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重庆市纺织业的式微（五）

　　五、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纺织业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发展，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制裁让中国纺织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纺织企业效益下滑，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国营纺织企业普遍亏损，中国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无力长期补贴纺织国企，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朱镕基上台后，到重庆与国企负责人见面，陈说政府的苦衷，话里话外不离国企破产重组，重棉三厂的厂长兼书记、罗工的女儿罗列站起来呛了朱镕基一句：“你让所有的纺织厂破产就能解决困难了！”朱镕基无言。纺织厂子女很少有人希望企业破产，对他们而言那相当于毁家。

　　当时国际局势十分严峻，重庆纺织业面临抗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党委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他们治下，重庆市国营棉纺织厂的厂长除了重棉一厂以外全部改由党委书记兼任，虽然两个部门没有公开下文件规定必须这么做，但是他们有决定厂长任免的权力，事实证明他们同意各厂的书记兼任厂长。他们凭什么认为这些书记就比那些厂长更懂得经营纺织厂？此举对重庆市纺织业的影响极大，至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大家根据结果自己判断。

　　重棉一厂是重庆综合实力最强的棉纺织厂，610厂分立为三个厂时，汉口申新四厂与渝新纺织厂的部分设备与人员充实给了重棉一厂，是直属重庆市经委管理的大型国企。厂长沈蔓青的生产技术水平一般，家庭出身不好，她的优势是管理能力强，深谙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她特别有韧性，厂里有人到市经委做工作，欲取而代之，她找到市经委哭诉自己的不易，有人打算让一厂的党委书记兼任厂长，她也到市经委抹眼泪，大摆自己的艰辛，那一轮换厂长的风潮里，她是重庆市七个棉纺织厂中唯一保住职务的厂长，人们说她的江山是哭出来的。重庆市所有棉纺织厂中，一厂的干部队伍最稳定，虽有暗流涌动，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总的来说，她是靠自己的能力上位。

　　重庆的纺织行业进入困难时期后，沈蔓青开拓了重棉一厂新的盈利路径，利用厂里的地皮做房地产生意。此举给她招至大麻烦，那个年代房地产是躺赚的生意，很多人都盯着一厂那些地皮，认为她没有把重棉一厂的主营业务做好，却开始“捞偏门”，于是，举报，调查，限制活动范围接受调查，一系列的操作开始了，两年多后，相关部门宣布她没有问题，重棉一厂最终因为长期亏损破产倒闭。在亲友的挽扶下，她登上屏鼎山长久地凝视着土湾那一大片厂区。对她的各种评价都有，我认为她是做实事的人。

　　重棉三厂是中型国企，归重庆市南岸区经委管辖。以前是张光逊当厂长，罗列是书记，张光逊是纺专二班里最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厂有人向纺织局反映张光逊的问题，纺织局派人调查后，将张光逊调到纺织局去了，后来升任重庆市纺织局的末代局长，他没能为阻止重庆纺织业的衰落做出多少贡献，是末代书记曹绍机的搭档。

　　由于王廷熙与张建渝的加入，重棉三厂实力得到增强，虽然设备不如一厂与二厂，主营业务依然一度形势向好。于是，有人就不安分了，到处说，其实用不着那么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布里面少几根纱一般人哪里发现得了，只要价格便宜，就能打开销路，三厂自己的人就能干好，用不着外人来做。他们的依据是，那时贫困山区的人买不起太贵的东西，质劣价廉的布深受云贵山区消费者的欢迎，他们用来缠头。说这话的人明显是外行，责任感基本没有。劣质布的市场需求量小，且会越来越小，三厂如此规模的企业靠这点市场根本不能生存。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能力更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人家有专业设备，别说少几根纱，就算是棉纱质量不足，都能检测出来，企业声誉毁了，多少年都挽不回来。买家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全部货款，厂家起诉也不能挽回损失。

　　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在二厂也不少，一个姓米的就公开说没有必要搞设备升级，真是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担心自己掌握的技术落伍，他们不愿再学习了，反正能混到退休就行。拒绝学习的人可以退休，拒绝技术升级的企业却将被市场淘汰，500支纱的产品正在普及的当代，陈旧设备与落后技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罗列与她一心从事技术工作的父辈不同，精明强悍，擅长与人做斗争。受到罗工的熏陶，她的纺织技术水平不低，知人善任，被视为与吴受铭、重棉一厂的沈蔓青厂长齐名的女强人，是重庆纺织行业最有能力的厂党委书记。

