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节选）

　　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

　　——兼论《资本论》的哲学改造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P166-179】

　　【作者按语】《资本论》主标题实为“论资本”：论资本恶。将资本范畴确定为“资本恶”，统一了《资本论》中的各种资本用语。资本恶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扫除“逻辑二重性”的认知障碍，将“历史二重性”扎根于劳动二重性。其研究意义在于：从《资本论》导出主体范畴（资本恶）和经济范畴（现代性的资本形式或资本现代化）的统一，又从方法论的高度科学说明主体现代化——克服阶级恶的主体发展，乃是作为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为此，必须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中定格“解放的秘密”，是为历史走出资本恶的主体逻辑学问题。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A的A”表达式。即《资本论》作为“非哲学的哲学”类型的实践（无产阶级哲学），盖为批判而设，盖为走出神秘而设。然则，如何研究现代化？走出资本恶是前提。其锁定无产阶级哲学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科学特质，在理解前提上是把《资本论》作为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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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摘自该文第一部分、第六部分）

　　关键词:《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之读; 资本恶; 二重性; 辩证法; 哲学改造

　　提 要

　　就性质而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准备并有针对性地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决定资本之读的路标是历史之读－阶级之读，哲学解读与文本诠释必须服从这个基本前提。

　　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A的A”表达式；作为资本哲学，则坚持走出哲学之读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路线。这锁定无产阶级哲学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科学特质，是把《资本论》作为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理解前提。因此，《资本论》体系是否定的体系，是坚持始终面向自然历史过程、与主体异化抗争的开放发展结构。

　　《资本论》以矛盾规定的开端（作为发现资本普遍知识的原始开端）启航资本之读和哲学改造，目的在于揭示阶级与经济的同构，经由唯物史观的工作中介，将历史之读－阶级之读（研究规定性）尘埃落定为阶级之读－经济之读（叙述规定性）。阶级科学得以成为资本矛盾的逻辑羽化，经济范畴成为对资本恶的性质及其构造的知识型塑。

　　所谓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是确认在这一行程中的以劳动二重性为根据的阶级规定和“剥削由统治而建”的特殊价值形式工作形态，即W = c + v + m的生产及其流通实现的全部行程。对第一重性质而言，资本作为历史矛盾的发生和工作呈现；对第二重性质而言，其继而作为社会结构矛盾发生的“特殊性定格”与“经济具现”。

　　完整规定的由发生而呈现，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的全部内容。须知《资本论》不可能顺着资本理性囚笼的意志，向其读者从加强统治性和压抑性或被解除武装的方向进行思维坐标的纯粹投射，而相反地寻求击破铁牢的钳制。为此，马克思必须刻画资产阶级体系的二律背反，寻找促使这个体系彻底爆炸的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可能性。

　　这使得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同时服从于改造的秘密，并最终落实为解放的秘密。凭借这一努力，《资本论》走出资产阶级哲学，又将解放之路的指向牢牢锚定在与现实矛盾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之中。

　　（一）资本之读与哲学改造：《资本论》的哲学语境及其读法

　　《资本论》研究离不开哲学阅读实践。但是，资本之读却不会是直接的哲学之读。试图从中生产“哲学”的人们发现了实际的困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思考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完整的概念，甚至没有为人们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明确概念。这里遇到了对象和对象的冲突性，是以阿尔都塞诚实地提出：“基于这个理由，哲学将要求深入阅读《资本论》，以便回答《资本论》本身向哲学提出的使人感到意外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写明，但对哲学本身的前途具有决定意义。”[1]77进一步，“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是有必要和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种阅读中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的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一次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1]79。可是，什么是哲学呢？哲学的使命在于寻求思想的普遍——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特殊统治类型，故而赋予宗教的真理形式①。哲学由形而上学所启蒙，逻辑学则由哲学所启蒙。哲学实现了逻辑的狂想，却也训导逻辑依照理性的原则行事。在现代社会场域，哲学的功能是相反的，它促使资产阶级从曾经的“革命的阶级”向一个保守而反动的阶级转变②。

