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全文）

　　一、资本之读与哲学改造：《资本论》的哲学语境及其读法

　　《资本论》研究离不开哲学阅读实践。但是，资本之读却不会是直接的哲学之读。试图从中生产“哲学”的人们发现了实际的困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思考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完整的概念，甚至没有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明确概念。这里遇到了对象和对象的冲突性，是以阿尔都塞诚实地提出：“基于这个理由，哲学将要求深入阅读《资本论》,以便回答《资本论》本身向哲学提出的使人感到意外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写明，但对哲学本身的前途具有决定意义。”[1]77

　　进一步，“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是有必要和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种阅读中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的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一次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1]79。

　　可是，什么是哲学呢?哲学的使命在于寻求思想的普遍——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特殊统治类型，故而赋予宗教的真理形式。

　　【注释：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因而自然的意识，以及潜在的精神就被贬斥于低级地位。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的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这样的特性：即主体[在对象中仍]维持其为主体，并坚持其自身于实体中。”(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6-107页)其宣布：“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哲学由形而上学所启蒙，逻辑学则由哲学所启蒙。哲学实现了逻辑的狂想，却也训导逻辑依照理性的原则行事。在现代社会场域，哲学的功能是相反的，它促使资产阶级从曾经的“革命的阶级”向一个保守而反动的阶级转变。

　　【注释：如阿多诺认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企图就是“哲学的同一化企图”:一方面，哲学使社会总体同质化；另一方面，哲学又借助科学的工具把人和物归结为知识原子。】

　　哲学的开端恰恰说明哲学要被超越。继而，如果沿着黑格尔-马克思路径探寻《资本论》的工作模式，那么，其表现出强烈的“非A的A”讲述句式特征。据之可看到，《资本论》对研究对象的规定不是哲学式地实现“资本逻辑”意义，而在于寻求“革命辩证法”,以此触发实践革命。

　　【注释：以劳动为例，商品生产劳动的“非正常劳作状态(简单劳动或劳动力商品的异化劳动)的生产劳动(抽象的劳动一般即人类劳动)”讲述句式，凸显了没有劳动一般就没有一般劳动的阶级事实。】

　　阶级领域内劳动的表现是A-B,即劳动二重性，这是典型“非哲学”的哲学表达，或可直接写成“非劳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普遍地历史发展的情势下，这是由劳动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其异化发展过程的对立统一所带来的主体特征。显然，劳动二重性的表达对资产阶级哲学起到了内部解构的认识作用。“从此，对我们而言，政治经济学就是‘真实’,也就是说，它恰恰就是符号中的参考：它是一种已故秩序的视野，但这一秩序的仿真保护了整体的‘辩证’平衡。真实，‘因此’就是想象”[2]42。

　　这种表达蕴含的斗争规定继而昭示：“资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寻找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是直接到政治经济学中，到它的批判中寻找，并且依靠对自身的内在揭露而生存——这是辩证的刺激和反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资本的设计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来源于此……社会必须作为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来自我生产，必须在马克思/批判的层面上运转，才能更好地掩盖系统真正的法则及其象征摧毁的可能性。”[2]45

　　由于阶级统治的持续性存在，形式逻辑开始沦为思想与工具的二律背反。这导致资产阶级缺乏适当的劳动哲学，习惯于从其特有的资本哲学——同一的哲学逻辑——审查劳动。于是，一旦对该行程形成历史反思的行动，即意味着对商品生产方式而言，劳动表现为：具体劳动-抽象劳动(A-B),此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所进行的规定。

　　所谓：“一旦马克思将资本运动作为实在主体，进而将其确立为辩证法的理论前提，那么人们只能从实在主体出发，进而发现资本运动的辩证结构，而非相反，以辩证法为先行的抽象形式对资本运动的实体性内容加以知性的理解。此即《资本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重构，《资本论》辩证法在此意义上成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3]10其意味着生产关系必须由“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所引出，二者同时是“肯定方面”(具体劳动或生产力)与“否定方面”(抽象劳动或生产关系)的引出关系。

　　因此，上述表达句式表现出强烈的矛盾的客观读法：劳动→异化劳动，这是人类劳动解放的必由路径的资本之读。它通过统一“肯定-否定”和“质-量”,展示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统治-被统治”结构，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论》的阶级之读。哲学之读是读出资本本质——这是黑格尔意义的精神现象学之读，从而不同于通常的方法之读、政治之读和逻辑之读，黑格尔致力于求解矛盾在绝对精神的实现运动中的自我消解。哲学的不足恰恰在于始终承担高阶辩证法问题当仁不让的阐释者。

　　同时马克思深知：人类主体但凡置身阶级场域，哲学是走不出也逃脱不了遭受思想统治之命运，主体逻辑必定与统治逻辑“化合”,加剧主客观的不一致状况。

　　由此，只能局限于劳动二重性的语境执行资本之读，在这种场合下，资本成就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它既无起源和过程，也无生成运动，而仅仅是运动的社会机制和斗争的阶级实践。“即《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里，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抛弃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多元决定意义上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个体，人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主体的经验主义与本质的唯心主义的整合。‘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结构直接建立在既定现象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的同质空间上，这种人类学以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为基础。’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早期深受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经过1845-1846年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实现了总问题的变革，从意识形态走向了历史科学……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这一定位，与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释形成了对立”[4]6。

　　与此同时，断然在主体和劳动二重性表达句式之间做切割，“这样一来，辩证法虽然仍旧涉及‘发展’‘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但它们都已无关乎真实的历史进程，而是作为纯粹形式的法则被抽象地运用，其结果便是‘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5]

　　然则，对黑格尔主体规定的错误理解莫过于将其仅仅作为逻辑主义的运动规定。这些理由使得必须严格区分资本I(作为历史道路规定的资本一般)和资本II(作为总体性的社会系统规定的现实资本)。

　　真正的主体当然是处于矛盾中的人类主体，它似乎同时提供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主客二分辩证法两种不同的读法。事实上，二重性是异化劳动的哲学语境。主体是对劳动的进一步规定，黑格尔试图绕开物质生产对象考察主体的活动，于是制造了向精神的无限过程回归的运动幻象。物质生产→劳动→主体→人本身：《资本论》研究对象构成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读法。劳动二重性反过来成为了研究对象的理论表达：它既是关于存在与思维如何同一的历史表达，也是关于实践内容与社会形式有机结合的逻辑表达，这是黑格尔式的革命(运动)主体与黑格尔式的无主体(过程规定)基于阶级斗争场域的创造性统一。一旦走出哲学的认识论场域，扬弃的辩证法(马克思-黑格尔工作模式)将直接发挥作用；这样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理解式只能够建立为资本I-资本II。哲学之读既然把存在者看作纯粹的抽象，那么也就不能区分针对道路方向的历史之读和矛盾之读而从中厘清矛盾的始源规定；由于这一缺乏，其针对本质的总体之读、结构之读显得空泛且不得要领，并且必然与历史之读(行动)无关。

