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其指导思想为空想共产主义，里面渗透着宗教因素。从正义者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长过程，也是正义者同盟不断克服、摆脱宗教的纠缠，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走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无神论的过程。这个演变的过程，其标志性的节点是其几个关键性的党纲和党章。深入研究并揭示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当前关于共产党员信教等问题的讨论极富启发借鉴意义。
关键词：共产主义者同盟；宗教；党纲；党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高屋建瓴，是指导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讲话指出，要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主体方面，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本文尝试从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与发展中，从共产党人面对宗教和宗教问题时所做的曲折艰难的探索中，加深对讲话精神的领会，并以期对当下的某些讨论有所裨益。
一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是当时实际的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的理论运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过程。虽然它的诞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从1836年正义者同盟的成立算起，到1847年正式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才短短的10年时间，但是其指导思想却紧随着时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从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空想共产主义走向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它对宗教与宗教问题的看法与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种改变，其标志性的节点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历程中几个关键性的党纲和党章。
我们首先来看党纲。所谓党纲，即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三个关键性的党纲。严格来说，正义者同盟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在正义者同盟时期，同盟经过讨论形成了两个纲领性文献，即魏特林起草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与艾韦贝克起草的《共产主义教义问答》。从这两个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而是一般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中，明显表露出同盟对宗教态度的本质上的变化，即从对宗教原则的借助进而转为无神论的发展过程。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党纲只有一个，即《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著作。但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标志，还是第一个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它为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宗教和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原则。
1838年正义者同盟开展了制定纲领的第一次大讨论，最后形成了魏特林起草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部著作的问世意义重大，它宣告了德国无产阶级理论运动的独立开始。但是由于魏特林是个完完全全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没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所以它以平等要求为依据对财富共有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证，不但是“从圣经中寻找论据和语言进行批判和论证”［1］p4，更是建基于“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的法则”［1］p20基础之上。而且，虽然“这一著作按其内容和结构，以及从指导思想和表达方式来看，都是威廉·魏德林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中盟员集体交流意见的成果”［2］p512注8。它说明正义者同盟中，从普通盟员到领导人，当时都受到宗教的影响。
从文献资料看，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长期没有摆脱开宗教的纠缠。伦敦、巴黎、瑞士的同盟分部情况均是如此。其中尤以魏特林领导的瑞士分部为最。由于当时在瑞典的德国“手艺工人中存在的还很强的宗教观念”，魏特林就“特别趋向于偏重宗教的因素”。魏特林1842年发表了被马克思誉为德国工人“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3］p390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书中宗教色彩虽然与《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相比略微减淡，并且对教会教士的批判还略有加强，但是仍旧重复着“基督博爱的精神”［4］p20。1843年夏天，魏特林写成《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此书在形式上就完全是圣经福音的注释了。魏特林虽然在此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5］p250，却是一个极大的倒退。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暴露程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程度。反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300余年的发展，它们之所以整体上不科学、不成熟，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的不成熟。由于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空想社会主义者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和根据时，也就只能向以往既成的思想资料中去寻求资源，然后再凭空虚构。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依凭的资源，前期一般是基督教，后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则是启蒙思想。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当然挣脱不了这种历史的局限。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宗教因素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是逐渐趋向低落的，宗教因素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学说中深刻地批判宗教思想的愚昧，有力地揭露教士僧侣和统治阶级的相互勾结，对他们来说，宗教只是影响组织群众的最有利的手段而已。这一点，1845年7月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用什么方法最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讨论中，魏特林自己就直言，“只要大方向一致。是要无神论还是宗教，是用移民还是革命来进行宣传，对我们来说反正都一样”［2］p239。只不过由于他鄙视知识分子，从而附带着蔑视科学理论，就只能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却走回头路去抓圣经，企图用圣经来做共产主义的根据。
但是即使是像魏特林这样有较深宗教感情的人，也早就既不信教，也不祈祷了［1］p76。作为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莫尔、鲍威尔本身出身于充满着战斗的无神论精神的“青年德意志”；对同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布朗基是个无神论者，同样是“四季社”成员的萨米德，1842年发表《公有法典》，其思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所以，在这热烈的宗教激情之后，蛰伏且壮大着相反的潜流。
