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民兵

　　（语录摘编）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给它的给养费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3月21—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3页
 

　　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36页
 

　　但是，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这是唯有共和国才会采取的手段，——1793年就证明了这一点。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以革命的恐怖为前提，而究竟有哪个君主敢于这样做呢?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38页
 

　　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火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8页
 

　　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七卷第565页
 

　　是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68页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它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de l’audace，de l’audace，encore de l’audace！”〔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68页
 

　　只要游击队是这样组织起来，他们整个说来并不显得可怕，但是对法国人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为真正地武装人民奠定了基础。每当出现缴获战利品的机会或计划好一次复杂行动的时侯，人民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便出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或者神速地扑向俘获对象，或者严阵以待。……战斗刚一结束，就各走各的路，武装的人们马上向四方散走，参加战斗的农民镇静地回到自己平常的工作上去， “甚至他们不在都没有被人发觉”。结果所有道路的交通都断绝了。敌人成千上万，但是不可能发现他们。派通讯兵出去没有不落到敌人手中的，运送粮食没有不被截获的，总之，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几百只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打散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1854年8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486页
 

　　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放》（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405页
 

　　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

　　恩格斯：《普奥战争(战争短评三)》(1866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第263页
 

　　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223页
 

　　民兵制度一向受到人们赞扬的一点，就是能够突然获得一大批人，并较容易加以训练，特别是面临着敌人时更是如此。然而，后面这一点却毫无新奇之处：老拿破仑也能够把只经过3个月训练的新兵编为团队，去攻击敌人；不过，为此需要有好的基干人员，而对于这些基干人员来说也需要有某种不同于瑞士的和美国的民兵制度的东西。一直到内战末期，北部的基干人员仍然是很不令人满意的。自从采用后装枪以后，纯粹的民兵便最后完结了。这并不是说，在普鲁士的和瑞士的民兵制度中间没有任何合理的军事组织，——但是在哪里呢?这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取决于各种情况。只有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和教育出来的社会，才能够十分接近民兵制度，而且也只是接近。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 1961年12月版)第629页
 

　　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行起义，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愈好“——来惊扰敌人，而最主要的是”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而不致被敌人识破“

　　恩格斯：《普法战争（法国境内的战斗）》（1870年1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第448—449页
 

　　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6页
 

　　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53页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4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10月-187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4页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被局限于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

　　在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初次在交锋时都使用了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作战的。只是普鲁士人企图把连纵队当做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一百七十六名军官和五千一百一十四名兵士），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摈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被放弃了。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无力完成的事业，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说，它没有能够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以及和它一起的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8-210页
 

　　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的自由的真正支柱。所以，无产阶级武装得愈快，在自己的革命罢工者的军事阵地上坚持得愈久，军队就会动摇得愈快，士兵中最终会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事， 因而站到人民一边反对恶魔、反对暴君、反对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刽子手的人就愈多。不管彼得堡本身目前的起义结局如何，它必定会成为走向更广泛、更自觉、更有准备的起义的第一步。……立即武装工人和全体公民，准备并组织革命力量打倒政府当局和政府机关——这就是一切革命者为了进行共同的打击能够而且必须联合起来的实际基础。

　　列宁：《俄国革命的开始》(1905年1月3日)《列宁全集》第八卷第78页
 

　　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是在战争时期，都不能忘记新兵训练、射击教练和在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普及军事常识。

　　列宁：《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1905年6月)《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24页
 

　　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现在再说下去吧，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3月18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制，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向旧普鲁士的贵族和官僚结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着重号是我们用的）。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还很不够，就是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不够的！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克维奇和罗迪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就会立刻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克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末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20—622页
 

　　骚乱——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发展的各个阶段。现在我们终于走到最后这个阶段。自然，这不是说整个运动都已处在这个新的最高阶段上。不是的，运动中还有许多不成熟的东西，敖德萨事件中还带有明显的旧时骚乱的特点。但是，这意味着自发巨流的前浪已冲到专制制度“堡垒”的门前了。这表明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在日益发展的运动的逼迫下，已经了解到新的最高的斗争任务，即与俄国人民的公敌作最后决斗的任务。专制制度用尽办法准备这场斗争。多年来它推动人民与军队进行武装斗争，而现在它该自食其果了。革命军的队伍就是从军队本身产生的。

