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喜林：在老家当农民锄地的往事

　　我1975年元月初中毕业，由于父亲是右派村里不让我上高中，那就只能在太行山上的老家东土河村当农民。开春以后，生产队组织社员往地里挑农家肥，准备春耕春种。过了清明节不多长时间，就该在地里播种玉米了。播种过玉米十来天，玉米苗的绿叶在微风吹拂下一个劲地撒欢。而且，玉米苗一天一个样。我们第二生产队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不让大家在一起磨洋工，生产队长把玉米地都承包给了男女老少的生产队社员。

　　那时候，我个子不高瘦得像猴子。但是，我却想为家里多挣一些劳动工分。于是，我向生产队长要求，让我和生产队的壮劳力一样承包锄玉米，他们每个人承包几亩，我也承包几亩。我承包了6亩多。其中只有一块梯田有二亩多，其它都像小孩尿布片，分布在离村比较远的地方，光路上就要耽误不少时间。

　　太行山上的山坡梯田，最难锄的地方是两个地头和梯田的边沿。这些地方不但土质坚硬，而且杂草比较多。因此，其余的四亩多山坡小块梯田玉米地锄起来是相当有难度的。由于是第一次承包这么多玉米地，我只有起早贪黑锄玉米，不能让地里的杂草越长越大，不能让玉米苗长得太高。一旦玉米苗扎了根那就不好间苗了，光间苗就要占去不少时间。

　　母亲说，要想提高锄玉米效率，那就要手疾眼快，用锄尖把不健壮的玉米苗勾掉，又不能伤着需要留下来的玉米苗。千万不能一锄下去把一窝里的玉米苗都给锄掉，那可要少打粮食，粮食欠收了，我们就要饿肚子。这是母亲对我的嘱托，我时刻牢记在心。

　　我之所以不想与父母在一起锄玉米，是因为我要学会独立生存，不想什么事都依赖父母；我之所以不与哥哥在一起锄玉米，是因为不想让他瞧不起我，我锄的肯定没有他快，我想单独磨练自己。同时，我也细心观察生产队其他锄地麻利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锄玉米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到我锄过的玉米地看过了，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说，锄地不能一直不停地移动脚步，否则就把锄过的地踩得不像样子了。要锄三行玉米往前锄，这样站在那里伸开锄桨（即锄把）就能探到两米之内的地方，双脚移动少了，锄过的地就好看了，就能起到锄地虚土保墒的作用，不单单是为了间苗锄草。干活要有悟性，不能光知道干，更要知道如何把地里的活干好。不能让自己锄过的地像牲口踩过一样。锄地站的姿势，要前腿弓，后腿蹬，有模有样。

　　在去锄玉米地的路上，我一直在仔细琢磨父母的教导。父母是最关心我的，我不能给父母丢脸。尽管我的右手小时候更会爬的时候被烧伤了，中间两个手指伸不直，弯曲壮近似于90度，但还是可以握住锄把的。父母之所以心疼我，是担心我的右手握不紧锄把，把手磨成水泡。果不其然，第三天，我的右手磨出的水泡都烂了握锄把锄地真的很疼。但是，我回到家没有告诉父母右手磨烂了，我不想让父母过于为我担心。

　　我的秉性有点犟，不管干什么事，都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锄玉米地，我不是先易后难，而是先难后易。经过两三天起早贪黑的锄地，我终于把离村比较远的四亩多山坡梯田锄完了。剩下的那一块二亩多地，我竟然一天就锄完了。这样的结果，不但和我家住一个院的生产队副队长郭狗碰没想到，而且许多人没想到。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右手残疾，能提前完成任务实属不易。然而，在我看来，锄玉米是最好干的活。最不好干的活，应该是锄小苗，也就是锄头遍谷子。老家太行山的小米虽然好吃，但是间苗锄头遍谷子，那可是十分辛苦的事。

　　锄谷子，生产队也是承包干活，生产队长怕集体干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地里磨洋工。我承包了三亩多。其中有一块地是和生产队一个比我毕业早一年的女生伙一块大扇地。我担心对方锄不到边界让我吃亏，就起了一个大早，想到地界的地方去锄谷子。只有这样，才不会吃亏。

　　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那个女生郭晚在已经在我前面把地界的地方已经锄过了，而且还略为超出了地界。于是，我为自己的过分担心感到羞愧。由于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当1978年父亲的冤案被平反之后，1979年11月我们全家人从老家迁回到了久别二十年的新乡市。后来，我在新乡市上了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的山西刊授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我又报名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学习文学创作专业。在学习期间，我把锄谷子的往事写成了两千多字的散文——《故乡的小米》。而且，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把我的这篇散文作为学员优秀作品刊登在1987年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函授教材第12期。若干年后，我用这篇散文参加全国征文竞赛，获得优秀奖。我不甘心荣获优秀奖，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以《故乡的小米》为题材创作了不足两千字的散文，并参加了全国散文作家征文大赛。这一次，我的散文获得了一等奖。在我的人生中，没想到在老家当农民锄谷子的往事写成散文还能两次获奖。

　　【文/郭喜林，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