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研究系列之四

　　《资本论》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哲学著作

　　——马克思革命辩证法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超越

　　【作者按语】如何言说历史?历史为一本来规定。本来则有六象,曰生殖(生产)象、器质象、形态象、主体象、表面象、虚假象。“六象”即“六身”,曰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末身、变化身。在六身当中，“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是为本身。是以在劳动者整体遭受阶级统治而不得自我解放的境遇下，无产阶级哲学须用“非A的A”句式。为此，主体范畴对应了《资本论》的“革命知识生产”。

　　【资本恶·钗头凤】

　　无所住。工厂苦。拜物小哥时间数。生产元。阶级亨。流水剥削，怪兽图谱。作，作，作。

　　九九六。市场踔。琳琅主体食财落。经济利。思想贞。貔貅犹恨，算法一统。恶，恶，恶。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2),166-179

　　（该文第四部分）

　　作者简介：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之读;资本恶;二重性;辩证法;哲学改造

　　摘要：

　　就性质而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准备并有针对性地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决定资本之读的路标是历史之读-阶级之读，哲学解读与文本诠释必须服从这个基本前提。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A的A”表达式；作为资本哲学，则坚持走出哲学之读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路线。这锁定无产阶级哲学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科学特质，是把《资本论》作为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理解前提。因此，《资本论》体系是否定的体系，是坚持始终面向自然历史过程、与主体异化抗争的开放发展结构。《资本论》以矛盾规定的开端(作为发现资本普遍知识的原始开端)启航资本之读和哲学改造，目的在于揭示阶级与经济的同构，经由唯物史观的工作中介，将历史之读-阶级之读(研究规定性)尘埃落定为阶级之读-经济之读(叙述规定性)。阶级科学得以成为资本矛盾的逻辑羽化，经济范畴成为对资本恶的性质及其构造的知识型塑。所谓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是确认在这一行程中的以劳动二重性为根据的阶级规定和“剥削由统治而建”的特殊价值形式工作形态，即W=c+v+m的生产及其流通实现的全部行程。对第一重性质而言，资本作为历史矛盾的发生和工作呈现；对第二重性质而言，其继而作为社会结构矛盾发生的“特殊性定格”与“经济具现”。完整规定的由发生而呈现，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的全部内容。须知《资本论》不可能顺着资本理性囚笼的意志，向其读者从加强统治性和压抑性或被解除武装的方向进行思维坐标的纯粹投射，而相反地寻求击破铁牢的钳制。为此，马克思必须刻画资产阶级体系的二律背反，寻找促使这个体系彻底走向崩溃的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可能性，这使得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同时服从于改造的秘密，并最终落实为解放的秘密。凭借这一努力，《资本论》走出资产阶级哲学，又将解放之路的指向牢牢锚定在与现实矛盾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之中。

　　【序】

　　“流水线上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这样站着入睡”

　　“不知疲倦地，抢、抢、抢/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茧，渗血的伤/我都不曾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一座古老的雕像”

　　“流水线上，我的身姿如站似跪/它昼夜流动使我幻觉/空洞眼神照耀着的/是一碗孟婆汤还是一条忘川河”

　　“十万打工仔/十万打工妹/将最美好的青春/在流水线上，亲手埋葬”

　　——打工诗人许立志

　　《资本论》之作为无产阶级哲学著作

　　关于《资本论》的学科定性，詹姆逊语出惊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10]2同时，他宣称：“价值编码可以‘转码’为阶级斗争编码，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出来。”[10]114看来，他意图颠覆这一基本事实：“马克思从来都不想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学说也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革命理论。”“毋庸置疑，虽然《资本论》没有明确地关于政治方案的讨论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没有政治立场”。至于《资本论》是否“为其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实证科学基础”,这一说暂且不论，詹姆逊“科学的书”论断只是“抓住了《资本论》中的‘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运用辩证法去表征资本主义总体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归根结底，“詹姆逊以一种‘再现’的方式解读《资本论》,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重新激活《资本论》,实现《资本论》的符码转换”[11]。

