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赤脚医生的记忆

　　1968年9月18日是我们沈阳二中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知不觉地回忆起那段永生难忘的峥嵘岁月，特别是自己在大队当赤脚医生那些难忘的日子。

　　一、耳膜穿孔

　　刚下乡时，我们671班分在辽宁省西丰县凉泉公社碾盘河畔保安大队两个村里。我和十几个同学分在最穷的3队。一天晚上，干了一天农活的同学个个睡得正香，突然，我被右耳里的“雷声”大作惊醒。可能是一只虫子钻在里边，好像有只怪物在耳道里翻江倒海般折腾！我吓坏了，迷迷糊糊爬起来，点着鬼火般的小煤油灯，不知所措。一边掏耳朵，一边推叫身旁的同学。由于白天干活太累了，他睡得死死的，咋推咋搡就是叫不醒。我又不敢大声喊叫，生怕惊醒其他同学。我是又急又怕，竟一个劲地用火柴杆捅耳朵。第二天一早马上跑到县医院看病，结果是耳膜穿孔。于是，我就立马回了沈阳治耳朵。我心想，呆在这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地方该有多可怕！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不懂点自救知识保护自己的小命，能行吗？可从哪儿下手呢？哦，有了。我想起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扎针拔罐子，不吃药也好一半了”。好嘞！咱就学扎针拔罐子吧！简单易学还省钱。于是，在沈阳看过耳朵之后，我买了几本针灸书，又带上当医生的四婶给我弄的几包银针和酒精棉球，回西丰了。临走前，四婶教我简单了解了一点常见病防治知识和针灸技巧，熟悉了一下常用穴位。回到青年点后，一有空我就试着在自己身上扎针，凡是手能摸到的地方，好多穴位我都给自己扎过。那些穴位的针感我都有体会，记得最痛的穴位是握拳小指侧凸起处的后溪穴，治疗腰痛的。但就是没敢学赵普宇（解放军辽源某部打开生命禁区“哑门穴”治疗聋哑顽症的卫生员）试扎哑门穴。

　　不久就到春节放假了。经朋友帮忙介绍，我到东北制药厂职工医院理疗科学习了20多天针灸。记得科里有位个子矮矮的杨大姐，她人真好，让我上班时穿着白大褂，戴上大口罩，冒充新来的大夫给患者扎针。其实，每天到理疗科扎针的患者并不多，但只要有人来，杨大姐就让我上手。记得第一次在那儿给患者扎针，我真吓得哆哆嗦嗦的。有时忘了配穴位置，杨大夫居然巧妙地利用给患者擦酒精棉球的机会，轻轻一点，我就想起了该扎针的地方。好在我看了好长时间的书，又在自己身上试过一段时间了，总算“唬”过去20来天，愣是没被患者发现！

　　春节过后回农村，在青年点里第一个让我“试扎”的是何克新同学。当时，他有点感冒，流鼻涕，打喷嚏，还有点咳嗽。我胆大，他胆也不小。这一情景被在场的老乡看到了，还传了出去，好像挺神！恰巧村里原来的女赤脚医生要回家结婚，大队正为此事急得团团转呢，一下子抓到我救驾，非让我当赤脚医生不可。我说，我就是刚刚学点扎针、拔罐子的小把戏，哪会当大夫啊？可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天谈完，当天“出诊”，背个药兜子就“看病”去了，连少得可怜的那几种药的名字都叫不全呢！你说，险不险？！

　　二、以身试药

　　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经费少得可怜，一个月到县里买点药回来，一个旅行袋就装下了，哪够全大队四个自然屯七个小队近千口人用的呀？扎针拔罐子倒是省钱不用药，但农村好多人“晕针”。无奈，逼得我们只好自己动手用土办法做药。既无生产许可证，又无安全生产条件，更没有国家药监部门的检测检验报告，整个一“三无”产品！但在那个时候，不靠这还真不行，老百姓等着用啊！为了提高赤脚医生水平，县里、公社搞各种培训，有西医诊断方面的，也有中草药炮制和中成药制作方面的，一应俱全。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所有“赤脚医生”们都拼了命在学习，在干中学习。