　　这些队伍的任务是：宣告起义，对群众以进行国内战争（也象进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所必需的军事领导，建立公开的全民斗争的根据地，把起义传播到邻近地区，保证（起初哪怕是在国内一小部分地区）完全的政治自由，用革命手段着手改造已腐朽的专制制度，尽量扩展下层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在和平时期，这些下层群众很少表现出这种创造性，但在革命时代他们就站到第一线上来了。只有意识到这些新的任务，只有大胆和广泛地提出这些任务，革命的队伍才能获得完全胜利，才能成为革命政府的支柱，而革命政府，在人民起义的现阶段上，也象革命军队一样是迫切必需的东西。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而除了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外，还有邻近国家的军事力量，正在塌台的俄国政府已向这些国家乞求援助，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说。

　　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为了从政治上领导人民群众，——起初在革命军队已从沙皇制度方面夺来的地区里，然后在全国。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为了立即着手实行革命所争取的种种政治改造：建立革命的人民自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实现那些能够正确表达人民意志的“自由”。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为了把事实上已最终脱离了专制制度的那部分起义人民，从政治上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当然，这种组织只能是临时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掌握政权来保证实现人民的意志，并借助人民进行活动的革命政府只能是临时的一样。可是这种组织工作应当立刻开始进行，与起义的每一胜利步骤紧密配合，因为政治联合和政治领导一分钟也不能延搁。为了使人民完全战胜沙皇制度，立刻从政治上领导起义人民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从军事上领导起义人民的力量。

　　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人民群众间的最终斗争结局究竟怎样，凡是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有疑问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严重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巨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无论革命军队或革命政府，都是高级形式的“机构”，它们要求十分复杂的机关，要求高度的公民自觉，如果希望一下子轻而易举地立即完全实现这些任务，那就错了。不，我们并不指望这样，我们善于重视社会民主党一向进行的、而且将始终进行的那种顽强的、缓慢的、往往是不显眼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应当不相信人民力量，这在现时是更加危险的。我们应当记得，当强大的历史事变硬把庸人从山洞里、角楼上和地窖中拉出来并强迫他们成为公民时，革命是具有如何巨大的启发和组织的力量。就迅速和完满地教育全国公民来说，革命时期的几个月，有时胜过政治停滞时期的几十年。革命阶级自觉的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在这种教育事业中经常走在这个阶级的前面，解释新任务的意义，号召向我们伟大的最终目的前进。在今后继续组织革命军队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中，我们必然还会遭到一些挫折，这些挫折将只会教给我们如何实际解决这些任务，只会吸引那些现在还处在潜伏状态的新生的人民力量也来解决这些任务。

　　拿军事来说。凡是多少懂得一些历史，并且学习过伟大的军事学家恩格斯的著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曾怀疑过军事知识的巨大意义，从来不曾怀疑过人民群众和人民的各个阶级用来解决伟大的历史冲突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这一武器的重要性。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陷于玩弄军事阴谋，当开始进行国内战争的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它从来也没有把军事问题提到第一位。［参看《列宁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第23页关于（在1897年）决定性袭击沙皇制度的方法问题是不合时宜一段。列宁斯大林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中也指出过无产阶级日常的军事工作（如宣传，学会掌握和获得武器，组织专门队伍，瓦解旧军队）的必要性。——注。］但是，现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军事问题，如果不是提到首位，至少也是提到首位之一，把研究军事问题和使人民群众熟悉军事问题当作当前的任务。革命军队应当在实践上运用军事知识和武器来解决俄国人民今后的整个命运，来解决第一个最重要的迫切问题，即自由问题。

　　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方式，同时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一种战争是冒险，它满足王朝的利益、强盗的胃口和追逐资本主义利润的英雄们的目的。一种战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唯一合理的战争，即反对人民的压迫者和奴役者的战争。只有乌托邦和市侩才会根本谴责这种战争。只有出卖自由的资产阶级叛徒现在在俄国才会置身于这种战争、即为人民的意志而进行的战争之外。无产阶级在俄国开始了这一伟大的解放战争，它将把这一战争继续下去，自己组成革命军的队伍，巩固转向我们这方面的陆军士兵或水兵的队伍，吸引农民，以争取自由和全人类幸福的战士的英雄行为和高度热情，来充实在内战的战火中形成和锻炼出来的新的俄国公民。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7月10日)《列宁全集》第八卷第527-531页
 

