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无怨无悔（之三）

　　回家乡务农，赴边疆援垦，足足九个年头，是接受“再教育”的九年；九年中，锻炼不少，长进不少，是接受了再教育的成果。

　　初三有篇课文，是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节选。毛主席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设定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其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那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时的我们，天天唱《高举革命大旗》，还有《打起背包走天下》等红歌，经常唱得热血澎湃，激情满怀，谁不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初中毕业典礼上，我以“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为题，表了决心发了言，下午就回到生产队摘蚕豆。

　　那年，我尚不足十五周岁，单纯得“幼稚可笑”，但和社员结合、向他们学习的心情是真切的，诚恳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农村读书人不多，普通人家对子女入学的要求，是能识字能记账不落工分、进城看得懂路名不转向能回家就“刹车打住”了。新营小学在东滨办春季班招生，和我一同上一年级的有78位同学，教室里容纳不了，屋檐下壁脚上还坐了七八个，但坚持读到初中毕业的，只剩下我和蒋银国（后成为大队电工）两人，农村发展需要有文化充实。另一方面， 是我们东滨大队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超不过二十名，且一多半已经进城转身攀高枝，不再是“泥腿子”，农村留不住读书人。因此，我们一届有四位同学回村务农，大队党支部很欢迎，希望我们都成为有文化、能劳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社员。

　　回农村是进入社会实践的第一站，遵照毛主席“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教导，我这个“啥也不懂”的“毛头小伙子”，从跟着外婆在棉田里锄草、间苗、培土、整枝、打顶芯开始，到跟着老妈割稻割麦挑大粪拔秧插秧识稗草，一天天学劳动，一步步学农技，即使挨批评遭讥笑，也是“骂不还口”，硬着头破顶住，心里觉着憋屈，但还得老老实实“洗耳恭听”——不是为了“先生”而忍受，实在是读了八年书，与“合格农民”的距离远着，被诟病为”“文不像拆字，武不像卖拳”，不值得，犯不着。至少经过了两年的磨练和“淬火”，身强力壮，什么活儿拿得起放得下，甚至进入了“前八尺”，我才与社员群众的共同语言多了起来，男女老少都能交上朋友，建立感情，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口碑。在哈尼族扎苏版和帕良山寨，就是因为我干农活比别人麻溜而更容易接近他们，亲近他们，开展工作便利多了。

　　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不能怕手上老茧多，不能怕农民的双脚踩过牛屎。他们吃什么，你就狼吞虎咽陪着吃，他们下了田，你就撸起袖子跟着干，生活关劳动关都得过都得闯，不过这些“关”，所谓“改造主客观世界”就是侈谈，上的山再高，下的乡再大，于个人而言，只会觉得“路越走越狭“。

　　为熟悉农村，了解农村，读懂农村，我曾经把《艳阳天》作为自己的教科书，边读边寻找身边有无王国忠、肖长春、焦淑红、马之悦、马立本等的影子，尽管知道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透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对于自己认识农村生活、农民人生的多样性、生动性和奋发进取性，挺有帮助。

　　江镇中学老师到东滨大队支援“三秋”，摘棉花时，我请教教《社会发展简史》的陈老师：为什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陈老师简要精到地把“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最高形态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为我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那时，学习毛选很普及，生产队有小组，召集人是政治指导员大队；大队是中心组，召集人是党支部书记。活动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白天生产黄昏学习，雷打不动两不误。在大队党团组织和党员们的支持，鼓励下，我先后被聘为生产队和大队的学习辅导员。为帮助我们负起“辅导”责任，公社党委每月一次组织交流讨论会，布置任务，要求我们先学一步，多学一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我们从学“语录”到学“老三篇”，学《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我与社员一起，学出了觉悟，学出了干劲，学出了风格，学出了人心齐，泰山移”，东滨大队连续数年获得了江镇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的称号。

　　六七年起行“大批判”，民兵连出专栏和黑板报，连长、指导员让我帮着组稿、抄写、更新。农业学大寨高潮迭起，大队党支部举荐为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当时叫“土记者”），在被誉为“川沙一支笔”、“浦东大秀才”的表兄蔡贡民点拨下，踏上写作之路，从简单的消息报道到“小评论”，我的稿件经常在公社广播里播出。

　　指责那个年代没书读，没人教，那是瞎扯。“三人行，必有吾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要看我们想不想学，能不能见贤思齐，有没有“诲人不倦”的诚意和“学而不厌”的坚持。社会本身就是个学之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课堂大学校，只有“有心”，在实践中请教处处能受益，只要“勤奋”，八小时之外都有时间利用。

　　到西双版纳后，一次，我从老工人家里看到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书页微微发黄，出版有些年了。顺手翻看着，老工人说，喜欢你就拿去看吧。于是，这本“一只羊换三把斧子”的通俗读物，就成了我入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

　　在营部当报导员，我们一起工作的几名“知青”都爱学习，有攻读《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我读的是《中国通史》，《红旗》、《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更是必修，我们边学边议，交流讨论，学得扎实，相得益彰。

　　在西双版纳时，关心我们知青成长的，除了当地的组织和领导，还有上海市派赴的流动慰问团、巡回医疗队和知识援疆的函授教师团。我与他们都有过交往，且有幸聆听了许多教诲和指导，其中获益最多的，是复旦大学在勐海县境内黎明农场举办的一次理论与写作培训班。

　　写作开课第一讲，是学写“消息”（现在称为信息），以毛主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度过长江》为范例，老师从“导语”入手讲新闻“六W”，步步登高，引人入胜，把不到500字的雄文讲得大气磅礴，高潮迭起，听得我们全神贯注，生怕漏了一字而分外投入，报以的掌声非常热烈。后来，老师们还讲了“通讯”、“散文”、“小说”、“调查报告”和“报告文学”等。那一次，我虽然一下子没有消化那么多，但对于文章体裁及其各自的基本特征和创作区别，开始摆脱朦胧感知，进入理性殿堂。

　　那时，《论全面专政》正走红着，学理论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大家学习很认真，逐段通读，讨论很热烈，争论不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对“商品二重性”能说上点“abc”，对张文所引用列宁的“每日每时”提出了异议，觉得中国的实际是“我们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制度和道路，对于防止“每日每时”是有阻遏作用和有积极影响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与“权威”斗胆的底气和胆量，只是觉得张文比较武断，不太符合辩证法基本逻辑而已。说出来后，教员中的“稳健派”对我另眼相看，也招致了持“激进态度”者的不快（当时复旦大学有份校刊叫《学习与批判》，教员中有与这本刊物很保持一致的追捧）。据说，在为学员做鉴定写评语时，老师们虽然对我褒贬不一，但落笔没“揪辫子”，没“打棍子”。结业讲评时，一句“理论学习兴趣浓厚”，还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