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思维学的中华主体逻辑特性

　　摘 要：新时代的研究风尚呼唤原创的中华学术。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亟待加强以本土为取向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探究。中华思维学的指向性是确立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然则可立足这一角度，将中国经济学存在性命题明确为“三个原理”予以解析：一曰中华共同体经济学(构建)原理，二曰阴阳发展原理，三曰五行运行原理。旧说新题，旧义新编，这是中华规范所支持的“中华科学”规定，并在《资本论》文本结构中得到深度之响应。原理可谓言之凿凿，可运用于解剖新中国70年的统一性工作关系。给予的启示是，在学术研究上需要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向度发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维支持，“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关键词：中华思维学;中国经济学;《资本论》;共同体;阴阳;五行

　　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盖为求原创之中华原理而设，这是一集体的诉求。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思维学的深层意蕴。有人用一般、特殊、个别的黑格尔逻辑学公式，当作“辩证法”使用，裁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视为必须符合“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特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的个别规定”，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特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视为“特殊的个别表现”。思维学之被逻辑学的神秘化在于失掉了行动主义的历史特质，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特质了，即变成物质关系和利益关系，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现象学或物象化操作。而要知道，所谓正蒙，即正确理解中华原理之述要，所谓正名，也就是议中华学术的名。如鸟画虚空，漫尔惊文章。正史，正蒙，正名，欲以名正必先正蒙，欲以蒙正必先正史，欲以史正必求原理，在现代语境中求索中华系统固有原理是需要非常勇气的，——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中国人的资格”研究和“中国式批判”。②又之，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原理者，原机理也，原信史的机理，原正史的机理，使“写的历史”和历史本身一致起来。然则，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是布道国学马克思主义之作。中华思维学的本质规定很显然同样在于“对象思维学”(广义上的“生产一般思维学”)，盖因社会生产方式乃是一不断变革、累积成长的历史规定;例如，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规定而言，(1)1949-1978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生产方式，(2)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改革开放时期的生产方式，(3)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时期的生产方式，三个时期彼此延续，所演绎者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变革论”。由此，通过对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路进行扼要，亦使本文拥有历史和理论相映成趣、内在呼应的史实感。更进一步，我们要以思维学研究为契机，以之为“高度”(以“中国特色”为统领研究和叙述的高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高意义的理论规范，广泛性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在全体中华历史域内实现经济学文化自信意义和知识综合导向的“本土寻根”“守正创新”以及“古为今用”。

　　一、从《资本论》“四种线索”工作合一的性质说起

　　人们迷惑于《资本论》所提供的“知识”，是因其偏执了“知识的线索”，又在于试图寻找语言逻辑背后的规定。然则，说《资本论》是像蝙蝠一样的语言，不过是指示四种线索的工作合一性：一曰史书工作线索，二曰思维学线索，三曰逻辑(学)线索，四曰知识(论)线索。[1]以下予以述要。

　　第一，逻辑何以可能?循着体用合一历史之道，把握内容、形式之统一。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形式的内在联系。简言之，“马克思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世界观代替和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在其中的那个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解脱出来，使辩证法摆脱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成为唯一正确的思维发展形式。”[2]14在方法论上，此是强调“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高度统一。用中华文化用语予以表述，即探究历史有机体的“母子关系”规定(联系的观点)和“父子关系”规定(发展的观点)，是于中国语境对“马学为体”的创造性转化与“以中解西”的创造性表达的工作寻求也。然则，创设12部史讲述《资本论》，乃是“于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又可以说，“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12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工作逻辑之艺术总写)。”进一步，“显然，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作为‘方法论的工作规定’来看待了。”[3]写在前面15-16对《资本论》而言，思维的抽象必须以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然则，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域内的辩证法工作规定，列宁指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们不必要是三个词”，“从统一性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里的‘同一个东西’应该指的是‘理论思维科学’工作规定。”[4]因此总体上看，“12部史”是对规律与范畴的方法(规定)的高度统一：《资本论》的理论部分是“范畴的实践史”，历史部分是“范畴的理论史”;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又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谓“通史”和“断代史”范畴意义内的统一。然则，从历史和知识(这一层次的知识规定是“历史理论”)的直接对接看，《资本论》表现为“剩余价值范畴的实践史”和“剩余价值范畴的理论史”的有机统一。扼要而言，此为史书工作线索。

