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重庆市纺织业的式微（四）

　　有些清闲部门的人聊天时提出，斗争失败了就应该留在原单位为新领导效力，这些人在后台庇护下，安逸生活过得太久，根本不知道企业管理的基本常识。如果陈丹柯等人经营二厂的理念与王廷熙一致，他们就不会争权，双方经营理念的冲突是否由私人利益冲突引发，需要相关部门调查。帮助陈丹柯争权的那帮人需要新的职位安置，王廷熙的基本人马不可能全部留任，陈丹柯会不会担心王廷熙留在厂里对他构成威胁？王廷熙离开二厂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廷熙组建的班子散伙同样是必然的，中国就这传统。那时的陈丹柯等人确实认为他们自己就能将二厂经营好，王廷熙秉承王子江厂长事必躬亲的传统，让这帮政工与行政干部没有为企业经营问题犯过愁，他们以为经营企业很简单，自己完全能胜任，陈丹柯之流难堪大任确实出乎多数人的意料，毕竟他们在纺织系统淫浸了几十年。请那些清闲部门的人仔细想想，你们知道的那些仍然存在的国企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如果不是垄断经营，能否有现在的光景？如果国企官员不是通过将企业经营得更好的途径上位，根本不能服众，职工哪会配合他们工作，政府不给这些企业开挂，要么换领导，要么换执照。

　　陈丹柯接手二厂后，确实想把工厂经营好，借此再上一步。可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凭借人的主观意志改变，王廷熙经营二厂时的举重若轻给了他当厂长很轻松的错觉，陈丹柯当上厂长后，重棉二厂再也没盈利，王廷熙当厂长那个时期是重棉二厂最后的景气。陈丹柯、高勇与周政善等人不懂纺织厂该如何管理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懂纺织技术，他们不明白工厂各项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那些想通过变更制度使自己更轻松、收入更高的职工努力下，几十年间重棉二厂历代技术人员总结拟定的制度逐渐荒废，工厂陷入混乱。

　　举个例子，某机械厂分厂的厂长向总厂提出将拨下的人工费用固定不变，赋予他权力决定职工的聘用与收入，压低人工费用后，节省出来的人工费用由他支配。他招收愿意以更低收入工作的人，短期内节省了很多费用，他收入高了，更卖力地压缩人工费用。但是新手过多会影响生产，随着对人工费用的再三压缩，早晚激起工人暗中反抗，破坏生产，最终影响企业正常运行，这就是工厂管理制度被以创新管理的名义破坏后产生的不良后果。

　　重棉二厂的车间主任们懂得一些技术，见陈丹柯他们得手了，车间主任们也想实现自我，向陈丹柯提出要求分权，陈丹柯是真的不懂企业管理，也就同意了。那时的车间主任可以说是一个个的小厂长，在本部门说一不二，招了大量的农村女青年，利用她们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特点节省人工费用，现在土湾地区很多女农民工就是那时招进厂的。车间主任们对这批农村女工的管理，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二厂原有职工陆续办理停薪留职到社会上寻找出路，有的人此时才知道什么叫生活。此举表面上可以让不好对付的老职工离开，同时降低人工费用，但是造成了技术力量流失，那些认为纺织厂技术含量低的人真的是out了。后来，一个车间主任被判了刑，有的职工对他的评价不算差，说应该把所有的厂干与中干都查一遍，其他的话我不方便公开，感兴趣的可以去调查。当时沙坪坝区电力公司有一个规定，鼓励企业用电，用电超标的有现金奖励，这笔钱在重棉二厂是如何处理的，请相关部门调查。

　　张建渝起初以为陈丹柯、高勇等真的接纳他了，想把在广东见识的东西付诸实施，现实的骨感让他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没人把他当回事，二厂产品质量下降后，他那些老客户的态度也转变了，客户们购入的是商品不是人情。他与自作聪明的黄桂兰感情破裂，两人离婚了。人民教师黄桂兰染黄头发，开始放飞自我。迷茫之中，张建渝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投奔王廷熙。王廷熙考虑到重棉三厂确实需要熟悉市场的销售人员，向罗列推荐了张建渝，调张建渝到重棉三厂担任销售科副科长，做得不错。王廷熙就是这样务实的人，他决策的出发点是把工作做好，其他人则考虑得更多，张建渝的反复横跳让他的形象再次受损，都认为他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张建渝在三厂基本上安分了，即使有机会有想法，王廷熙也会一再提醒他勿忘历史。

　　二厂最后真是不行了，管理混乱到极点，新老职工普遍感到没前途，人心散了。一些老工人说，最后连机器都开不动了。我很奇怪，二厂技术力量雄厚，王廷熙调走了，还有其他人，那位副总工技术能力非常强，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地步。老工人解释说，那些技术人员看到王廷熙的遭遇心都凉了，加之陈丹柯等人的外行管理导致厂里一片混乱，哪还有心思工作，都在找出路。有的职工偷厂里的零配件卖给民营纺织企业，连固定机器的地脚螺钉都偷，机器没固定好，很快就抖坏了，检修时才发现地脚螺钉不全。陈丹柯颇有“大将风范”，每天还是守住他的“一亩三分地”，这方面的事情可以去问问当年厂部与党办的人。

　　无望之下，二厂职工生活得昏天黑地，在自家门外的走廊通宵打麻将，扯上100瓦的大灯泡，电费自有专业电工解决，土湾地区的夜晚不再黑暗，他们白天的工作状态可想而知。有的职工开始觉醒，到纺织局反映问题，纺织局的工作人员说，当初不是你们自己选的“好厂长”，怎么又来提意见了，有的职工两次请愿都参加了。

　　眼见大势已去，二厂的职工早早自谋生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邓萍等人在外面做得不错，一位姓王的工人电工天赋点满，还会画符，江湖人称王道士，被聘为一家小水电站的总工程师，几位年迈的机修安装工人在民营企业作为技术骨干工作十几年，体力实在不行了才离职，足见二厂人才之盛。那些没技术的就困难了，声称自己能胜任厂长工作的工人张家魁下岗后，通过他的老婆卢世洁托王廷熙的老婆杨志平，请王廷熙给他找份工作。市场是检验人才的最好场所，王廷熙即使退休多年仍然有民营企业请他担任技术负责人，连非纺织行业的企业也请他去教授企业管理，年近八十还有人打电话请他。

　　如果有人因为二厂的工人在下岗潮中上街的少而表扬陈丹柯等人，说明他们守“坟头”还是挺成功的，可是，陈丹柯作为厂长兼书记，首要职责难道不是应该将企业经营好！二厂工人上街少是因为他们早早就明白大势已去，找好出路了。最后，重庆第二棉纺织厂破产倒闭了，陈丹柯被称为重棉二厂的末代厂长。1990年代，荣氏家族曾经有人想投资重棉二厂，纺织局以解放后所有设备与职工都打散分配为由，称二厂不能代表申新四厂，要投资就投资整个重庆纺织系统，荣家的人岂能不明白个中缘由，他们本就是出于既往情结找上门的，只好算了 军政部第一棉纺厂和汉口申新第四纱厂的血脉断送在陈丹柯手里，荣氏后人如果想怀旧，找他聊。

　　时至今日，仍然有二厂的职工在称呼陈丹柯为末代厂长的同时，埋怨王廷熙不该放弃二厂，他们大概忘了自己当年是如何造谣传谣，如何不分是非坐视陈丹柯等人争权，雪崩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二厂职工及其家属之后的不幸遭遇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