　　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医学参考书很少，最可宝贵的就是那本湖南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农村医生手册》，它简直就是一本赤脚医生的“百科全书”，囊括了解剖、病理、药理、中医、西医学从理论到实践各个方面极其实用的知识。这是我那时看得最多，几乎须臾都离不开的工具书，也是借力最多的书。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心得体会，听课时连笔记也记在上边，这样用起来极其便利。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了几本沈阳药学院印的教材，其中，有两本最宝贝的小册子。一本是《中草药图谱》，另一本是《中草药制剂》。当时别提多高兴了！就是按着这两本书传授的知识并结合从各种学习班现学来的简单技能，开始了采药和制药工作。时间不长，很多赤脚医生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中草药丸、散、膏、丹的制作技巧。由于我手中有那本《中草药制剂》，心里痒痒地放不下，总想要自己做针剂。跃跃欲试好一段时间，终于下决心攻一下！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为两种，一种是挥发油，另一种是生物碱。生物碱用萃取法提纯，比较麻烦。而挥发油用冷凝法提取就比较简单。于是，我从简单的方法做起。先买了一个铁皮壶做蒸汽发生器，壶盖是焊死的，壶嘴是蒸汽出口。蒸汽通到浸泡中草药的容器里，然后将经过高温蒸汽熏蒸过的中草药蒸汽再连到蛇形冷凝管上。玻璃制冷凝管有两个口，从低端通进的中草药蒸汽经蛇形冷凝管外的冷水冷却，高端则有中药制剂滴出。

　　在那穷乡僻壤小山村的土房里，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亲手采挖的中草药变成了晶莹的药液一滴滴从蛇形冷凝管里流出时，心里真的好激动！

　　制取的药液要分装到2毫升的玻璃安瓿里，每批500支。小安瓿出厂时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呈中空哑铃形，使用前，用小砂轮片在其中间轻轻一划，一掰就成了两个，还比较干净。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在灌装前再次用清水做了清洗。清洗水是从吊在天棚房椽子上的一个高位水桶里流下来的。水桶下部接个细管，细管上再接个大号针头，这样射出的水就有了一定的压力。虽然土，但好用就行。土药厂也有个“洋玩意”— G3垂溶漏斗。当时买挺贵的，这可是制针剂的宝贝武器。安瓿注满2毫升药液后封装，再经过高压灭菌，基本上可以放心临床使用了。

　　最好玩的是封装玻璃安瓿口的一套装置。这是由一个脚踏式“气老鳖”（类似于打气筒）、一个贮气瓶、两个软管、两个连在软管头上的大号针头、一个酒精灯、一把镊子、一个水杯组成的土得掉渣的“封口机”。但就是这台“封口机”，却能生产出像模像样的“防风液”、“独活液”、“黄连素”等5、6种针剂来！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脚踏式“气老鳖”把压缩空气打到贮气瓶里，然后，经软管导出到大号针头，并在针头出口处形成稳定的连续气流，两个针头喷出的气流交汇到酒精灯的火苗上，就形成了一束类似“喷灯”射出的高温火焰。这束火焰足以令安瓿口的玻璃迅速融化，融化部位选在离安瓿口5毫米处。此时，用镊子夹住安瓿口边缘未融化部分，将其快速一提并丢进水杯里，同时快速将安瓿移出火焰区，安瓿口已经融化的玻璃遇冷收缩在一起，形成一个半球，封装过程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快乐瞬间。每次做500支针剂，从早晨做准备到高压灭菌结束，往往要忙到下午2、3点钟，中间不能停，也根本顾不上吃午饭，但从不觉得累，因为这些“土药”等着用。能为老乡解除一些痛苦，就乐在其中了。

　　中草药针剂制作时要添加两种药剂，一种是“吐温80”，防腐的；另一种是“苯甲醇”，管止痛的。因为注射中草药针剂有点像打青霉素那样痛，加了“苯甲醇”就不痛了。有一次我忘了加这种添加剂，结果在给自己注射时痛得呲牙咧嘴。每一批针剂制出来，我都要亲自给自己打一只检验其安全性，免得给老乡打针时出危险，出了差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没人敢给我打这针呐，只好自己来。说到胆大，那是当时缺医少药把人逼的，要是条件好，谁愿意冒这个险呢？

　　我们制的药还都派上了用场。农村人风里来雨里去，一辈子辛勤劳作在田间地头，患腰腿痛的很多，“防风注射液”、“独活注射液”挺管用的。还有就是用“黄连素注射液”治病更是立竿见影。这种针剂是用黄菠萝树皮（表皮里边的那层黄皮）提纯出来的“小檗碱”针状结晶加上5%的葡萄糖溶液“兑”出来的。当时我用的“小檗碱”是公社卫生院给我的。有一次，新尤一队的一位大伯得了急性痢疾，我一次用了4支“黄连素”注入他的静脉，竟好了！