　　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弄到手。

　　战斗队应当尽可能由住在邻近的人或者能经常按时会面的人组成（最好是两者兼有，因为按时会面可能会因起义而中断）。他们的任务是要做到在最紧急的时刻、在特别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集合在一起。因此，每支战斗队都应当预先规定出共同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在窗上做记号等等，以便彼此易于找到；约定呼号或哨音，以便在人群中辨认自己的同志；约定在夜间接头时的暗号等等。任何一个坚毅果敢的人再加上两三个同志都能制定出很多这样的规则和方法，应该规定好、记熟并且练习应用这些规则和方法。必须牢牢记住，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会是这样：事变出其不意地到来，因而需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集合在一起。

　　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1）领导群众；（2）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3）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4）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

　　各战斗队都应当尽可能预先分配任务，有时候要预先选举领导人，队长。如果陷入委任官职的儿戏，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决不能忘记，统一的领导、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果断，进攻迅猛——就是四分之三的胜利。

　　各战斗队应当一成立就马上着手，即毫不耽搁地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工作，绝不只是进行理论工作，而且一定还要进行实际工作。我们所说的理论工作，是指研究军事科学、熟悉军事问题、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请军人（军官、军士等等，直到曾经当过兵的工人）参加座谈会；阅读、研究和领会有关巷战的秘密小册子和报上的文章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应当马上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可以分为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包括筹措各种武器和弹药，寻找便于进行巷战的房子（便于居高临下作战，便于存放炸弹、石块等等或者存放用来泼警察的镪水等等，便于设立指挥部，便于收集情报，便于掩藏被追捕的人和收容受伤的人等等）。其次，准备工作还包括各种迅速的刺探侦察工作：弄清监狱、警察局、内阁各部及其他机关的内部布局，弄清政府机关、银行等等内部的工作安排情况和警卫情况，设法和那些能够对工作有好处的人（警察局、银行、法庭、监狱、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内的职员）建立联系，弄清军火库和市内的一切枪械商店的情况等等。这里的工作很多，而且这些工作又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根本不能参加街头斗争的人，甚至体力很弱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等，都能去做而且会带来极大好处的。必须努力立即把所有愿意参加起义的人都无条件地团结到战斗队里来，因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愿意工作而不会带来很大好处的人，即使他没有武器，即使他不能够亲自参加战斗。

　　其次，革命军战斗队绝不能只做准备工作，而应当尽快转入军事行动，以便：（1）使战斗力量得到锻炼；（2）侦察敌人的弱点；（3）给敌人以局部的打击；（4）救出被俘的人（被捕的人）；（5）弄到武器；（6）弄到供起义用的经费（没收政府的钱财）等等。各战斗队可以并且应当立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进行实际工作，决不要把事情拖延到总起义，因为不在战火中锻炼就决不可能获得举行起义的能力。……

　　各战斗队互相联合起来，当然很好。规定共同行动的方式和办法，非常有益。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因此而走极端，去编制复杂的计划和笼统的方案，以及为了学究式的臆想而延误实际工作等等。起义中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无组织的分子比有组织的分子多几千倍；必然会遇到这样的场合：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得立即就地采取行动，——所以必须准备自己独立负责地行动。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会使起义事业遭到毁灭。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干劲，毫不迟延地运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立即燃起群众的革命热情，指引他们更坚决、最坚决地去行动，这就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

