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重读《论持久战》：人民抗疫战犹酣，正当其时学经典

重读《论持久战》笔记

李革新

　　2020年庚子之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突发。在全国军民、白衣天使的大力支援下，“湖北武汉保卫战”胜利在望之际，笔者针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于4月底、5月初在“红色文化网”和《中华魂》杂志当年第8期发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疫情”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提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与‘新冠病毒’这个‘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一个是与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并提出“‘两个战场’都应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

　　当时提出“两个战场”学习《论持久战》，重点还是放在对意识形态“疫情”的分析上了。虽然预感到与新冠病毒斗争“速胜论”之不成立，但还是对这个“不拿枪的敌人”产生了轻敌思想。没想到这场“持久战”竟打了三年之多。特别是2022年秋冬之交以来，病毒肆虐，疫情的反复，致使群众生产生活不便，思想烦躁、情绪波动、矛盾多发。这种情况下，笔者再次学习《论持久战》，用新闻界的老话说，这是“崩得最紧的那根社会的弦”。

　　《论持久战》，发表于1938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周年之际，含《结论》共21章120条，不含注释5万多字，内容博大精深。特别是围绕“持久战”这一重大主题，毛主席纵论中国和世界大势，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结合今天各项工作，特别是抗疫斗争新的实际，重温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倍感亲切，思想上打开了一扇天窗。

　　“抗疫”和“抗日”毕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战场，一个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一个是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新冠病毒，不能用抗日战争的经验，生套抗疫斗争的实际，只能就抗疫斗争以及其它各项工作中，正确对待群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谈几点学习体会。

　　一、科学分析主客观条件，正确认识和驾驭抗日、抗疫和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于抗日战争实践，导演出一场伟大人民战争的活剧。

　　在第一章《问题的提起》中，他批评“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第十章《能动性在战争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只有“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谈到人的能动性，毛主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和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的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以上大量引述的毛主席这些精彩论述，就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为我党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故意的而不是拟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2）

　　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抗日”还是“抗疫”，以及其它任何工作，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人们不能制造，不能改变，不能消灭；但是它可以被人们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就是客观真理。

　　学习《论持久战》就是要掌握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抗疫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克服“唯心论和机械论”，克服“主观的和片面地看问题”，坚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把握、驾驭事物的客观规律，做好各项工作。

　　二、正确执行群众路线，到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斗争的实践中，去寻找、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革命战争和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只能是深藏于人民群众伟大斗争的实践之中。因此，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斗争实践，才能找到和正确认识、把握和驾驭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所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照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3）也才能在战争、抗疫和其它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

　　在《论持久战》第十二章毛主席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中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主席指出：战争动员“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就是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一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的人民战争，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持战争，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为了人民打仗，依靠人民打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中发扬军事民主，就是这种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在人民战争中认识、把握、驾驭战争规律，稳操胜券、百战百胜的根本法宝。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每一项战斗任务来了，先召开军事民主会，把敌情、我情告诉大家，然后让官兵讨论“仗怎么打”。这种军事民主会，就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毛主席说：“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这也就是取得战争和各项工作胜利的根本途径。

　　三、全面理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三者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5）

　　学习、贯彻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必须坚信、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信、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6）为此，我们必须在革命战争、抗疫斗争和各项工作中，摆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群众，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才能实现为了群众的根本目的；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仅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各种切身利益上“让”人民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而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在仗怎么打、疫怎么防、工作怎么做等等问题上，都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毛主席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讲人民的“根本”作用；而一切离开依靠人民、不重视人民主体地位的所谓“为了人民”，不过是“给”人民以“恩赐”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就无所谓胜利！

　　多年来我们有些同志，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往往缺乏与人民商量，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工作作风；尤其近2022年11月中、下旬，一些地方乱哄哄，造成群众反感、烦躁，无所适从，就是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造成的。入冬以来，一些地方“出台”的各种办法、规定五花八门，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朝令夕改，半夜折腾，……从新闻报道、民间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很少听说哪些办法、规定，如核酸检测的日期、次数等等，是哪个单位、哪个社区、哪位管理人员，在哪里召开了哪些内容的座谈会，分析、综合、采纳了那些群众意见。