　　那时搞的是土地财政，政府通过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南岸区政府有的官员看上了重棉三厂的几块地皮，要求三厂不能动那几块地，一厂搞房地产嫌了钱让三厂的人很是向往，罗列对区府官员的要求极为抵触。随后，三厂团委书记詹勇向罗列发起了挑战，此人来自贵州，有闯劲，好戏又开场了，是谁怂恿詹勇争权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罗列这边人才济济，生产有王廷熙，销售有张建渝，还有副厂长欧恒章帮她处理刺头，她抵挡住了詹勇的挑战。可是，人都会累的，罗列的努力保住了三厂全体职工的饭碗，三厂有的职工却一再向罗列发起挑战，她也会心寒，何况罗列有自己的雄心。最终，重棉三厂破产了。后来有两只乌龟骑着马给那些与罗列有矛盾的南岸区政府官员拜了年，相关内容新闻有报道。

　　重棉四厂处于曾经长期欠发达的合川，厂区一度是合川最繁华的地段，职工普遍有优越感，因为远离大都市，民风相对淳朴，职工对重棉四厂感情极深，重庆纺织厂职工的通病他们也有，企业的命运与其他厂差不多。在王廷熙等厂长被书记取代的那一波操作中，四厂的厂长也未能幸免，他能力强，造反精神十足，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四厂的书记原本不想兼任厂长，他自觉没那个能力，上级的命令又不能违抗。他的儿子在厂里遭到职工的冷嘲热讽，最终出现精神问题，四厂的书记一蹶不振，四厂就此走上了下坡路。四厂是市经委管辖的大型国企，东津沱的地皮不值钱，四厂在市经委的扶持下不断重组，坚持到只剩半个厂了，仍然努力坚持，最终重棉四厂还是倒下了。

　　重棉五厂最早由卢作孚创建，也称灯芯绒厂，解放后的历代管理者没有跟上技术升级换代的步伐，纺专二班的李本华等几位毕业生在那里没得到重用，设备极其老旧，国企的问题都差不多，何况五厂的装备还那样落后，重棉五厂顺理成章地垮掉了，破产清算时，设备基本是按废铁价格卖的，这就是企业忽视技术更新的下场。

　　抗战时，李家沱迁入不少企业，下岗大潮爆发前一直是当地的都市区。归区经委管辖的中型国企重棉六厂在民国时期风光无限，厂长王永熙爱动脑子，将厂里忙不过来的生产任务分给职工家属，一时间，家家门前都是搞生产的老幼家属，职工家庭收入暴涨，人人都对他赞不绝口，那是他的高光时刻。后来，重棉六厂出现了与其他厂一样的情况，就算他机智过人，仍在内斗中失利，携带家眷调到重棉一厂，成了街边观弈的干瘪老头。重棉六厂的书记当上厂长后，先挨闷棍，没多久，又被查出有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应该是仇家长期举报的结果，当真是青帮老头子出任过董事长的企业，波诡云谲，刀光剑影。重棉六厂最终垮掉了，民国时期的明星企业就此没了。

　　重棉七厂在长寿一枝独秀，以前，当地经济不行，更显出七厂的与众不同，一到节日，厂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中站着厂长吴建忠，一脸永远刮不干净的络腮胡，鲁智深般高大肥壮的身躯，非常有排面。他是纺专二班中最早在企业内斗中败下阵来的，调回成都纺专当了大学教师。七厂的书记有能力，奈何厂子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破产难以避免。

　　重庆纺织行业的主体是棉纺织业，七个棉纺织厂破产了，大势已去。太阳下没有新鲜事，重庆市纺织行业各个企业的问题差不多，上下一起作，最后垮掉了事。国企的毛病不经过大动干戈不可能根治，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有刁民想占公家的便宜。曹绍机书记，张光逊局长成了光杆司令，结局可想而知。当然，他们的生活还是没问题，政府官员的退休工资远比企业负责人的高。

　　重棉一厂的厂长沈蔓青能保住自己的职务，从表面看是她两次到市经委哭诉自己的委屈，她服软了，如果其他几位厂长也做出服软行为，他们的职务能否保住？

　　王廷熙、王永熙、吴建忠等高级技术人员掌握了能在任何纺织厂挣钱的技术，厂垮了，他们在私企依然享受座上宾待遇，也就不愿保有沈蔓青在官场斗争中的韧性。相关人士不待见他们，他们顺其自然，最后吃亏的是纺织行业的普通职工与纺织局的公务员们。

