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大连的故事

文｜于济洋

　　当我们被越来越多的矛盾咬合所困扰的时候，渴望着有一种东西来打动、感染、提升这多变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把思考的触须伸向历史，面对开国总理周恩来在大连的故事。

　　⋯⋯

　　“现在我是闲人，你们是忙人，我应该看望你们嘛！”

　　开国总理周恩来殚精竭虑地为不满两周岁的共和国日夜奔忙，因过度劳累而日益憔悴。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催促和亲自安排下，他来到大连疗养。

　　周恩来名义上到大连疗养，实际上是把办公地点从北京的中南海移到了大连的黑石礁。月光下的黑石礁，群楼静谧，潮声如诉。只有一座德式二层小楼还闪烁着灯光。

　　天亮了。周恩来总理轻轻地走下楼，卫兵笔直地站着向总理敬礼。总理微笑着说，天天见面，就不必敬礼了。卫兵又敬礼说，谢谢总理！周恩来又笑了，说：“你看，又来了不是？”卫兵不好意思地也笑了。总理说：“夜里执勤，不必那么规矩地站着。早上露水大，可以到门里去。”卫兵感激地又要敬礼，手刚举起来忙又放下，眼含热泪地点着头。

　　为了不给大连市添麻烦，周总理约法三章：不准陪同；不准看望；不准安排活动。可市领导觉得总理难得来大连，几次约定要去看望总理，但近在咫尺未能如愿。

　　一天，大连市市长韩光突然接到总理的电话：我要去看看你们。

　　当总理来到市政府二楼市长办公室时，微笑着说：“现在我是闲人，你们是忙人。我应该看望你们嘛。”53岁的国家总理登门看望38岁的市长，让市里的同志们不知所措，一时语塞，感动不已。

　　周总理询问了市政府的工作后说：“有件事要同你们商量，不要因为我一个人麻烦更多的人，马上通知有关部门，电车通到终点。”

　　原来，市领导考虑到不影响总理疗养，把经过总理住地的有轨电车停开了一站地。为了不让总理发现和总理的安全，特意安排保卫人员穿上便衣在总理住处门前轻轻地装作修理电路和铁轨。可是，这哪里能瞒过总理那有穿透力的眼睛。

　　市里的领导面带愧色地解释说，大连情况复杂，过去一直被沙俄、日本鬼子统治，现在刚解放不久，您的住地就在车站边⋯⋯总理说：“市长同志，如果一个总理这样做，那省长、市长、县长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韩光同志，勤政为民，这是我们党的灵魂，在决定一切问题上都不要忘记人民啊！”

　　望着总理那严肃的面孔，市领导马上抓起电话，下令通车。

　　就要同总理分手了，市领导执意要送总理回去。总理说：“你们忙你们的工作，我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嘛。”总理临走时，满意地说：“今天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向市长同志反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得到了市长迅速圆满的解决，我代表老百姓，谢谢你了！”

　　望着周总理渐渐消失的身影，人们的眼睛模糊了⋯⋯时至今日，韩光老人谈及此事，眼里仍噙满了泪花。

　　如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如果都能为自己规定“几不准”，并言行一致，这恐怕比多少个“红头文件”都顶用，一些迎来送往、公款吃喝、公款消费、收受礼品等腐败风气，恐怕都会“闻‘不准’而逃之”的！

　　“人民遭难，这碾子就应该由我这当总理的推！”

　　1962年6月4日晚上，周总理在大连会见柬埔寨王国宾努亲王。总理说：“我们国家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后后最困难时期，人民还填不饱肚子啊！”

　　周总理毫不掩饰地报忧，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曾几何时，一些地方的“诸侯”们，纷纷拍着胸脯，夸下海口，仿佛已经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时代了。理性的梦幻，有时也引申为非理性的、令人不解的后果。清醒过来时，已吃尽了苦头。而事到如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还是“报喜不报忧”。一个干部，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让“忧”缠身，就会弄虚作假，败坏风气，危害事业。

　　已是深夜，总理又同大连市领导交谈了困难时期的吃饭问题。谈到清晨，总理提议到农村去看看，不许市领导陪同。

　　总理连早饭也没顾上吃，坐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就去了。

　　走进村庄，周总理看见一间露天的碾房里，一位白发苍苍的大娘在吃力地推着碾子，边推边擦汗。周总理上前扶着大娘问，您碾这苞米核干什么呀？老大娘叹口气说：“碾碎了，用箩筛筛，掺点苞米面蒸着吃。”大娘用衣襟擦擦汗水又说：“现在正是大忙季节，一天三两粮食，还不够吃一顿的，活又累，不想法子填饱肚子，把地撂荒了，到秋天还不得饿死人！”

　　大娘又埋着头，挪动着一双小脚儿，吃力地推着碾子，汗水和泪水流淌在大娘那饱经风霜的脸颊上！

　　周总理看着这场景，想着近来不断有湖南、河南等地传来饿死人的报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总理拦住大娘，自己上前推起碾子，随行的同志也拥上去欲推。总理严肃地摆摆手，说：“人民遭难，这碾子就应该由我这当总理的推！”

　　在场的人都惊愕了！一位堂堂的共和国总理，竟如此动情，泪流满面。这是一种多么感人肺腑的“公仆情”啊！

　　只有浓烈的“公仆情”，才能真心实意，甚至舍生忘死地为百姓办实事。而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却一味迷恋个人享受，追逐高级轿车，甚至贪污受贿。在这些人身上，公仆情早已荡然无存了！周总理的眼泪，能够帮助某些干部唤回已经失掉的“公仆情”！