　　第二，思维学是接续史书工作线索的对象思维规定。以这一眼光看，《资本论》本身是有“对象”的，即第一卷思维以“道”为对象，第二卷思维以“德”为对象。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乃规律之所系。所谓阴阳，在于阐明“道”和“思维”的同一性;所谓五行，在于阐明“德”和“思维”的同一性。这是“中华版”存在与思维同一性的描绘。阴阳同时是内蕴在五行中的互系规定(联系的原理)，可认定为由“联系的观点”所领导的发展的原理和规定。也表明互系性规律始终是母子关系意义的规律。然则，《资本论》理论部分完成了“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世界”实践形态之刻画：第一卷主体内容属于“道论”，第二卷“亦道亦象”;第三卷是“象论”，既论述象的本质(道和德)，也阐明象的形态，创造性引入“批判的知识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认定：“第四卷属认识论批判(即识的范畴)”，从而，“进一步来看，《资本论》四卷体系显然亦采取了道、象、识的研究与叙述结构体式——这是思维结构和知识安排体系的统一。”[5]简括地讲，思维学统领研究和叙述的“高度”就在于二者的内在统一。归根结底，“统一思维学”在于把握道和象。例如，《资本论》第一卷把握资本生产规律，即实现“道”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第二卷把握资本流通规律，即实现“德”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第三卷把握资本生活规律，即实现“道和德”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统一。[6]然则，可以发现中华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之处即是“道·象·识”。③

　　第三，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相统一表明思维科学的方法：既是“研究方法的规定”，也是“叙述方法的规定”。在马克思看来，“统一思维学”蕴含着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统一的规定性。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例，“《导言》的全体内容在工作上应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生产一般的发生学’，生产一般盖言思维形式，是‘思维学’意义的‘名’，包括全体概念——道·象·识。据此，第一节可命名为‘对象——生产一般之道’，第二节可命名为‘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之象’，第三节可命名为‘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规定的方法’，第四节可命名为‘生产一般的各种规定和概念’。”[5]继而，统一逻辑学的实质在于思维形式统一，思维形式统一的关键所在是确立总体思维(形式)，即天人合一;马克思从对象出发，找到了这个形式即“生产一般”。从对象思维进到对象逻辑，从而有对象和研究对象、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内容的区分，相应有了研究形式上的对于规律和范畴的研究与表述的区分;换言之，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规定的区分，马克思最终找到生产对象的内部辩证关系和总体联系，而于纷纭复杂的现象域内揭示“总规律”(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工作取出“总范畴”(剩余价值)。然则，《资本的生产过程》可谓是“生产一般的历史发生学”(内含生产一般对资本一般的历史转化关系)，《资本的流通过程》可谓是“资本一般的系统发生学”，《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谓是“资本一般的现象发生学”;上述系列的工作逻辑在总体与合成的意义上定格为“客观逻辑”。与理论部分对应的历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则定格为“主观逻辑”，即“资本一般的认识发生学”工作逻辑。

　　第四，在知识理论生产方面，与一般的具体科学作品不同，《资本论》旨在提供“统一认识论”，而不是“片面的知识”。章节目体例的知识论是针对逻辑学而言，而“对象知识”是针对“统一思维学”而言的。例如，劳动过程首先是思维学的规定，其次是“统一逻辑学”(互系和矛盾的运动构造规定)，最后才是有关于生产的知识规定。这样的“知识”因而首先是和历史对象内在关联的客观知识，即“历史客观知识”，其次才是一定有着内涵和外延规定的“社会经济知识”，——这后一者并且本质上是“主观知识(规定)”。“拿价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更加要体现‘商品-资本’的历史运动趋向性，所以，不如说它是一项社会历史意义的客观知识。价格的历史知识规定使得它成为‘非独立的概念’，这解释了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为什么难以有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价格理论’。”从而说到底，“这种知识类型并不主要反映‘知性逻辑’的内涵，而具有逻辑二重态：作为‘逻辑定义的知识’和作为‘批判对象的知识’的知识。换言之，‘知识形态’需要从两方面予以思考：正面的概念构造和反面的逻辑批判。”[7]这样看来，虽则《资本论》的“知识”由两方面提供——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但归根结底是理论部分的“知识生产”在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在这种语境中，我们能够了解恩格斯下述论断的深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然则，“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8]从学理考察上看，虽则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但非“静态意义统一”，而毋宁直接说成基于历史对象史的“动态意义统一”;就本质而言，上述界定指明叙述与研究的结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在结合”，更在于坚持把“叙述的规定”放在历史研究的规定中予以把握。

　　小结：《资本论》的“体”是历史实践，是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和《资本论》“互看”背后的规定。从这一视角看，《资本论》的“体用合一”即指向三者统一工作规定。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思维学即对象思维学，这是《资本论》真正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沿着这一定义域，所谓“逻辑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工作意蕴理解，乃是“思维学(规定)的逻辑线索”，即对象逻辑;然则，《资本论》的工作逻辑可整体表述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所谓“知识论”，乃是相对逻辑学而言的“知识理论建构”，是概念化的逻辑语言，因而侧重“具体思维形式的理论表现”。就实质而言，四种线索同时是“结构的四象”——《资本论》“行动内涵之结构四象”，内置两仪规定：历史和思维。这导致《资本论》必然要分成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作为研究与叙述相互包含的结构体式予以探究，并从方法论上贯通二者，实现历史本身对“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自我证明。

