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不朽巨著。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这部鸿篇巨著的翻译出版成为许多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夙愿。从事这部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好像一场接力赛：从1930年陈启修最初译本的问世，到2003年最新译本的出版，《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出版经历了70多年。这个曲折艰辛的接力过程，折射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值得铭记。
郭沫若：“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
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5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1919年至1920年期间，李汉俊翻译出版了德国马尔西著《马克斯资本论入门》，这是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资本论》。1922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和第6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两篇文章，也对《资本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所有这些有关《资本论》的介绍，为后来这部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奠定了基础。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会耗尽一个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费十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结果积劳成疾而亡。但是郭沫若力排众议，他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可是，他的这个宏伟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获得通过。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使他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情和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郭沫若陆续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许多著名篇章，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38年出版)、《艺术的真实》(1947年出版）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秋，他还撰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等论文，以确凿的考证为理解和翻译《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有关章节作出了贡献。
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中文译本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出版《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陈启修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18年他回国后，经吴玉章推荐，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在北大，他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他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并开始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翻译《资本论》。1930年3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一个《资本论》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出版，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潘冬舟：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资本论》，后因信仰马列主义而被害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册没了下文，便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他精通六国语言，翻译速度很快，先后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他翻译的《资本论》，文风朴实流畅。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张学良秘书的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
对于潘冬舟，张学良曾不胜惋惜地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由此，革命者翻译《资本论》的努力再次中断。
侯外庐、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
继潘冬舟之后，翻译《资本论》的接力棒由侯外庐和王思华接过，《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出自他们之手。
早在1924年，年轻的侯外庐就结识了李大钊，经常得到他的关怀和教诲。李大钊多次同这个年轻人谈到《资本论》，为中国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而感到遗憾。由于受到李大钊的鼓励和推动，侯外庐决心要翻译这部巨著。
1928年，侯外庐在法国开始翻译《资本论》。边学边译，翻译过程十分艰辛。到1930年回国前，终于译完《资本论》第一卷的二十章。回国后，侯外庐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王思华。王思华是李大钊的同乡，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对《资本论》比较接近的研究基础和理解水平，侯外庐、王思华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为了让《资本论》第一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册进行翻译。他们的合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当时，王思华还是单身汉，住在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1932年的整个暑假，侯外庐每天一早起来，就到王思华的宿舍去“上班”。王思华将欧美同学会的一间公共客厅开辟出来供侯外庐使用。这个暑假，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翻译速度相当快。同年8月，上册已经具备出版条件。9月，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又经过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终于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这一次他们用了笔名，侯外庐署名“玉枢”，王思华署名“右铭”。
为了完成这个译本，侯外庐前后奋斗苦译了8年之久。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写道：“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神圣的动力，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后，侯外庐同时准备第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原打算与王思华合译，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于是，侯外庐开始自己翻译。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但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外庐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译。他把二三卷的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的书籍都集中起来放在箱子里，托人将其带到延安。遗憾的是，这箱书稿都毁于战火。只有《资本论》第二卷的十五章译稿因没有放在箱子里，才得以保留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另一个译本。但是，这个译本因印数太少和当时的动荡环境，其影响不大。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资本论》三卷全部翻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这个翻译出版计划最终被扼杀了。
郭大力、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是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1927年，22岁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离开上海来到杭州，选择了既僻静、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来，开始翻译《资本论》。恰巧王亚南也来到这里，和郭大力一样，为生活所迫而寄居在大佛寺里，他想在这里写一部长篇小说。王亚南年长郭大力4岁。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使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很快成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动下，王亚南决定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郭大力长期合作翻译《资本论》。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就在这青灯古佛旁边的书桌上开始了。
翻译《资本论》的过程充满艰辛和苦难，郭大力和王亚南几经辗转，分头按计划翻译《资本论》。他们面临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过整卷译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毁的灾祸，遇到过翻译工作中成千上万的难关。但是，他们经过十年的努力与磨难，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这部厚达两千多页、近三百万字的《资本论》三卷翻译工作，并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8年，上海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留在上海的进步出版界人士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仍坚持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一共只有两个小房间。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进了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为他安排的一个小房间。就在这个简陋的斗室里，郭大力夜以继日地校订整理他和王亚南呕心沥血翻译出来的《资本论》译稿。在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下的租界里，译者和出版社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大家齐心协力，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出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三卷中译本。1938年8月至9月，《资本论》这部巨著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于2003年推出了《资本论》最新译本。
（来源：“资学动态”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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