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思想”(bio-political source)虽然贯穿古今中外，但是“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成为一门显学，主要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凸显并进行深入阐释。之后，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人对生命政治学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开辟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生命政治学才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马克思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通过对德国古典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彻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1843年10月，马克思应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之邀前往巴黎，在此期间，他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尽管马克思早期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手稿》中依然使用“类”“类本质”等费尔巴哈概念，但是，他在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等问题的批判中已经蕴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从这个意义说，《手稿》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之作。《手稿》除了通过对“异化”“异化劳动”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还蕴含了马克思从“人”本身出发，探讨人的生命现象的思考。马克思正是通过“类本质”辩证法，“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提到“真正的人的问题”的高度，并把这种生命政治批判的出路指向了“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虽然马克思早期的生命政治思想仍然没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没有从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寻找人的解放出路，但是它突破了庸俗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从哲学高度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方式，为哲学的现实化找到了根基，孕育并萌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一、生命政治的原初状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在《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中，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哲学的伟大功绩时提到“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问题。这里的“哲学”是指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费尔巴哈认为，这种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从形而上学层面追问人的本质。直到中世纪，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追问达到了本体论的顶点，信仰高于理性，神成为人的本质的化身。到17世纪，人文主义者把人和神分离，重新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区别于神的本质特征。随着近代数学、物理学的不断发展，理性大厦落成，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达到理性形而上学的最高发展形式。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弊端，他对宗教世界进行了批判，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世俗世界人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是从直观形式去理解对象，没有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释人。因此，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是“抽象的人”,人的本质也成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类聚合”。尽管青年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借助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逻辑分析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马克思并没有凭空想象形而上的人的本质，而是从当时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以人的现实生活情况为参照反观人的应然状况，从而揭示了未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主要表现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对待，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从理论领域说，人和动物都依赖自然界生存，但人的依赖范围更广。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也是人的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食粮。从实践领域说，人和动物都有生命活动，但动物无法超越所属物种的特性进行生产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生产的对象说，动物的生产是相对片面的，它只生产自己及它的幼崽直接需要的东西，如建造巢穴等，不会生产其他与自身无直接关系的东西。从生产的动机说，动物的生产是在肉体的支配下进行的，并非主动自觉的生产。从生产的方式说，动物只会按照所属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生产，不会生产其他种类的。例如，蜜蜂只懂得建造蜂巢而不会构建蚁穴，鸟类只会建造鸟巢而不会搭建海狸窝。这些特点表明动物的生产仍然没有超越自然和种属的限制，都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和后代的生存。相反，人的活动是自主、自由的生命活动。
相较于动物单一的生产活动，人的生产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除了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人能够超越自然属性，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按照任何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满足其他多样化的需要，甚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人的生产表述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其他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的全面生产。因此，人的生产活动不仅能够自由地选择活动对象，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自由地选择做什么和怎么做。马克思除了考察人与动物的关系，还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内在一体性关系,人通过自然界实现肉体和精神的对象性活动。一方面，自然界为人提供维持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如衣服、食物、住房等等；另一方面，自然界为人提供劳动的对象，没有自然界，人就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使自己“二重化”。具体来说，人能够根据特定的目的来设计和重塑自然界，使得外部世界打上人的痕迹，自然界成为人能动改造的现实。同时，人也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当人实现自我的对象化后，对象化的自我会在人所创造的对象上得到体现，对象成为人表现和认识自身的感性存在。因而，人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被对象化，并不断丰富自身，在对象化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和发展。此外，马克思还考察了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需要与他人产生一定的关系，人对自己劳动的二重化关系也适用于“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生产的产品满足了他人的需要时，这个过程就肯定了“我”的价值，同时，“我”也成为他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人的肯定中又重新获得了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养分。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既肯定了自己又肯定了他人。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考察，马克思从实践维度理解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类本质概念进行了界定。在之后的文本中，马克思结合人类社会历史提出了人的本质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总体性概括。
二、工人阶级生命异化的揭露
生命政治现象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始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国家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人的生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随着大写的“神”被大写的“人”打破，“理性人”成为主宰自然的主体。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理性不仅带来了“物”的发展，同时也控制了“人”。工具理性取代人的价值理性，资本的逐利性特征日益凸显，彻底实现了死的物质(资本)对人的完全统治，逐渐落入了资本逻辑的“牢笼”。
国民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鼓吹劳动的全部产品属于劳动者，教导工人服从资本家，事实却是“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将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异化”“对象化”等哲学范畴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背后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深刻地揭露了以资本统治一切为基础的人的生命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对象化活动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这个“死劳动”反过来统治人的“活劳动”。首先，自然界不仅是获取生活资料的直接来源，更是人进行生产劳动对象的主要来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本因通过劳动获得的生存资料和产品却归资本家所有。由于这种对象并非工人的真正对象，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对象中便彻底丧失了自身。劳动仅仅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工人再也无法在对象化中不断实现和发展自身。不仅如此，工人时刻都在与贫困和生存做斗争，“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即使在社会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分工的扩大，工人的劳动状况和居住条件也不容乐观。在工人眼中，居住的地下室并不是真正的家园，反而是只要不交房租就马上会被赶出去的陌生人的住所。一方面，工人为了提高工资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但长期的过度劳动不仅没有给工人带来财富，反而使他们遭受肉体的折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出现过劳死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工人放弃了自由的时间，甚至把正在发育的儿童也变成工人。