　　二、阴阳五行原理“系统论”思维工作内涵探析

　　2016年4月18日，科技部正式出台一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提出132个公民应该掌握的基准点，其中第9个基准点即要求公民：知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姑且不论上述基准里面的具体表述涵义，这里单说“原理”(中国原理)。可以认为，中华系统一直运用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思维，即经济社会蕴含的阴阳五行原理和依托阴阳五行(原理)的“系统论思维”。盖因经济学贵在用，然不能离体而用，必须体用并举。又之，中国方法从来是以用托体，以体驭用。约在大半个多世纪之前，梁漱溟先生就讲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不是为‘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9]然则，“首先应落实‘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对象逻辑’的本土规定性。其次，应充分认识到伴随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体系在工作指向上的一分为三：马—中—西，需要立足中国工作本位，寻找时代化的中华马克思主义规定(国学马克思主义)，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乃继承发展之道。”[1]以此观之，像《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类作品旨在求“马中结合”，《财富的本源及流转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这类作品则更多直接求“中西结合”。尽管如此，中国本位仍旧被突出了，毋庸讳言，此类著作的整体学术价值在于求经济学的中国思维和原理。这是潮流所在。以下试由两类分明有不同但时代旨趣共通的作品切入，经由比较和意义甄别，说说其中的“主见”和“心得”。

　　何谓中华系统论(或曰“阴阳五行意义的中华系统论”)，盖以“本质规定性”求生活过程之真知，盖以本质规定形成对生活现象之“机理揭示”与“工作批判”，达成相互确认之有机统一认知关系。然则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乃是从物质生活系统层面发掘这一原理关系，是阴阳和五行规定性的“联合”登上为经济学服务的历史舞台。确实，它早已不是什么新事物，目前的工作委实是对固有东西的“新整理”。然则，需要进一步由物质生产的对象思维学出发，将“本质”分解为发展和运行的规定予以机理考订。以《资本论》为例，第一卷的考察所围绕的中心乃是劳动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劳动”)，这是集合“生产一般诸种规定”——内层是劳动过程、外层是商品体(商品是两因素结合体)，作为其总体思维形式的规定;第二卷围绕的中心是资本二重性(作为商品和货币的“资本”)，这是和“生产一般”(母规定)及衍生的母子关系论述对应的“资本一般”(父规定)及衍生的父子关系论述。这两卷内容，马克思视之为“体”(第一卷本身已经作为了“生产一般对资本一般的关系”)，然后和第三卷(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现象)内容一起，形成贴近经济生活实际的“体用并举”。

　　概言之，所谓发展规定，即由母子关系(马克思称为“生产的一般规定”或“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导出与之契合的“父子关系”(称之为一定社会阶段上的“特殊生产形式”)的历史规定，从而形成对“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具有史学规定和意义的机理认知;这是所谓“发展规律”的研究规定，是研究方法涵义上的经线——工作链条是母子关系→父子关系(母规定转向父规定)。所谓运行规定，是以既定的父子关系规定引领、支配由母子关系规定所提供的“知识”，主导特定的知识生产，用《资本论》的例子来说，是从资本一般的本体出发，寻求生产一般规定特殊的“资本主义之用”;总体看，这是所谓“运行规律”的研究规定，是叙述方法涵义上的纬线——工作链条是父关系→子关系(父规定统驭经济形式)。