1839年到1946年间，正义者同盟内部充满了思想斗争。马克思曾经指出，同盟本身的理论学说，“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历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利的报告可以看出，自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受到了极其热心的关注”［6］p136。细读这段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宗教问题对同盟本身的理论学说有过“极其重要”影响；二、当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德国哲学——主要包括或者就是指费尔巴哈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战斗的无神论思想，都是同盟“极其热心”的关注对象。相对应的，它们就影响了正义者同盟对待宗教和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的改变。东德学者马丁·洪特认为，这个时期的巴黎正义者同盟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一个是“拒绝任何形式的盲动主义，另一个是继续克服宗教倾向”。同盟“无神论的倾向受到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鼓舞，在这方面，莫泽斯·赫斯在1843年初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7］p103。
从文献资料看，这应该是史实。巴黎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艾韦贝克1843年5月15日给魏特林的信中显示，此时他与赫斯的关系已极为亲密，并给予赫斯以极高的评价。赫斯1841年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时就转向无神论；1843年7月份他在发表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文章中更是疾呼，只有一种奴役，精神奴役和社会奴役只是形式上有所区别，如果人们不能获得宗教的解放，也就不可能获得唯一而完整的自由［7］p129。这种思想对于当时形式上尚囿于基督教说教的正义者同盟来说，可谓振聋发聩，自然也不会不影响到艾韦贝克。该信件就以正面的口吻谈到赫斯宣扬的无神论，认为“无神论就是否认一定的神，否认这个神或那个神，通过这种否认达到真理”［2］p157－158。
在这之间或者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从时间上看，正义者同盟对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不会陌生，同盟不但订阅、投稿而且还和《莱茵报》编辑部发生过纠纷。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正处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阶段，哲学思想的进展，必然伴随着无神论思想的进展。此时，马克思坚决反对以基督教原则建立国家，并指出宗教不是国家的基础，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相反，它是被决定的东西。如果这场论战为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所关注的话，那么，一方面，海尔梅斯的观点及其德国的现实从反面足可击毁其利用基督教原则以指导建立未来社会的幻想；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观点则会从正面促使他们思想发生积极的转化。其后，1843年沙佩尔、莫尔、鲍威尔访问了恩格斯，沙佩尔还建议恩格斯加入同盟，当时被恩格斯拒绝。“但是”，恩格斯回忆说，“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5］p249。恩格斯在这个阶段涉及到宗教问题的论述较多。比较突出的可能直接影响正义者同盟思想的地方有两处。一是1843年6月9日载于《瑞士共和主义者》第46期的《伦敦来信》(三)，该部分对英国社会主义者主张无神论、开办无神论报刊、与基督教论战做了集中描述［3］p432－437；二是1843年11月4日和18日载于《新道德世界》第19号和21号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法国部分，在该文恩格斯直接指出，法国共产主义“最喜欢的一个公式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即使圣经里有若干段落有利于注解共产主义，但是圣经教义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3］p483。这对正义者同盟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紧接着，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德法年鉴》的出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事件。只以对正义者同盟的宗教态度的影响来说，《德法年鉴》中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英国状况》非常地重要。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提出了构建新社会到底应该是从概念、原理(包括魏特林所谓的基督之爱的法则)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将宗教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阐明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等等。这对于同样在积极探索解放道路的正义者同盟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出自青年黑格尔派，都注重理性的批判力量，所以在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总体上二人都过度夸大了宗教的作用，相应地也过度夸大了宗教批判的作用。当然这一点，正好有利于正义者同盟反思自己对宗教的迷恋的错误。
至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从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可窥一斑。马克思在信中谈到艾韦贝克将《基督教的本质》译为了法文；“同盟领导人”——难以断定是否是艾韦贝克——每周还两次给盟员进行讲解，听讲的人数则有几百人［9］p76。从下文还可以看到，在当时，费尔巴哈对工人的影响甚至比马克思恩格斯要大得多。
部分得益于这些学者的影响，工人阶级中的无神论倾向大大加强了。同年10月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就谈到在德国的埃尔伯菲尔德无神论成为了一场值得注意的运动［10］p321。正义者同盟的外围组织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保存下来的关于1845年2月至1846年1月大讨论的记录中，虽然没有专题讨论宗教和宗教问题，但是对之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批判，这尤其集中表现在第五个和第十个问题的讨论中。而在讨论的最后，罗森塔尔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并且不再受别人统治。宗教是阻碍共产主义的。因为一个人只要信奉宗教，他就甘愿忍受折磨、忍受奴役，而不去关心他的真正幸福和权利”。沙佩尔同意罗森塔尔的意见，表示“我们不需要把上帝拉到我们的事业中来”［2］p229。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涌现出正义者同盟的第二个纲领性文献，即据信为艾韦贝克所撰的《共产主义教义问答》。这个文献共84条，前面1～17条遗失了。它从第25条到48条，将近残存稿的三分之一都是在论述宗教问题。从内容来看，这些论述可以说直接就是对《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通俗地解释”或者“抄袭”。这说明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向无神论和人道主义唯物主义”［7］p101、104。
《共产主义教义问答》产生的时间推测是在1844年下半年到1845年7月之间。在这期间和其后，正义者同盟还进行了广泛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尤其是伦敦的正义者同盟，根据学者麦克斯·内特劳的说法，关于费尔巴哈的未来宗教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从1846年2月8日开始，一直“到12月29日讨论完第十四章”［2］p541。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6月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当时每隔一个星期二，他们“诸章讨论费尔巴哈的未来宗教”［2］p364，星期天则举办报告会。其记录有：沙佩尔，《关于德国天主教信仰》，7月26日和8月2日；普芬德，《宗教改革》，8月30日；沙佩尔，《关于神、现代宗教和未来宗教的报告》，9月20日；罗森塔尔，《基督是想创造今天的宗教还是想改善人类的福祉》，11月15日；等等［2］p542注59。这是正义者同盟力求和“德国新哲学”联盟，并积极自我教育的表现。