　　例如，黑格尔的精神之读的真正要害在于，其无法弄清楚资本结构究竟如何生成。劳动的A-B——物质资料生产对象的A-B从而劳动二重性的I-II(即劳动二重性和有机构成)——资本本质的I-II(即资本的“象”)推进的链条为：唯物史观场域的劳动→劳动二重性→有机构成→资本恶。黑格尔的思想存在者之所以对其失察，在于给出资本本质(资本恶)的同时，不能说明它的生成维度是道路-系统，而引导对于资本I和资本II的认识混淆。黑格尔在承认“恶是本质”命题的同时，用运动圆圈诠释矛盾，是把矛盾与本质同质化，试图仅仅通过逻辑的构造抓住运动本身。黑格尔不了解矛盾的真正来源，他把矛盾根据仅仅看作是主体自身运动域内的事件，甚至是单纯认识的事件，从而根本无法了解资本来自于矛盾真实(规定)的生成运动这一历史事实。

　　可见，资本的核心规定乃形成于由劳动二重性直接支持的资本有机构成之中；以后产生的资本II是资本I的行动结果，如同商品生产的内部发展结构一样，是由道路共相继而推进为系统运动和构造的殊相形式。全部资本的运动结构和运动现象在规定上都源自于此，都是资本I和资本II运动化合的产物。阿尔都塞的哲学使命在于抵御主体的历史。沿着将历史并入结构的路径，阿尔都塞一再鼓吹结构的神秘。其主张的由哲学主导的循环阅读，委实是哲学理论的生产，说到底，也是纯粹认识的生产。可是，如果劳动二重性本身不作为矛盾(主体斗争)的场域，不作为生产斗争向阶级斗争的转化，那么阶级始源规定从何而来呢?

　　全部的冲突聚焦于如何看待《资本论》的矛盾读法。是哲学的读法，抑或是历史的读法?是结构的读法，抑或是主体的读法?是知识论的读法，抑或是主体论的读法?是现象的读法，抑或是本质的读法?后者未必排斥前者，而前者倾向于拒斥后者。前者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仅仅作为“认识”,固定为“哲学的理论”,乃至忽略对于“历史生成运动”(发展过程和实践形态)进行考察，说到底，其关切“解释世界的对象”;与之不同，后者必然是把矛盾规定锁定于实践领域，坚持由对象运动书写由“存在的秘密”向“认识的秘密”的运动转化，从中定格“改造的秘密”,走向“解放的秘密”。

　　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其必然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实践规定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统一，乃至是以矛盾为主体的知识客体表达。这导致，必须直接将劳动二重性(历史发展形态的劳动方式)视作领导知识客体理论的主体知识规定——劳动的实质、劳动的形式、劳动的内涵、劳动的外延。归根结底，劳动二重性是唯物史观范畴。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贯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理论，确认它在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程在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A-B规定，乃至于把劳动视作人类生产的全程在场的规定：“劳动一方面体现为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性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外化也产生了异化。”[4]4

　　同时，也唯有坚持劳动过程的总体理论，才能使得“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基础”[4]5。

　　这样，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研究对象在规定性上既看作对哲学的“实现”,也看作对哲学的“消灭”。《资本论》作为“非哲学的哲学”类型的实践(无产阶级哲学),盖为批判而设，为走出神秘而设，这是一种严格实践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此观之，《资本论》必然遭遇哲学，但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并由此改变哲学自身。

　　二、《资本论》对资本恶的特殊生产和理论实践：也谈《资本论》的定性和读法

　　《资本论》烛照阶级矛盾的范畴是资本恶，秉持矛盾分析路线。哲学却处处制造逻辑的幻象，例如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立足资本运动，发现资本逻辑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相似性，因而黑格尔辩证法是叙述资本运动的恰当理论形式。在《资本论》的透视下，黑格尔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的无意识表达。”[3]17这是对资本的精神现象学的指认。黑格尔将资本I和资本II作为一个不加分辨的对象整体规定为资本本质，这是他的历史功绩；然不足之处是他在打开本质之灯并使本质之灯渐亮，同时却相反地使矛盾之灯灰暗了，这源自于对矛盾类型的不加区分。

　　沿用阿尔都塞的术语，劳动二重性无疑是《资本论》的哲学改造范畴。依上面给出的界定，这里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区分商品矛盾的类型，依此可写出商品I(历史矛盾关系)和商品II(总体矛盾关系);第二阶段是区分资本矛盾的类型，依此可写出资本I(历史矛盾关系)和资本II(总体矛盾关系)。上述两项关系连续化了商品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成长轨迹：商品矛盾I-商品矛盾II-资本矛盾I-资本矛盾II。从而，它首先是方法论意义的，是变矛盾的无意识表达为矛盾的有意识表达。或者说，劳动二重性之针对哲学改造，委实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和它的哲学——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6]。

　　在认识论上，劳动二重性的真理形式属于非哲学的哲学表达式。这导致《资本论》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商品矛盾I)处理为劳动二重性矛盾表达的内在方面，将商品本身和货币实现形式的矛盾(商品矛盾II)处理为劳动二重性矛盾表达的外在方面。“‘纯知’,就是《精神现象学》中意识所达到的最后的结果，即科学的概念。在《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直接的意识也就是科学中最初的和直接的东西，即前提；但在逻辑中，则是以那种考察所得的结果，也就是作为纯知的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作为哲学的开端，它体现了最为根本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却是逻辑证明的结果”[4]132。

　　不同于黑格尔的矛盾神秘，马克思以商品为历史和逻辑的开端，这不属于哲学的开端,背后的动力是作为阶级矛盾规定始源的劳动二重性。

　　【注释：坦率地讲，《资本论》学在当下场域尤其在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仍然仰他人之鼻息，唯哲学界马首是瞻!这是基本事实。其断然忘记：矛盾论当然是关于阶级的有意识表达，劳动二重性从而必然为之直接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武器”。因此，这里立即就要指出：那种将开端一律视为由最为根本的抽象开始的观念，仍然是满足于范畴的“无意识表达”了。以至于产生双重的误读：一方面认为，“如果当下仍然‘只是’通过概念推演，将开端商品说成是固定的和必然的，除此之外无他，那么研究无疑将走向极端：不仅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时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也容易把三卷通行本当作现成的操作指南，犯理论附会现实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认为，“《资本论》叙事的开端或出发点不一定是商品。而恰恰只有不从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开放精神、实践精神。更切合实际的是，续写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从作为整体的‘现实的历史’中的某个必要的部分、因素或环节开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问题、新情况，反思其弊端，而绝不意味着再从商品开始叙事”(邵然：《〈资本论〉不必从商品开始叙事的缘由和意义》,《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这意味着对立统一矛盾本身需要再分解为前后接续的两个累进发展环节，即如上指示的矛盾I(作为肯定和否定统一体的矛盾推手)和矛盾II(作为质和量统一体的矛盾推手)。商品矛盾I、商品矛盾II分别展示了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以后再传递给资本矛盾I和资本矛盾II。阶级不会仅仅是哲学和政治域内的事实，也不会仅仅是政治哲学的理论事实，而是具有一种客观经济科学的历史标准。这是马克思在商品矛盾II与资本矛盾I之间能够找寻到矛盾扬弃接口(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基本根据。所谓资本矛盾I,所对应的历史区间或范围即剩余价值生产。

