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 | “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 读经典

　　学者们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资本论》进行了多维解读，但相对忽视了认识论的解读。虽然法国的阿尔都塞较早就对《资本论》进行了“认识论”解读，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解读的，并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义。对《资本论》 “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认识论”产生了误解。而对《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理解，不应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而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上，并从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抽象力”来阐释。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学在古代哲学追求“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转向”，也即从“断言本体”转向了反省对本体的“认识”，形成了“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的理论自觉。但对于这一转向，人们更多的是在哲学 “研究对象”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即古代哲学研究“本体”问题，近代哲学研究“认识”问题，这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层的理解是，这一转向意味着一种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认识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认识逻辑”的深刻区分和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向凸显的是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正是这一内在的人之主体地位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才使近代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

　　虽然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河，但真正推动和实现这一转向和变革的还是康德。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这里，哲学不仅可以与神学相提并论，而且是在反对神学了。为此，马克思称康德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之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真实意义和表达，也是近代认识论转向本质的另一种解释和表达。但仅仅凸显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不够，还需在认识形式或认识逻辑上实现根本转变，也即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是在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解与统一中获得了认识的客观真理性。因此，在凸显主体性逻辑的概念领域，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得以最充分彰显和完成。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表象思维”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近代哲学的“形式推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思维”的立场上。也就是说，要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所实现和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逻辑和思辨思维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原则立场和应有高度。这一原则区别，直接制约和左右着对《资本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以及其认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资本论》的“认识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近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之后，由于认识主体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认识的对象已不再是与人无关的作为纯粹的客观性存在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能力所能把握到的作为与人发生一定关系而存在的“为我之物”。在这里，我们既要把“认识对象”与“自在对象”区分开来，更要把《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对象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独特认识对象及其意义。

　　实际上，被马克思批评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依然主要从经验和实证出发，把感性实在和具体事物当作研究对象，忽视或无视思维规定和思维规律的存在。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高于经济学家们看到，认识对象表面的客观实在背后，蕴含着诸多支撑其得以客观存在的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对象也就失去了其客观实在性，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要把握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又必须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

　　在《资本论》这里，作为研究和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与其要分析的“经济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密切相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从具体的可感 “物”——“单个商品”入手，但其最终目的绝不是认识商品本身，而是揭示商品平等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论》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体现的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仅靠感性直观是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并不是普遍、必然、永恒的，而只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种“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自我增殖的所谓“客观真理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被实践地建构起来。因此，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看不到或理解不了生产方式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里完成的“历史的终结”，二者在“抽象”——直观抽象和思辨抽象——对历史作抽象的和独断的表达的意义上合流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以“价值形式”为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虚幻永恒性的“偏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看不到或不理解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即是以理解物的方式来理解人，因而也就陷入了马克思批评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困境。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通过对作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之间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和批判，最终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观抽象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困境，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抽象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困境。《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之所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不同，还因为《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也与之根本不同。《资本论》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是为了获得“本质的规定”和“现实的东西”，它所要揭示的真理是内涵的逻辑而不是形式的逻辑。这一本质规定性和逻辑，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表面自由平等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走向了实际不自由不平等的掠夺和剥削的 “剩余价值规律”。

　　《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从“抽象”到“抽象力”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不仅在于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还在于认识方法。而《资本论》的认识方法，就是马克思自己强调的既区别又联系于“抽象实在论”和“抽象思辨论” 的“抽象力”——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不在于其“抽象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在论”——直观抽象（经验抽象），而在于其“抽象力”不同和超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本身——思辨抽象（先验抽象）。可以说，这就是“抽象力”作为《资本论》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实质所在，也是马克思破解“抽象”之谜之所在。

　　其实，早在1845年春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恩格斯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新世界观”，而且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新认识论”。在这里，马克思正是通过批评和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出发的直观地看待认识对象和唯心主义只是从主体出发的抽象地看待认识对象的各自不同的认识特点和认识方式，来具体区分和阐释自己从主客体统一出发的实践的、感性活动的“新认识论”的。如果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只是从理论层面对其认识论的实质和特点进行阐释，那么等到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研读之后，就开始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认识方法的不同理解的具体比较中来阐释其认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专门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从七个方面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任意“搬弄”和“套用”作为“抽象”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导致含混不清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和说明。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通过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从现实事物出发的“抽象实在论”的认识方法，深入说明了自己具体与抽象统一的认识论。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道路——“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回到具体”。马克思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从抽象回到具体”的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再回到具体，表面上看是一种重复和循环，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发展和上升。抽象还是那个抽象，但具体已不再是先前那个“具体”。正是这一“具体”与“抽象”之间关系的混淆，不但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不到或不理解“抽象”的实质和意义，就连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其抽象也“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错误，就在于要么用“研究的方法”（实在论）取代“叙述的方法”（抽象论），要么用“叙述的方法”取代 “研究的方法”，从而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和统一。而《资本论》的“抽象力”正是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

　　原载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