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重庆市纺织业的式微（三）

　　重庆纺织行业垮掉的原因不能指望重庆的大学教授们研究清楚。当初不少大学教师娶了纺织厂女工，有的教授夫人凭借家里养成的雌威，挟老公之名望，仗口中三尺长剑，与人保媒拉纤，专攻下三路，从中渔利，其中一个江湖人称刘媒婆的教授夫人声称，她替人做媒就是为了自己以后办事方便，才不管那些男男女女是否能幸福，反正地位收入相当就成，活脱脱一个王婆，三姑六婆的话总有些人要信。教授夫人们在纺织厂是什么地位？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她们有无迟到、早退、虚开病假条？有无拿厂里的布、纱线与工具回家用？教授们应该心里有数。大家可以推论，那些与纺织厂职工结婚的公务员会不会客观、公正、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配偶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的作用呢？

　　至今尚有部分纺织厂的职工不愿正视自己当年的行为。纺织厂破产后，随着年龄增大，当年那些祸害过企业的纺织厂职工中，有的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反思，也有的坚持认为自己当初是在奔前程，只是没操作好，他们不承认自己坑害公家、参与内斗的行为是导致企业破产的原因之一，他们甚至还有些自得，认为自己当年快意恩仇，操（混）得好，土湾几个身材高大的老职工就有此类思想。有的女职工宣称，自己什么都没做错，面对记者也会这样说。纺织厂有的工人及其家属认为世道不公，有的人过得好是靠裙带关系，他们也不想想自己与家人付出了多少，做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是否配得上他们对人生的期望。他们总是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国企生活，为子女的辛苦叹息，他们不愿承认，国企破产他们也有一份“功劳”。他们以为自己的口舌能改变历史事实，结果无非是印证了那句话，无产阶级中也有坏人。

　　当年的纺织厂职工变老了，他们的下一代在成长。我接触到的纺织厂职工子女中，不少人拒绝承认他们的父母曾经损害企业利益，有位公务员的父亲经常在上班时间脱离岗位到处吹牛聊天，眼镜放在办公桌上，表示他刚离开，马上就会回去，传为笑谈，这位公务员一直回避此话题，上面提到的那位姚姓学生坚决否认包括他妈在内的普通职工对纺织厂的破产同样有“贡献”。即使他们已经拥有较高学历，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他们仍然不愿正视父母坑害国企的行为，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纺织厂职工的子女将父母的长舌技能发挥到新的高度，在重庆不时可见他们在搬弄是非，如果有人对此文不服，我可以慢慢与他们讲他们父母当年的事情。

　　纺织厂破产后，下岗工人狼狈得很，在外面拳打脚踢，有的女人走了自己祖母的老路。在国企破产大潮到来以前，纺织厂职工子弟很自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代变了。

　　四、二厂

　　重庆市纺织行业的主体是棉纺织业，棉纺厂中重棉二厂的破产具有代表性，可以从中窥探重庆市纺织行业的式微。

　　重棉二厂在民国时期是直属军政部的军队企业，后来又有荣氏家族（荣氏家族的荣毅仁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汉口申新四厂并入，受上级重视，出了多任纺织局长，重庆纺织界流传的顺口溜是“要当官，上二厂”。二厂的规模不是最大，技术力量却是最强，重庆市纺织行业很多技术骨干都出自二厂，是沙坪坝区经委管辖的中型国企。西南地区最出名的纺织技术专家是二厂的王廷熙，他在1990年代荣获国家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专家”称号，享受一次性的国务院津贴，那时的国务院津贴不是每年发，西南地区纺织界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重庆市政府公告上将他的姓名写成王延熙，粗心得让人怀疑相关工作人员的动机。王廷熙曾任中国科协传统棉纺织学术组组长，是闻名全国的技术专家。

　　王廷熙出身于富贵之家，因为当时的过左政策，尽管他的高考分数远超分数线，填报的第一志愿还是没有录取他，到了成都纺专，以当时纺织业的地位，也算不错的专业了。与他同样境遇的还有重棉二厂的张庆熙、重棉五厂的李本华、重棉六厂的李良智、王永熙厂长、重棉七厂的吴建忠厂长、纺织局的袁开元处长、张光逊局长等，都是解放前的大户人家子弟，当时被认为出身不好，他们是纺专二班的同班同学。在血统论试运行的背景下，成都纺专捡了个漏，招收了大批出身不好成绩好的学生。即使读的不是他们理想中的专业，他们仍然学业优秀，分配到各地后，这些世家子弟秉承家族传统，老实做事，出身不好的做事必须老实，认真做人，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做人老实还不能保证安全，必须认真，仔细谨慎，成就斐然。他们理论水平高，愿意从车间技术工人做起，江浙一带的纺织系统公认成都纺专的学生比华纺的更好，果然学校名声由生源成就。改革开放后的重庆纺织行业的技术力量主要出自成都纺专，很多骨干来自纺专二班。

