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重庆市纺织业的式微（一）

　　抗战时期，重庆市的纺织行业为民族立下大功，解放后全部国有化，如今重庆的纺织国企都破产了。曾经那样辉煌那么光荣的一个企业群的倒掉值得当代人深入研究，厘清责任，还公众一个真相，告慰先民。本文所有材料来自对三亲人员的访谈与文献资料，人物姓名与专有名词是那个读音，字可能有错误。

　　一、荣光

　　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衣食住行，穿暖是刚需，近代中国工业化浪潮中，冶金业与纺织业最先崛起。抗战时期，民国四大纱厂——豫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裕华纱厂和沙市纱厂迁入重庆，另有军政部纺织厂等大小纺织企业汇集于此，重庆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

　　沿着长江西来的内迁机构大多选择水流较缓可以停船、岸边地势平坦的江湾安身，重庆人称之为沱，长江边的李家沱、窍角沱机构林立，重庆的纺织企业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区的土湾与南岸区的窍角沱、李家沱。

　　土湾毗邻红岩村，前面是嘉陵江，有水运码头，后面是重庆市区早期的主干道，蒋介石到白市驿机场前往台湾走的就是g这条路。土湾深处屏鼎山与嘉陵江的怀抱，终年云雾弥漫，隐蔽性极佳，是建立国防厂的理想地址。

　　1918年，豫丰纱厂由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创立于河南郑州。1934年，豫丰纱厂抵押给中国银行成为国企。1938年2月，豫丰纱厂奉国民政g府令迁往重庆。1939年1月，纱厂复工，拥有纱机51000锭，每天雇佣7000工人。1951年，人民政府在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附近的豫丰纱厂旧址上组建了国棉二厂，后改名郑州第二棉纺织厂。解放初期，豫丰纱厂与其他几个厂合并为西南610纺织染厂，豫丰纱厂职工家属区豫丰里改名为新生村。豫丰纱厂是重棉一厂的前身。

　　泰安纱厂建立于1923年的汉口，原为日资企业，后被中资收购，1938年迁至重庆，改组为国民党军政部第一棉纺厂。一位老工人的后代自豪地说，二厂是她爷爷一步一步抬到重庆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成立了联合j勤务总司令部重庆被服总厂。1946年1月，国民党将重庆南岸的军纺二厂并入国民党军政部第一棉纺厂，隶属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1948年初，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纺织厂被申新纺织公司收购，先后改名为渝新纱厂与渝新纺织厂。1950-1954年u，万县的万成纱厂、六一二纺织印染厂以及南岸的申新纱厂先后并入渝新纺织厂。1957年，渝新纺织厂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入610纺织染厂，编制为南纺工场和南织工f场，部分设备与人员充实到豫丰纱厂所在的北纺工场和北织工场，弥补抗战时的损失。渝新纺织厂是重棉二厂的前身。

　　由豫丰纱厂、申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泰安纱厂等著名企业的主力构成的610厂生产实力当时位居全中国第一。1964年8月1日，610厂分立为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纺织印染一厂。

　　窍角沱濒临长江，山脉环绕的江湾，是溯长江而上的内迁大军首选的安身之地，猛然间繁华起来。

　　1922年，清末民初商界巨子徐荣廷与张松樵、苏汰馀、黄师让等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裕华、大兴与大华纱厂同属“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1937年，裕华董事会在重庆长江南岸的弹子石窍角沱筹建重庆裕华纱厂，最先开工的是大仙庙的供水塔。1938年底，武汉裕华总公司关闭了它在上海、香港、台湾的工厂，带着员工与机器前往重庆南岸窍角沱重整旗鼓，1940年全面复产，重庆裕华纱厂主要为国民政府军政部被服厂供货。重庆裕华纱厂是重棉三厂的前身。

　　1938年4月，迫于时局，荣家在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坚持下筹划迁部分工厂入川，申四与福五的内迁是李国伟的意见，荣德生反对。李国伟将宝鸡作为两厂的主要基地，迁去的纱厂有纱锭一万锭，后来进口新锭一万多锭。李国伟选定窍角沱旁边几百米处的猫背沱为新厂址。6月，汉口申新四厂的1/3约5000锭陆续迁往重庆，初名庆新纺织厂。1939年1月12日，新厂开工，利润丰厚，1942年（杨麟等：《中国抗战内迁实录》第110页第二自然段说是1940年1月）扩建第二工场，产能全部释放，重新定名为申新第四纺织公司重庆分厂，“四平莲”牌棉纱享誉全国，弹子石庆新二村便是申新第四纺织厂工人宿舍区。重庆申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后并入土湾的渝新纺织厂。李国伟掌管的工厂形成了一个保持相对独立的小系统，他的岳父与舅子无法过问。重庆设了一个5000锭的申四分厂与年产几百包的福五面粉厂，成都也有一个规模小于重庆分厂的申四分厂，宝鸡分厂约有20000锭，是西北抗战的纺织业支柱企业。