与此同时，正义者同盟还必须继续同教会和僧侣作斗争；还必须开始同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基督教作斗争；同时还必须科学地对待当时与工人运动密切相关的宗教派别和宗教运动，譬如如何对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问题。德国天主教运动是天主教会中一支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反对派，其领袖为隆格。当时正义者同盟领导曾致信隆格，错误地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2］p483注2。以上现实的问题鲜明地集汇于1846年11月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中。《告同盟书》起手就指出，“对待宗教派别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还不清楚”等等，因此亟需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解决正确的方向问题。紧接着议事会指出，“某些共产主义者对德国天主教派和‘光明之友’所抱的希望显然是不能实现的”。这个“显然”也就是自我的批评，因为议事会的构成人员就是致隆格信中署名的沙佩尔等人。在《告同盟书》的最后，议事会特别提出三个问题请各支部进行讨论，其中第二个问题为：“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别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2］p470－474这说明在正义者同盟改组前，宗教问题仍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克利盖以及蒲鲁东进行了批判。1845年底1846年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稿件应该已基本完成，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克利盖以及蒲鲁东的批判是建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之上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懈的批判与宣传，同时也是由于自身思想的不断发展，正义者同盟终于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派代表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盟，并且通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将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宣言中提出来”［6］p137。马克思恩格斯同意了这一请求。这是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先进的革命的工人的实践运动与学者的理论运动终于汇合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
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弹精竭虑、反复磋商、精益求精，三易其稿，终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订了周详的科学党纲，即《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除了第三章因为要论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其他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时顺带论及僧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直接论述宗教和宗教问题。究其原因，一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说服和教育，由于有了科学的理论作为争取解放的武器，当时同盟盟员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的纠缠；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宗教问题在当时也已经成为“完全次要的问题”［11］p162、193。这进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曲折地表现为“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12］p50这样的话语。
上文已经谈到，《共产党宣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著作，虽然它也丰富深刻地内含着关于宗教的思想，但更为主要和重要的是，它是第一个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它为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宗教和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原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他们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能遮蔽它也是第一批国际工人运动家和理论家的长期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受托之作。它的第一个稿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产生之后，经过广泛的讨论，同盟“二大”前，又有恩格斯集合各地组织讨论的结果撰写为《共产主义原理》。“二大”结束后，马克思恩格斯从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获得了必要的文件，并同中央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后由马克思起草为《共产党宣言》。所以，《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思想——包括宗教思想，应该是属于全同盟的，起码是绝大多数盟员认可的。
我们再来看党章。所谓党章，主要是指党的组织路线。关于宗教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三个章程，即1851年1月5日伦敦区部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这个章程的第一条阐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明确指出要“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这个精神上的解放自然包括人们的宗教解放。这个章程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更严更高了。在第二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同盟的盟员”下列的具体条件中，其一，新增了一款条件，并且列为必备条件的第一条，即盟员“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也就是盟员必须是无神论者。其二，将原来章程中的“承认共产主义”这一条修改为：“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简言之，盟员不但要信仰共产主义，进一步的还要将这个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其实也就杜绝了对其他各种非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当然也包括对宗教的信仰、或者对宗教共产主义的信仰。章程的第四条则同前两个章程同样明确规定，“不遵守盟员条件的人应当开除盟籍”［13］p626－627。也就是说，盟员如果信仰宗教，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被开除。
二
共产主义者同盟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它探索历程中遗留下来的足迹，以及最终形成的科学的党纲和党章，对于我们做好现在的工作以及解决现在一些理论上的争论颇具意义。
第一，从党的指导思想来看，要在理论上坚决与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理论当然包括宗教共产主义等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就是对各式各样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其中就包括僧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应该说僧侣的社会主义，即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很多人本身都是非常高尚的人，是真正同情受苦受难的贫困大众，也是确实想为劳动人民做一点实事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所以尽管有良好的意图，在客观上还是为反动势力服务了。所以要真正地有益于广大劳动人民，长远地有益于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不能丢，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如何做到不丢？就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不能作任何的妥协。具体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具体在当下，就是一定要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与各式各样的有神论或者同情有神论的思想作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
