长，但确实算不得短暂。

　　（1）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向往和热爱，源于我老爸的表率，和许许多多党员干部的示范，但首先是启蒙于胡乔木同志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本书史料翔实丰富，论述由浅入深，让我爱不释手，虽然当时还只是才读完小学四年级，但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为书中大量重大革命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化叙述所吸引，所以，每当有空或没有其它书可看时，我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琢磨它，差不多一直到小学毕业。初中二年级，周末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历史老师何振宏进入教室，眨巴着眼说：今天上课先提一个问，大家能不能说说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划上句号的，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全班同学面面相觑着，何老师微微摇头。大约过了三分钟，他有点失望地说：看来你们也回答不上呀。我当时还是个顽性未退的“皮学生”，一般不会、也不能与班上的优秀生抢答的，所以一直默不作声，见何老师出了此言，不禁孑然一振，说，怎么简单的问题咋会不晓得。于是，就把1840年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以此为分界标志的新旧民主革命简述了一下，反问何老师还有什么要提的，惊得何老师竖起大拇指称奇说：这个问题我在初三年级到高中部都发问过，整个江镇中学、包括别的任教过的学校里，还没有一人能回答上来，到你们3班，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随便问问而已，想不到竟然得到了正确答案，问我是怎么获知的，我告诉他，是从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里看到过的。一向自誉渊博（历史知识很丰富，讲课生动）而清高（从市区调来，对我们东海之滨的老是赤脚的“海蛮子”有点瞧不惯）的何老师连连感叹：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哟。

　　有道是，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因为这本书，以及随之而后《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可爱的中国》、《烈火金刚》、《红岩》、、《暴风骤雨》等等一系列“红书”的影响，我的历史知识不断增长，初中历史、地理两门功课考试，唯一一次被扣分的是，把“安徽”的“徽”字误写为“微”字。因为有一本新出版的《艳阳天》放在桌肚里吸引着我，在一口气把试题做完后，就第一个交了卷，任课的张根福老师也立马批阅，扣了5分，我气又悔，连连跺脚，：嗨，低级错误，实在不该的呀。同学们说，一个错别字，最多也就扣一两分吧，老师下手够狠的。张老师说，那是为了让我记得牢一些——确实，我至今未忘。直到七十年代末，共青团上海市委和青年报社举办中国近代史知识竞赛，我虽然早已离开校园多年，但与在读的高中生、大学生同考，还获得了三等奖；进入张家洼工地和后来回沪后的浦交公司，遇有历史知识或者党史知识竞赛，不需要复习，只要我参与，得分都位列前三。八十年代初，我自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专修科，“中共党史”一考便过。书籍指引我形成了以“三大目标”为荣耀的信念、愿望、追求和“三观”，在24年的跌宕起伏、回流波折中没有动摇和退缩过。