　　历史的肯定方面是商品一般(或曰商品和货币),历史的否定方面是资本一般(或曰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规定);它的矛盾体的质是产业资本(资本的阶级恶规定的本身),它的矛盾体的量是预付资本(c和v)。两相对照，资本矛盾源于劳动二重性，又有了规定性的新发展，是为资本有机构成。这是一社会结构矛盾的总规定：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性质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矛盾性质的一个纽结，为了落实主体和客体的历史矛盾而来，从中孵化资本运动的全体逻辑。在这个基础上，资本矛盾再分解为资本矛盾I、资本矛盾II,以至于有资本I、资本II分治的形态。

　　【注释：扼要而言，资本矛盾I讲述资本有机构成的道路矛盾之成，资本矛盾II继而刻画资本有机构成的系统矛盾之成，其作为矛盾发生的规定性，决定着A-B的统治类型。以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将资本矛盾区分为两个阶段：(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作为资本的阶级统治之生，(2)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作为资本的阶级统治之成。矛盾的历史发生状况最终决定着资本形态如何呈现的具体方式。】

　　就资本范畴而论，其是资本实体(资本恶)和资本量的规定性统一，这导致资本恶成了资本I和资本II的总质。综观《资本论》第一卷，写作的主线索是A-B=C(资本范畴),C由A→B扬弃运动产生，或者说，资本恶乃由价值恶(价值实体即抽象劳动)历史变身而来；同时，由资本一般的探究逐步落实到产业资本历史载体的过程乃是资本I与资本II结合的同步进行的过程，这意味着资本发展决不止步于A-B=C,而要继续推进为I-II=C,此处C的形态同样由I→II扬弃运动所产生。

　　【注释：资本如何炼成?在历史道路上，扬弃的商品是货币，扬弃的货币是资本；在社会构造上，扬弃的资本I是资本II,扬弃的资本II是资本的全体运动。相较于“资本恶”(质)范畴，资本概念仅仅是“资本量”规定；设若从此规定性出发，普遍永恒资本的逻辑一般和“许多资本”是纯然的结合状态，这就否定了资本一般本身。须知，资本的一和多也仅仅是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个别-特殊-一般链条中的个别并非直接个体性，相反，要视作发展环节的概念中介和矛盾运动起点。否则，极易站在“资本是生产要素”的立场观点上，陷入以“有序论”理解所谓资本中性论的套路。鉴于此，必须将本身作为历史否定的发展规定的资本同时视为“质”(资本关系的实体即资本恶)和“量”(资本I和资本II的结合体),乃至作为它们必然的有机统一体。】

　　资本是历史知识，资本恶是阶级知识，这导致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以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运动为依据，围绕着c+v+m的实现，讲述阶级矛盾各种分支的系统萌芽以及逐步地发展壮大。于是有了循环形态的资本矛盾，有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生产周转矛盾，乃至有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结构矛盾等各种矛盾形态。

　　——要之，系统矛盾总是寄生并复合于历史道路矛盾体系之内发展的，只有了解沿着一定的运动轨迹成长的矛盾机理，才能最终统一历史和总体乃至历史和结构。

　　——唯如此，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规定才得以全面披露。

　　可见，唯有坚持将劳动二重性说成马克思主义批判路线的主体论，才能引出阶级化的本质及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知识(所谓“马克思主义形态学”)。哲学家们却忙于宣布矛盾，建立关于矛盾的这样或那样的认知范式，建立世界是“矛盾的世界”理解模式；与此同时，他们既不进行实际矛盾的分析，也不着手建立关于社会形态本身如市民社会的矛盾的分析结构。一旦矛盾仅仅停留在哲学分析层面，也即意味着它仅仅属于认识的事件。可对哲学家来说，这又属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进行的循环阅读。

　　为此，《论〈资本论〉的定性与读法》一文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足在于未能走出《资本论》阐释学。

　　【注释：该文强调：“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论》”,进一步给出定性和读法的哲学革命根源：“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科学，主要负责科学的认识论，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主要负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待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必须要通过对《资本论》的批判研究。”于是认为，“‘建构论’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是另辟蹊径……这种存在论解读不同于希腊罗马哲学的本体论、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以及存在主义的生存论，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揭示马克思对存在秘密的破解”(卢斌典：《论〈资本论〉的定性与读法》,《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以《资本论》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上的运用说抑或建构说之谜为例，哲学家为了解决自己设定的这个迷局，倾向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构造来解决问题。且看谜底：“主体-客体模式主要反映了生产逻辑的内在主题，但这一模式并不能真正地面对资本逻辑……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的解读思路同样停留于一般物质生产的层面，并以此作为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逻辑，这同样是一种理论上的混同。‘生产’就其根本的含义来说，就是‘呈现’,在赫斯那里，‘生产’体现了人的本质存在，这正是主体性的历史根据。这种主体性思路是无法进入资本逻辑中的，因为资本逻辑体现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正是资本的逻辑学所要揭示的内容。”亦是说，“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资本的现象学，二是资本的逻辑学”[4]95-97。

　　为此，阿尔都塞陷于自己制造的唯物主义的结构编码迷雾中不能自拔；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发生恰恰是阶级，而从劳动二重性内部关系看，无论主体-客体辩证法的物质生产系统或所谓无主体的过程，阶级的发生均不再是结构。上述双重逻辑建构的错误性质亦如是。正如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表达是阶级性-科学性，政治经济学方法即辩证法的表达是研究方法-叙述方法，资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同它们一样——只能是I-II形式，即生产逻辑(道路的生成状态)-资本逻辑(系统的形成状态)。毋庸置疑，资本逻辑的地基正是生产逻辑，没有逾越生产逻辑的范围。

　　【注释：发生学以无为开端，这个“无”(由无极而太极)即是作为生产逻辑之开端规定。】

　　这样就有了生产矛盾、阶级矛盾、经济矛盾、思想矛盾的统一，特别是有了生产矛盾基础上的资本研究的阶级矛盾与其经济矛盾的有机统一性。

　　为了说明这个统一，《资本论》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为开局：意义之一是生产矛盾，以后引出商品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规定；意义之二是阶级矛盾，根据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意义之三是经济矛盾，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规定性基础上继而再引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规定，等等；意义之四是思想矛盾，包括拜物教的矛盾在内，亦是抽象与具体之间思维形式的矛盾规定，等等。

　　可见哲学家之误读，又在于对马克思之哲学实践普遍采取不正确的定性，并由此进行不正确的读法。为此必须承认，如果以为“将《资本论》阐释为哲学著作、把其所实现的革命阐释为‘哲学革命’,是在‘升华’《资本论》的价值”,那么，“这种做法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也不符合人们关于哲学、科学、科学革命等的通常看法，其合理性值得怀疑”[7]。

　　三、《资本论》是怎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作为阶级之读-经济之读的资本之读

　　唯物史观既然针对的是人类生产的阶级区间，就必须确立共同体(O)-劳动(L)的道名统一关系，建立对象思维学意义的阶级统治分析。然则，必须从中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统治类型：封建统治和资本统治；一者建立基于具体威权性的人的强制性(礼治),一者建立基于抽象平等性的法的强制性(法治)。执行阶级之读的结果是统一了商品作为经济之母的生产中介功能，建立O-W(共同体-商品)的恰当理解式，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统一对象规定的内涵表达。其统一的逻辑形态构成如下：

