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选：聊聊革命的性质问题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还不够激烈时，两者之间的斗争以对抗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虽然是斗争不断，但较为隐蔽；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足够激烈时，两者之间的斗争则以革命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斗争不断，但已然公开。

　　于是，我们便可以知道：革命是建立在激烈的斗争之上的，而激烈的斗争又是建立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上的。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革命的性质问题，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问题。

　　因此，要弄清楚某个时期的革命性质，就一定得先弄清楚，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不弄清楚谁是被压迫者，就找不到一起反抗压迫的同志；没弄清楚谁是压迫者，就找不到一起反抗压迫的斗争对象。

　　找不到同志，就会缺乏反抗的力量，于是反抗压迫的革命，就会陷入失败；找不准斗争的对象，就是无的放矢，于是就算同志们再有力量，也无法损敌丝毫。

　　由此，我们就应该明白，弄清楚某个时期的革命性质问题，对于领导革命的党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件多么影响革命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在其遗嘱中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直到弥留之际都没能使革命取得成功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最起码在和中共合作之前，他并不懂得：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当然，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所谓“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领导资产阶级四十年革命的失败教训之上。

　　且孙中山先生所谓“唤起民众”的思想，与青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透露的思想，乃至和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一书中传达的思想，差别都不太大，其均是一个模糊的“唤起”与“联合”。

　　因为模糊，所以无法执行，因此只能是泡影。

　　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将泡影变成现实呢？

　　那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懂得了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于是对“唤起民众”也就有了全新的注释。

　　说的简单点，就是因为毛主席通过阶级分析，找到了真正的“同志”。这个真正的“同志”，不是泛指，不是貌似谁都可以成为“同志”；而是特指，是饱受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工人和贫穷低下的农民。

　　那当时的中国革命，性质究竟如何呢？

　　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

　　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

　　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

　　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革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并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时，斗争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军阀；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时，斗争的对象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

　　像土地革命期间，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代理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日本。

　　于是，像在土地革命期间，可以争取中产阶级的中立和帮助，因为他们也同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代理人”的压迫；像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可以暂时求同存异，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代理人”，甚至是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中立和帮助，因为他们也同样受到日本的压迫，最起码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日本的威胁或损伤。

　　在可以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复杂的，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永存，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永存。

　　因此，在争取中产阶级对付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代理人”时，要提防中产阶级的反水；在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代理人”，乃至是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时，同样也要提防他们的反水。

　　总之，该团结的时候要团结，该提防的地方要提防，该反对的时刻也得反对。总之，得从不断变化的矛盾出发，制定出适合当时矛盾冲突的妥善的处理办法。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无论矛盾冲突怎么变化，其根本矛盾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因此，确定某个特定时期的革命性质，并据此拿出一个总的革命斗争方略，不仅成了可能，也成了必须。

　　综上，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情出发，由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出发，制定的革命斗争方略就一定得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推翻军阀政府，并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完成土地革命。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所说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当然，这种自由平等，不仅是国内的人民大众得平等，其在国际上也得与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目标，只有毛主席所带领的队伍才能得到实现！

　　有一个问题：当今世界的革命性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