　　抗战时，重庆工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寇连续5年的狂轰滥炸，裕华纱厂的管理者早早就建好了三座相互联通的巨大防空洞，发电机和核心设g备被安放在防空洞中，防空警报一响，工人就避入防空洞，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即使厂房被炸，裕华纱厂也能很快复产。工人们编出打油诗：“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强的防空洞！不怕你龟儿子凶，不怕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

　　土湾地区的纺织厂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轰炸中损失极大。土湾的地理环境本来有利于防空，纺织厂、化工厂、钢铁厂等企业都往那里搬，国民政府将国际广播电台的发电厂也设在了此地，原址现为重庆市房管局档案馆，电波发射塔位于土湾与磁器口之间的山上，国际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波鼓舞亚洲人民抗击日军，与“东京玫瑰”唱对台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恨得牙痒，骂g作“重庆之蛙”，派出航空队跟着电波找到土湾，轮番轰炸，必欲除之而后快，土湾地区的企业遭受池鱼之灾。豫丰纱厂的损失尤为严重，为保证生产，1940年9月，豫丰纱厂在合川东津沱新建了豫丰和记纱厂合川支厂，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制纺织机器搬过去保护起来，1941年5月，新厂投产，商品的注册商标为“红飞艇”。解放后，合川豫丰和记纱厂成为国企，先后更名为六一纱厂、重棉四厂。

　　1930年，爱国事业家卢作孚兴办了重庆市第一家近代机器纺织企业——民生公司北碚三峡染织厂。1938年，常州大成纺织公司武昌四厂、汉口隆昌染厂迁渝的布机230台、染色设备1套与三峡染织厂合营，更名为大明染织公g司，是四川印染工业中第一家具有比较完整技术装备的动力机器染厂。卢作孚以民生公司本应收取的大成纺织公司武昌四厂等企业的西迁运费入股，促成此次企业合并，刘国钧颇为不满。大成纺织公司武昌四厂就是刘国钧路过武汉本意收购，厂主刘逸行（刘寿生之父）与刘季五（刘梅生之父）见他起意，知道有利可图，坚持合股经营的那家纺织企业，刘国钧接手后果然很快盈利。1945年，大明染织公司更名为大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染织厂，即重棉五厂（灯芯绒厂）的前身。

　　1928年，商人李玉山在上海发起成立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沙市纱厂动工兴建，1931年春建成，注册的棉纱商标为“荆州牌”。1934年，李玉山投机黄金生意失败，亏损了纱厂10万余元资金。1934年10月14日，公司董事会解除李玉山总经理职务，肖松立接任。股东尤菊荪送给青帮大亨杜月笙一些股份使其成为股东，董事会请杜月笙但任公司董事长，杜月笙出面邀集江浙财团金融资本参股，化解了这场危机。1940年，沙市纱厂迁到重庆市李家沱马王坪。沙市纱厂集中各方优秀资源，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同行j中名列前茅，沙市纱厂《董监会议事录》中记载：“本厂出数、品质均较后方各厂为优，誉为第一。”董事长杜月笙交游广泛，军政要员与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国民政府经济u部部长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来厂视察后，评价其为“迁川工厂的典型”，重庆的沙市纱厂是重棉六厂的f前身。

　　最后迁渝的是湖南第三纺织厂，1945年投产，定名为湖南省第三纺织厂长寿分厂，次年更名为裕湘纱厂，这就是重棉七厂的前身。

　　那时的中国贫弱不堪，农业打工业，抗战进行得十分艰难，全靠国人的心气撑着。重庆市的纺织工人每天两班倒，每班工作12小时，按规定每周休息一天，任务紧时大家无暇休息，一直干到大年三十。重庆纺织界的元老们身先垂范，战斗在后方的前线，裕华纱厂的王子江厂长每天三次巡厂，事必躬亲。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奔赴各纺织厂，与前辈们共撑危局，吃住在厂里，顶着轰炸坚持生产，涌现了以杜工、殷工、罗工为代表的新生代纺织技术骨干。国难当头，前方苦战，后方苦干，解抗战军民冻馁之患是他们奋斗的意义。纱厂职工在当时是高收入人群，能进纱厂工作是很体面的事，弹子石民谣唱道：“你在哪里住？我不跟你说！杨家湾、窍角沱、裕华纱厂求生活。”纱厂职工的乐观自得情愫显露无遗。

