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实践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很多人还不是很理解。《实践论》中说：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实践论》

　　这很明显是强调实践的绝对意义和重要性。但是同时，我们又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这又是毫无疑问的强调理论的绝对意义和重要性。

　　只看重理论而忽视实践，则不可避免的走向教条主义。反之，只看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则又不可避免的走向经验和实用主义。

　　那么，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说，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是怎样在这个过程里起作用的？

　　这篇文章，我们再次学习一下毛选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实践论》，来阐述一下实践和理论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认识的两次飞跃

　　认识与实践的整个过程，是通过两次飞跃来完成的。

　　第一次飞跃，是在实践之中，将实践过程里获取的大量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之中，比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实践、文化艺术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里，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物质生活材料，物质世界的种种材料（现象）通过人的耳朵、眼睛、鼻子、身体等感官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最开始是形成了感性认识。这些感性认识积累得多了，通过提炼、总结、归纳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和理论。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里，伴随着的是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从对某一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后，就完成了第一次认识的飞跃。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所形成的对某一事物的思想和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没有证明，因此也不能确定是否正确。所以还要接着进行认识和实践的第二个阶段，即：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检验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理性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思想和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办法和策略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检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理性认识，即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 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当然，有时候一些伟大和超前的思想、理论，会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比如人们的普遍认识还不够、阶级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等原因的局限，导致它的真理性往往需要历经很长的时间和各种正反两面经验的对比以后，才会被人们所认识。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如此。

　　这样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两次飞跃，就是我们认识和实践的一个过程。其后的认识，又是在这个过程之上的循环往复，由此不断的发现真理，又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这是《实践论》给我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过程。然而，很多人忽略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里，在两次飞跃之中，理论与实践是怎样伴随着这个认识过程而发挥作用的。

　　二、第一次飞跃

　　很多人会错误的以为，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里，是没有理论发挥作用的，似乎好像只需要盲目的投入到实践之中，然后获取大量的感性材料，那么感性材料就会自动上升为理性认识，由此形成思想和理论。

　　这在亿万年前的原始人类那里，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的基础上，事实是人们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也就是我们从前人或是他人那里学习而来的知识和理论。这一点，《实践论》里描绘得很清楚。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实践论》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我们从小就要接受这类知识的教育？原因是十分简单的：你不可能让一个孩子从小不接受任何教育，不学习任何前人的理论，然后就把他放逐到社会实践之中，就指望他从感性认识里学习到一大堆的理性认识，这显然是十分荒诞的。

　　所以，一个人的知识，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经验，也就是自己从实践中获取的知识，另一部分则是间接经验，也就通过学习前人或他人总结好的理论和思想来获取的。当然，不管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最初的源头都是社会实践。

　　这两部分知识，会共同的构成我们头脑里最初的理论框架，正是这个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完成了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帮助我们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实践论》里很清楚的阐述了第一次飞跃的过程：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实践论》

　　这个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正是经过这样的思考过程，我们才能够将实践中获取的种种感性材料，经过思考和分析，将其上升到理性认识。

　　所以事情是十分清晰了然的，即在第一次飞跃中，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了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以前，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积累了大量的对于当时旧中国的感性认识，尝试过种种的实践手段，然而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时候就是大量的感性认识，因为缺少正确的理论框架的分析和处理，缺少那样一个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工具，所以迟迟不能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理性认识，因此总是在实践中失败。

　　而马列主义一经传到中国，便如毛主席所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和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框架，于是才有了将大量此前的革命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可能，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而建立了新中国。

　　而实用主义是看不到这个理论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这个关键作用的。胡适在马列主义刚刚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就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意思就是在原来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在原来的封建和军阀专政的框架内，去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李大钊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彻底批判，他指出，胡适停留在社会细枝末节问题上，没有认识到社会根本问题的解决比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来得重要，只有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

　　这一点，《实践论》里也说得十分清楚：

　　庸俗的事物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

　　三、第二次飞跃

　　在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既有大量实践的社会感性材料作为原料基础，又有将感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处理（即思考和分析）的理论框架，才会有我们看到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

　　这两方面，缺少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行的。没有实践的原材料，拿着以往得来的经验和理论，从这些经验和理论出发去办事，就一定要坏事。中央苏区时期，从苏联回来的教条主义者，就是缺少了对中国革命实际的原材料的感性认识的东西，直接上教条，由此有了苏区的崩溃和万里长征。

　　而如果没有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处理的理论框架，没有这个理论的作用，那么感性认识就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时候拿着感性认识去指导革命，去办事，就必然沦为什么有用就先用什么的实用主义。

　　我们说要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指的就是防止实用主义的发生。

　　而到了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到客观实践的过程里，理论的指导意义就更加重要了。这时候，我们说的理论，就是经过第一次飞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后的理论和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与当时当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后形成的理论和思想。

　　这在当时的革命环境里，就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相关理论和思想。

　　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第一次飞跃中完成的过程。然而仅仅有第一次飞跃是不够的，这个思想还需要放到革命实践中去检验，以完成第二次飞跃，它才会被验证，被证实，被发展，才能真正作为一种真理被承认。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不管是第一个阶段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检验，都是离不开理论的深刻指导的。

　　任何轻视理论，而只关注实践的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沦为实用主义。

　　原因很简单：缺乏了理论的指导，那么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只能以眼前的、即时的、有用的内容作为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