　　毛主席批评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7）这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些“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引起群众不满的根源。

　　群众蕴藏了极大战胜疫情的积极性和聪明智慧，最起码的一条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热爱生命的，是支持党领导人民抗疫斗争的。好办法只能从群众中来。毛主席创建的人民战争中军事民主会，提倡各项工作召开座谈会、调查会，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实践中吸取智慧、力量的根本举措。必须“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8）。口头说“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人民就不“至上”了、没了“位置”了，只是“让”群众这样那样，完全颠倒了“谁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幼稚可笑”的位置，是长官意志、领导高明，个人说了算的“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以这样的思想方法指挥战争、抗疫和各项工作，没有不出乱子的。

　　四、在做好对群众进行“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中，加强抗疫和各项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还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武装群众。在上述同一章即《抗日的政治动员》中毛主席在谈战争动员的内容时指出：首先“就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政治动员，变成政治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在第二十章《兵民是胜利之本》中，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情，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9），这是列宁的教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起工作的生命线；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优势。战争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与新冠病毒斗争和其它一切工作也都是这样。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你认识不认识，愿不意抓的问题，而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来的重大决策，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实践也证明，在整个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不可须臾离开。

　　不得不承认，四十多年来，我们确实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思想政治工作对立起来。众所周知，生产力构成要素首先是人，而人的素质在一切工作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起码的道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动是靠思想支配的。人的思想这个阵地，无产阶级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必然要求去占领。所谓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领导。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在各项工作中，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增强政治意识，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力度，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把控好整体舆论，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10）

　　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端正抗疫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

　　在第二十章《兵民是胜利之本》中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这里，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捉兵法”、“买兵法”，要求必须把这些错误做法“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做到“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毛主席深情地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开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解决好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联系实际看，在各项工作中，尤其在当前“抗疫”斗争中，一些人以简单粗暴、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必须引起高度注意。

　　2022年11月30日，“红色文化网”发表的陈先义同志《鸡毛毕竟不是令箭》一文，揭露了这方面部分实事：“疫情以来，因为核酸、检查、门卫、路卡等等一系列问题的纠纷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往往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甚至芝麻粒儿的小事。但小事不小，有时引发纠纷，还有的拳脚相加，更严重的还有的引发人命官司。……简直让你目不忍睹。”

　　应该指出，这决不是什么“缺乏工作经验”、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对待人民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完全背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1）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就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写过这样一段话：“要时刻警惕‘基层小吏’因胡作非为激化社会矛盾”，认为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腐败不可低估，这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老虎”。普通工人和乡下农民，对那些贪污过亿的高官，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绝不是轻视“大老虎”，只是说这些“大老虎”在他们贪腐问题被揭露之前，百姓们并“不觉得疼”，即使贪的再多，老百姓也觉得离自己很远；而一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小吏”，所谓“芝麻官”一类的“平庸之恶”的为害之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破坏力最大。老百姓对幸福指数的评判，往往是从这些人的行为中得来的印象。这种种事件的发生，对肇事一方来说，有他们本身素质问题，对破坏社会稳定的分子、破坏工农业生产、杀人害命者绳之以法，无可厚非。但深究其原因，就发现许多突发事件，是个别“基层小吏”胡作非为逼出来的。对民间百姓来说，他们比那些“大老虎”更可恨，人民群众就是从他们的行为，直观地看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人“官不大”“僚不小”，有的甚至是被权势部门招来的临时工，“一朝权在手，不知姓什么”，即可利用“职权”胡作非为，在这些人的“统治”下面，老百姓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苦闷、太多的挣扎。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何为党的根本宗旨，何为党的政策和党规国法，干着丢掉人民，丢掉人心，把党和人民隔绝和对立的勾当。他们和那些“大老虎”一样，既可以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也可以臭味相投，利益均沾，结成一些大大小小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持久地用毛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对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教育，从根本上改善各级管理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六、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聪明，增强各项工作中的前瞻性、预见性