　　O-W:O(身份)+ W(财产)

　　[统治形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统治的一般逻辑]

　　O(L)-W(L):O(L)+ W(L)

　　[统治方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统治的特殊逻辑]

　　根据上式，阶级的历史统治系统由“O-W-O”(表征“有性化的强制统治”)与“G-W-G”(表征“无性化的抽象统治”)联合而成：一者执行身份生殖，一者执行价值繁殖。从形式上看，货币共同体完成了对于人类共同体本身的瓦解，其实，这只是统治内容的转移；瓦解的是既有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方式，统治关系和统治内容——无论礼制抑或法制——则是恒常不变的，并且就统治内涵而论，作为身份统治的“O-W-O”必然是货币统治即“G-W-G”的前提。是以所谓封建生产方式，不过为官僚身份(宗法统治的象征即官者)主持下的封建生产即“O(L)”;所谓资本生产方式，则是货币身份(算法统治的象征即资者)主持下的商品生产即“W(L)”。无论封建生产抑或商品生产，劳者(主体格)作为被统治的阶级规定所面对的身份强制是近似相同的，是统治功能互补的一个历史整体。即是说，购产销是隶属于封产建的财产运动形式，而为了说明完整规定的生产，必须从剥削史对象的整体主义出发，沿着阶级关系路径理解并界定统治形式的历史分立，说明统治方式的总体共相与殊相关系(图1)。

　　结构之建来自于统治之建。以《资本论》谋篇布局的“商品起点规定”为例，它的展开方式即是：统治之建→结构之建；是以如上所论，商品两因素之说同时为有关“商品形式之构成”的解析(事的科学),体现唯物史观(WW)的“元”(生产史观ww)、“亨”(阶级史观JJ)、“利”(经济史观jj)、“贞”(思想史观WW′)。

　　商品章的内在结构奠基于此，是为统治结构原理之阐说。而所谓“统治之建”,就扼要的方面而论，如图1左图所示(图1右图系为图1左图的结构形式)即围绕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封三建”。由产而封，谓为“封”,指示阶级生产关系的统治类型的确立；由封而建，谓为“建”,指示阶级统治关系的结构类型的继而确立。具体而言，“建一”实现对阶级生产原理的总说——阶级剥削关系的历史如何可能(ww-JJ),指示“剥削即统治”的阶级工作规定；在此基础上，“建二”说明阶级统治形式的道路形成原理即阶级原理对统治原理的落实，至于经济统治原理(JJ-jj),则指示以经济的方式实现历史最大剥削效果；“建三”沿着思想史观形成路径(WW-WW′),深入说明统治关系“由客观而主观”社会的、系统的全面实现(落实“如何统治=如何剥削”)。

　　从阶级关系出发，落脚于统治关系，把其中蕴含的剥削关系的实践理论化，简言之，这是历史剥削一般。其意味着：统治结构形成完全体现阶级恶的全体意志，作为实现规定，《资本论》的阶级知识原理可以说是对统一的阶级生产原理的应用。阶级剥削身份由领主的和封建地主的形式转向价值的和货币的形式(统治方式相应由“以宗法为主”转向“以算法为主”),最终迫使共同体交往理性的人格(身份)本位解体——在欧洲则出现人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直接结合关系的历史解体，社会替换以交换理性的货币(财产)本位。

　　可见相比封建统治方式，资本统治的个性特征是执行无性化——无性杂交(生产力)和无性繁殖(生产关系)。为此，它必须将A和Pm视为可供理性选择加以市场操作的无差异的资产策略组织。至于c和v, 则只能以同质结合体的形态进行自我繁衍和社会数量扩张——是为非人格化的资本，作为无性化的社会财产关系，它将资者(价值的社会身份即货币占有者)同样建立为非人格(个性)的人格(个性)。

　　图1阶级统治的“封”与“建”:《资本论》一般模型的形成

　　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研究“去质化”,所去除者不过是范畴的阶级规定，这样便于范畴降格为概念处理。不同于劳动二重性是有关于生产领域的矛盾形成(A-B),资本二重性是有关于矛盾的自我构造(I-II),可是一旦实施“去质化”的技术，矛盾即会被掩盖，变成现象无根和无发生机理的规定。

　　须知，《资本论》的商品起点在于建立关于“共同体-商品”以资本为发展取向的总路径范畴：发生-呈现，这是“发生”先决于“呈现”的一个历史实证。为了彻底解决资本恶范畴的发生-呈现问题，《资本论》设置了特别的研究对象规定。

　　首先，生产方式被规定为“A-B=C”,即由A-B的发生而呈现C;

　　其次，A-B发生必然再分为两个运动层级即JJ(ww)和jj(ww)——由价值的发生而价值形式的发生，如马克思针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做的处理；

　　最后，A-B=C或者C本身亦必再分成两个不同的呈现层级——由价值的呈现而价值形式的呈现：绝对价值实体关系的呈现运动就如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对价值形式即统治形式的呈现运动则由“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并由“资本工资”所延伸——构筑了从计时工资到绝对地租的资本拜物教统治空间。

　　这表明：尽管货币地租内在包含两重运动规定——货币向资本的历史转化以及地租向剩余价值的历史转化，可是一旦将阶级与统治合一的货币关系形成视为总线索，地租向剩余价值的转化就只能作为一个工作结果。

　　另外，剩余价值挹注于地租的过程本身也表明统治方式的自我改造、移转完全是内部化的进程，其中真正要寻找的转化路径是具有统治力的经济形式在历史中究竟如何获得。阶级是总线索，统治是总线索的道具，剥削是道具指向的总内容。

　　可见，一旦寻求到统一个人所有制(主体逻辑的核心内容)的历史线索，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路径在逻辑上也就愈加清晰了：作为“瓦解直接生产者”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资本的一切再生产过程依据这个前提而立，一句话，资本的流通和竞争本质上不过是它的社会转化过程。

　　也就是说，实际的统治秩序包括三大社会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但同时，整个阶级必须区分出对立的运动两极，所谓剥削依统治而建，统治必须是直接统一的阶级道具。经由这样的处置，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被规定为处理价值的发生和呈现，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换关系被规定为处理价值形式的发生和呈现。

　　《资本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是关切它们的总发生，即研究对象的统治结构表达(ww: JJ-jj),资本积累则是照应总体发生、发展关系的总呈现。

　　照此思路，商品两因素是有关于价值本质的直接呈现，而随后给出的劳动二重性乃是规定“阶级基因”(价值的历史发生);与之相适合的“价值形式的发展”说明的是“统治基因”(价值形式的历史发生),具现于拜物教统治行程之内。

　　基于这一分析，阶级恰恰是价值或价值形式发生的条件，拜物教恰恰是价值或价值形式呈现的条件，阶级-拜物教成为有关于资本对象的一项客观(行动)知识。所谓商品拜物教，恰好印证资本的经济之读与其思想之读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的认识，也就有力佐证了商品决不能作为哲学的思想开端的看法。

