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政治实践

　　摘要：《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极其重要的两部著作。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就提到过关于哲学要为革命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本质上是为中国革命政治实践服务，为的是根本上纠正主观主义错误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特别是根本上结束中国革命中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统治，从而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为开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确立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形成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扫清障碍的重要革命政治的哲学实践著作。毛主席是投入革命实践的大革命家、精谋善断的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他的雄文、理论，都是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们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密切联系毛主席的革命政治实践，学习毛主席如何使经过他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正确革命政治路线确立的武器，学习毛主席如何从哲学高度实现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的根本否定，以及如何从哲学高度实现“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的确立。

　　关键词：革命，实践，政治，路线，矛盾特殊性，实践。

　　​​一、“两论”诞生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坚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长远目标，也以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腐朽统治、实现无产阶级在中国夺取政权为己任。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探索实践。但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认识不够深刻、全面，还没有探索出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全新的革命道路，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有很大的依赖。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影响，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损失。特别是王明和博古的那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盲目的、教条的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意见，使中国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能在哲学上教条、片面的引用马恩列斯的只言片语，用来吓唬革命同志、打击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农民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小生产限制和封建社会腐朽思想影响，有严重狭隘的阶级局限性，存在极端民主化、狭隘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严重小生产者错误思想。彻底的从哲学角度全面批判小生产者的主观主义重要表现之一——狭隘经验主义，也是极其必要的。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之中，毛主席也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相应的详细批判。

　　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特殊到普遍，从普遍到特殊”的唯物辩证认识论

　　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实践带来严重灾难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脱离中国国情，主观的、教条的照搬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片面而断章取义的引用马恩列斯的只言片语指导中国革命。

　　毛主席通过深刻论述他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论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道理，说明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合理性、正确性，确立正确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革命路线。于是，在《实践论》，毛主席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为了彻底结束教条主义路线的政治统治，从哲学角度根本上批评了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思想。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急于求胜，脱离实际，严重忽视了敌人的强大，忽视了中国社会具体的实际阶级结构和经济状况，实行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路线，政治上四面出击，不团结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左派；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严重阻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军事上，实行进攻的冒险主义、防御是保守主义、撤退的逃跑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根本上批判王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写到：“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需要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在具体的特殊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总结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路线。为了确立一切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矛盾论》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

　　在《矛盾论》和《实践论》，毛主席都深刻论述了经过他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为他根本上纠正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根本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路线、根本上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提供哲学高度的依据。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出发、从特殊的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来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从中国特殊实际中来到中国特殊实际中去，是毛主席为了正确的革命政治路线确立所论述的重要哲学论述。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要的革命政治实践意义。

　　毛主席在《实践论》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主席在《矛盾论》提到：“​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境界的光辉著作，离不开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离不开具体的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离不开大革命家、大政治家毛主席根本结束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根本上确立正确革命路线、从哲学角度实现一切从实际出发路线的战略目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中产生，也在和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要特点。

　　三、细致的“矛盾分类”理论

　　王明之流往往教条的搬运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来“指导”中国革命，忽视中国不同于俄国实际情况，忽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忽视中国在一个过程的一定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具体的分析中国特殊的具体矛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损失。

　　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紧密联系着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目标，完整的论述了指导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革命的特殊实践的真理性认识。

　　第一，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之间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

　　中国和俄国实际情况不同，革命政治实践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第二，同一物质运动形式不同过程有矛盾特殊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所以，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要团结一切反帝反封革命阶级进行反帝反封的革命战争，而不是像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那样四面出击、搞关门主义。为了根本上结束王明“左”倾路线，毛主席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

　　第三，同一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主次矛盾。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的矛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和最主要人口阶级解放是当时最根本任务，但是不同时期主要矛盾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解放战争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按矛盾。毛主席细致的矛盾特殊性分析理论，为革命政治实践中根据不同阶主次矛盾的不同提出不同应对战略、策略，提供了哲学高度的依据。毛主席对哲学的运用和发展，紧密联系着他的革命政治实践。

　　于是，毛主席在《矛盾论》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第四，同一物质运动形式内部主次矛盾、同一矛盾的主次方面，要具体分析。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反帝反封的问题、如何具体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两面性等等问题，于是有了对革命阵营内部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错误路线，有了对“福建事变”这一宝贵战略时机的放弃……

　　为了根本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政治实践，为具体区分好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毛主席提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四、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教条主义路线坚持者们给革命带来严重灾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犯了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错误。

　　主观性在于，这一路线坚持者们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情况。

　　片面性在于，这一路线坚持者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中的富农和中农做了片面的判断。

　　表面性在于，这一路线坚持者们不重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重视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本质。

　　在《实践论》，毛主席重点论述了反对主观性；在《矛盾论》，毛主席重点论述了反对片面性、表面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本身，也是脱离特殊具体实际的主观性。

　　在《实践论》，毛主席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片面性，也就是只看树木，不看森林。

　　表面性，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忽视根本矛盾规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通过在哲学高度对教条主义全面、深刻的批判，毛主席为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革命政治路线的确立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引用列宁名言，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论断的重要性。

　　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全局状况，就要对这些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方面各自特殊的状况进行分析并具体的分析，对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各阶，也就是这些构成各个矛盾的各个特殊方面在各个矛盾中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根据不同阶级（矛盾方面）和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这些矛盾和构成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地位的变化，综合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在《实践论》，毛主席提到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重要性；在《矛盾论》，毛主席说：“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可见，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紧密联系革命政治实践的，为为正确的革命政治路线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角度的依据。

　　五、以马列毛主义哲学为尖锐的武器，和错误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哲学在阶级斗争中，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阶级内部树立正确的路线的重要理论工具。

　　亲苏教条主义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由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在政治、军事、思想全方位实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损失。针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亲苏派问题，毛主席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侧重于改变世界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突出论述了唯物辩证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为开辟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为确立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形成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根本上清除亲苏教条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

　　教条主义路线把苏联理论捧为圣经，对苏联理论搞神化，反对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导致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长期在党内成为统治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损失。针对教条主义片面神化苏联教条反对中国自身理论创新的问题，毛主席坚持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全面详细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详细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为形成我党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提供了哲学依据。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服务于中国革命政治军事实践的光辉哲学著作，为毛主席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结束教条主义路线、否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切主观主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学依据，也给我们根据当下实际情况，创造性的发展马恩列斯毛的光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学依据。

　　我们要充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等伟大导师的光辉思想，充分理解学习导师们的光辉著作，以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和一切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列毛主义、发展马列毛主义。今天，我们坚持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的光辉思想，发展马恩列斯毛导师的光辉思想，是必须的，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