　　市场最讲究实事求是，位于土湾的重庆市纺织品质量检测站的争权斗争也很激烈，最终胜出者是孙国岚。退休后，他们两口子到民营纺织企业工作，没干多久就离职了。资本家最现实，王廷熙他们在私企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能够帮资本家挣钱，民营纺织厂的老板在生活上与陈丹柯他们更相投，但是资本家知道陈丹柯们不能帮他们挣钱，所以不会聘请他们，至于陈丹柯等人有无投资私营纺织厂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更可惜的是，书记们上位后，多数原厂长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原厂长组建的班子也散架了，书记们基本是外行，手下没能人帮忙，不可能把厂经营好。罗列要不是有王廷熙倾力相助，三厂也困难，一厂能撑那么久是因为将王永熙调去当了总工。有的人认为那些技术型领导在内斗中失利后应该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这些人根本不明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就算王廷熙等人想留在原单位，对头们也不会答应，新贵们会不会担心老领导在单位降低他们的威信？当年重棉六厂有人放话，王永熙敢回去就要打他。老领导们会甘心为对手效力？有的事情，法律也无能为力。

　　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能够栽培一帮人出人头地是人生一大快事，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员与纺织局曹绍机书记想当伯乐很正常。如果在整体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能力弱点，纺织厂也会整体向好。好比台风来了，拖拉机都能飞上天。但是，在纺织厂的危急关头，就算是王廷熙这样有相当专业修养的厂长干起来都很困难，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党委怎么能任由不懂经营纺织厂的陈丹柯与高勇掌管重棉二厂！不懂技术的管理者根本不能理解维系企业正常运转的各项制度的必要性，也就不知道如何执行那些制度，在他们的管理下，企业早晚会乱，其他棉纺织厂书记的管理能力大都不如原厂长。纺织局党委书记曹绍机的姐夫还是什么亲戚在广东省担任要职，包括他在内的纺织局很多领导的家都曾经在重棉二厂家属区，他们大都从610厂或者二厂走出，曹绍机特别关注二厂，二厂正是在他的关注下垮掉。

　　国企中的党领导一切不是让党委书记领导一切，而是党组织领导一切，党组织吸收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国企振兴努力工作的职工，让他们人尽其才，为党争取更大的光荣，以此实现党组织领导一切，党委书记不等于党组织，没有组织内有为之士的襄助，党委书记代表不了党组织。如果党委书记与团委书记不能团结人才，妨碍了企业的发展，他就是在破坏党的事业，应该将他们调整到更合适的岗位上去。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党委同意重庆六家棉纺厂的党委书记取代厂长的决策值得商榷，他们大概被纺织厂以往的辉煌蒙住了眼睛，以为随便换上谁去管理，管行政的副厂长、管生活的副厂长都想上，以为都能搞好。

　　国企的主管部门领导人不能要求国企负责人对他们个人五体投地、服服帖帖，在理论上，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是用来率领下属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拿来耍威风，满足自己受尊重的需要，领导们不能把岗位权力当成人格魅力的加成。国企负责人只需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职位，即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那把交椅，谁坐在上面就服从谁，一切按制度办。如此方能避免国企主管部门的官员将国企当成自家的菜园，做出违法乱纪的勾当，如安排亲朋好友就业、联系业务让官员们的白手套赚钱等等，保证国企主管部门的官员们能够安全着陆。

　　国企的主管部门不能轻视国企经营者，任意决定他们的前程，请主管领导们想想，你们是怎么上位的？你们在国企经营上有多少功绩？你们掌握了多少与治下国企主营业务相关的知识？纺织企业当年的主管官员们退休后，他们自己去办企业，有几个能盈利？办企业与投资企业是两个不同概念。

　　国企主管部门领导们一定要重视国企经营者的意见，专业人士为那些言简意赅的对策付出了一生的学习与实践，他们付出的牺牲外人无法想象，请领导们别把捅破窗户纸的功夫不当回事。

　　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针对国企主管领导的惩罚制度，战争年代，打了败仗的军官会接受军法处置，管理国企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政府领导们也应受到惩罚，否则他们中有一些人难免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所欲为，在国企职工面前耍威风、割韭菜，寒了国企职工的心，中共最后的一点经济阵地不能再失守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工程师证是国务院干部局颁发，那时评上工程师极难，后来权力下放到地方，连高级工程师证都开始注水了，包括什么高级经济师在内的职称，都被专业人士看不起。评判一个人的技术能力，主要还得看他的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能只看职称。