　　哲学的开端恰恰说明哲学要被超越。继而，如果沿着黑格尔－马克思路径探寻《资本论》的工作模式，那么，其表现出强烈的“非A的A”讲述句式特征。据之可看到，《资本论》对研究对象的规定不是哲学式地实现“资本逻辑”意义，而在于寻求“革命辩证法”，以此触发实践革命③。阶级领域内劳动的表现是A－B，即劳动二重性。这是典型“非哲学”的哲学表达，或可直接写成“非劳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普遍地历史发展的情势下，这是由劳动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其异化发展过程的对立统一所带来的主体特征。显然，劳动二重性的表达对资产阶级哲学起到了内部解构的认识作用。“从此，对我们而言，政治经济学就是‘真实’，也就是说，它恰恰就是符号中的参考：它是一种已故秩序的视野，但这一秩序的仿真保护了整体的‘辩证’平衡。真实，‘因此’就是想象”[2]42。这种表达蕴含的斗争规定继而昭示：“资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寻找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是直接到政治经济学中，到它的批判中寻找，并且依靠对自身的内在揭露而生存——这是辩证的刺激和反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资本的设计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来源于此……社会必须作为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来自我生产，必须在马克思／批判的层面上运转，才能更好地掩盖系统真正的法则及其象征摧毁的可能性。”[2]45

　　由于阶级统治的持续性存在，形式逻辑开始沦为思想与工具的二律背反。这导致资产阶级缺乏适当的劳动哲学，习惯于从其特有的资本哲学——同一的哲学逻辑——审查劳动。于是，一旦对该行程形成历史反思的行动，即意味着对商品生产方式而言，劳动的表达式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A－B）。此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所进行的规定。所谓：“一旦马克思将资本运动作为实在主体，进而将其确立为辩证法的理论前提，那么人们只能从实在主体出发，进而发现资本运动的辩证结构，而非相反，以辩证法为先行的抽象形式对资本运动的实体性内容加以知性的理解。此即《资本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重构，《资本论》辩证法在此意义上成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3]10。其意味着生产关系必须由“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所引出，二者同时是“肯定方面”（具体劳动或生产力）与“否定方面”（抽象劳动或生产关系）的引出关系。因此，上述表达句式表现出强烈的矛盾的客观读法：劳动→异化劳动；这是人类劳动解放的必由路径的资本之读。它通过统一“肯定－否定”和“质－量”，展示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统治－被统治”结构，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论》的阶级之读。哲学之读是读出资本本质——这是黑格尔意义的精神现象学之读，从而不同于通常的方法之读、政治之读和逻辑之读，黑格尔致力于求解矛盾在绝对精神的实现运动中的自我消解。哲学的不足恰恰在于始终承担高阶辩证法问题当仁不让的阐释者。同时马克思深知：人类主体但凡置身阶级场域，哲学是走不出的。由此，只能局限于劳动二重性的语境执行资本之读，——在这种场合下，资本成就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它既无起源和过程、也无生成运动，而仅仅是运动的社会机制和斗争的阶级实践。“即《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里，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抛弃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多元决定意义上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个体，人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主体的经验主义与本质的唯心主义的整合。‘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结构直接建立在既定现象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的同质空间上，这种人类学以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为基础。’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早期深受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经过1845-1846年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实现了总问题的变革，从意识形态走向了历史科学……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这一定位，与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释形成了对立”[4]6。与此同时，断然在主体和劳动二重性表达句式之间做切割，“这样一来，辩证法虽然仍旧涉及‘发展’‘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但它们都已无关乎真实的历史进程，而是作为纯粹形式的法则被抽象地运用，其结果便是‘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5]然则，对黑格尔主体规定的错误理解莫过于将其仅仅作为逻辑主义的运动规定。基于这些理由，使得必须严格区分资本I（作为历史道路规定的资本一般）和资本II（作为总体性的社会系统规定的现实资本）。