　　列宁：《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1905年10月3日)《列宁全集》第九卷
 

　　亲爱的同志们！收到你们寄来的（1）战斗委员会的报告，（2）关于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问题的记录，（3）组织方案，非常感谢。我读了这些文件以后，认为有责任直接写信给战斗委员会，和你们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不用说，关于事情的实际安排我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在国内的困难条件下正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文件来判断，很有可能会变成文牍主义。战斗委员会的所有这些组织方案、所有这些组织计划，给人一种只是纸上谈兵的印象，——请原谅我的坦率，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至于怀疑我想吹毛求疵。在这种事情上，各种方案以及关于战斗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的争辩和议论是最没有用处的。这里需要的是猛烈的干劲，更大的干劲。我吃惊地看到，确实是吃惊地看到，谈论炸弹已半年有余，却连一颗炸弹也没有制造出来！而进行这种谈论的是最有学问的人……先生们，到青年中去吧！这是唯一的万应灵药。不然你们真要误事了（根据一切情况我看是这样），你们虽有“很有学术价值的”记录、计划、图样、方案和宏伟的蓝图，却缺少组织，缺少活生生的行动。到青年中去吧。马上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工人中以及其他人中成立战斗义勇队。让3至10人以至30人等等的战斗队立即组织起来。让他们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轮手枪、用刀、用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等等武装起来。让这些战斗队马上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尽可能同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联系。不要要求任何形式，一定要唾弃一切框框，让一切“职责、权力和特权”通通见鬼去吧。不必要求一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对武装起义来说是荒谬绝伦的要求。不要放弃同每个小组联系，哪怕它只有3个人，唯一的条件是它能安全地避开警察，并且决心和沙皇军队作战。让那些愿意加入的小组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靠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非常好；但是我坚决认为要求这样做是错误的。

　　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的作用应当是：帮助革命大军的这些队伍，充当联络“办事处”等等。任何一个队伍都将乐于接受你们的帮助，但是，假如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从方案以及从谈论战斗委员会的“权力”着手，你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我肯定地对你们说，你们会不可挽回地葬送整个事业。

　　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要派出5—10人在一星期内巡视几百个工人小组和大学生小组，潜入一切可以潜入的地方，并且在各地都提出一个明确的、简短的、直截了当的和简单的计划：马上组织队伍吧，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吧，全力进行工作吧，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不要等待我们的帮助，自己干起来吧。

　　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一大批零散小组的主动精神。它们会做好一切事情。没有它们，你们的整个战斗委员会将是微不足道的。我准备用战斗委员会所联系的战斗队的数目来衡量它的工作效能。假如过一两个月，在彼得堡战斗委员会的周围还没有起码200—300支战斗队，那就是一个僵死的战斗委员会。那就必须把它埋葬掉。在目前这种沸腾状态下还不能集合几百支战斗队，那就是站在现实生活之外。

　　宣传员应当把一些简要的、最简便的制造炸弹的方法和各种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告诉每一支战斗队，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一切活动。这些战斗队应当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具体行动马上开始军事训练，应当马上开始。一部分战斗队立即去杀暗探，炸毁警察局，一部分去袭击银行，以便没收资金供起义用，一部分保持机动或测绘地形图等等。但是一定要立即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学习，别害怕作这些试探性的进攻。当然，这种进攻可能走向极端，但这是明天的祸患，而今天的祸患却在于我们的因循保守，在于我们的学理主义，学究似的裹足不前，象老年人一样害怕主动。让每一支战斗队自己去学习，哪怕要以遭到警察杀害为代价：几十个人的牺牲将会由产生几百个有经验的战士而得到超额的补偿，这些战士明天将去带领几十万人前进。

　　同志们，紧握你们的手，祝你们成功。我决不强求你们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

　　列宁：《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列宁全集》第九卷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在各个地方，常备军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用来反对劳动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汇合起来，让士兵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消灭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末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的俄国。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列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54—655页
 

　　由罢工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再进而同军队进行街头斗争。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越过各组织由罢工发展成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中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种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代价换来的。运动已经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更高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大大地加速了革命也彻底采取进攻手段的时机的到来。反动派除了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外，已经走投无路。革命势力除了组织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却还有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向前走了很远。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了，这时刀锋必定是磨得更加锐利了。

　　在客观的斗争条件下，需要由罢工转而举行起义，这种变化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早地感觉到了。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示威立刻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往后怎么办呢？他们要求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已经很迟了，当时在中心地区已经构筑了街垒。工人成群结队地担负了这项工作，但是这还不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又问道：往后又怎么办呢？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象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己的兵团布置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得到关于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终于应当公开当众承认光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还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现在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战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是在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进行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据说，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需要使军队革命化。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不把军队包括在内，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单独的行为，认为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在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军队必不可免的动摇一定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莫斯科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中，只有五千人是可靠的。政府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极端手段来控制军队里的动摇分子，如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表发钱等等收买他们，用烧酒麻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用告密和暴力的方法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兵士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不善于利用我们当时所有的力量，来进行积极大胆的、机智主动的争取动摇的部队的斗争，而政府却进行了而且还实现了这种斗争。我们曾经准备而且还要更顽强地准备在思想上“影响”军队。但是，假使我们忘记在起义关头还需要进行肉体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十二月事件还显明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而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我们自己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没有把这种艺术，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准则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是的，我们应当敲起一切警钟，告诉人们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事件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事情。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事件以后，要重新审查恩格斯的结论，因为莫斯科提出了“新的街垒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有的十人，有的三人，有的甚至两人。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一种无视街头斗争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廉价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联系了。