　　据此，发展规定层面的研究可谓是形成了“一般对特殊的关系”(母规定对父规定的关系)，而与之相反，运行规定层面的研究可谓是形成了“特殊规定对一般或具体形式的关系”;以上，一者是思维学直接领导的规定，一者是思维学和逻辑学共同领导的规定，因而决不可与“一般、特殊、个别”的黑格尔逻辑公式混同，但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机理连通性。以发展和运行规定的合成来探究“系统论”，形成了历史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的工作合一性，并可“创造性运用‘阴阳(《资本论》第一卷逻辑)—五行(《资本论》第二卷逻辑)’”的工作逻辑，实现“以中解西”，从中可认为，“G、W、P、W′、G′是《资本论》设立的‘五行元素’”。所谓“《道德经》工作逻辑何以‘影响’了《资本论》结构”，此追问不过旨在言明“发生学，生生也”：“前一个‘生’指‘事物发生’，后一个‘生’指‘事物发展’，生生不息也!进而说明生生不息运动生长的道理，即历史、系统、现象之认识发生和运动原理。作为辩证法的内置结构，在中华话语体系中，发生学和辩证法一语二用。发生学工作逻辑又可以说成是中华传统上的一个特殊的推理。”[10]于是如上所论，阴阳不独是工具，其内蕴了实体关系，而有人本、天命以及唯物、唯心之说的分别。如宋代的李觏发挥《周易》的元亨利贞说，将之诠释为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性质、状态。即把事物的来源、开始叫做元;把事物的成长叫做亨;把事物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叫做利;把事物的级别特征叫做贞。这是以阳气生长万物的性能解说天道的内容，将“元亨利贞”视为阳气使万物得以生存、开通、具有条理和坚固完善的四种属性与功能，并以元为万物生长之始，贞为万物成长之终，也就是说，“元亨利贞”乃阳气生化万物的四个阶段。这样有“元亨利贞”配五行的做法。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然则，“中国经济学”具有特定意指。从学科角度看，毋宁说是以历史研究为方法、为理论规定的特别的辩证法工作类型，因此，它固然必须遵循当代的学术规范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建构”，但直接针对的是中华经济形态。何谓中华经济形态?扼要而言，中华共同体经济学对象之规定也。然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早熟的”，必须承认这一点：“先秦经济思想对欧洲经济思想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因此，在实质精神上是要明确：这是一种中华工作意涵之知识生产，可提取的精髓规定即中华系统学意蕴的“阴阳”④，以及“五行”⑤，是二者内在机理结合路向的经济理论建构。工作理路是建立发展规定与运行规定的一体化，贯彻用不离体、体不离用的中华固有路径。可对比《通论》和《资本论》的“默契性”：《资本论》设计的理路是“直接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统一，然则，发展规定代表了“道”的探究，运行规定则表达一个巨大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德态工作系统”。这样，从本质必然和现象连通、构成其理解内核的规定性看，《资本论》的理路实际是直接生产→再生产→社会运行规定基础上的直接生产。简单的类比说明本土化的建构具有强大、独有的“抓住本质，把握现象”的理论能力。可见，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原理)和中国经济学的运行(原理)的系统性讨论。

　　《通论》试图提出“效用时间”的价值理论，实际是“生存时间价值论”。按照《大纲》的界定，这是对“中华二重性”的创造性理解。然则，它的实质内容是“中华共同体价值论”。换言之，和以劳动价值论为实质表达的“商品价值论”不同，“产品价值论”以共同体价值论为实质表达和工作内容。这里的价值自然不是指别的，特指生存时间意义域内的被社会核算的物资或物质产品，即社会物质财富。即写出这样两个价值论路线图：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论以及身份二重性—共同体价值论—产品价值论。显然，它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规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规范”，其工作地基不是“国富论+资本论”，而直接是“中华学+资本论”。

　　要之，按《大纲》的看法，是需要认识到：“产品和商品规定性的不同是区分两种经济形态的特质性规定。由此，我们需要分析产品和商品的社会构造规范。从批判规定的角度看，产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物质产品)和‘身份’(社会产品)，商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与前者对应的显然是‘身份统治之历史世界’，与后者对应的显然是‘财产统治之历史世界’。统一这二者的则是生产物，或曰‘社会生成物’(规定)。”[3]684以方法态的理论思考中国，是要把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内涵上判定为“主体行动”，而认识到中华社会历史的力量在于“主体批判”。产品和商品合而不同：“无论‘身份二重性’(主体人劳作时的物质身份和社会身份)抑或‘劳动二重性’(主体人作为‘物质劳动’和‘社会财产的劳动’的二重规定)，其源头和发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动二重性’;它们互为工作规定的对立面，由此完结了行动主体的不同经济性质。”从而在这一规定中，“主体人的活动二重性——物质主体(行动)和社会主体(行动)——是直截了当的行动二重性(即把主体视为行动规定)。”[3]691

　　《通论》试图构造中华共同体的“运行范式”，为此使用了一系列独特的经济用语，如经济集权和经济分权，作为对不同历史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化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经济运行的所有制规定的统一考察。最后基于阴阳原理，经过巧妙运用会计知识，整合进入中医学的方法和理论框架，乃以严格程序推断出“社会供给”“社会消费”“社会需求”“社会分配”“社会流通”五行系统之运动构造。⑥盖因“经济运行”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在“广义社会库房”内部的流转。即从共同体运行看，必须强调客观存有一个“社会流通者”枢纽关系的运动中心。《通论》说明：“如果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看作‘社会库房’的某种会计事项，就会理解所有经济运行的本质原理了”，“总之，‘社会需求’‘社会供给’‘社会分配’‘社会消费’都依赖社会库房代表的‘社会流通’而运行。‘社会库房’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

　　小结：无论《大纲》还是《通论》皆以“通史”作为作品形成的根据，此是“历史主义复归”的学术潮流使然。为此，本文以“经济学的文化自信”为切入，深研其时代意义和辩证法意蕴，试图从中西的工作领域对话中全面整理通史与断代史方法论关系。接下来的两部分内容进一步对“通史”“断代史”论述侧面予以分别述要。