　　真正的主体当然是处于矛盾中的人类主体。它似乎同时提供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同一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主客二分的辩证法两种不同的读法。事实上，二重性是异化劳动的哲学语境。主体是对劳动的进一步规定，黑格尔试图绕开物质生产对象考察主体的活动，于是制造了向精神的无限过程回归的运动幻象。物质生产→劳动→主体→人本身：《资本论》研究对象构成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读法。劳动二重性反过来成为了研究对象的理论表达：它既是关于存在与思维如何同一的历史表达，也是关于实践内容与社会形式有机结合的逻辑表达。这是黑格尔式的革命（运动）主体与黑格尔式的无主体（过程规定）基于阶级斗争场域的创造性统一。一旦走出哲学的认识论场域，扬弃的辩证法（马克思－黑格尔工作模式）将直接发挥作用；这样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理解式只能够建立为资本I－资本II。哲学之读既然把存在者看作纯粹的抽象，那么也就不能区分针对道路方向的历史之读和矛盾之读，从中厘清矛盾的始源规定；由于这一缺乏，其针对本质的总体之读、结构之读显得空泛、不得要领，并且必然和历史之读（行动）无关。例如，黑格尔的精神之读的真正要害在于，其无法弄清楚资本结构究竟如何生成。劳动的A－B——物质资料生产对象的A－B从而劳动二重性的I－II（即劳动二重性和有机构成）——资本本质的I－II（即资本的“象”）推进的链条为：唯物史观场域的劳动→劳动二重性→有机构成→资本恶。黑格尔的思想存在者之所以对其失察，在于给出资本本质（资本恶）的同时，不能说明它的生成维度是道路－系统，而引导对于资本I和资本II的认识混淆。黑格尔在承认“恶是本质”命题的同时，用运动圆圈诠释矛盾，是把矛盾与本质同质化，试图仅仅通过逻辑的构造抓住运动本身。黑格尔不了解矛盾的真正来源。黑格尔把矛盾根据仅仅看作是主体自身运动域内的事件，甚至是单纯认识的事件，从而根本无法了解资本来自于矛盾真实（规定）的生成运动这一历史事实。可见，资本的核心规定乃形成于由劳动二重性直接支持的资本有机构成之中；以后产生的资本II是资本I的行动结果，如同商品生产的内部发展结构一样，是由道路共相继而推进为系统运动和构造的殊相形式。全部资本的运动结构和运动现象在规定上都源自于此，都是资本I和资本II运动化合的产物。阿尔都塞的哲学使命在于抵御主体的历史。沿着将历史并入结构的路径，阿尔都塞一再鼓吹结构的神秘；其主张的由哲学主导的循环阅读，委实是哲学理论的生产，说到底，也是纯粹认识的生产。可是，如果劳动二重性本身不作为矛盾（主体斗争）的场域，不作为生产斗争向阶级斗争的转化，那么阶级始源规定从何而来呢？

　　全部的冲突聚焦于如何看待《资本论》的矛盾读法。是哲学的读法，抑或是历史的读法？是结构的读法，抑或是主体的读法？是知识论的读法，抑或是主体论的读法？是现象的读法，抑或是本质的读法？后者未必排斥前者，而前者倾向于拒斥后者。前者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仅仅作为“认识”，固定为“哲学的理论”，乃至忽略对于“历史生成运动”（发展过程和实践形态）进行考察，——说到底，其关切“解释世界的对象”；与之不同，后者必然是把矛盾规定锁定于实践领域，坚持由对象运动书写由“存在的秘密”向“认识的秘密”的运动转化，从中定格“改造的秘密”。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其必然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实践规定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统一，乃至是以矛盾为主体的知识客体表达。这导致，必须直接将劳动二重性（历史发展形态的劳动方式）视作领导知识客体理论的主体知识规定——劳动的实质、劳动的形式、劳动的内涵、劳动的外延。然则，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体式支持两种读法的统一，即唯有真正贯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理论，才能坚持把劳动二重性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全程在场规定，乃至把劳动视作人类生产的全程在场的规定：“劳动一方面体现为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性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外化也产生了异化”；同时，也唯有坚持劳动过程的总体理论，才能使得“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基础”[4] 4-5。这样，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研究对象在规定性上既看作对哲学的“实现”，也看作对哲学的“消灭”。《资本论》作为“非哲学的哲学”类型的实践（无产阶级哲学），盖为批判而设，盖为走出神秘而设。这是一种严格实践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此观之，《资本论》必然遭遇哲学，但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并由此改变哲学自身。

