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无怨无悔（之十四）

　　老家有多个朋友，曾不止一次地问我：西双版纳生存条件不错，那知青们为什么在一九七八年时闹起了回城风，一九七九年九月大部分回来了呢？

　　这事复杂，原因有大有小。

　　大的方面，大家都知道，一九七八这一年都发生了些什么。被几十年风雨苍茫天翻地覆证明了的正确理论，被开始了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名的“标准讨论”和“实践检验”。在标新立异、脱胎换骨般的“否定”思潮席卷下，大庆精神、大寨道路、艰苦朴素、独立自主等传家之宝“不合时宜”了，样板戏被否定了，赤脚医生被否定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被否定了，“五七”干校被否定了，上山下乡这项创举，在“化了三百亿，老百姓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干部不满意”含沙射影的撩拨下，能不被否定吗？

　　主流媒体虽然尚暧昧于“上山下乡大方向正确”的历史渊源而不至于口诛笔伐，但扭扭捏捏，欲盖弥彰，遣词造句所蕴含的“潜台词”，还是能为具有一定嗅觉能力的“高情商”们，在似是而非的晦涩和暗示中识透其真实用意。更何况，首都北京西单还出现过似如今“自媒体”那样的“民主墙”等交流平台，鱼龙混杂，包罗万象，泥沙俱下，良莠并存，怎么可能与成千上万的知青队伍无联系、无震动、无反应？既然东西南北中都在“拨乱反正”，都要“有错必纠”，那么，对下乡知青为什么就不能“落实政策”安排回城呢？何况，有权威有靠山有关系者们早就捷足先登，“用足政策”，随着“大气候”变化而把子女或送入部队，或选入校院，或病退离乡，名目越来越多，门路越来越宽，怎么不会是“走了一个，影响一批”，引发出多数工农大众家庭子女的心理不平衡。

　　云南农垦战线本来就不是净水一潭，知青队伍较之于分散在各地插队的“单干户”和“知青点”，从团、营到连，人员相对集中，信息沟通渠道多，流量大，速度快，举事便于联络和呼应。有风必起浪，既然要落实政策，我们知青就不能没有份儿，顺“拨乱”之势，合“反正”之理，提出“我们要回家”，“天经地义”，群起响应，“天时”“人和”，兼而有之，有什么藩篱能阻挡得了？

　　亮出“回家”旗号，有法理依据、政策依据吗？似乎都不足。但知青中有的是聪敏人，深谙领导一句话有时可顶得一万句的世故。酝酿了通过上访找领导博取同情，寻求到了破解“两个凡是”的“西天真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通过获得在这方面有分量更有想法的领导讲话精神，对付那些唯书、唯上的官僚主义者，既能制造声势，也能保护自己，为达到“回家”目的正其名，顺其言，通其道，畅其行。在上山下乡这个大课题面前，当时的大小领导看法颇不一致，态度有褒有贬，公然跳将出来唱反调还没那个胆量，但阴阳怪气、散布奇谈怪论蛊惑人心者不是仅有绝无，充善人抛出绣球，买人心推波助澜，把数千万知青招回城市，吃饭穿衣，落户就业，任何环节落实不到位，就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各地、各级政府就多了一份责任，添了一分压力，就等着看你“抓纲治国”如何驾驭平衡、大见成效了。好在知青群体经过数年淬火打磨，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是非、识得了大体的，回城后，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埋头苦干只做该做之事，对身外之物不刻意追求，没有留下什么把柄被抓“辫子”或踩“尾巴”。

　　至于为什么“回家”，微观角度，确有具体困难需要面对。首先，是知青们的生活问题，在一些最基层的连队，多年得不到改善。在西双版纳物产这么富庶的地方，连蔬菜也不能自给，对于一级组织、一级领导，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一九七四年，结合我们五营个别连队老是“菜荒不断”的现象，我曾经运用《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农业学大寨”社论中的几句话，写入广播稿：山河依旧，面貌不改，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总得行了吧？据说，这段话还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专门加进去的。社论针对的是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批评的是干部中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因为担心被人揪“目无领导”的小辫子，所以，我在引用和表达时，尽量“降温”留了“余量”。一般而言，蔬菜从育苗、移植到开花结果，周期不会超过三个月，西双版纳四季如春，有些蔬菜是可以连续种植、轮番种植的，正常情况下，不出半年就能达到自给。我们五营武装连七月份组建，九月份时那大萝卜、卷心菜一筐一筐往伙房抬，新鲜的吃不完，伙房里一排排坛坛罐罐装满了腌制的酸菜。耗时至一九七八年，最简单的蔬菜供应还是解决不好，这该是问题吗？