　　莫斯科的经验虽然提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还远没有加以发展，还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施展。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指挥人群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补并且一定能这一切缺陷，为此就要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时发挥创造精神。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进行的那种游击战争和采用的那种群众性的恐怖手段，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把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铲除掉。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所谓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日俄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制造自动武器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在俄国革命中采用，而且颇有成效，但运用的范围还远远不够。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他们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爆炸品、引火线和自动武器。在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的条件下，在向敌人大规模出击的条件下，在为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而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的条件下，在保证农村参加共同斗争的条件下，在下次全俄武装起义中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去进行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8月29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64—671页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谈到这个时代的“防御”战争的合理性时，一向指的就是这些归结为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的目的。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曾这样说过）。社会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例如，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假设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另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作战。显而易见，在这种场合运用“防御”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看是一种歪曲，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奴隶主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多半曲解了这个概念，不是片面地运用这个概念，就是总寻找借口说这一战争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积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操纵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整个地球几乎都被这些“资本大王”瓜分完毕，他们或者占有殖民地，或者用金融剥削的无数绳索紧紧缠住其他国家。垄断、夺取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趋向代替了自由贸易和竞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由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各民族的最大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由进步转为反动，它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类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要在几年内、甚至数十年内经受各“大”国为勉强保存资本主义（通过侵占殖民地，实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由于在当前战争中宣传社会沙文主义而是使自己丢脸（照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那样）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次战争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这无疑会是这场战争的有利结果之一。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应当拒绝利用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也绝不应当盲目崇拜合法性。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证明，资产阶级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破坏着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的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正直的事情，都是反对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并且正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不参军的传单，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种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拥护本国政府在当前战争中胜利的人和拥护“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只有相信和希望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必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而结束的资产者，才会认为要各交战国社会党人都主张各“该国”政府失败的思想是“可笑的”和“荒谬的”。相反地，只有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的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行动路线。

　　毫无疑问，英国、德国和俄国的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功绩。社会党人必须向群众说明：除了用革命推翻“本国”政府，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利用这些政府在当前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是他们对于反对战争的抗议，愤慨和认识的开端。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将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示威游行。但是他们不会欺骗人民说，在没有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抢劫、没有各国现在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取得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68—684页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注意到下面这个一般的理由。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军队镇压罢工者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流血和死亡等等，那我们就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尽头的恐怖。如果说现在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给这个社会准备恐怖的结局，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废除武装（正确些说，梦想废除武装），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75页
 

　　今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壮丁军事化，而且使青年也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于这些，我们应当说：这太好了！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推翻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末他们怎么会被青年等等的军事化吓倒呢？这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也不是什么空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重演这些事实表示怀疑，那就真正糟糕透顶了。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在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呵！”在公社时期，妇女和十三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作战。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消极地眼看着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坏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拿起武器，于是目前这些“被吓倒了的”民族，正确些说，目前这个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无疑会、虽然迟早不定但绝对无疑会发展成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已经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分割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引起包括中立国和小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无产阶级的妇女对这种现象怎么办呢？？只是咒骂一切战争和军事行动，只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象当前的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而不是靠善良的愿望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如果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拒绝正是在当前的战争中进行这种宣传，那就最好干脆别说关于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76—877页
 

　　露骨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内阁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主义的口号，来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联盟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活动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具体问题以及革命的其他具体问题闭口不谈，掩盖躲避，即使”谈“，也唯恐触犯警察的禁令。尽管战前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中又正式地指出过这一未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正是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也”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资产阶级民兵，即使象在美国、瑞士、挪威等等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特别是自1907年和1911年，被收买来当作军队取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来选举军官，取消一切军法制度，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类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愈来愈多地、愈来愈无耻地剥削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研究军事的自由协会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样的纲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78-880页
 

　　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战争，因此能够废除武装。但是，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把“废除武装”列到纲领中去，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反对使用武器。这也和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1916年10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93页
 