　　（二）理论展望：历史走出资本恶的主体逻辑学问题——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中定格“解放的秘密”

　　“消灭劳动”乃针对于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结合关系之历史重建而言，其必定沿着“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改造的秘密→解放的秘密”路线前行。然则，“马克思对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处于他对这一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形式的考察的核心。”[16]445“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劳动的二重性，而非市场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建构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核心。”[16]447马克思这一分析同样“是他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废除的后果的核心”，——也是实现“劳动哲学”（把劳动问题作为理解具体辩证法的一个中心）；“依据这一路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历史特殊的辩证发展，起初源自于特定的、偶然的历史条件，但随后便具有了抽象普遍性和必然性。”[16]446-447这导致，“他将商品处理为一种既为社会所建构，又建构了社会的社会实践形式：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16]445-446显然，关于历史走出资本恶的实践理性的判定是理论澄清了劳动时间将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衡量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或产品的社会尺度。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黑格尔基础上的再前进，并从呼吁“革命主体”的角度将其纳入劳动辩证法工作范畴。所谓重建行动，指示这一历史路径：既在消灭中重建，又在重建中消灭。这意味着，劳动始终在内容和形式的互看中成立。真正的消灭规定是重建，连结阶级的开端和阶级的结束的则是宏大的历史叙事。继而消灭谋生形式，走向主体乐生活动，是对劳动本质的真正复归。这里，劳动工艺内容第一次以“自视形态”向自我发生、绽放和呈现。“如果共产主义想消灭市民的‘操心’和无产者的贫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17]说到底，主体逻辑是立足主体、立足实践、立足历史，这样就有了主体反抗算法统治的坚实阶级动力。

　　解放的秘密，即主体审美的历史复归之路。走出异化，必须扬弃主体统治，扬弃劳动时间的社会算法统治。马克思以历史二重性原则（劳动二重性）对黑格尔逻辑二重性的不足进行了理论克服与思想扬弃，意味着主体在规定性上不是工具，不是系统的某一器官，甚至不是劳动器官。所谓“消灭劳动之说”，又在于消灭简单操作的劳作概念，将劳动真正由“理念的知识概念”拉回人类工艺学的实践场域，回归主体审美意义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从中定格走出谋生活动的“劳动解放的秘密”。这意味着，劳动不再是价值实体，换言之，价值实体（形式）将不再成为统治劳动自身的经济必然性的方式或外观上的经济统治形式。由是在这个阶段上，改造的秘密同时是解放的秘密。“乐生内容”将从对劳动过程历史形态原理的揭示与解读中全部绽放，共产主义将走出理论家对它的历史虚构，替代单纯“物质的历史”的将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主体灵魂的能动生产史。

　　注释：

　　①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因而自然的意识，以及潜在的精神就被贬斥于低级地位。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的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这样的特性：即主体〔在对象中仍〕维持其为主体，并坚持其自身于实体中”。（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6-107页）其宣布：“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②如阿多诺认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企图就是“哲学的同一化企图”： 一方面，哲学使社会总体同质化；另一方面，哲学又借助科学的工具把人和物归结为单个的知识原子。

　　③以劳动为例，商品生产劳动的“非正常劳作状态（简单劳动或劳动力商品的异化劳动）的生产劳动（抽象的劳动一般即人类劳动）”讲述句式，凸显了没有劳动一般就没有一般劳动的阶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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