　　据中国棉纺总公司公布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截止1945年1月1日，西南三省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设备数205170枚、开工锭子数167158枚、棉纱月产量数合计9032件，内迁重庆的四大纱厂分别占62.1%、64.3%、65.5%，1942-1945年，重庆四大纱厂共出产棉纱186111件，加上迁川初期的产量，抗战时期共出棉纱估计在250000件左右。专家测算，一件棉纱可织宽32英寸长40码原白布46.5匹，250000件棉纱能织布11625000匹（长46500万码，约合413338290平方码）。按抗战前人均10平方码的消费水平，可以解决4000多万人的衣被问题。重庆以四大纱厂为首的纺织业为保证军需，稳定社会秩序，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时期的纺织企业内迁造就了重庆纺织业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棉纺、毛纺、麻纺、丝纺、针织、色织、化纤、印染、服装、鞋帽、纺机，与纺织相关的企业门类齐全，大量优秀的纺织技术人员齐聚重庆，纺织工业成为了重庆的支柱产业。即使抗战胜利后部分企业回迁，重庆的纺织业产能仍然曾经占到全国的30%。经过解放后的不断整合，形成了以沙坪坝区土湾的重棉一厂、重棉二厂、印染一厂、南岸区窍角沱的重棉三厂、合川东津沱的重棉四厂、北碚的重棉五厂（灯芯绒厂）、李家沱的重棉六厂、长寿的重棉七厂、李家沱的重庆毛纺厂（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原在上海浦东，在瑞士籍犹太人国际冒险家E·惠特勒（E.Widler）的帮助下，以每吨收费1000元伪币的代价偷运到浦东，刘鸿生四子刘念智等人将这批设备与原材料运到重庆，据说向日军司令部一位少将行贿打通了关节，当时叫中国毛纺织厂，资本400万元，4万股，刘鸿生仅占5000股，其他的大股东有西南运输处、经济部、粮食部、交通银行等，7/8的股份是官股。刘鸿生以此向财政部借得5万英镑）、南岸区的重庆麻纺总厂、沙坪坝区磁器口的丝纺厂、沙坪坝区的重庆针织总厂、南岸区的纺机厂等大中型纺织国企为主体的企业群，盛极一时。

　　改革开放后，国企存在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作为中央的试验田，1992年11月3日启动的重庆针织总厂破产揭开了国企改革的新篇章，破产不再与国企无关，1986年8月3日的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不过是做做样子。此后，重庆的国营纺织企业相继破产，仅剩下一些实力薄弱的民营纺织企业在偏远的安居镇坚持。

　　二、挽留

　　2008年5月13日，重棉一厂部份退休工人阻止沙坪坝区广华物资回收公司运走重棉一厂的机器，与对方组织的几十个壮汉发生冲突，几名工人被打伤。网络上的《重棉一厂5.13事件真相》一文记载，老工人们痛心于“几十年血和汗建的厂被清算组贱卖，价值连城的机器被人用低于废铁的价格买下来”，认为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的领导卖机器的手法全是暗箱操作，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老工人们从5月4日起自发地组织起来护厂，坚持了10天，护厂工人们将情况通知了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市人大、土湾街道、工人代表、清算组，却无一人到现场给工人们一个解释，最终酿成血案。

　　冲突中，83岁的老工人尹光碧被打倒，79岁的老工人匡文秀胸部软组织挫伤，70多岁的老工人文忠碧右脚骨折，87岁的老工人方光珍右手骨折，文中称“因无钱住院，现在家疗伤”，其它轻伤人员还有若干，她们中有抗战时期进厂的老工人。工人孙宁路过时用数码相机拍照，壮汉们打得他肋骨骨折，佳能数码相机被抢夺。中午12点，老工人方光珍的外孙系武警，听说外婆被打，到厂里查看，也被毒打。12点半，对方再次出手，54岁的女同志唐武被打断两匹肋骨，她有心脏病，当场晕倒。重棉一厂职工徐军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工人李宪庚，左手擦伤。15时，又有多名工人被打伤，其中彭天惠多处软组织受伤，因无钱未治疗……文中称，“许多工人都哭了，向110求救，可110一听重棉一厂马上挂断。试问百性的生命不值钱吗？”如果文中所述属实，涉事警察已经涉嫌渎职罪，无论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及时出警是他们的职责。工人们阻止机器被运走不能被定义为护厂，可视为老工人对过往人生的一次挽留。那时土湾的纺织厂职工大多已经随着拆迁分散各处，混社会的职工子女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剩下些老年人在老厂区抚今追昔。