　　（2）

　　除了有红书指引我获得了党的一些基础知识、有李大钊、赵世炎、方志敏、保尔、柯察金、江姐、成刚、刘胡兰、杨靖宇、赵一曼、董存瑞、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向秀丽、雷锋、焦裕禄、欧阳海、王进喜、陈永贵、麦贤德等等一大批革命英烈的榜样之外，在平时生活中随时能感受到的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更是是坚定我实现“三大目标”信念的不竭动力。我大姨1954年入党，我老爸1956年入党，是我最早接触的共产党员。因为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我经常观测他俩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之处”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发现有两点：一是奖状多，厂里的，公司的，局里的，年年都有，规格一年比一年高；二是星期天回家少，老爸经常让伯父捎口信给老妈，因为有突击任务或者党内会议而不能回家了，虽然他近在市区工作，往往是只有春节、五一、十一、元旦才回趟家来。所以，69年老爸去南京梅山基地支内时，我老妈一点也没有设阻，说反正他在上海对家里也没尽过多少义务，凡事总图不到他的。大姨妈则隔三岔五地让“毛巾姑娘”转告外婆，因为帮着谁谁谁要抢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生产指标而要在厂里睡了。印象中，觉得共产党员就是工作勤奋很努力，乐意助人很忘我。稍后些，是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金，那时他五十左右，土改时入的党，经常穿着自织的草鞋走村串户。有一年台风警报来了，老家茅舍多，他带着大队长、民兵连长和妇联主任逐家逐户挨着检看，前前后后围着转，然后布置生产队长组织男劳力绞“袼索”，赶在台风登陆前网络那样地罩上了茅屋顶，避免了强台风把稻草掀开刮走。再后来，我已经回乡务农了，看到他从江镇开会回来经过我们5队，有时脱下布鞋打赤脚稻地里拔草，有时挥舞镰刀和大家一起割麦子，边干着活边向队长传达精神布置任务，是两不误、高效率。我后来成为大队的学习毛选辅导员，什么“中心组”等活动，从来都在黄昏举行，绝不会妨碍生产劳动。在西双版纳接触到的几位共产党员，虽然文化不高觉悟挺高。哈尼族党支部书记老三黑瞅瞅一个，除了去勐捧公社开会和守疆巡逻外，整天都和社员一起下田忙乎，有一次，为完成一项侦察任务（那时尚有国民党残匪在边境苟且骚扰)，带着两个民兵在深山老林隐蔽了三天三夜）。女教师科布教书育人，寒署假和星期天只要生产队有活计，就不会呆在家里歇息。一位傣族共产党员（城子矶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与我只是在勐腊县培训班有过一面之交，但在一个月黑夜，当我和几位同事在勐捧街头为找不到住宿而发愁时，他真心诚意地拉着我去了他家，杀鸡打酒，盛情款待，我们连连道谢，他只是诚恳地说，你们是知识青年，是到边疆来支援建设帮助发展的，毛主席说了，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你们来嘛！说得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很多的机会接触较高层次的军、地领导干部。觉得他们都很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在“扎苏版”大队工作一时打不开局面时，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的军代表杨同志（他从来不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尼族同胞男女老少都称呼他杨同志）亲临蹬点，与我们同住一室，一点也不像个“首长”。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从山下挑来清泉，分别倒入我们的脸盆和口缸，放好毛巾，连牙膏也挤上了牙刷，横放在口缸上摆好了。对我们像自己子女般的关心，真是体贴入微。——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一直对那些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却吆五喝六、貌似正经而嘴尖皮厚、头重脚轻的新老“八股”、对那些削尖脑袋混入组织却从来没有“为人民服务”之心的“假冒伪劣”没瞧在眼里，他们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这也是我入党之路比较漫长的一大原因。

　　（3）

　　对我理想信念和“三观”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红歌和样板戏。

　　我喜欢唱歌，记得能独立唱完的第一首，是《歌唱二郎山》，那年我五岁，一个夏天的黄昏，老爸领着我们一遍嚼芦粟，一遍学唱歌。第二天，我在田埂上一边找猪草，一边唱起了“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满地的大人都不约而同站起来，朝我投来惊奇的目光，那时农村落后，没几个人会唱歌。队里的小会计特地过来让我转过身，面朝大家，连着唱了三遍。打那以后，只要路过队里，大人们总要把我拦住，不唱一遍《二郎山》就不让走。上学后，会唱的歌多了，读完“民办”的四年级走进正规的五年级，报到那天班主任尹老师让我唱完《我的祖国》，才给办了手续发给我新课本。后来的“六一”儿童节少先队活动，他总是把我作为班级申报文艺节目的一张“A”保留着，一直到初中也还是这样。我唱过的有《洪湖水浪打浪》、《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蚕花姑娘心向党》、《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等，还是挺受同学们鼓励的。

　　林彪曾经说过，学唱一首革命歌曲，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至今觉得他虽然叛党叛国折戟他乡遗臭万年，但这句话是没说错的，他那时还是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嘛，总得说点冠冕堂皇的吧。因此，我唱歌的曲，也悟歌的词，觉得自己就是要“学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应该具备“工人阶级硬骨头”、“社员都是向阳花”的精神和品格，要像老一辈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像邢燕子、侯隽那样“扎根农村志不移”。

　　比歌曲影响更大的，是那个岁月中最为璀璨闪耀的革命样板戏。本来，我只晓得沪剧《星星之火》、《芦荡火种》，唱上几句觉得挺不错的。但从1965年春起，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长瑜老师学唱《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之后，就永远地喜欢上样板戏了。除了《奇袭白虎团》之外，其它七部的唱段皆入脑入骨，娴熟于心。一唱就会豪气奔涌，激情澎湃，宛如见到共产党人的那股子浩然正气在袅袅升腾，在化作春雨，在唤醒寰宇，在润人心田。李玉和“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杨子荣“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以轻松”、“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方海珍“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佂帆破雾行”、江水英“抬起头，挺胸膛，高瞻远瞩向远方，莫叫巴掌把眼挡”、柯湘“似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等等唱段唱词，无不大气磅礴，优美动人，憾人心灵，包含着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往不胜的革命乐观主义，令我字字句句，镌刻在心，“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