　　要不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充为民族的战争即解放民族的战争、不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就不应当象考茨基和屠拉梯那样说话，而应当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说话、应当向本国资产阶级指明：它讲什么民族解放是欺人之谈；如果无产阶级不“掉转枪口”对准本国政府，就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得到民主的和平。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他的立场就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真正为民主的和平效力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无谓的、不负责任的、好心肠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次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万恶的政府的人。

　　某些人有时企图这样来替考茨基和屠拉梯辩护，他们说，要比反对政府的“暗示”更进一步，在合法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暗示”在那班和平主义者的言论中是有的。但是应当这样来回答这一点：第一、不可能合法地说出真相，并不能作为掩盖真相的理由，而只能作为必须有不合法的，即不受警察和书报检查机关摆布的组织和刊物的理由；第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刻，那时社会主义者必须同一切合法性决裂；第三、甚至在农奴制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1861年2月19日的宣言，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而当时自由派所说的话，同考茨基和屠拉梯的所说的话是非常相似的。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915—917页
 

　　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及其“社会党人的”摹仿者或应声虫，过去或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原则上不同的东西，就是说，“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如果不是更早时期的话）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无论是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愿看到的。目前的和平，在资产阶级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

　　人们过去用些荒谬的、粗野的、庸俗的关于一般进攻或防御的话来评价这次战争，现在又用同样一些庸俗的一般的话来评价和平，可是忘记了具体的历史形势和帝国主义列强间具体的斗争情况。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政府和资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特别利用和平的临近，甚至利用关于和平的议论，来掩盖被战争揭穿了的他们的改良主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内幕，来恢复自己在群众中已经破产了的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德国或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拼命地企图同“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不坚定的、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分子“实行联合”。

　　而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部，大概也产生掩盖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路线的分歧的企图。可以预料，这类企图将会有两种。“讲求实际的”调和将只是把响亮的革命词句（如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宣言中的词句）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实践机械地结合起来。第二国际中的情形就曾经是这样。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宣言中以及代表大会一些决议中的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了大多数欧洲政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改造它、破坏它、同它作斗争。这种策略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部能不能再次成功，尚属疑问。

　　“原则性的调和者”则将试图用这样一种论断的精神来伪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改良并不排斥革命，说对国界、国际法或军费开支预算作某些“改善”的帝国主义和平，可以同革命运动并存而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扩展因素”，等等，等等。

　　这就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党人不要用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欧洲正处在革命形势中。战争和物价高涨正在使这种革命形势日益尖锐起来。由战争转到和平，还完全不一定会消除这种革命形势，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结论说，目前手中握着优良武器的千百万工人，一定会无条件地让自己被资产阶级“和平地解除武装”，而不去执行卡·李卜克内西的忠告，即掉转枪口对准本国资产阶级。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是拒绝改良。这是资产阶级对问题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万一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有时改良是它的副产品（这是整整一部世界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光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革命问题放在一边（这已经是背叛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践中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发展到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Neue Zeit》上说过这句话），发展到拥护并着手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及托马之流等等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宣鼓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为了发展争取革命的斗争，以及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也丝毫不拒绝、不放弃利用改良。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908—909页
 

　　我们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需要什么样的民兵呢？我们需要真正人民的民兵，也就是说，第一、它是由全体人民、由全体成年男女公民组成的，第二、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国家秩序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结合起来。……

　　这才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任何特殊的警察、任何脱离人民的特殊的军队才无法复活。

　　这种民兵有百分之九十五将来自工人和农民，它将真正表现出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这种民兵将把全体人民真正武装起来，教他们学习军事，非古契柯夫式地、非米留可夫式地防备反动势力的任何复辟行动以及沙皇代理人的任何阴谋诡计。这种民兵将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它将获得居民的绝对的尊敬和信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体居民的组织。这种民兵将使民主不再是掩盖资本家奴役和嘲弄人民的漂亮招牌，而成为真正培养群众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手段。这种民兵将吸引少年男女参加政治生活，不仅用言语，而且通过行动，通过工作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民兵将发挥学者们所说的“福利警察”的作用，如进行卫生监督等等，同时会吸引一切成年妇女参加这类工作。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

　　这种民兵将成为无产阶级民兵，因为工业工人和城市工人将自然而然地在这种民兵中对贫苦群众起指导性的影响，正象他们自然而然地在1905—1907年和1917年整个人民革命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一样。