　　三、中国经济学存在性命题——意义、道路及文化视角的话语整合

　　(一)中华共同体经济学构建原理及评价

　　西方经济学偏好“个人竞争”，本质上是“非历史的个人经济学”(或曰个人竞争经济学)。其理论基础置身于各种假设，而难以找到坚实的事实基础。《通论》质疑：“无论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多么美妙，都不能掩盖其理论大厦建立在松软沙滩之上的基本事实。这也是经济学在当前被称为‘前现代科学’的根本原因。”从内容看，《通论》论证基础必然是“中华生产共同体”及其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迁的经济史实。换一角度看，《通论》这类作品正是透过“通史”观察到了西方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不适用性，而能够从文化角度探究中华经济学科的思维学，提出“另立体系”的要求。这是工作发掘“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的理论实质性所在和有价值的地方。其遵循和运用的是民本的“易学”原理。中国经济学既“尊德性”，也“道问学”。盖言中国经济学之存在性，首要命题即在于中华系统有“共同体经济学”之原理关系，乃至有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实存性;中国经济学毋宁说是有关于共同体(生产对象规定)原理之发掘，有关于极其丰富的中华经济社会实践活动域内之“经济理论”提炼，有关于“共同体客观原理”之耙梳、构建。需要知道，关于“中国方法”，最紧要的是这么两句话，一句出自《大学》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出自《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于是，万万不能任意以西学意义挹注之。基于这种意义，“中国经济学”需要同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的工作规定予以看待。而如果这么看，则中华共同体经济学必须作为“方法论的规定”对待，并作为中华思维学的必然的学科延伸(规定)，由此可能不断获得崭新的工作内容和现代的形式。

　　于是深层次的困难还是浮现出来：人们不能有效区分学科工作规范和科学规范本身，不能理解“经济学”首先是个学科概念。但要知道，共同体经济学有中华史实作为支持，有完整完备的学术学科体系作为支撑。具体而言，所谓的“中华共同体”，不独是一种理论抽象或历史观上的诉求，同时是时代演变的实存关系的接续，如部落共同体文明、村庄共同体的生产体系、国家共同体的生产体制以及当下社会共同体之社会主义多元建构，等等。这也导致西方社会普遍将中国作为“它者”来研究，盖因它的文明演化线索和内部运动构造是“家-集体-国”。以至于“西方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都不是主题”，“它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作一个陪衬……中国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理论阐述的策略，通过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反面对照，得出对这些理论家们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例如，“对于韦伯而言，中国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而非商业-生产中心，中国的法律是实质性的和工具主义的而非形式主义的，中国法的组织逻辑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中国不同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方。”[13]然则，“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向体现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不能与旧的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决裂，所以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就转向保守主义，出现儒家化倾向。”[14]10亦必须承认：“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15]也因此，经由“政治经济学”之科学品位提升，能够使得中华经济学科同时作为“一门科学”来探究，从而，中华政治经济学是相对于学科概念而言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科学范畴和规定了。

　　其次，中国古人一向认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并非完全出于地理概念，而是天下主义使然，是受到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之感召，希图从“化成天下”进到“协和万邦”。⑦中国人坚持以“文化”区分中国和夷狄，践行的是共同体价值观，这和以“个体单位”为对象的研究路线完全不同的。表明：中华的大一统概念首要是“文化大一统”，然后是“制度大一统”“民族大一统”等规定。“所以，天下主义是一种‘协和’模式而不是一种统治模式。”“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一个极为显著的实例是，“到了宋代，中国的周边已经崛起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中国只是天下的部分，这时天下主义则成为一种理想情怀。”[14]584

　　再次，共同体经济学的真实旨意是指向了“主体社会”经济形态的构造。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说明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升腾出来的‘中华社会生产方式’特性：所谓‘无为而为’(无生有的发生学逻辑，或者说行动逻辑)，所谓‘阴阳’，所谓‘体用’(母子工作思维和语言)，所谓‘泱泱大国’，所谓‘大一统’(家国占有关系的主导性)，所谓‘中庸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体行动路线和方略)，都因应了上述生产方式的概念，而酝酿生生不息发展的中华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体间的合作交往关系。”[3]691

　　最后，共同体经济学亦必然建基于中华生产方式，如以特殊类型的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的讨论为例，必须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国有企业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官民经济统合斗争的产物，是特殊的科层生产方式与企业经济形式。”然则，“实际上，它是一部生产劳动组织的‘通史’，盖言‘纯粹官营工场’‘官营工场+分包制’‘官营工场或工厂+准工业化’‘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现代企业组织+现代分包制度+市场化’发展类型之特质继承、组织结构累积与经济形式流变，实际所整合者即‘主体’和‘客体’两个维度的发展内容。”这样的构造“契合了中国固有的所有制关系，在内涵逻辑上体现为‘家’‘科层’‘企业’‘国’四位一体的运行样态”，“可见，单单是‘产权契约’无论如何容纳不了它的历史轨迹(贯通宗法关系、经济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独特社会经济作用(大一统制度架构下的政治经济功能)。”[3]701