　　用詹姆逊的观点看，《共产党宣言》确实成了针对《资本论》而论的“予欲无言”。和《共产党宣言》相比，《资本论》展开了范畴生产，“在这里，我遵循阿尔都塞的观点。他将生产方式的结构理解为基本上是通过‘生产关系’组织起来的，或换句话说，通过剥削的结构建立起来的。因此，统治不仅是这个结构‘次要’的结果，而且是其再生产的方式，而非生产的方式”[10]120。因为，“在认识论上，只有‘范畴’才能实现存在与意识的统一”;在《资本论》中，“批判的路线落脚于对现实进行改造，因为唯有改造，才能改变世界，进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与历史、存在与本质、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才能最终获得存在与意识矛盾的解决，彻底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12]。

　　坚持《共产党宣言》是针对资本的阶级之读，那么《资本论》必然是历史之读与阶级之读的统一。这样，“詹姆逊难题”就被化解了，化解的理由在于范畴对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即如果人们对写的生产和读的生产不刻意加以混淆的话，那么就应该认识到：《资本论》哲学化解读没有进行任何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范畴生产，仍旧是直接的哲学式翻译或对《资本论》的特殊哲学的再生产⑪。

　　因此，《资本论》研究史客观存在读写分离乃至读写分裂的学术现象，这部分影响了对《资本论》顶层设计的判断与认知。说到底，人们不能满足于执行批判任务，还要依据新时代的实践适时提出新的批判任务和要求。

　　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资本论》中客观存在的“哲学生产”。其有两个基本特征：(1)用对象把握存在，坚持存在方式和状况决定思维方式和状况；(2)坚持存在与思维的同一，从存在-思维中把握存在同一于思维的认识规定性。因而不同于《大学》——《精神现象学》学术路线的主奴辩证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学术路线对应的哲学主张乃是革命辩证法。

　　如何言说历史?历史为一本来规定。本来则有“六象”,曰：“生殖(生产)象、器质象、形态象、主体象、表面象、虚假象”;“六象”即“六身”,曰：“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末身、变化身”,在“六身”当中，“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是为本身。就《资本论》而言，之所以将资本放置于唯物史观的“元、亨、利、贞”结构加以考察和解读：既为求取资本“本身”,也为了考察主体逻辑(劳动过程、直接生产者及个人所有制等历史实体内容)与统治逻辑进行阶级化合条件下的具有反抗性质的主体发展关系及其社会行动，藉以求取“本身的解放”,是为对资本本质所开展的全维度的历史研究：有关资本生产的历史形式或社会形态的本质，以及有关阶级形态、经济形态、思想形态的诸种本质，等等。

　　在诸本质规定中，资本生产本质是始源。故此，如果说与主奴辩证法对应的路线是主体知识论，那么，与革命辩证法对应的理论路线直接是劳动价值论(对历史剥削过程的理论化)。

　　这表明：马克思一直坚持沿着历史二重性前进，不是简单地抛弃主体知识走向知识客体，而是寻求扬弃辩证法基础上的知行合一。

　　在所谓“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指导下，《大学》率先明确了主体知的路线：格物(物识)→致知(知识)→正心(心识)→诚意(意识),以及主体行的路线：修身(身象)→齐家(家象)→治国(国象)→平天下(天下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首次以主体系统知识形态合成了它们，又使之成为同一逻辑——自我扬弃的主体逻辑学⑫。

　　从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连同其《逻辑学》,可以说是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出场。在主体的经济价值观上，由于黑格尔根本上是用抽象的精神劳动作为本体的范畴全面改造了斯密的交换劳动价值论，致使他能够完全克服斯密的性相分裂观。同时如上所论，由于他的主体同一逻辑，使得“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这导致“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并且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同时，“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13]101-102。继而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意识来说就生成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13]108。

　　然而，抽象劳动并非黑格尔本人的主观产物，而毋宁是用精神现象学对阶级社会的劳动统治进行客观认识反映的结果。那么，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其意义是，“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3]13-14。

　　在劳动者整体遭受阶级统治而不得自我解放的境遇下，针对劳动，一旦运用形式逻辑，则无产阶级哲学必须用“非A的A”句式⑬。

　　抽象劳动从而简单劳动价值论，不过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所谓抽象劳动(简单劳动)是非劳动，“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13]62。

　　“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事实真相是，“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13]62。