　　“要把困难如实地讲给人民，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周总理回到宾馆，一直沉默不语。这时，服务员小刘进来倒水，一看惊讶了，原来他们精心收拾的房间换了样：华丽的床上用品全不见了，床上铺的是洗得发黄的床单，上面铺着一张旧凉席，枕巾和枕头也全变了样，被子是一床旧棉被，旁边放一件旧睡衣。

　　小刘不解地问：“总理，这是谁的房间啊？”秘书过来解释说，这些行李都是总理随身带来的。总理也忙说，我来住不了几天，走后你们还得洗，又浪费人力又浪费肥皂，而肥皂在市面上又缺，不容易买的⋯⋯说着，总理让小刘坐下，要一起商量点事。

　　看着小刘那副激动、惊讶的面容，总理缓缓地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口粮标准低，就更艰苦些⋯⋯实在不易啊！小刘你懂吗？”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坚定地回答：“我们保证做到。”

　　总理笑了笑说：“你一个人做到了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这时，总理又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不好一时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真实情况。”

　　第二天，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报告：一天节约3钱粮，每餐只1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罢了，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都说能办到。

　　周总理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对大连市负责同志说：“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把困难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大连市委根据总理的指示，形成“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文件，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各地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解决农村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高潮。

　　一天晚上，服务员小唐和小王清扫时，见总理房间有件已经洗过的衬衣搭在床头上。这件衬衣的袖口和领子已经毛边了，前胸和后背都打着补丁。“这是谁的衬衣?”小唐拽了下衣袖说：“瞧，破成这样子，怎么搭在总理的床头上?”说着，他随手把这件衬衣拿到一间空房里晾了起来。

　　当总理从外边回来后，秘书匆忙地跑来问小唐和小王：“你们见没见到总理的衬衣呀?”“总理的衬衣?我们没看见呀!”她俩同声回答。

　　“怪了!晚饭前我亲眼看见的，总理把他的衬衣洗好，晾在床头的，怎么会没有了?”秘书摊开两手说：“总理明天还穿呢!”

　　秘书说着又去询问别的服务员。小唐突然想起刚才那件破衬衣，对小王说：“难道那一件就是总理的?”当她们嘀咕着拿着那件衬衣走来时，秘书急忙上前把衬衣拿在手里高兴地说：“总理，衬衣找到了!”

　　“啊!?”小唐和小王几乎同时惊叫起来，“这，真是总理的衬衣?”秘书沉思了一会儿，咬着嘴唇，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唐和小王望着秘书那闪动泪花的双眼，忍不住哭了！

　　周总理的这一表率，就是一种领导决心、一种领导方法、一种领导作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是“跟我冲啊！”敌军是“给我冲啊！”这一个“跟”字，是我军指挥员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来指挥打仗，因而威力无比，所向无敌！

　　“不要到机场送我，不要耽误工作，不要浪费汽油。”

　　1973年7月31日，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到大连。在大连玻璃制品厂，当总理看到满怀激情的群众时，就让司机把车停在门外。总理走到群众中间，连连向大家问好。

　　一见面，大家就看出总理明显削瘦了，头发也更花白了，负过伤的右臂贴在肋间，比以前更显得僵硬了。

　　总理毫不在意，非常乐观地说：“我这不是很好吗，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还能垮？闲人才爱生病呢！”可是，细心的人看到，总理坐在那神采奕奕地谈话时，腰后边贴身放着暖水袋，随行的医护人员每天熬三遍药叫总理喝⋯⋯谁会相信，总理已动过手术，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癌病的巨大折磨，连上二层楼都要休息一会儿。

　　当总理登上旅顺白玉山与有关同志商讨绿化等事项时，医护人员把药送给总理。总理接过比较贵重的进口药，犹豫一下，没有服用，连忙放在上衣兜里说：“少服一次吧，这也要讲节约嘛！”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的媒体不断尖锐地揭露某些人以权谋私，挥金如土，某些用着“公费医疗”的旗号大量侵吞高级补养品时，面对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的“节约”，该有何种感想呢？

　　1973年8月1日，敬爱的周总理就要离开大连了。在棒棰岛宾馆3号楼门口，周总理和市领导及宾馆的同志一一握手，劝阻大家不要再送了。他说：“就在这里告别吧。你们一定不要到机场送我，不要耽误工作，不要浪费汽油。”

　　此时，总理那深邃的目光再一次掠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的面宠。他突然问：“小康怎么没来?”市委第一书记刘德才悄悄地问一位同志：“小康是谁?”回答说：“总理找的小康叫康光祥，原是中山区委副书记，现下放到庄河。解放前曾和总理在南京工作过，解放后总理几次来大连都由他负责保卫。”周总理嘱咐刘德才：“请转告小康同志，他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们经常讲共产党人要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可真正做起来，任劳容易任怨难，负重容易忍辱难啊!有时静心细想，为了国家和民族，再难也应咬牙顶上去，顶过来了也就不难了。”

　　此时，康光祥正在乡下，乘坐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不顾一切往大连赶。原来，总理事先让保卫秘书何谦通知康光祥，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联系上。

　　稍稍平静一会儿，同志们再一次把总理紧紧围住，依依不舍地说：“总理，你可一定再来呀!”总理微笑着说：“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再来。”

　　总理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向大家招手，同志们再一次拥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同志们的手，摇啊摇，向同志们说出最后一声“谢谢”，最后一声“再见”时，大家的泪水终于冲开了感情的闸门⋯⋯

　　附记：衷心感谢周总理文字秘书钱嘉栋，外事秘书马列、警卫秘书何谦，大连市第一任市长、中央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大连市委原书记郭述申等老人提供的珍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