　　在《大纲》看来，正因为有了中华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文明延续，也才有了“中华共同体经济学”;归根结底，后者必须基于前者的前提而得到理解，必须视为有机体的一种构造、一个极为重要的构造。然则，它的经济形态的理解线索可以刻画为：“第一阶段：中华原始共同体形态;第二阶段：主客体的初融态(社会);第三阶段：封建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第四阶段：主客体的次融态(社会);第五阶段：官僚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第六阶段：落后主体形态的外部冲击;第七阶段：先进客体形态的外部冲击;第八阶段：主客体的深融态(社会);第九阶段：社会主义共同体形态。”[4]“这样看来，从主体出发，从中发掘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性与行动规定’(从主体中直接引出‘行动的规定’)，可能是‘国学感召’在现时代的应有的意义。”[16]

　　需要知道，以共同体(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和以个人(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盖因共同体本身必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远古部落时代的情况看，“‘群体的利益’同时也是个体的最高利益;所以曰：天下为公。”然则，对于这样的探究理路，《通论》替代以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经济学演绎讨论，从中总结提炼阴阳五行的理论。或曰：从理论上完成了“阴阳五行论”在经济学上的导入。⑧显然，《通论》认为构建共同体经济学需要阴阳五行的理论思维工具。盖因二重性(阴阳)所贯通者，即“历史”和“方法”;如上指出，这是一主体、客体共演之结构。盖因“万事万物”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它们分别是：诞生阶段、成长阶段、转化阶段、衰老阶段、消亡阶段”，所以可将五个阶段称之为“五行阶段”。

　　万物同宇而异体。深一步看，万事万物的五行阶段，实则是事物内部“阴阳二气”(运动的物质规定和行动规定)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五个不同运行状态。以此观之，阴阳是万事万物的生身父母。依照《通论》看法，全部有意义的结论是这一点：“西方经济学中有无数经济模型，几乎每个模型都用到了高深的数学公式。而‘中国经济学’只推导出唯一的一个经济模型：‘经济五行系统模型’(经济五行图)及其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经济运行五方图’(经济五方图)。”以共同体的经济运行而论，那就是说：“每个经济体都存在币货流，这个币货流就是经济体的‘阴阳二气’。而币货流存在五行阶段，那就是‘社会需求’‘社会供给’‘社会流通’‘社会分配’‘社会消费’。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社会消费引发下一经济周期的社会需求，从而经济体构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状的经济五行。”

　　(二)阴阳发展原理及评价

　　时间(宙)是万物的尺度，亦是人的价值尺度。中国经济学存在性的第二命题即在于中华系统的“阴阳发展原理”(时间系统经济学)。这意味着经济学从“时间”开始论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沿着“阴阳发展原理”的理路行进并建构。有无相生，而有阴阳，任何一物皆涵阴阳;阴阳是中国人把握对象的基本方式，也是思维学意义的基本思考形式。然则，中国经济学是古老的学科规定;它的学科特质是：行乎道，观乎象，系乎识。以《通论》为例，为了找到统一的逻辑形式，其以“阴”考察生存时间(社会产品的“总规定”)，相应，以“阳”思考劳动时间(社会产品的“子规定”)。阴阳是对道、象、识的一个总揽，又在于说明“道的基本思维”;然则，以阴阳作为“辩证法”，能很好统一历史和逻辑。同时，这和劳动本体(劳动力的活动)的“阴阳”构造是契合的。即具体劳动和社会物资的“物质身份”相对应，而抽象劳动和劳动的“社会身份”相对应。“所以有结论：劳动时间的经济学本质是对效用时间的消耗;或者是对劳动者‘维生物资通道’所释放‘汇总效用时间’的消耗。”然则，产生这种工作效果：“思维科学的内部秩序性盖由‘阴阳’所统帅，产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运动复归——运动不断重新出发、构造不断复归。”[17]