　　三、胆大心细

　　没当过医生的人，不大理解医生为什么不怕重患病人或是死人。我的体会是：责任使然。我参与过的第一次抢救发生在泉北大队，那还是在公社卫生院接受来自清原县解放军238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培训时发生的事。一天晚上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快救人那！有人过电了！”原来是一位老乡找人帮忙，用一根铁丝栓块石头，往位于高压线下方的有线广播线上扔，试图挂上，再引到自己家小喇叭上，图便宜省个安装费钱。结果惨了，由于两根线距离较近，人又没办法精准把握力量大小，铁丝一下子搭上了高压线，前面的人立扑倒地，当即死亡，后面的人手心击出了好大的窟窿，但没死。军医立马带我们赶到现场，首先抢救前者，虽然希望不大，但还是全力以赴。好几位军医轮番给伤者做人工呼吸，大约两个小时下来，个个筋疲力尽了。这时，就让在场的赤脚大仙们上了。最后，经过强心剂注入心脏也毫无办法了才宣布死亡。在给死者按压胸部进行人工呼吸时，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如何让他醒过来！根本来不及害怕。

　　好医生必备的素质是：认真看病。现在可能是病人太多，医生太忙的缘故，西医看病几乎是问病下药，哪有几个医生按“望、触、扣、听”的程序走呢？有时看呼吸科疾病，根本没听诊，也敢写上：“无啰音”。中医瞧病讲“望、闻、问、切”。切是“号脉”，那可是真本领，非一年半载学得来的。现在好了，中医也全靠仪器诊断，还有几个会“号脉”的中医呢？在大医院的中医科里，你几乎闻不到中药味，也看不到中医诊治手段的应用。我们提倡中西医结合，但绝不能把国粹丢光。中医的博大精深传承都难获真谛，要是轻易放弃，那可是易如反掌的事。我们当年做点中草药制剂解燃眉之急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学中医，能力也根本不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中医手段给人治病，一切都得服从当时的实际需求，给老百姓解除病痛高于一切，必须实用主义。记得有一次村里一位产妇患急性乳腺炎，她家人找我想办法，因为产妇月子里不能轻易出门到公社卫生院看病，怕受风。那是我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给人家开中药，就是抄下《赤脚医生手册》里的一个方子给她家人到公社卫生院“抓药”，根本不会辩症实施和加减。结果还好。为这事，辽宁中医学院毕业刚刚分到凉泉不久的公社卫生院中医杨玉芝大夫还在一次培训课堂上表扬了我的“胆大妄为”——赤脚大仙竟敢开中药方剂！

　　认真看病，会让我们长本事、提高水平。我曾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凭借认真观察患者体征——右腹部剧痛并向右肩部放射，痛时呈撅屁股体位。仔细听取患者主诉，结合所学到的知识，较准确地诊断出两例“急性胆囊炎”。碰上急腹症患者，那可不能怠慢，必须立即送公社卫生院急救。其中一次陪患者去公社卫生院还碰上了当时沈阳医大下乡巡回医疗的一位叫张凤岗的医生。他知道我是知青，就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二中的，他高兴地说：“咱俩是校友哇！我也是二中毕业的。”夸我认症挺准确，鼓励我日后有机会学医，没准是个好大夫！

　　胆大必须心细，我牢牢记得“人命关天”的祖训。当年农村合作医疗起到了一定作用，解决了老乡不少疾苦，作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感到知青在农村的些许贡献。但是，当时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几乎天天为自己的工作提心吊胆，并不是看起来那样光鲜——不挨累，工分又高。譬如，你每天用的注射器只有2-3个，针头倒是多一些。给患者打针只能靠换针头，不能换针管，这就是一大隐患。不管中药、西药都有配伍禁忌，链霉素与百尔定、百乃定混合都会因为凝血造成患者死亡。1971年11月，我回城后，大队安排了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刘姓男孩做接班人。他小时患小儿麻痹症不便干农活，人挺好学的，当赤脚医生挺合适。可是不久就听说他给三队队长刘河老伴打针时出了事故，老太太死了。好在乡里乡亲的，小刘没被追究责任吧。但老头自己惨了，无儿无女鳏夫一人，最后进了敬老院，够孤独的。