　　王廷熙分配到二厂后，与同样出身较高、技术精湛的杜工、殷工、罗工走得近，殷工与他关系最好，在家里以陈年茅台下饺子招待他。杜工和殷工是西北联大的同学，经历了抗战烽火，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文革期间，专案组让他们揭发对方，什么手段都上了，他们保持住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互证清白，随着第三方材料的出现，两位都安全过关。文革后，杜立俊杜工担任了重庆市纺织局局长，殷工一心想将王廷熙培养成技术接班人。计划经济年代，国企根本不考虑销售问题，只要能够保证产品质量与数量就算完成任务，技术人员极其重要。

　　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的纺织业如日中天，二厂的产品质量好，国外订单纷至沓来，国内的要托人情才能拿到货，职工幸福度满满。二厂走下坡路前最后一任厂长是吴受铭，她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毕业于成都纺专，受过打压。吴受铭身材高大，车间安排她拉装棉花包子的板车，那本是男工的活，她埋头就干，脾气上来了，能和男工摔跤，力气小的还摔不过她。她是那个时代的女强人，通过个人努力，当上了二厂的厂长，后来调到纺织局，参与处理重庆针织总厂破产事宜。王廷熙在她任上成为重棉二厂的总工程师，两人配合得很好。在王廷熙的主持下，重棉二厂的技术改造进展迅速，装备水平在重庆市纺织行业高居第一。

　　面对二厂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很多问题吴受铭也没有办法解决，家里经常被上门找她解决各种问题的职工坐满，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有的风气，领导阶级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就上领导家静坐示威。那些调换工作、涨工资和福利、分房子等等各种要求，不能说都不合理或者合理，有的要求领导们实在做不到。职工们才不管那么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拿着铺盖卷上门，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在领导家地板上睡觉，有的见领导家开饭了，自己拿碗筷开动起来，吃得比哪个都多。重庆人上进心强，人人都想往上爬，干部队伍内部争斗激烈，不少人是有背景的，互不相让。那时经济总体向好，掩盖了多数矛盾。

　　1990年代初，美国政府制裁中国，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受限，纺织行业陷入困境。1993年，中国综合负债率超过GDP的140%，中央政府不得不强行紧缩福利和贱卖公共资产，开始出现国企破产与职工下岗的大潮。吴受铭不知因为什么与殷工的关系不好，殷工那时还没退休，被迫调到工业校任教，吴受铭收回了殷工的房子。吴受铭这事做得不地道，殷工是西北联大的热血青年，抗战时期进入纺织行业，工作几十年，功劳和苦劳堪称巨大，王廷熙为此与吴受铭翻脸，那时杜立俊已经退下来了，局长是谭德素。不久，吴受铭调到纺织局，二厂的权力游戏进入高潮。

　　最初接任厂长职位的是副厂长周政善，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不懂技术与销售，表面为人和善，不少职工对他的评价差。当时政工系统与技术系统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他一个搞行政工作出身的被大家视作打杂的，没多少威信，加之局势对中国纺织业不利，二厂出现亏损，职工群情激愤，周政善很快就退下来继续担任副厂长，接任的是总工程师王廷熙。

　　王廷熙的技术过硬，满脑子的工科生思维，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讲究原则。二厂有一个干部叫朱泽林，他让厂里的工人帮他做了一个防盗铁门，标准程序是向厂里支付相关费用拿到出门条才能把门搬回家，不知怎么搞的，工人们没有完善相关手续就将铁门搬走了，一行人在工厂大门处被拦住，报到了厂部。当天是周末，值班厂干是王廷熙，他见事实清楚，派人调查，王廷熙只能如此，现场人人都看他如何处理。朱泽林不在现场，听闻后赶来解释说是急着用，没按程序办，缴了费此事就过去了。有些人对处理结果不满，认为太轻。后来才传出来，举报者正是朱泽林的下属，那名职工与朱泽林有矛盾，想整他一下。因为此事，朱泽林的女儿们恨上了王廷熙，公开大骂，她们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太平洋寿险的内勤，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明白事理了。

　　王廷熙看得起的是专业技术水平高、做事努力的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他经常无视外界压力，结果却不是如大家喜闻乐见的那样。二厂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郑丽有一定专业能力，因为与同事关系不融洽，在提拔问题上卡住了。王廷熙打算通过技术序列将她提拔起来，一时间，劝说他不要重用郑丽的人一拨又一拨，他固执地坚持，当时王廷熙是总工，技术员的升迁他有发言权，最后郑丽如愿以偿，王廷熙为此又得罪不少人。