　　劳动二重性作为阶级斗争哲学，当然就酝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但是马克思本人强调，它源自于对黑格尔哲学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成果的清算。无论黑格尔本人还是整个资产阶级古典学派都谋求对劳动与非劳动之间逻辑真相关系的把握，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毋宁是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一个经济学的注脚。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可见“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在目前，“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3]92-93。

　　既然劳动二重性是价值的发生，那么，它相应是劳动价值论当中最核心的斗争规定，劳动价值论由此而成为主体斗争哲学。

　　马克思规定斗争起点是主奴辩证法，从而，它的路线是从争夺A-B对A-Ā逻辑形式的领导权开始。为此，马克思着力改造了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使之成为沿着自然历史过程方向前进的“扬弃的辩证法”。方便起见，可直接称为“马克思的三段式”。

　　由前面的例子可知，马克思是用G-W=G’(G-W-G’)来领导商品流通公式W-G-W以及货币流通公式G-W-G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严格区分资本总公式与流通公式的不同逻辑形态：一者是A-B类型(I-II是其衍生形式),一者是A-Ā类型(即W-G和G-W的逻辑关联)。B与A是亦彼亦此，Ā与A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关系，就实质而论：一者着眼于矛盾状况的考察，一者旨在驱除矛盾性，旨趣殊异。这就要求同一性逻辑必须以非同一性逻辑为根基，确保呈现运动向发生规定行动回归，其超越了“阿尔都塞式问题”。

　　所谓统治规定，含义之一是：统治在剥削中，剥削在统治中，既然为同一过程，就注定相互拱卫，这是“封-建”的道具总性质；含义之二是：既是统治主体的逻辑，又是主体反抗的逻辑，使矛盾发生，又令其历史在场，这是阶级道具指向的工作总内容。阶级斗争状况越是严重，主客观就越是不一致!于是在规定性上，研究对象表达为“ww∶JJ-jj = WW·WW′”(正是有机构成的剥削器官导致了唯物史观工具与它的思想器官的相反相成、彼此制约)。其同时作为引导我们的运动的工作逻辑，乃至于作为统治结构视角的观察主客观一致性状况的“无产阶级道具”。

　　这是革命辩证法。在统治(结构)关系形成上，阶级剥削谓之“封”(所谓商品起点即阶级的开端),劳动二重性谓之“建”;“建”同时又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历史发生，这就将阶级斗争规定历史动态化乃至现实行动化了。知识逻辑(形式逻辑)本能地排斥矛盾，继而也就要求由劳动二重性支持的革命知识同时是行动逻辑。这表明：在技术构成内部，不仅发生着A和Pm的知识矛盾，而且产生劳动发展与劳动统治的实践斗争；在价值构成内部，不仅发生着c和v的知识矛盾，而且也必然存在围绕劳资关系进行的各种社会斗争。

　　然则，“《资本论》原理的意义在于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原理的合而为一”,以致，“实践(行)、理论(知)的统一说到底是以‘行’(历史之行、阶级之行)为第一性，以‘知’为第二性，确立对阶级性内容的科学研究路线和表述——此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工作定义法”[14]。

　　注 释

　　⑪须知，“马克思恩格斯往往不把他们的理论明确称为哲学，多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依然需要哲学，但这种哲学存在的领域、方式和功能转变了。它是一种新的辩证哲学，在思维领域存在；在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其存在方式不再具有独立性外观，需要通过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现和确证；在功能上，它必须运用于解释说明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过程，揭示其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发展过程及其一般规律”(韩庆祥：《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兼谈辩证法、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逻辑关系》,《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⑫黑格尔的定义方式可谓对象逻辑学意义的“识之”。在此之前，以“心学”为理学的明朝王阳明在其逝世前两年留下“四句教”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总结，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委实揭开了主体逻辑学序幕；这可谓是对象思维学意义的“象之”。而完整规定的对象，正是“象之”与“识之”的统一。所谓“意之”(对象定义),正是由此界定而来。

　　⑬不同于资本辩护者将同一逻辑仅仅说成是肯定的逻辑，“非A的A”表达式乃是坚持将同一逻辑认识还原为否定的逻辑——如可变资本(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方式)和不变资本(社会再生产物质资料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坚持把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将后者视为否定的过程。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其强调资本恶与普遍永恒资本(统治的普遍秩序)的逻辑共生性，“结果不是扬弃异化，而是肯定异化，即证明异化是不可扬弃的”(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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