　　历史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以至于由历史而阶级(主体),由阶级而(主体)思想。

　　然则，商品章在实质上是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科学解析，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这一特质。由该特质的规定性出发，阶级之读在于把扬弃的辩证法落实为否定的辩证法(基于逻辑路线),贯彻相生相克的非同一性原则，坚持由A-B的矛盾发生运动呈现资本；经济之读是将否定的辩证法再逻辑转化为肯定的辩证法，经由相反相成的同一性原则，最终实现由I-II的现实矛盾发生运动呈现完整规定的资本。

　　【注释：这意味着，马克思将开端问题具体化了。盖因商品之所以能作为同一逻辑与非同一逻辑结合体规定的科学表述的起点，在于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已然被认识。从而在这里，分析已经达到了顶点：不仅《资本论》的开头和结尾、商品与阶级的内在联系已然被揭示，而且商品作为特殊的统治类型的性质已然被认识。接下来，不过是确定它的运动规律，分析商品作为“发生的矛盾开端”的理由，呈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运动的整体图景。】

　　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实现在这一行程中。

　　所谓资本的阶级恶命题，指示A-B=C(由劳动二重性支持的阶级恶);所谓资本的统治恶命题，指示I-II=C(由资本二重性支持的资本恶)。在性质研究上，黑格尔承认资本是个矛盾物，但仅限于阶级恶层面；由于持有独特的逻辑二重性(由A-B 退回A-Ā即A与非A),黑格尔倾向于用普遍永恒资本掩盖资本的统治恶。而一旦否认现实资本的统治之恶，则将杜绝由I-II的发生运动呈现资本规定的可能。

　　实际上，黑格尔并不区分资本I和资本II,或者说，仅仅笼统认可资本恶。阶级之读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资本I,乃至承认资本I对于资本II的规定性赋给。一旦承认资本I和资本II的区分，现实运动即不再由恶无限趋向真无限，相反，折回有限范畴本身。

　　是故阶级之读，对于资本研究的意义在于：(1)坚持由G-W=G’(资本总公式)引出资本的逻辑学；(2)坚持由阶级规定的性质和发展看待自由竞争。就前者而言，G-W=G’必然表现为A-B=C与I-II=C的统一，内含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要义；继而所谓A-Ā同一逻辑或其形式逻辑，亦只能够作为否定逻辑(A-B乃至I-II)的经济之读表现工具。就后者而言，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绝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8]41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理论家而言，“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的这种单纯否定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种更荒谬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8]41。

　　阶级之读突出资本的阶级恶与统治恶，从中锁定资本研究的无产阶级科学特性。单纯的经济之读要么直接否认资本恶的规定性，要么进一步使资本二重性的两方面内容同质化，使资本I和资本II变成毫无质性区分的一组经济概念。

　　可见，如果没有阶级之读，单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之读，则二重性的读法将由劳动二重性堕落为物象二重性。资本命名规范根本是由阶级之读与经济之读的路线斗争而生成。

　　思想角力的结果是结晶了母财—资财的特殊矛盾名：一方面是资本增殖和剥削的历史本质关系，一方面是资本作为财产或财富规定的运动显像形式。然则，资本的本质与现象、范畴和概念形成一种特别意义的阶级的语言共构。

　　且看资本自己怎么说：(1)当处于资本I 阶段，我获得恶的潜质；(2)当处于资本II 阶段，我继而获得恶的实现；(3)于是，我的恶本质即在于资本I 和资本II 的结合，同样，也正是这一结合生成和呈现了我的全部运动。且看资本工作者怎么说：(1)当作为母财时，我是原始资本——资本金和投资；(2)当作为资财时，我是资本财——投资目的或资本利润的实现；(3)于是，我的利润本质即在于投资本身和投资目的实现的结合。

　　同样，也正是这一结合生成和呈现了全部的资源配置运动。形式逻辑好似最后的表演者，可阿尔都塞不是这种意义的表演者，他是结构的忠实编码者；阿尔都塞从资本定义中恰当地看到了结构，这就结构编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阿尔都塞的有见地之处是看到了研究与叙述的同一性，却又片面夸大结构的主导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确实是一种价值编码、阶级编码，但价值编码以生产编码为前提，只以结构编码为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致烛照的工作规定性，并灯火通明。所烛照的内容——亦即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对象——所涵容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规定上：既为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所指示，又为后现代境遇的符码的政治经济学所指示。

　　然而，鲍德里亚试图绕开这一整体，他声称：“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这种罢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参照，它以对抗方式回应一种也没有动机、没有参照、没有社会使用价值，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生产——回应一种为生产而生产，总之回应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从此只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它在巨大的劳动过程重言式中围绕着自身旋转。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罢工终于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力量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手段，它成为一种目的。它通过彻底戏拟目的，在自己的场所本身，否定这种从生产变来的无目的的目的性。”[2]37

　　由于逐渐厌倦了资产者的经济学以使用价值的价值形式(价格理论)和无产者的政治经济学即价值的价值形式(价值理论)展开的对抗，并且出于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绝望和对资本主义反抗的绝望，鲍德里亚勇敢地制造了资本统治下的“斗争幻象”。由于不再满足于价值的实践逻辑和批判逻辑，鲍德里亚转向“符码决定论”,即是说，“鲍德里亚对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关系的理解充分暴露了他的‘结构主义’立场，当然与阿尔都塞不同，他是‘带负号的结构主义’”[9]。

　　阶级之读-经济之读说到底是对资本之读的命名，《资本论》一以贯之的是“价值编码”。哲学家迷恋于资本编码的解释学之读，执行的路线是阅读资本，而不是书写资本；这使其乐于主持资本读书会和充当热心的读书会成员，却往往看不到《资本论》是书写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著作。每一种哲学家都在《资本论》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标签，这其实是政治实践——是“需要与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明确区别开来的众多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实践”[10]115。

　　哲学术语关心如何让结构显现——解释世界和知识，而决不行动，这恰恰是哲学本身的在场；而《资本论》如何让历史显现，却和哲学的退场有关。两相对照：从结构之读推向后现代之读，再转折为呈现之读，围绕《资本论》的阿尔都塞——鲍德里亚——詹姆逊路线的哲学再生产，实为历史唯物主义之辩护或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实施再生产。

　　其表明：阿尔都塞的哲学迷雾始终体现在结构问题能否获得认识解决。答案在历史中，然而毋庸置疑，阿尔都塞们只将其作为认识论自身的问题。

　　归根结底，阿尔都塞式问题始终在于结构和历史的关系能否获得认识解决，又在于结构编码重新融入价值编码能否获得实践解决。

　　【注释：阿尔都塞的后继者普遍尝试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之读”无疑是加深“走出结构”之认知动力，“人们永远都不能通过一场直接而辩证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革命来摧毁系统”,它强调的是“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所以，“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詹姆逊“呈现之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承认阶级社会的工作区间使“结构之解决”具有阶级性。这样，似乎哲学术语表本身要被改写，即“如果说再现问题是后现代的、历史的，那么也可以说，历史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再现问题”(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然则，“任何统治都必须被赎买……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奇迹，它通过颠倒权力定义的词项，掩盖了权利的真正结构……(以致)事实上，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重新阅读：(1)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2)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它不是购买劳动力，而是赎买资本的权力；(3)劳动的缓慢死亡不是命定的，它是毫无希望的未遂行为，是资本单向馈赠劳动的挑战；(4)对权力的惟一有效反击是把它给予你们的东西还给它，这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实现”(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四、《资本论》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哲学著作：马克思革命辩证法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超越