　　这种时间经济学是中华物质生产的真正的“道性”。进一步，为了求经济核算的方便，《通论》设定一种特别等式：利润时间=汇总效用时间-劳动时间;据之做出一系列判断：效用时间是经济活动的“真正收入”，劳动时间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成本”，以及利润时间是经济活动的“真正利润”，等等。就生存时间价值论而言，在一定的共同体下，“价值量不会直接是劳动或抽象劳动、不会是单纯的效用、不会是边际效用，也不会是所谓的均衡价格;因为它们都无法向人们提供生存时间。只有那些能够保障生存时间的财富，才具有真正的价值量。”“工业时代同洪荒时代一样，人们依然需要不停地捕猎以维持生存。只不过洪荒时代的猎物是‘麋鹿’，而工业时代的猎物是‘杂糅了各种美味工业品的特种麋鹿’”，“其价值量依然是生存时间，即汇总效用时间”。显然，这是基于共同体系统的要求看的，是社会总产品形成价值的特性。而对共同体内所有的生产活动来讲，“能否直接为人们提供生存时间(活命时间)是判定某经济事物是否含有‘价值量’的唯一标准。”然则需要知道，对共同体而言，“只有‘维生物资通道’能够释放‘汇总效用时间’，才能够提供生存时间，也才含有价值量。而具体商品只是它的组成构件，并不能独立提供‘汇总效用时间’或‘生存时间’，所以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量。”

　　这样，为了真正统一价值和财富，“共同体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必须用“生存时间”作为统一的计量工具。我们会发现：劳动时间同效用时间的“计量单位”必然同构。“两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阴阳关系。”由此，从方法论的内涵规定看，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尺即《通论》所谓的“社会价值量标准”乃是以“天人合一”为发展的价值判断，又以“知行合一”为发展道路选择。然则，“如果说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计量单位是一维的、线性的，那么可以说，经济学的计量单位就是人均限定下的四维时空结构。”理道无穷，行而不著，习焉不察，则不知其无穷也。从《通论》提出的社会价值量标准的计量单位(构*质*量*天*人)中可以发现：其中的“结构”“质量”“数量”构成一个三维空间维度，而“天”构成一个时间维度，其中的“人”代表一个平均结构。这说明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价值量标准，同样，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代亦有着不同的标准。所以，“从社会价值量标准的特征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部‘社会价值量标准’不断变迁的历史。”据此，可大胆推断：“所谓的工业革命，本质上是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社会价值量标准’的全面升级替换而诱发的。”以此观之，对于“本质”可有不同的表达：与《资本论》以“矛盾发展—矛盾运行原理”解析资本竞争的“非合作”(或曰资本竞争经济学)本质规定不同，共同体(合作)经济学原则上需要退回到原初的状态，那就是寻求“阴阳发展—五行运行”的原理，以此书写本质运动系列。于是货流生币流，这是共同体经济学的阴阳和合之道，促使《通论》举出所谓的“货币问题”。⑨

　　价值的本质不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但《资本论》价值问题的实质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盖因价值在计量手段和实现目的上包含了“物质效用时间”，并使之成为社会效用时间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分析‘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的历史演化过程，来揭示其历史演化发展的机制和阶段特征”。[18]在《资本论》中，以“价值形式”领导“剩余形式”的结果是产生了剩余价值运动形式的规定，——这是“父子关系”观照下的考察结果，从而产生货币向资本过渡的历史行动;这里，价格严格隶属于价值。但在共同体经济学体系下，“人们将价值量的提取权分割成碎片状，是为了方便人们交换和使用，那么同一个商品，用‘碎片状价值量’计量是该商品的价值，用‘标准纸片’计量则是该商品的价格。”并且可以认为，“当货币独立存在后，价格同价值就会逐渐分离。”为此，必须寻求中国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表达”。所谓“无论‘采集过程’还是‘加工过程’‘物流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它们都是劳动投入(劳动时间投入)施加于商品(价值量的载体)的过程”，“商品的‘模拟价值量’随着劳动时间的投入而发生增殖现象”，那么，“可将这个‘增殖现象’称之为‘中国经济学’的‘价值量增殖理论’。这个过程同劳动价值论非常类似。”然则，运行必须是“发展的运行”，即基于阴阳的发展演化而进行。《通论》最后证明以“共同体形式”领导“剩余形式”的流通结果，同《资本论》的流通分析在机理上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再生产运动规律并非处于独立存在之状况，而可以说成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再讲一遍’。”[1]从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主要范畴，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的顺序从简单到复杂来安排的。而与这三个基本范畴相适应的实际上是安排了这样三种学说的顺序，即先叙述和论证了与商品这一范畴相适应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商品是个二重物的分析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然后过渡到货币学说，从理论上阐明了从商品到货币的必然转化;最后再在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论。”[2]210

　　(三)五行运行原理及评价

　　关于人与宇宙之关系，中国人称之为“天人合一论”。然则，系统必然为天人相通、天人相合、天人相胜的空间存在。据此可认为，中国经济学存在性的第三命题是“五行运行原理”(空间系统经济学)。第二命题、第三命题实际作为“首要命题”之拱卫，分别从时空两个方面完成共同体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也因此，这两个命题必须被同时考察，作为时空结合之合成命题(规定)。“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填补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空白，目的是把‘哲学态的时间规定’还原为历史生活的实践批判(即对‘历史批判’的规定予以客观呈现)，以及相应把‘哲学态的空间规定’予以现实还原，定格为有关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总体批判’。”[19]用《通论》的话说则是，“效用时间价值论是中国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最终要用来构建新的经济运行理论。”这个所谓新的“经济运行理论”(阴阳五行运行理论)，其实质内容和社会总产品运行模型的构建有关。