　　这种民兵将保证绝对的秩序和矢志不渝他遵守的同志纪律。 同时，在一切交战国都遭到严重危机的时刻，它使我们有可能用真正民主的方式同这种危机进行斗争，正确地迅速地分配粮食和其他物品，贯彻“普遍劳动义务制”。

　　列宁：《远方来信（论无产阶级的民兵）》（1917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392-396页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究竟是怎样的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外，形成了另一个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政府还很软弱，处于萌芽状态，但确实存在，并且在日益成长。

　　后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怎样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这个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常有的一般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可全部实质正在这里。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它的基本标志就是：(1)政权的本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人民群众在各地从下面发起的的直接行动，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3)官吏（即官僚）或者也由人民的直接政权代替，或者至少受人民的特别监督，成为由人民选举产生、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代表；使他们从领取资产阶级高额薪金的有“地位”的特权阶层，变为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他们的报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列宁：《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20页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实行……工人民兵制，这无论从实际上或者从原则上来看，都是具有巨大的决定意义的措施。如果这一措施不成为普遍的措施，不贯彻到底，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那么革命就得不到保障，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住，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

　　……在目前，在革命关头，全民武装正是特别迫切需要的。说有了革命的军队就无须武装无产阶级，或者说“缺乏”武器，这都是欺骗和虚伪的遁词。问题在于：要立刻开始组织普遍的民兵，学会使用武器，尽管武器“不够”大家用。人民并不一定要人人经常拿着武器，人民需要的是人人学会使用武器，人人加入民兵来代替警察和常备军。

　　工人需要的不是脱离人民的军队，而是工人和士兵融成一体的全民的民兵。……

　　资本家现在需要共和国，因为不这样就“对付不了”人民。但是他们需要的是“议会制”共和国，也就是把民主局限为民主的选举，局限为有权把代表人民而又镇压人民(马克思的极中肯极正确的说法)的人派到议会中去。……

　　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走向民主。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用全民武装即真正普遍的民兵代替旧的压迫机关、警察、官吏和常备军， —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避免君主制的复辟，使国家能够有计划地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不是从上面“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动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去掌握管理国家的艺术，去管理全部国家政权。……

　　工人代表苏维埃，按其意义来说，按其所创造的国家政权的类型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民主的机构，这种民主废除旧的压迫机关，走上全民民兵的道路。……

　　你们自己要立刻在下面、在实践中学习民主，要发动群众真正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国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获得完全的胜利，才能保证革命坚定而有计划地稳步前进。

　　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民兵制》1917年5月3日《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50—155页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48-249页
 

　　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7页
 

　　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格勒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会迟到，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定于10月10日召开。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在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动但还没有发动的时候送到。

　　全部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这是很明显的。同样，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回事），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应该是无可怀疑的。这个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

　　现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未必为全体同志所彻底明白的问题，即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很明显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细心地思考过或思考着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但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同时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烈韦里、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大大超过那拥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也许更多些）人的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旺代军队”（一部分哥萨克）等等。

　　要把我们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

　　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不大的队伍，派他们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战役，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切断其对外交通，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下来，——这是需要艺术和三倍的勇敢来执行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派他们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

　　我们希望，一旦决定发动，各领导者都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列宁：《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42—344页
 

　　同志们：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资产阶级进攻、维尔霍夫斯基的撤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阴谋活动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这个机关声明，只把政权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出和约）、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以及其他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弄清楚的。

　　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合约、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等于死亡。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50—351页
 

　　代表大会认为，我们的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锋队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采取最有力的、十分果断的和严厉的措施来加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我纪律和纪律，阐明俄国在历史上进行解放的、卫国的和社会主义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在各处建立有严密联系并以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团结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危急的关头采取一致的和自我牺牲的行动，——最后，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1918年3月6—8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07页
 

　　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地实现。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1918年3月7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71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派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修补细节，粉饰小事（“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没有一个大革命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在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了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纯粹是胆小的市侩对此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在艰苦的内战中逐渐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和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69—670页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 （1919年2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44页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非常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员应当特别用功地学习机关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操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落后，拥有大量军官的的人占着优势，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为害。在这方面共产党员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苏维埃共和国是被全世界的资本包围的要塞。……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作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有觉悟的工农，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在最近几个月空前地振作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5-40页
 