　　关于《资本论》的学科定性，詹姆逊语出惊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10]2同时，他宣称：“价值编码可以‘转码’为阶级斗争编码，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出来。”[10]114看来，他意图颠覆这一基本事实：“马克思从来都不想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学说也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革命理论。”“毋庸置疑，虽然《资本论》没有明确地关于政治方案的讨论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没有政治立场”。至于《资本论》是否“为其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实证科学基础”,这一说暂且不论，詹姆逊“科学的书”论断只是“抓住了《资本论》中的‘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运用辩证法去表征资本主义总体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归根结底，“詹姆逊以一种‘再现’的方式解读《资本论》,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重新激活《资本论》,实现《资本论》的符码转换”[11]。

　　用詹姆逊的观点看，《共产党宣言》确实成了针对《资本论》而论的“予欲无言”。和《共产党宣言》相比，《资本论》展开了范畴生产，“在这里，我遵循阿尔都塞的观点。他将生产方式的结构理解为基本上是通过‘生产关系’组织起来的，或换句话说，通过剥削的结构建立起来的。因此，统治不仅是这个结构‘次要’的结果，而且是其再生产的方式，而非生产的方式”[10]120。因为，“在认识论上，只有‘范畴’才能实现存在与意识的统一”;在《资本论》中，“批判的路线落脚于对现实进行改造，因为唯有改造，才能改变世界，进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与历史、存在与本质、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才能最终获得存在与意识矛盾的解决，彻底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12]。

　　坚持《共产党宣言》是针对资本的阶级之读，那么《资本论》必然是历史之读与阶级之读的统一。这样，“詹姆逊难题”就被化解了，化解的理由在于范畴对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即如果人们对写的生产和读的生产不刻意加以混淆的话，那么就应该认识到：《资本论》哲学化解读没有进行任何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范畴生产，仍旧是直接的哲学式翻译或对《资本论》的特殊哲学的再生产。

　　【注释：须知，“马克思恩格斯往往不把他们的理论明确称为哲学，多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依然需要哲学，但这种哲学存在的领域、方式和功能转变了。它是一种新的辩证哲学，在思维领域存在；在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其存在方式不再具有独立性外观，需要通过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现和确证；在功能上，它必须运用于解释说明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过程，揭示其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发展过程及其一般规律”(韩庆祥：《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兼谈辩证法、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逻辑关系》,《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因此，《资本论》研究史客观存在读写分离乃至读写分裂的学术现象，这部分影响了对《资本论》顶层设计的判断与认知。说到底，人们不能满足于执行批判任务，还要依据新时代的实践适时提出新的批判任务和要求。

　　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资本论》中客观存在的“哲学生产”。其有两个基本特征：(1)用对象把握存在，坚持存在方式和状况决定思维方式和状况；(2)坚持存在与思维的同一，从存在-思维中把握存在同一于思维的认识规定性。因而不同于《大学》——《精神现象学》学术路线的主奴辩证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学术路线对应的哲学主张乃是革命辩证法。

　　如何言说历史?历史为一本来规定。本来则有“六象”,曰：“生殖(生产)象、器质象、形态象、主体象、表面象、虚假象”;“六象”即“六身”,曰：“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末身、变化身”,在“六身”当中，“元身、亨身、利身、贞身”是为本身。就《资本论》而言，之所以将资本放置于唯物史观的“元、亨、利、贞”结构加以考察和解读：既为求取资本“本身”,也为了考察主体逻辑(劳动过程、直接生产者及个人所有制等历史实体内容)与统治逻辑进行阶级化合条件下的具有反抗性质的主体发展关系及其社会行动，藉以求取“本身的解放”,是为对资本本质所开展的全维度的历史研究：有关资本生产的历史形式或社会形态的本质，以及有关阶级形态、经济形态、思想形态的诸种本质，等等。

　　在诸本质规定中，资本生产本质是始源。故此，如果说与主奴辩证法对应的路线是主体知识论，那么，与革命辩证法对应的理论路线直接是劳动价值论(对历史剥削过程的理论化)。

　　这表明：马克思一直坚持沿着历史二重性前进，不是简单地抛弃主体知识走向知识客体，而是寻求扬弃辩证法基础上的知行合一。

　　在所谓“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指导下，《大学》率先明确了主体知的路线：格物(物识)→致知(知识)→正心(心识)→诚意(意识),以及主体行的路线：修身(身象)→齐家(家象)→治国(国象)→平天下(天下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首次以主体系统知识形态合成了它们，又使之成为同一逻辑——自我扬弃的主体逻辑学。

　　【注释：黑格尔的定义方式可谓对象逻辑学意义的“识之”。在此之前，以“心学”为理学的明朝王阳明在其逝世前两年留下“四句教”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总结，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委实揭开了主体逻辑学序幕；这可谓是对象思维学意义的“象之”。而完整规定的对象，正是“象之”与“识之”的统一。所谓“意之”(对象定义),正是由此界定而来。】

　　从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连同其《逻辑学》,可以说是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出场。在主体的经济价值观上，由于黑格尔根本上是用抽象的精神劳动作为本体的范畴全面改造了斯密的交换劳动价值论，致使他能够完全克服斯密的性相分裂观。同时如上所论，由于他的主体同一逻辑，使得“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这导致“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并且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同时，“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13]101-102。继而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意识来说就生成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13]108。

　　然而，抽象劳动并非黑格尔本人的主观产物，而毋宁是用精神现象学对阶级社会的劳动统治进行客观认识反映的结果。那么，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其意义是，“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3]13-14。

　　在劳动者整体遭受阶级统治而不得自我解放的境遇下，针对劳动，一旦运用形式逻辑，则无产阶级哲学必须用“非A的A”句式。

　　【注释：不同于资本辩护者将同一逻辑仅仅说成是肯定的逻辑，“非A的A”表达式乃是坚持将同一逻辑认识还原为否定的逻辑——如可变资本(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方式)和不变资本(社会再生产物质资料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坚持把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将后者视为否定的过程。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其强调资本恶与普遍永恒资本(统治的普遍秩序)的逻辑共生性，“结果不是扬弃异化，而是肯定异化，即证明异化是不可扬弃的”(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抽象劳动从而简单劳动价值论，不过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所谓抽象劳动(简单劳动)是非劳动，“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13]62。

　　“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事实真相是，“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13]62。

　　劳动二重性作为阶级斗争哲学，当然就酝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但是马克思本人强调，它源自于对黑格尔哲学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成果的清算。无论黑格尔本人还是整个资产阶级古典学派都谋求对劳动与非劳动之间逻辑真相关系的把握，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毋宁是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一个经济学的注脚。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可见“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在目前，“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3]92-93。