　　企业破产必然有苗头与征兆，既然工人们爱厂如家，又那么勇敢，为什么不早有所作为？重棉一厂为何会破产？不仅是重棉一厂垮了，整个重庆市的纺织国企都垮了。

　　三、民风

　　与私企不同，不能将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责任只归因于某一个企业负责人，身为国企主人翁的普通职工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他们同样能对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力，为此我们先要了解重庆市纺织企业及职工聚居区的民风，那个年代的国企职工家属区就在企业旁边。

　　重庆是山区，同时是水陆大码头，山民的坚韧上进与码头游民的奸诈虚伪构成了重庆人性格的主旋律。

　　纺织企业的特点是女职工多，三个女人一台戏，纺织企业内部关系的复杂是必然的。民国时期，一个纱厂女工的收入可以支付三口之家的开销，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都想与纺织厂沾边，好比如今很多人都想找个在陆家嘴金融企业上班的配偶或者将亲朋好友安插到员工收入高的企业。抗战时期的土湾、窍角沱、李家沱繁荣一时，解放后留下来的三教九流数量众多。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将陪都的从良妓女安置在610厂，让她们重获新生，她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将勾栏瓦肆的习气带到了土湾。一些旧政府的军政人员也被安置在纺织厂，杨森的第十房妾室郑文如就在重棉三厂退休。直到1990年代初期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一直极高，职工待遇极好，纺织厂职工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大学教师中意的择偶对像，只要有点能量的人都想方设法进入纺织厂，关系户一多，内部环境就更复杂了。以后又迁去了三线建设内迁人员，改革后大量涌入各地农民工，纺织厂最为集中的土湾基本就是重庆市人口构成的微缩版。以上各种因素造成纺织厂及其家属区社情复杂。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纺织厂的民风可想而知。总的来说，纺织厂民风彪悍，土湾的纺织厂职工聪明，争强好胜，历来是让警察头痛的地方，警察抓人时，嫌疑人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周围的人喊加油。窍角沱的重棉三厂职工民风相对淳朴，但也不是好相与的，一个从学校分配去的技术人员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与工人起了冲突，手被砍残，那个工人是厂里的子弟，一批批的人前去调解，最后双方达成和解。合川东津沱重棉四厂的人虽然对企业感情深，同样有国企职工的通病，一言难尽。重棉六厂的情况很复杂，厂党委书记得罪了人，晚上下班被人打了闷棍，市公安局出动都没能破案。其他纺织企业的人相对周边地区要厉害一些。纺织厂破产拆迁后，居民分散各处，原厂区所在地的警察才松了口气。有的职工子女对于将各个厂推向困境的权力斗争津津乐道，对胜出者表示佩服，他们没意识到，那些内斗是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父母因此下岗，一段时间内沦为“二等公民”。

　　以下列举一些人与事，供大家了解重庆纺织厂的民风，肯定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也确实能够代表很多人，有兴趣的可以去调查。

　　文革前，重棉二厂清花车间有一位车间主任叫张体辉，见一个姓蓝的工人家里生活困难，主动给他申请了每月五块钱的生活补助。在当时，五元钱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那个年代的国营大厂工资水平是学徒工每个月18块五，熟练工每个月30元。文革中，姓蓝的那个工人站出来检举，说张主任用生活补助拉拢他，从此他有了蓝鸭儿这个绰号。重庆人骂哪个是鸭儿意指此人不耿直，做人不讲究，忘恩负义，鸭儿即那话儿。文革后，蓝鸭儿家生活依旧困难，没人敢帮他了，大家公认，姓蓝的又出了一个坏人。工人阶级中也有流氓。

　　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厂里用财政资金养的半闲人、闲人越来越多，最方便最省钱的打发时间方式就是聊天，人闲是非多，纺织厂社情复杂，人心不古，久而久之演变为搬弄是非与造谣传谣，成为传统技能，重庆纺织业的垮掉与职工及其家属的长舌属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