　　重庆纺织业的垮掉，时势不是主因，关键还是主管部门没有给企业经营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主要责任应该由主管部门即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承担，具体责任人是两个部门的最高领导。他们没有做到知人善任，有能力愿意干实事的王廷熙、王永熙、吴建忠、沈蔓青等厂长没能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保护，内斗耗费了他们太多精力，以至没了做事的心气。那些没有能力又摆不正自己位置、上进心爆棚的政工与行政干部哪来的底气争权？背后有无黑幕？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哪个责任更大，得看两个部门哪个拥有更多的纺织企业厂长与书记的任命权。管辖各个纺织厂的市经委与区经委也应为纺织企业的破产承担责任。以上政府部门中那些配偶供职于纺织厂的公务员在纺织厂人事变动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人的配偶在纺织厂担当了什么角色，纺织厂主管部门官员有无安插自己的亲朋好友到纺织厂就业，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重庆市纺织局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晰，纺织局真把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当下属了，说换就换，重庆纺织业的生产与销售人才在本质上是重庆纺织局公务员最重要的衣食父母。纺织局中那些纺织专业科班生出身的干部出于各种考虑，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国营纺织厂垮完后，纺织局并入其他部门，对纺织局公务员的生活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管辖很多行业，纺织国企垮了，对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员们影响不大。

　　在国企，没有建立大功就上位的领导很难经营好企业，首先是难以服众，国企的职工在理论上是企业的主人，有能力且干实事并立有大功的领导都不一定能让职工服气，何况那些没有多少功劳的领导，哪怕是红N代也不能，更别说那些随母改嫁当上红N代的。有的人通过政工系统得到提拔，和平年代很难考验政工干部的忠诚与能力，他们的升迁让很多人不服，再将他们空降到他们没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行业当领导，不误事才是奇迹。职工队伍人心散了，在就业选择灵活的当代，队伍中有能力的人会离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离开的会消极抵抗，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不想努力了，什么监控都是摆设，那些外行领导根本无法发现他在捣乱。重庆纺织行业各个厂，特别是二厂的垮掉，与陈丹柯、高勇不能服众不能带动职工劳动积极性高度相关。

　　重庆纺织行业的普通职工中有坏人，也有不知进退不知好歹的妄人，有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占公家便宜，有的人为官员们的争权冲锋陷阵，企业垮了，他们受的损失最大，也给他们的同事造成极大伤害。重庆的改造场所中，土湾与弹子石的人很多，如果企业还在，他们中多数人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很多私营纺织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果没利润，老板们怎么可能去投资建厂。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动机是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企的财政补贴，如果纺织厂能实现盈利，哪怕是微利，也有存在的意义，至少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重庆纺织界人才济济，设备先进，虽然社会负担重，但是家大业大，只要上下齐心，必然能够挺过困难期，实现盈利，实力单薄的民营企业能做到的，国企也能做到！

　　在宣传口径中，社会负担重成了国企破产的主因，掩盖了国企真正存在的管理问题。重庆纺织行业沦落至此的主要原因是主管机关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管理失误。我说的是主流，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管理不都是失策，但是他们的整体表现破坏了重庆纺织业的发展，中央如果想弄清其中原委，最好倒查三十年，特别要注意那些家属在纺织系统工作过的领导所起的作用，他们的配偶在纺织系统受过管，可能有怨气，有野心，有派系倾向。

　　综上所述，主管部门对国企来说非常重要，分管领导的能力与人品可以直接决定国企的存亡兴衰，那些依靠文字、政工、行政等与国企主营业务专业技术没多少关系的工作上位，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需要在领导的支持下，通过让国企亏损、破产缴学费的官员，即使人品过关，对下属国企来说也是天灾一般的存在，中央可不能让这样的官员管理国企。外行管理内行是特殊情境里的无奈之举，专业人才做专业事才是最佳的选择。在缺乏合理的经济运行体制的环境里，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重庆市纺织行业垮掉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没有一个人为此公开承担责任，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老干部们安度晚年。不知能否避免类似的沦落在重庆市尚存的国企再现？西南地区仅存的国企还能坚持多久？只要没有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如今的国企普遍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当然了，如果有人不把国企放在心上，认为原有职工想走就走，国企垮了就垮了，老百姓拿这些人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