　　（4）

　　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是学习的模范。在这一点上，我是矢志不渝、问心无愧的。回乡务农后，我把大量业余时间用在了学习《毛选》上。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的铺垫，学起来并不费力。一到四卷，目录都背下了。历史知识提升了，还通过《老三篇》、《两论》、《整风文献》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篇章的选读和详读，初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浅入深，有少到多，按照毛主席“贵在坚持”、“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和“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做得到的”教导，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争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有“理论的自觉”。1972年参加营部的批林整风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在“西方那个山洞里”写的一封信，其中所言及的“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根据学过的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谈了“革命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相结合”这些涉及党的总政策总策略的“大道理”，好多人可是“闻所未闻”过的，有几个还朝我翻白眼。但主持学习的高营长听了大加赞赏，接过话题发挥了一番，说“这个小伙懂点理论，不错”。1973年批林批孔那阵子，领导安排我在干部大会发言。我运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以孔子代理宰相仅七天，就诛杀了主张革新图强的大臣少正卯，揭露孔老二宣扬“克己复礼为仁”，实质是在反对变革开历史倒车。后来不久，我就调到营部做“报道员”，过渡几个月以后担任了青年干事，被选举为共青团工委副书记。1975年，机关党支部讨论和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就等着填写《入党志愿书》了，但老爸那里的一纸调令，把我召唤到了位于山东泰山以东莱芜县的张家洼工程指挥部，进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加入党组织的愿望竟一晃贻误了近十年。

　　（5）

　　不过，这样也好。到张家洼后，虽然岗位变动频繁，一次变动后就有一场新的考验，但我都挺住了。期间，我先是学电工，老老实实爬起了电线杆。但不久，因为帮着整理一份老工人先进事迹材料而被选举为团支部书记，结识了一批有志青年。76年10月到共青团上海市委团刊组学习了，77年六月回工地后进入指挥部学大庆工作组，78年10月起担任机修动力处工会主席团委书记，82年机动处撤销后进入上海矿山井巷公司政工科，熟悉和了解我的李科长真诚地对我说：以后不用再奔波，组织问题不会是问题了。可仅过了两个月，我竟又被“借调”进入到了指挥部党委宣传部，我心里不爽，李科长也打抱不平，但毕竟下级服从上级，我得服从他也得服从。进门后，宣传部赵部长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让我边做“干将”边当“学生”，工作学习两不误。

　　激动我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4年四月下旬，机关党委所属的政工支部书记老吕给了我一份《入党志愿书》，并交代说：支部里有几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找点鸡毛蒜皮给你上纲上线有几下子，讨论团委三位青年同志时，她们就扭着不放，一个个都是开了好几晚上的会才通过的，让我有点“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心理准备。我的介绍人也提醒我，一定得心定气沉，耐心听取。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大会开始审议了，我宣读志愿书、介绍人和党小组代表发表意见，党支部组织委员宣读了政审情况后，开始讨论了，我掏出小本子洗耳恭听。

　　第一个发言的是指挥部党委刘副书记，称赞我工作责任心强，粗活细活拳打脚踢都拿得起放得下，有干劲有效率有质量，一人顶得几个用。第二个发言的是指挥部纪委的郭书记，表扬我工作没有份内份外，不分白天黑夜，既能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又能在细微之处为“举手之劳”。第三个发言的是党委组织部的柳部长，表扬我有理想有追求，对党忠诚不动摇，学习认真提高快，是真学真懂真弄通真应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都源于自学和勤奋。第四个发言的指挥部党委的戴书记，表扬我朝气蓬勃有个性，工作泼辣作风实，他就欢喜有棱有角的年轻人。

　　四位领导没有一句批评，倒是还举了好多事例，表明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不到40分钟，审核，就在出乎意料且毫无疑义的氛围中全票通过。感慨之际，党支部书记让我表个态度，我激动地说：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老党员的勉励和鼓舞。我一定以今天为新起点，继续努力，砥砺党性，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十年磨一剑”，我终于能够挺直腰板，面对镰刀斧头，举起右臂，问心无愧、发自肺腑地说上一声：中国共产党，您的战士，向您报到来了！

　　202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