　　第二是住房。七一年起改制为兵团，扩大了队伍，增加了人员，就地取材，搭建茅草房，匆匆安置下来，未可置疑，但不能老是让大家住在怕风狂、怕雨骤的应急性、临时性设施内吧。凭当时实力，（兵团）农场，不是不具备盖瓦房、固居所的条件，但缺乏具体的规划、安排和落实。我在五营近五年，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或改变，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第三是婚恋。知青年龄逐年增大，七一年时最小的十六，到七八年二十四岁，谈婚论嫁已是当年，但客观上男多女少，使很多青年难觅知音，成家立业心理压力偏大，已经由愁情转为怨气乃至愤情，是包括组织在内所不得不面对的最棘手大课题。

　　留人留心，既要有真情相映实意连接，也要有与之相适应并且日益完善的物质保障措施，让知青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感悟亲切和温暖，愿意定下心，扎下根，安下家，创下业。作为（兵团）农场，既要着眼长远运筹帷幄，更要未雨绸缪立足现实，为知青以边疆为家、以艰苦为荣、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营造舞台，演绎出“精神到物质，物质到精神”的美好人生。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曾经指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的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毛选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拥政爱民运动》。我在勐腊县学习时，对毛主席那段“边疆工作的最高指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的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是确确实实“内化于心”了的。但当时的领导，在这方面的考虑和筹划，是明显不足的，如果说“原由”，首先应当归咎于领导层面“形而上学猖獗”的干扰和影响，“一业为主，全面砍光”、“只顾生产，不管生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盲目、狭隘和偏颇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组织目光短浅、班子软弱涣散、干部思想单纯、观念因循守旧，试想，如果能按照毛主席“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的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要求，整体布局，统筹兼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三、五年努力之后面貌大变，农垦战线生机勃发，新老结合的职工队伍是一定能充满活力、无往不胜的。

　　“权力永远无法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政治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是蹉跎还是创造，是进取还是混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知青一代问心无愧；对我们实施再教育的组织、领导和老一辈，有境界，有觉悟，是尽了心尽了力的。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目光和格局，去苛求他们的水平和能力，更不能以“伤痕文学”的立场、恶意、讥讽和造谣，去中伤和诽谤当时大背景的局限和不足。“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诠释和完成“贯彻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带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历史性、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的高难度社会课题，决不是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炮制的漂亮词藻、华丽包装和空洞口号所能实现得了的。

　　有人请教毛主席为什么总是打胜仗，毛主席说一靠群众，二靠总结。告别知青生涯后，我一直思念“战友和首长”，也曾经反复自问：自然条件那么优越，农场发展为什么会那么曲折和缓慢，细细想来，觉得领导们在“靠群众靠总结”两个方面，做得都确实很不够，走到“人心思归”这一步，知青命运令人唏嘘。但我为什么又要对反映知青的所谓“伤痕文学”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呢？因为，这些作者，根本不是在善意总结而是在恶意攻击，不是在痛定思痛而是在伤口撒盐。他们笔下的知青生活，只有忍饥挨饿而没有温馨暖饱，只有当牛做马而没有自尊自励，只有受欺受虐而没有塑造培育，只有凤凰涅槃而没有浴火重生。所以，就从来不把它视为什么“正经”，其中所谓“变相失业，变相劳改，变相迫害”、包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等的描述和渲染,都只是从林彪集团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抄袭、承袭下来的破烂货，压根儿也不是实事求是、对时代负责的“暴露”文学或者“歌颂”文学，而是彻头彻尾迎合全面否定上山下乡伟大壮举的马屁文学、扭曲文学。

　　从小学五年级学过《平型关大捷》到《星星之火》回忆录的大量阅读，还有1965年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以及“老三篇不但战士要读，干部也要读”、“一首革命歌曲等于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等等的讲话和题词，林彪曾经是我所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但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党的“十大”后，学习了中央一系列文件，尤其是周总理政治报告“立党为公”是试金石和分水岭的论述以后，对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堕落、卑劣、猥琐和私心膨胀为野心的过程有了认识。林彪是开国元勋，建国功臣，但以“克己复礼为仁”步孔老二后尘，“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绝于人民，仓惶出逃自我爆炸走上不归路，“自作孽，不可活”，是任何个人、任何势力也永远洗刷不了的弥天耻辱。