　　二厂销售科的张建渝带货能力强，是出色的销售人员。他在厂里有一批仇人，发展不顺，长年驻外，始终上不去。张建渝有上进心，当时的目标是成为厂干。王廷熙的技术能力可以保证二厂生产出优质产品，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缺的就是销售人才，两人一拍即合，王廷熙顶住压力，将他提为副厂长，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攻击王廷熙和张建渝的人开始多起来。

　　王廷熙看不起没真本事靠耍嘴皮子上位的人，对政工系统的一些干部表示不屑，他与吴受铭配合得好，是因为他看到过吴受铭当初在底层如何努力挣扎求生。二厂的党委书记是陈丹柯，此人高白胖，不懂纺织技术，与身材同样高大的团委书记高勇一样，都是从政工系统提起来的。和平年代，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让他们去证明对党的忠诚，无非就是发表点誓死捍卫的言论，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的精神与文件，不可能立下什么大功。据说他的父亲是老干部，是他妈带着他改嫁的，此说是传言，因为带子改嫁与继父是老干部不是丢人的事，本文就采用了。从他年纪轻轻就担任党委书记来看，应该有些背景，和平年代政工干部的提拔一直让人看不明白。当时文革都结束快二十年了，不少人通过读书学得一技之长，博士都能读两个，这两位书记不知在忙些什么，技术水平还是很低，他们是成年人，这二十年时间肯定不可能是在爬皂角树。

　　由于重庆人争强好胜的性格，二厂很多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认识，认为王廷熙平时很好说话，为人处事显得不够圆滑，技术上都是他让下面的人去干，动个嘴而已，换自己上也能干好。二厂的工人张家魁就说，王廷熙那个厂长和总工我都干得下来，按他的意思，钱学森得自己去拧火箭上的每一颗螺钉。不知道陈丹柯心里是否也有此意，反正从他后来争权的表现来看，他认为把王廷熙调走了，二厂他一样玩得转。

　　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认为纺织技术简单，重庆电力的一个中干就公开这样说，有人问他知不知道1磅（453.5克）棉花拉成768米长才算一支纱，中间不能断，纱线越细，织出来的布越高档，不到80支纱的布做的衣服算低档货，那个重庆电力的一脸茫然，他根本不知道纺织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很多人觉得穿针很难，喷气织机是用气流将又细又软的纱线吹过比普通缝衣针针眼还小的孔，装备最新设备的纺织厂多数车间已经实现无人在现场操作的人工智能生产，那才叫高新技术，外行们以为纺织业还是老太太的小纺车加纺锤，那冶金业以前还抡大锤呢！

　　王廷熙当那个厂长确实辛苦，每次听到救火车的声音，他都跑到窗前往车间看。就算是王廷熙这样的技术专家认真负责，张建渝等销售人员在外收款以命相搏，无法一一记下姓名的大量技术人员三班倒连轴转，在当时对中国纺织业不利的大环境下，重棉二厂也只能扭亏为盈保持微利状态，不了解形势的职工对此仍然不满，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重棉二厂最后的盈利时期。

　　王廷熙也遇到了与吴受铭一样的麻烦，工人们开始到他家里静坐。工人王文斌为了老婆李丽调换轻松工作的事找上门来，王文斌的父亲是二厂卖饭票的，尽管发育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王文斌仍然长了一副他们那一代人中少有的高大身材，在厂里以能打敢打出名。李丽要求调去的岗位很轻松，厂里专门用来安置老弱病残人员，她那时才三十多，身体健康，把她调去了无法服众，本来应享受照顾的人也会利益受损，王廷熙坚决不同意。王文斌在王廷熙家坐到凌晨都不走，不时制造动静。那是1994年，他们两口子知道王廷熙的长子正在参加高考，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是不顾一切了。此类事件警察是不管的，当时的国企又不能因此开除职工，给了职工们一定的操作空间。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当下的私企，这些人就等着接受暴风雨的洗礼吧。王文斌对李丽的事如此尽力，两人最后还是离婚了。可能王文斌觉得还是共产党的饭碗好捧起，他的女儿后来进入法院工作，听说在贵州省，请相关部门关注王文斌的女儿，家风很重要。