　　既然劳动二重性是价值的发生，那么，它相应是劳动价值论当中最核心的斗争规定，劳动价值论由此而成为主体斗争哲学。

　　马克思规定斗争起点是主奴辩证法，从而，它的路线是从争夺A-B对A-Ā逻辑形式的领导权开始。为此，马克思着力改造了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使之成为沿着自然历史过程方向前进的“扬弃的辩证法”。方便起见，可直接称为“马克思的三段式”。

　　由前面的例子可知，马克思是用G-W=G’(G-W-G’)来领导商品流通公式W-G-W以及货币流通公式G-W-G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严格区分资本总公式与流通公式的不同逻辑形态：一者是A-B类型(I-II是其衍生形式),一者是A-Ā类型(即W-G和G-W的逻辑关联)。B与A是亦彼亦此，Ā与A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关系，就实质而论：一者着眼于矛盾状况的考察，一者旨在驱除矛盾性，旨趣殊异。这就要求同一性逻辑必须以非同一性逻辑为根基，确保呈现运动向发生规定行动回归，其超越了“阿尔都塞式问题”。

　　所谓统治规定，含义之一是：统治在剥削中，剥削在统治中，既然为同一过程，就注定相互拱卫，这是“封-建”的道具总性质；含义之二是：既是统治主体的逻辑，又是主体反抗的逻辑，使矛盾发生，又令其历史在场，这是阶级道具指向的工作总内容。阶级斗争状况越是严重，主客观就越是不一致!于是在规定性上，研究对象表达为“ww∶JJ-jj = WW·WW′”(正是有机构成的剥削器官导致了唯物史观工具与它的思想器官的相反相成、彼此制约)。其同时作为引导我们的运动的工作逻辑，乃至于作为统治结构视角的观察主客观一致性状况的“无产阶级道具”。

　　这是革命辩证法。在统治(结构)关系形成上，阶级剥削谓之“封”(所谓商品起点即阶级的开端),劳动二重性谓之“建”;“建”同时又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历史发生，这就将阶级斗争规定历史动态化乃至现实行动化了。知识逻辑(形式逻辑)本能地排斥矛盾，继而也就要求由劳动二重性支持的革命知识同时是行动逻辑。这表明：在技术构成内部，不仅发生着A和Pm的知识矛盾，而且产生劳动发展与劳动统治的实践斗争；在价值构成内部，不仅发生着c和v的知识矛盾，而且也必然存在围绕劳资关系进行的各种社会斗争。

　　然则，“《资本论》原理的意义在于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原理的合而为一”,以致，“实践(行)、理论(知)的统一说到底是以‘行’(历史之行、阶级之行)为第一性，以‘知’为第二性，确立对阶级性内容的科学研究路线和表述——此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工作定义法”[14]。

　　五、主体逻辑与辩证逻辑之读：《资本论》为什么不是现象学

　　革命辩证法坚持否定的辩证法与扬弃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扬弃的辩证法始源规定是“无、有、玄”,它的特征是以玄名为范畴的规定(因玄命名) 。

　　【注释：在老子看来，相比概念，范畴在意义上混沌而不分。所谓玄之又玄，正是识道的不二门径——众妙之门；其不便识之，唯能象之。故玄者，取幽昧不可测知之意。】

　　经由黑格尔的“正、反、合”(即主体知识论的“道路-系统”叙述法)中介，马克思成功获得它的全体意义：道路、系统、范畴。这是沿着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路径，在黑格尔以合(正和反的统一)为名基础上所进行的范畴改造。

　　依据这一观察视角，在A-B阶段，肯定和否定仅仅作为矛盾关系的双方被提示出来；在I-II阶段，伴随系统和它的道路母体的分立，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规定：质和量，因而矛盾的构造不是一种纯解释，而是生成的境界。从使用价值(质)和价值(量)的相互关系来看，言扬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其间已经包含否定辩证法的规定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在质和量之间发生的系统矛盾只是否定辩证法的矛盾本身的呈现。

　　正是误解乃至根本忽略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里所包含的主体行动的革命意图，导致鲍德里亚同样以资产阶级的知识论解读马克思，产生镜像之物的认识迷雾。它抵挡不了符码操持和物象操纵，盖因“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操作，它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重叠。正是符号层面上，而从来不是能量层面上，存在着基本的暴力”[2]9-14。

　　在这个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资本之读必然是逆向运动的，即如同鲍德里亚指出的，其极力掩盖剥削是针对于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效能发挥。要而言之，资产者的资本理论执行经济现象之读，推进理论废墟之路，持有现象主义的经济解释观。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辩证的结构形态学试图解决革命辩证法的逻辑与一般形式逻辑如何兼容问题，于是有如下序列：对象思维学→主体逻辑→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工具)。这迫使资产阶级工作者进行更大的理论操作，并尝试用这样或那样的现象学工具(各种变形的黑格尔逻辑学甚至包括为资产阶级统治道具的性质进行直接辩护的辩证现象学)改造形而上学知识理论和形式逻辑。

　　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资本现象学是资产者最初的本能的理论意识，随着上述操作的日益频繁，而演变为具有逻辑狡辩特征的理论辩护体系。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必须用要素替换主体的位置，乃至宣布“要素=主体”。然而，资本从来不是现实的生产条件，包括生产对象、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相反，生产条件一旦要成为对应的生产要素，则必须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中性论者从效用发挥的角度，将资本规定为人类所有能够有效调动和运用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总和，包括一切自然物质和社会关系。这恰恰说明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现实的生产要素，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遭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拜物教生产关系的统治。再如所谓的数理现象学(它本身是个矛盾用语),就实质而言，不过为了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重新联合的实现，而用特别手段强制性地将要素知识羽化为各项具有特定理论用途的经济数学知识。新古典主义于是创造了一种新逻辑(社会物理学),并不遗余力地将之鼓吹为普世工具。

　　这表明，不是辩证的现象学而是形态学本身才能真正面对辩证的现象。现象并非对个例的直观，乃是因应事实和源自本质规定的形态总和。和通常的认识相反，现象是表象和表象进行连结的非独立的运动，本质是现象背后独立的实体关系。这样的理解方式超出了“现象-本质-现象”的单纯实证领域，将思维触角引向以实践和批判为背景的逻辑，引向以之为基本依托的知行合一意义的辩证法知识。

　　所谓：“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尽管形式逻辑的东西一再被使用，可是它们和以往的逻辑主义道路却不相同。单凭书本上的那些逻辑学知识，是无法理解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必须反思其后的实践经验内容，才能体会他们所说的深刻含义。”[15]

　　然则，其委实在于指示辩证法知识必由的生产路径。绝对剩余价值是实体，相对剩余价值和工资恰恰是扬弃实体本质的两极形态——道路形态和系统形态，然后有资本积累的形态总和的产生，是为资本现象(现实)范畴。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实践，现实的构造是实体-形态，却不是本质与现象。形态是有机的群落，现象是混成的星丛。因而现象无法还原，真正能够还原的对象乃是事物(运动和发展)形态，或者宁可说，站立形态背后的正是“格象意义的认识”(象者格象而生出“象格”)这一规定，由此促成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资本论》中资本获得统一形态学(象格)的根由所在。