第二，从党的组织路线来说，要坚决地同主张各式各样非科学的理论的人作斗争，根据具体情况或说服教育，或开除党籍。人们都熟知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其实正义者同盟当时对魏特林的批判开展得要比马克思还要早。当马克思恩格斯与魏特林决裂后，正义者同盟致信马克思说，他们“早已预料到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也反对魏特林“那套可笑的交易小时体系和他的那种宗教胡说”［2］p363。当时他们也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对克利盖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方式有异议，认为过于尖锐了，不应该“立即把他们革出教门，而应竭力去纠正这种状况。”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为宗教共产主义提供可能，让它表现自己而不要急于谴责它，应当努力冷静地证明，这种共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2］p402。从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推测到，马克思后来吸取了正义者同盟的意见，曾经起草过第二个反克利盖公告，在形式上缓和多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时正义者同盟的斗争性却大大加强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不仅决定将顽固的魏特林分子开除同盟，而且多次讽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爱的呓语，多愁善感，粗俗无聊，自我消沉［11］p48、71。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明确声明，“我们不能再同失去所有活力的梦幻者和贩卖体系者打交道了，我们不愿意拖着尸体走”［11］p102，并郑重指出，“分裂要比内部纠纷好”［11］p107。其后在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中，指出“溃烂的组织必须切除”［11］p157。更为有意思，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同盟在呼吁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时候，尖锐指出“就我们而言，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自以为正确而固执己见的贵族和虔诚主义者也罢。只有那些戴着某一个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的假面具，心目中却只有一个卑鄙的自我的人，我们不能宽容。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有义务尽快揭掉这些伪君子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一个人有时维护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只要他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并忠心地捍卫它，我们就不能歧视他。”［11］p72那些明着是共产党员却又暗地里信教的人，如果您是正直诚实的人，请您先退党，再和我们争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信教或者宗教徒是否可以入党吧!因为我们的党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地宣告了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和宗教徒不能入党了。
第三，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从党章来看，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个章程里面明确规定的，这个章程也是马克思责成当时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赞同的。如果说追根溯源，不妨直接回到源头，看看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党章又是怎么规定的——即共产党人不能信仰宗教。从党纲来看，《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p44也就是说，共产党人之所以是共产党人，首先是因为他代表整个的不分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由于现在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由于宗教和民族粘合性，同意宗教徒入党，势必造成党本身的分裂与纷争，也更谈不上代表整个的不分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之所以是共产党人，还因为他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能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从短期利益角度来看，让宗教徒入党有利可图吗？不见得，而且实际上因为对宗教的偏爱和放纵造成的后果现在已经有目共睹，触目惊心了。而且即使有利可图，那么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利益的做法，最多也就是机会主义。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人的长期利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包括解除精神奴役，实现人们宗教的解放。让宗教徒入党造成的后果是与长期目标相悖，背离或者放弃长期目标就是失去正确的方向，失去正确方向的共产党还能叫共产党吗？《共产党宣言》还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2］p44。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是先锋队，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如果共产党人信仰宗教，也就是唯心主义者，就连普通的唯物主义者都比不上，他们如何能够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正确地解决实际斗争的问题，带领无产阶级向前进呢？人们之所以寻找上天的路，就是因为在地上找不到路。更不值得一驳的问题是，时代发展了，是不是可以放宽条件，共产党人可以信教，或者宗教徒可以入党了呢？答案显示是否定的。试想一下，在19世纪中叶，在宗教氛围极其浓厚，共产党的势力极其弱小，共产党人的人数极少，共产党人的主体构成——工人的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党还作如此严格的要求，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宗教氛围普遍淡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且有8000多万党员，素质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反而放宽要求，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第四，和宗教徒结成统一战线需要注意的问题。统一战线是党的法宝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英明地开创和运用了这个方法。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怎么样对待当时各国的反对党派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譬如在德国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因为这会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扫清道路。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还郑重指出，在支持他们的同时，“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不要忘记同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作必要的斗争；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12］p66。即共产党人要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理论本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12］p6。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启示我们，与宗教徒结成统一战线，在当今中国，其实就是团结信教群众建设现实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人间天堂的问题。固然我们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但尊重一不是放弃我们自己的包括无神论的信仰和理论，二不是我们在为共产主义即包括宗教解放在内的整体的解放作准备的时候就不能批判有神论。而在政治上更不是对宗教徒言论和行为做无谓的迁就、妥协，甚至包括党内为其张目的言论和行为熟视无睹。也不是对党内不但不进行正常的无神论教育，反而对正常的交流探讨进行严格的管制。
参考文献：
［1］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个贫困罪人的福音》，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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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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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郑天喆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共产党宣言〉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8］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主编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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