　　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郑丽也去王廷熙家学习工人老大哥好榜样，她确实聪明，得到了一个到银行坐柜的机会，当时纺织厂效益都在下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她身为二厂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当年王廷熙力排众议将她提拔起来，郑丽在厂里困难的时候“临阵脱逃”，影响极坏，于公于私都对不起人。高勇开始不露面，23点过了才去接老婆回家，在高勇的护送下，郑丽在王廷熙家里纠缠了几天，高勇与郑丽都知道王廷熙的长子正参加高考，这就是二厂团委书记的政治觉悟水平。最终，郑丽调到了银行，金融系统让她避免了下岗。如果有人认为，王廷熙提拔她是理所应当的工作行为，郑丽不欠王廷熙的人情，也是完全正确的，王廷熙按原则办事，郑丽按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为人，全都正确。此事对王廷熙打击较大，在厂里的威信下降，王廷熙与陈丹柯、高勇、周政善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厂里的关系户见势不对，马上撤退，纷纷调到其他单位，继续他们悠哉游哉的食禄生涯，他们是追逐春天的候鸟，他们将纺织厂职工的风气带到了新单位。他们没资格讨论纺织厂的历史，他们是到纺织系统吃“关系红利”的投机分子，没有与纺织系统同舟共济。

　　从管理学角度说，企业的制度相当大部分是在压制人性，制定与执行制度都会得罪人。工厂的制度由懂得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制定，规范职工的工作行为的同时必然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职工多半会尝试违反制度，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工作内容就是与破坏制度的人做斗争，得罪人是必然的，当家三年，连狗都嫌。如果有人要与王廷熙争权，那些因为工作上的冲突恨王廷熙的人是天然的联合对象。

　　对于经营二厂，陈丹柯与高勇有自己的各种考虑，与王廷熙的经营理念起了冲突，他们有没有私心，不得而知。不知是哪个给了两位书记如此大勇气，认为自己比王廷熙更懂纺织厂管理，认为自己能将几千人的大厂经营得更好？陈丹柯在党委会上带头围攻王廷熙，王廷熙寸步不让。有的人将造谣传谣技能发挥到行为艺术的殿堂级高度，长舌狂舞，重庆市主城区到处都在传说重棉二厂出了一个贪污犯厂长，检举信满天飞。那些早就对王廷熙不满的人纷纷跳出来表演，一些人还组团到纺织局去上访，要求让陈丹柯当厂长，他们将码头游民刁顽、喜欢结社的习气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些职工哪里知道他们正在将二厂送上破产之路。特别声明，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事是两位书记在操纵。如果此时还有哪位官员想将自己中意的女性调到二厂担任负责人，那就更热闹了，请注意，这只是假设。

　　王廷熙的技术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自小的刻苦学习和工作后的不懈摸索慢慢积攒而来，他看不起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轻松上位的人。自然科学讲究兑现，机器出了问题，说不动就不动，只要有一道工艺没做到位，产品质量就是上不去，学习与工作中的习惯导致工科专业技术人员的原则性普遍较强，外化到生活中就表现得有些清高，不愿拉帮结派，明知事情该怎样做，他就是按原则不那样做，这在当代国企的内斗中非常吃亏。

　　二厂的职工都很聪明，他们心里有本账，出于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在内斗中选择中立的多，有的则是哪边强就站在哪边。王廷熙冷眼向洋看世界，不会封官许愿，没有现实的好处，多数人不表态，明哲保身，少数人出于各种考虑公然站到了陈丹柯一边，王文斌之流肯定不会站到王廷熙一边。至于陈丹柯对这些人的支持者有无做出承诺，请相关部门调查。张建渝在厂里的人缘本就不好，他不可能团结多少人。二厂的上级组织重庆市纺织局与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态度暧昧，对王廷熙没有提供任何保护，仿佛是在支持陈丹柯，调查王廷熙经济问题的工作组到了二厂，企业运转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张建渝终究是搞销售的，此时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在他老婆黄桂兰的怂恿下，与陈丹柯一派达成和解。

　　王廷熙坚持原则努力维系二厂的正常运转，是凭着几十年养成的责任感惯性行事，至少在客观上保卫了重棉二厂职工的饭碗，既然多数职工保持中立，不制止针对他的造谣传谣，不站出来反对那些人的作死行为，他着什么急！王廷熙经过与各方的协商，到重棉三厂担任总工程师，二厂交由陈丹柯、高勇两位书记去盘弄，张建渝继续担任副厂长。有目共睹，王廷熙当厂长把人都当瘦了，人家当厂长发财，他当厂长掉肉。说来也奇怪，王廷熙没在二厂上班后，潮水般的检举信马上就没了，工作组也撤走了。重棉三厂的厂长兼书记是罗工的女儿罗列，王廷熙刚进610厂就与罗工关系好，经常去他家吃饭，罗工在纺织局分管质检站，纺织局质检站就在二厂旁边。三厂的人相对于土湾地区的人要淳朴一些，王廷熙到了三厂很快就长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