　　就实质而言，辩证现象学的解释模式是着眼于将辩证法还原为“实例的总和”的辩证分析、把认识论还原为“直观”的反映论的产物。设若范畴-概念是一真假同体规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上，基于范畴的形态学与基于概念的现象学即形成真假共相关系，盖因一者刻画真矛盾(发生)的规定，一者则刻画假矛盾(呈现)的规定。

　　【注释：真矛盾是对物自体的真正瓦解，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奥德赛之旅，是立足劳动的历史形式对于哲学存在的现实超越。因而矛盾对于规律的揭示，决不意味着仅仅把它看作没有人的意识参与或不依赖于人类意识活动的一个客观过程，与之相反，是将其肯定为主体时刻意识到这一过程并关注自己在其内所处地位的运动方式。所谓假矛盾，则是人为地制造A和Ā的不一致关系，以满足“概念的真理性”(是论);拿黑格尔逻辑学来说，由于坚持始终如一地把非同一性消溶在纯粹同一性中，概念便成了对象物及其实例活动的保证。】

　　以资本形态学为例，其刻画资本的历史和系统的形态(本身包括生产形态、阶级形态、经济形态、思想形态等规定)之所以作为个人具体生活方式的实例的总和，在于和历史矛盾的特殊类型学和结构学相对应。在这里，生产本质产生阶级本质，阶级本质又产生经济本质，最后的产物形式是思想本质。

　　就地位与作用而论，生产本质着眼于考察资本本质的由来和根据，阶级本质着眼于考察资本本质的运动的内部形态(如v、c和A、Pm对应),经济本质着眼于考察资本本质的运动的外部形态(如循环形态、周转形态、竞争形态),它们的共同结晶——思想本质——着眼于考察资本的思想器官及其运动形态。资本形态是各个独立本质的鲜活的运动展开和生活呈现。一旦离开本质，也就脱离了鲜活的形态有机体，针对个体现象或个人行为的还原即是普遍主义和形式逻辑中心主义的；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单一目标和单一手段的严格地一一对应，追求超时空的抽象演绎。以原子还原论为导向的认识论恰恰是忘记了：现象是无法认识还原的。由此，它要虚拟矛盾的形式，借助现象学的花招和对商品的现象学洞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有意识的体系化。现象学——作为不同于形式逻辑(表象学)的星丛假象学——对于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真相学具有天然的仿真要求；这导致《资本论》也被说成是现象学：不同于黑格尔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实证主义”。

　　《资本论》中，资本作为形式规定的分析是破解价值形式具有谜一般的性质，实质上是把附加在资本身上的各种假象一点点剥离开来，藉以还原历史真实、澄清矛盾与认识真相的过程。盖因抽象统治所凭借的是价值的神秘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发展是通过资本首先得到发展而迂回进行的。资本逻辑学是否定的辩证法与肯定的辩证法的统一。作为针对劳动(发展)而言的否定规定，资本具有自己特殊的认识规律(关于道路和系统相统一的认识)——真假同体、形态共相的理论认识生产。资本现象学通过探究资本与非资本的关系，目的在于通过否认资本的统一形态学，将笼罩在资本身上的颠倒虚幻和神秘的外在假象认识永恒化，藉以强调与之相契合的普世价值观。

　　由此，真相学决不能被认识混同于假象学，至少在语义学上是如此。《资本论》对实证的考察没有局限于现象学的呈现，而毋宁是形态发生-呈现的意蕴，发生所指示的也并不是逻辑运动，而针对于历史和矛盾规定性。一旦将劳动二重性设定为事格的本质规定，那么，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正是对主体发展本身的客观实证。形式上的呈现是认识在现象域内兜圈子，无助于揭示本质和现象的矛盾。有关于生产关系的形态呈现有助于深层地揭示发生在经济运动形式中的物象遮蔽与过程颠倒，便于将现象和本质严格区别开来。这说明现象学批判的目的也就在于现象祛魅与本质返归，将认识重新拉回到生产关系的批判领域。这决不是什么生产关系现象学，而是从生产关系出发的现象学批判。资本工作者一味地将生产关系唯心主义化，人为制造了从主观意识出发的唯心主义的生产关系现象学理论；其在给认识带来混乱的同时，也产生语言霸权，走出霸权的出路在于坚持由矛盾的方法论实现向矛盾的世界观的羽化。

　　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迎来真正的复兴，呈现现代社会的亦就不再是形式的逻辑，乃是主体的逻辑，是将辩证法工具掌握在主体手中而作为现实批判力量的主体逻辑。

　　六、理论展望：历史走出资本恶的主体逻辑学问题——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中定格“解放的秘密”

　　“消灭劳动”乃针对于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结合关系之历史重建而言，其必定沿着“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改造的秘密→解放的秘密”路线前行。然则，“马克思对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处于他对这一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形式的考察的核心。”[16]445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劳动的二重性，而非市场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建构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核心。”[16]447

　　马克思这一分析同样“是他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废除的后果的核心”,也是实现“劳动哲学”(把劳动问题作为理解具体辩证法的一个中心);“依据这一路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历史特殊的辩证发展，起初源自于特定的、偶然的历史条件，但随后便具有了抽象普遍性和必然性。”[16]446-447

　　这导致，“他将商品处理为一种既为社会所建构，又建构了社会的社会实践形式：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16]445-446

　　显然，关于历史走出资本恶的实践理性的判定是理论澄清了劳动时间将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衡量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或产品的社会尺度。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黑格尔基础上的再前进，并从呼吁“革命主体”的角度将其纳入劳动辩证法工作范畴。所谓重建行动，指示这一历史路径：既在消灭中重建，又在重建中消灭。

　　这意味着，劳动始终在内容和形式的互看中成立。真正的消灭规定是重建，连结阶级的开端和阶级的结束的则是宏大的历史叙事。继而消灭谋生形式，走向主体乐生活动，是对劳动本质的真正复归。这里，劳动工艺内容第一次以“自视形态”向自我发生、绽放和呈现。“如果共产主义想消灭市民的‘操心’和无产者的贫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17]

　　说到底，主体逻辑是立足主体、立足实践、立足历史，这样就有了主体反抗算法统治的坚实阶级动力。

　　解放的秘密，即主体审美的历史复归之路。走出异化，必须扬弃主体统治，扬弃劳动时间的社会算法统治。马克思以历史二重性原则(劳动二重性)对黑格尔逻辑二重性的不足进行了理论克服与思想扬弃，意味着主体在规定性上不是工具，不是系统的某一器官，甚至不是劳动器官。所谓“消灭劳动之说”,又在于消灭简单操作的劳作概念，将劳动真正由“理念的知识概念”拉回人类工艺学的实践场域，回归主体审美意义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从中定格走出谋生活动的“劳动解放的秘密”。这意味着，劳动不再是价值的实体，换言之，价值实体(形式)将不再成为统治劳动自身的经济必然性的方式或外观上的经济统治形式。由是在这个阶段上，改造的秘密同时是解放的秘密。“乐生内容”将从对劳动过程历史形态原理的揭示与解读中全部绽放，共产主义将走出理论家对它的历史虚构，替代单纯“物质的历史”的将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主体灵魂的能动生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