　　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2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2页
 

　　我们的战斗队将学会很好地使用武器，并且在起义时（不管它是自发的，还是早有准备的）都能成为主要的先进的队伍而行动起来，起义人民将团结在它们的周围，并在它们的领导下去参加战斗。由于战斗队的经验丰富和组织严密，又有很好的武装，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起义人民的一切力量，从而达到当前的目标， 即武装全民并实现预定的行动计划。战斗队会很快地夺得各种军械库、政府机关、公用事业机关、邮政局、电话局等等，这都是革命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

　　但是，这些战斗队不仅在革命起义已普及全城时才需要，而且在起义前夜所起的作用也是重大的。最近半年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在社会各阶级的心目中已经丧失威信的专制制度，竭力把全国各地的黑暗势力，不管是职业流氓，还是鞑靼人中间那些狂妄无知之徒，都动员起来对付革命者。这种黑暗势力被警察武装起来并在其庇护下用恐怖手段恫吓民众，造成一种阻碍解放运动的困难环境。我们的战斗组织应当随时准备对这种黑暗势力的一切企图予以应有的反击，并设法把那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引起的愤怒和反抗变为反政府的运动。 能够随时走上街头去率领人民群众的武装战斗队不难达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目的：“组织武装抵抗去对付黑帮及其他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行动。”（《关于在革命前夜对待政府策略的决议》——见《通报》）

　　我们的战斗队和一般军事技术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应当是制定本区域的起义计划，并使这计划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全俄计划相适合。找出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指定向敌人进攻的出发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布置在本区各处，将全城的地形考查清楚，——这一切都应预先完成， 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措手不及。在本文中详细分析我们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完全不适宜的。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严守秘密，同时还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尽量广泛地传播进行巷战所绝对必需的军事技术知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吸收党组织中的军人来参加这个工作。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其他许多同志，按照他们的本领和性情说来对这件事情都会很有益处的同志，吸收来参加这个工作。

　　只有这样周密地准备起义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在必将到来的人民和专制制度间的战斗中起领导作用。

　　只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才能使无产阶级把与军警的零碎冲突变成全民起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将违背“尾巴政策”崇拜者的主张，竭力把武装起义的技术领导和政治领导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种领导是保证我们能够利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有裨于我们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1905年7月15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19—124页
 

　　全俄民主力量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斗争机关，这个机关要有高度的威信，以便把首都和地方的民主力量联合在一起，并在必要时从人民的革命斗争机关变成动员人民中一切有生力量以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政权机关。 只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能够成为这样的机关。 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其次，战争也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除了消极的方面还有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战争既然几乎动员了俄国所有的成年人，就使军队有了人民的性质,因而促进了士兵和起义工人的联合。这也就是我国革命比较容易爆发和胜利的原因。

　　但是军队的流动性很大，特别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必须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军队不能永久驻在一个地方来保卫革命，使它不受反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建立另一种武装力量，建立一种自然地和革命运动中心联系着的武装工人的军队。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如果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末我国革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和革命利益血肉相连的工人近卫军。

　　立即武装工人，建立工人近卫军，——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二个条件。

　　斯大林：《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1917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15页
 

　　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26页
 

　　在敌人占领的地区内，必须组织骑兵和步兵游击队，组织破坏组，同敌军作斗争，到处展开游击战争，炸毁桥梁和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沧陷区内给敌人及其走狗造成困苦不堪的条件，时刻注意袭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措施。

　　斯大林：《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斯大林文选》第266-267页
 

　　战士们要熟练地掌握步枪，成为掌握自己武器的能手，要象我们那些歼灭德寇的光荣的特等射手那样，百发百中地射击敌人！

　　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2年5月1日)《斯大林文选》第302页
 

　　战士们必须学会巧妙地使用自己的武器，指挥员必须成为指挥战斗的能手。但是这还不够。在军事上，特别是在现代的这样的战争中，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在军事上停滞不前，就等于落后。而大家知道，落后的人是要挨打的。因此，现在主要的事情，就是全体红军要日益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红军的全体指战员要研究战争经验，学会怎样打胜仗。

　　斯大林：《最高统帅命令》(1943年5月1日)《斯大林文选》第343页

　　来源：互联网，编辑于 2022-07-15 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