　　《论持久战》洋洋五万字，无论是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批驳，还是对“持久战三阶段”的研判、对“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及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和中国人民必胜的论述，充满了无比精准的预见，就像“把敌人攥在手心里”一样。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12），如上所述，《论持久战》是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一周年时候发表的，即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抗战一周年的经验的总结，这种科学的“预见性”，是在“温故而知新”中对未来的预测。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13）

　　和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和动物的自然本能不同，人的认识是以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不是因为主体受到客体的“刺激”主体才认识了客体，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的实践中，主体才认识了客体。如上所述，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直观的，而是通过人的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这种能动的反映论，不但具有认识现实世界的目的性，而且具有洞见未来的预见性。这种认识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因此，人们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不仅能够反映当时的事物的现状，而且能够“看见”事物发展的未来，即科学的预见性，从而大体知道：事物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结果。

　　实践是“预见”的源泉。所谓“温故而知新”，是因为这个“故”中就存在着“新”的“因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仅在于某个理论能够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而且还在于该理论当时产生那些条件是“靠谱”的。一个预见，如果在它产生的当时，是以科学态度观察客观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它就一定能够经得起后来实践的检验，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任何科学的“洞见”“预见”，无论它表面看来多么超物质、超现实，一定是在它所由产生的那个“当时”的实践中已经“有了”、已经“存在着”该预见内容的成分、因素、痕迹、幼芽等等，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5）也正是列宁所说的“物质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准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事实的途径。”（16）

　　多年来，由于缺乏这种对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预见性，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损失。80年代初，伴随着“一切向前看”的伟大口号，“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大行其道；一些“公知”们大肆鼓吹“个人至上”，攻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污蔑雷锋、焦裕禄等大公无私的英雄人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经济私有化，买卖国企，把医疗、教育、住房一股脑儿推向市场；一些人借机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基层一些人“各尽所能”地捞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坏人坏事“层出不穷”；如当时就能预见到其严重危害，及早批判“一切向钱看”的歪理邪说，不至于出现后来官员塌方式腐败、道德沦丧。又如80年代初，一些“公知”刮起否定红色文化的妖风，红色革命歌曲销声匿迹，美西文化、靡靡之音大量涌入，“追星一族”对摇滚舞、霹雳舞“爱的死去活来”，歌舞厅、夜总会在“天上人间”星罗棋布，解放后绝迹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邓小平曾告诫要防止精神污染，但下边执行不力，“破窗效应”危害之甚人所共知……

　　就当前抗疫来说，一些人不看当某国死亡百万时，我国低感染，有些地方日感染近乎零的辉煌战果，不看某国“研究室”制造病毒和对我渗透、输入，不看奸商借“疫情经济”故意制造“阴差阳错”大捞特捞其钱利益链，在核酸检验上一哄而上地造假，惹起人民不满，却把原因归咎为没有“学习”西方的“躺平”，这不就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三年来党领导人民抗疫斗争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对抗战一周年的科学总结，指导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讲的这些话，是对抗疫三周年的科学总结。按照“温故而知新”的思维逻辑，我们本应该按照二十大总结的抗疫基本经验，进一步精准防控，倾听人民反对“疫情腐败”的强烈呼声，斩断“核酸利益链”黑手，卡死私人资本吞噬人民血汗的核酸制造公司，在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中，继续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进行到底！

　　积多年观察，国人一个惯性思维的特点就是好走极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愿这次能稳步推进，不受错误思潮干扰，不搞一刀切；但愿如人们所说病毒真的“毒性减弱”。日前国务院发布了新十条，期盼各级干部全面理解、科学管控，防止疫情把人民带进灾难的深渊，“眼面前”的是，让人民过个平安的新年、春节！

　　“人民抗疫战犹酣，正当其时学经典”，让我们来一个全民大学习，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二十大精神指引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赢得抗疫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注释：

　　（1）（4）（6）《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01、899、790页

　　（2）（3）（5）（10）（1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42、43、44、416、417、307——308页

　　（7）（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8月版第49页

　　（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7页

　　（11）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8月版第83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13——414页

　　（16）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第1版第181页

　　说明：文内凡未注明出处的毛主席语录均出自《论持久战》

　　（2022年12月11日于石家庄）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办公室原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