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这一章,恩格斯谈到现代“有限政府”和“小政府”的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而在法律方面,“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相反,“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警察如此对待穷人也不能完全算是不依法办事,只不过,警察和“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在这里,恩格斯还揭露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要求被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来的“过剩人口”饿死,并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对待无产阶级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口论,我们是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通常的学说甚至是错误的学说来对待的,至少应当与侵华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相提并论。
在这篇文献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尽管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太晚了!”但在这里还是表露出了他对“和平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抱有幻想。只不过,无产阶级取得反抗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后,则应当减少针对个人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保持阶级警惕,而不必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而要以消除造成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