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从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既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红色航标。
当然,初读《共产党宣言》并不一定使毛泽东科学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本书对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一批先进分子来说,主要是确立信仰的一个“入门”标志,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全面领会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要靠此后的实践。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9月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过真切的回忆:“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说得很客观,也辩证。既指出《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小册子,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理想信念,初步掌握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承认,这些书并不一定教会他们怎样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进行革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掌握和运用书本的知识,才可能巩固信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最为熟悉的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在延安,他对曾志说过:“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毛泽东“经常读,重点读”的经典,也是他经常向党内领导干部推荐阅读的著作。从1945年到1970年,他先后几次推荐马列经典的阅读书目,或五本,或十二本,或三十本,或九本,每次都有《共产党宣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读《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在上面留下了一些批注。晚年,又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大字本来读,还推荐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读。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已融会贯通于他的理论著述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中。他的著述和讲话,经常引用、化用和阐发《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些具体观点,比较频繁的有下面这些:
毛泽东多次谈到,自从读了《共产党宣言》,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此后,他经常化用《共产党宣言》里“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前途时,毛泽东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里“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个提法,以说明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前途和方向,称这“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为提倡党内讲真话,他又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
为了说明财产、资本决定并束缚着人们的个性人格,毛泽东喜欢引用《共产党宣言》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句话,进而发挥说:“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
为了提倡党内民主,澄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经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进而发挥:“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个著名论断。毛泽东常常引用这个论断来说明,帝国主义影响和改造殖民地国家的方式,本质上是侵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且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总要谈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某些论断,同1848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实际的关系,并反复强调,对《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个观点,尤为毛泽东重视,常引用这句话来强调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甚至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为同一本书写不同的序言,事实上是用实践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阅读吸收和运用发展经典著作的理论观点。在毛泽东看来,这涉及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自然是“很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