　　在西双版纳几年中，有幸获得了多次理论学习的机会。随着对毛主席反复强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苦口婆心要求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指示的深入学习和加深理解，作为知青，我对于林彪一伙“三变相”说法，比较敏感也十分排斥，尤其是在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那封回信、得知周总理侄女周秉德也在内蒙插队落户等信息后，我把这些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细嚼慢咽”，比较分析，感觉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对知青的关爱、倾情和期待。所以当时，既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指点或者授意，我们对“三变相”的批判是出于真心、发自肺腑的。想想被我们曾经批判过的“三变相”，数年后竟然不但能死灰复燃，而且漫山遍野越烧越旺，受到追捧受到褒奖，还被堂而皇之迎入高雅殿堂，真是觉得荒谬可笑，不可思议——直接从林彪集团那里拾取牙慧，连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也没有，这些人的立场站在什么基点、屁股座在那条板凳上，用得着质疑吗？添油加醋，兜售批发，充其量只是老酒装入新瓶子，裹挟于鱼龙混杂浊流中的以假乱真，蹩脚得，不是林彪不如林彪，无良得，不是林彪赛过林彪。

　　知青岁月，是一个火红峥嵘的年代，奔腾激情的年代，锻炼改造的年代，健康成长的年代，奋斗不怕艰苦，为公可以废私！

　　公者千古，发动上山下乡，培育一代人经风雨见世面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私者一时，鼓吹精致利己，虚无历史误导青年急功近利陷于享乐主义。

　　一代知青，告别山乡回了城，我们不忌讳对上山下乡进行反思和作出评价。因为，与工农相结合，是青年人承传红色基因、赓续红色传统、守护红色江山、成长成熟为合格接班人的必由之路，随着时代变迁，还将会涌现多种做法，形成新的模式，呈现新的特点，能够经常地、适时地作出客观的总结和理性的反思，会推进这种结合将更丰富，更活跃，更有新意和高度，但反对“以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教师爷态度横加指责和吹毛求疵，更不能像无良文人那样貌似悲天悯人在祈祷、实为抹黑历史而扭曲，似乎把这种结合描绘得越苦难越悲怆越能证明什么，天良丧绝，无耻之尤。知青上山下乡留下的脚印与打工仔瓢泼四方度过的春秋，堪以同日而语吗。最近所看到的《最美的青春》、《枝繁叶茂》等电视片，才是符合现实而又激情向上的。

　　因为“回家”之路曲折，期间有过冲动有过偏激，个别单位、部分地区甚至发生过一些不愉快事件。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知青与坚守在边疆前沿老职工们的友谊犹在，情感犹在。因为森林资源丰富，就地取材方便，我们很多知青掌握了木工技艺，能自己制作桌椅板凳箱笼衣柜，临行时凡不便携带的，都齐刷刷赠给了老职工。与连队告别、与胶林告别、与老工人告别时，所遇六个农场的战友们，几乎异口同声告诉我，在连队时过得平常，过得随意，都习惯了，突然说我们可以回老家，大家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了，足足八年凝聚的“同志心，手足情”，到离别时才觉得诉不完说不尽。

　　风雨如磐，日月可鉴。知青队伍已经支撑起了农场的”半壁江山，如今突然人走室空，朝气生气锐气挫失大半。老职工回忆当年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迎接知青队伍来到、连队龙腾虎跃、生产活力大增的景象，眼见如今大伙一个个、一对对、一家家携儿带女要回去，都不知是说“喜”还是说“惜”，心头“添堵”，不无忧虑：“老师走了，孩子们上学受耽误，找谁去啊”，“卫生员走了，咱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找谁去啊”，“文书走了，连里记账核算，量入为出，找谁去啊”？!大家手紧握，泪奔涌，相拥想抱，泣不成声，唯有互道珍重，恭祝平安。

　　边疆虽远，岁月有情。我们的老乡，曾经的战友，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依恋着那方山水。多年来，我不但能和原勐满农场的老乡经常相遇，还与勐捧、勐腊、景洪、黎明、东风等在西双版纳同度岁月的老知们邂逅幸会，相逢相聚。忆及往事，历历在目，大家都觉得那段岁月流金溢彩，弥足珍贵。四十多年了，“隔山隔水不隔音”，牵挂之心常在胸。所在单位组织旅游，西双版纳是大家的首选；更有大伙“随份子”“AA制”自筹资金，不止一次地到景洪、到勐腊、到勐捧、到勐满和到勐润的，旧地重游情意浓，老友重逢格外亲。

　　倘如无良文人所言的“三变相”，谁还会深深眷恋、梦萦魂牵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