　　四、感恩的心

　　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我真诚地感恩农民兄弟，是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在本来就不满的碗里再舀出一勺饭分给了知青。别处情况了解不多，就我所在的大队而言，好多农民就吃不饱，有的人家靠寅吃卯粮度日，年复一年。我所在三队的队长祁树臣父亲家几乎每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每年春天，地里土豆刚刚牛眼珠大就扣出来充饥。记得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他父亲家靠土豆活了两个月，几乎没一粒米下锅。种田人吃不饱饭岂不咄咄怪事？但那时地里就是不打粮！知识青年每年分得600斤毛粮，磨完后，按70%比例计算，出成品也就420斤，平均每月35斤。干那样重的农活，还没有多少菜，更谈不上油水，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年轻人怎么受得了呢？下乡第二年春天，整个青年点没有菜，是靠挖来的四叶菜（中草药叫沙参）加上不去皮的高粱磨成的面粉熬成的糊糊当汤喝，足足喝了两个月！让我当赤脚医生是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对我最大的信任，到现在我也非常感恩他们，而那时只有好好干才能回报他们。

　　我凭着那本沈阳药学院出版的《中草药图谱》上的所有插图，多次按图索骥在碾盘河畔和城子山麓的山岗、草地、河边、沟塘里认识了好多种中草药，为土药厂找到了不少原材料。西丰地处丘陵地带，城子山就在我们凉泉公社境内，而我们所在的保安大队离城子山最近，草药品种更多些。采药要克服许多困难，老乡和同学都下地干活去了，要上山也只能我一个人去。拿根木棒打狗，扎上裤脚防蛇，带上本图谱找宝，背个破筐采药倒也其乐融融。

　　除了采药，还经常向老乡讨教民间偏方、验方。有的方法还真管用。譬如，用当地山上刨来的“狗奶根”泡水治顽固性脚气就很有效，比“达克宁”好使得多，还不用花钱。还有，用毫针刺“四缝”穴，再挤出点黄色液体，治小儿疳积也非常有效。

　　那时盛行“快速针刺法”，就是针刺后不留针。但我在实践中发现留针比快速针刺效果好。像针刺“落枕”穴治落枕时，你把针扎上，患者立马可以转动头，而你把针拔下来，患者头又不能动了。《黄帝内经·素问篇·针解篇第五十四》就有：“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意思是说，针刺实症须用泻法，下针后应留针，待针下出现明显的寒凉之感时，即可出针；针刺虚症要达到补气的目的，待针下出现明显的湿热之感时，即可出针。讲的都是“针刺要留针”，只是要区别好“补”还是“泻”。再有，按《黄帝内经》讲述的针刺用具，不单单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一种（毫）针，而是九种，叫九针。不同的针有不同的功用和适应症。由此可见中医的博大精深。做为赤脚医生我们真的只是刚刚在河边沾湿了鞋帮而已，只有拼命学习的份，才能勉强应付工作。那时也真囫囵吞枣地学了不少东西，学起来费劲的要学，好记的但不会用的也看，似乎饥不择食。好多东西现在淡忘了，像读过的《汤头歌》、《四百味》，如今只能记住几句话了。这些东西朦胧中会对赤脚医生有所裨益。当你真心实意为老乡服务时，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喜在眉梢，所以很能通情达理地体谅合作医疗的难处，从无埋怨和不礼貌指责赤脚医生和医疗站。而在你有个头疼脑热时，大伙都非常关心你，巴不得你快点好，使你感到处处有亲人的温暖。一般情况，知青都是和本小队社员比较熟，而我当赤脚医生的，就似乎没了这个界限。你到他家出诊本来是正常工作，可他们总忘不了用最朴实的方式答谢你，一把“毛嗑”，几个山梨，两个地瓜，都浸透着老乡最真挚的爱，让你心里始终暖暖的。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一队“打头”的于大叔就叫他儿子兴江硬把我拽到家里“将养”了好几天。平时自己家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一股脑拿出来请你享用，那种情谊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时光荏苒，5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当赤脚医生的经历，真是苦辣酸甜，感慨万千。凉泉公社医院有个杨大夫，常开玩笑把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叫做“赤脚大仙”，大概是看到《西游记》里有这一称呼吧。当年荣获此殊荣的有不少是知识青年，光我们二中在凉泉的就有五、六个人。这些大仙们在各自的大队里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给当年缺医少药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增添了一份力量。虽然我们不是经过正规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科班医生，虽然我们没有经过临床实践的历练，但是在50多年前中国广大农村医患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有了这样一支土得掉渣的“赤脚大仙”准医疗队伍，遍布在全国农村土地上的村村寨寨，置身于老百姓之中，与他们朝夕相处为他们随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民群众的小病小灾和燃眉之急，我认为这个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