无止境的强制劳动使工人忘却了人的真正机能，反而在吃、喝、生殖等动物机能中感到生而为人的自由。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一旦强制劳动停止，工人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随着分工的日益扩大，工人的劳动变得逐渐单一、片面化。原本全面的生产活动变成机器般的劳动，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被贬低为机器，人的存在就与其本质分离。其次，相较于封建社会城乡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这只是一种基于商品联合的关系，并非真正的人的关系。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与工人的关系仅仅是他自己实现自身利益的客体的外在工具性关系。资本家只把工人视为没有资本、地租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忽视了工人首先为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维度，因而他们全然不见工人与劳动产品分离、工人劳动中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当工人在生产活动中感到痛苦时，资本家却为获得财富而欣喜若狂。对于工人而言，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被迫出售劳动力给资本家。尽管工人之间通过分工合作完成生产活动，但本质上，工人间的结合是出于资本，并非自愿的。一旦结束生产活动，工人之间又退回到原子式个人的状态。同时，资本的不断积累导致生产过剩，工人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相互进行竞争。这一行为不仅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而且使得工资下降到最低的限度，以至于工人无法维持家庭的生存。在社会经济衰败和经济增长到顶点的时期，工人群体的贫困程度在竞争中不断加剧，一部分人沦为乞丐甚至陷于饿死的境地，胜利最终却属于资本家。工人在劳动中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相异化，这些最终导致人同人相异化。从理论说，工人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理应具有人的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工人阶级遭遇的生命状态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沦为为了生存不得不替别人创造财富的强制劳动，甚至在强制劳动中沦为与动物无异的“非人”现象，因而工人就失去了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和对象性活动。
三、生命解放的出路：人的类本质复归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分析中得出了私有财产的概念，指出私有财产不仅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且反过来不断强化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当这种相互作用达到顶点的时候，异化劳动必然会被扬弃，从而恢复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提到，在现实中，人的生命异化仍在发生，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在《手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章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几种共产主义，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认为这只不过是私有财产卑鄙性的一种表现。这种共产主义强调，直接占有是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凡是不能直接占有的物质应予以全部破坏和毁灭。不仅如此，在人的婚姻生活方面，这种共产主义采用了一种动物式的形式，即推行公妻制。这种所谓的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本质上却是与整个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世界相抗衡，它无限退化了男人对妇女的关系，降低了人的文化教养，因而也就否定了人的本质。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具有政治性质和废除国家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尽管意识到人向自身的复归，但仍然处于人的异化的影响下，是从“纯粹自我意识”的民主、平等要求出发来论证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最终只会陷入空想。马克思批判了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应是现实和追求实效的，“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因为只有在真正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性的复归。相反，“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人的生命解放就不能实现。在《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的生命解放后的状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状态主要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活动的对象性关系中。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社会是由人生产的，社会性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普遍性质。在私有制社会中，人的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感觉被异化，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被人真正占有、使用的时候，才是属于人的。在生产活动中，工人付出劳动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因而也就不属于工人，与其相分离了。同时，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只有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有限感觉。对于忍受饥饿和贫困的工人来说，他们全然没有对食物形式、口感的感觉，而仅仅将食物作为可以维持生存的抽象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意识到活动和享受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活动和享受。即使在没有同他人有直接联系的活动中，人所接触的活动材料等也都是社会提供的，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不仅如此，人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抽象表达，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一种理论存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当资本来到人间，人们费尽心思探索自然界只不过是用来发现新的有用的东西而已，人对自然是一种统治关系。在经营矿物者眼中，只有开采矿物的商业价值，而没有矿物的美和独特性。因此，人的对象化活动再也不是自我实现的活动，而是把自身的类本质异化出去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对象性的现实才会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对象也就成为自身的对象化，即对象成为他自身。因而，人不再以利己主义的意识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能够自由自觉地进行生产活动，人与自然界实现真正的统一。由此可见，只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人才会成为具有丰富深刻感觉的生命存在，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四、结语
《手稿》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时期的著作。青年马克思通过考察异化劳动下工人的生命状况，并结合经济学和哲学批判，合理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想，找到一条解放人的生命的道路，揭示“人的类本质—非人—人的类本质复归”的类本质辩证法。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思辨逻辑“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的片面性。尽管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是他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只承认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忽视了现实的真实的劳动。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和自然出发，改造了这种只存在于纯粹精神领域的辩证法，将现实人的生命异化的反题作为参照系来观照正题和合题，从而揭示了作为正题的类本质的特征。扬弃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复归则是合题，并且合题不是对正题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尽管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者仅仅将人的生命过程看作单纯的自然存在。马克思拒绝从抽象的层面回答人与自然界的问题，而是开始将人的社会生产实践纳入考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自觉地阐释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看到整个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劳动产生的，人与自然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同时，马克思批判了纯粹意识上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而且强调归还真正的人的生命，强调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是马克思超越旧哲学的方面，但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仍没有摆脱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类本质的束缚。马克思这一时期对人的生命状况的分析处在一种既不同于唯心主义又不同于唯物主义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者人道主义中。具体来说，尽管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生活的悲惨状况的秘密在于私有财产，突破了国民经济学家的局限，但其早期的生命政治思想没有鲜明地从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运动，没有立足于对现实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进行分析，从而科学地认识把握人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才能使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但对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他并没有指明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条件。同时，《手稿》中的“类本质”“类意识”“劳动”等概念忽视了具体生命存在的状态和差异，这仍然是从抽象的层面考察人的本质。马克思也意识到自己思想理论的局限，在此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他彻底地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改变了“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哲学思维方式，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从现实的人出发，将人的生命状况置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考察，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无情地控制、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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