　　这样，需要按逻辑来安排范畴顺序。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不仅是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首先加以研究，而且在叙述的逻辑中也是把剩余价值这一范畴放在利润、利息等范畴之前来加以考察。”[2]212而对《通论》来说，用来构建“社会总产品的运行模型”的理论基础则由“神奇的社会库房”统领的共同体流通的结构体系所承担。这个“神奇的社会库房”是共同体执行流通功能的概念工具，也就是产品社会流通的具象化。总括起来，(1)“社会库房的实物收支账簿体系中的‘实物收入账簿’记录了社会供给的情况。”(2)“社会库房的实物收支账簿体系中的‘实物支出账簿’记录了社会消费的情况。”(3)“社会库房的货币收支账簿体系中的‘货币收入账簿’记录了社会需求的情况。”(4)“社会库房的货币收支账簿体系中的‘货币支出账簿’记录了社会分配的情况。”(5)“社会库房的存量账簿体系记录了社会流通的情况。”⑩所以《通论》提出：“所谓的经济运行，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在‘供给者’‘流通商’‘消费者’之间的生产及流转。”也可以说，经济运行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在“广义社会库房”内部进行的流转。

　　并且，《通论》“从部落时代的‘部落库房’出发，研究了‘洪荒部落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自给自足农牧业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三个不同时代社会库房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库房的组成、制度、运行机制、管理者等多方面的内容。”并由此而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学的“超级经济模型”。这个超级经济模型拥有五个至关重要且相互关系微妙的经济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共有两个：促进关系和制衡关系。促进关系可罗列如下：“社会需求”促进“社会供给”;“社会供给”促进“社会流通”;“社会流通”促进“社会分配”;“社会分配”促进“社会消费”;“社会消费”促进“社会需求”。其中的制衡关系对应为：“社会需求”制衡“社会流通”;“社会流通”制衡“社会消费”;“社会消费”制衡“社会供给”;“社会供给”制衡“社会分配”;“社会分配”制衡“社会需求”。总体而言，“每个经济过程都有一个可以被其促进的另外经济过程，同时有一个被其制衡的经济过程。而且该经济过程，同时也会被另外一个经济过程促进，同时被另外一个经济过程制衡。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体系。”然则，这是高度抽象化的“经济运行全景图”，充分揭示了共同体经济运行过程和阴阳五行理论的相似性。

　　小结：很显然，这直接是中华思维学干预下的一次重大学术建构活动，其划开了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供求本身和供求曲线。但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世界里，执行的是这一“铁定的公式”：供求曲线=供求，即主观同时是它的客观。“它们——这些曲线——仿佛不由货币或资本形式构造而出，而恰恰由物质过程本身构造出来，仿佛这是一项工艺常识。于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法律。——按照经济法的规定，每个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3]228亦如《通论》之强调：不仅仅要证明阴阳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还要说明它的根据、真理性和哲理性，因为只有从方法论和哲理方面阐述阴阳五行的理论，才能证明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应用前景;同时，也只有证明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广泛适用性，才能证明在经济学领域推广“经济五行”的正确性，然后才能用该思想工具去指导现实经济活动。

　　四、以社会主义把握主题和主义之统一——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的文化思索

　　新中国70年是一个工作整体，70年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题”为中心灵魂和一以贯之的规定，包括八点有机联系的统一性认识，即“主题论”“本质论”(蕴含的本质规定)“规律论”(蕴含的规律规定)“制度论”(蕴含的制度规定)“主体论”(蕴含的主体关系)“客体论”(蕴含的客体关系)“经济政治关系论”(国家关系层面规定)“对外关系论”(对外关系层面规定)。进一步，我们若以“社会主义”为太极规定，那么可从上述实践规定和理论认识中总结提炼出“主题论四对范畴”——四种基本工作统一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题论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的逻辑内涵统一(即“统一规定的主题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的实质内容统一(即“主题和主义”)、社会主义不同利益主体协调论与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论的实践手段统一(即“主题和主体”)、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论与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论的工作主张统一(即“主题和主张”)。内置其中的“两仪规定”是革命和建设，它统领“主题论四对范畴”的内部关系统一。

　　第一，社会主义重在建设，70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主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主题的核心、根据、前提是主义，主义内在并具体化于主题之中，主题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中确定。”“号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义，但是否为真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从其声明来看，必须通过其主题和主张来验证。”[20]然则可以说，离开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7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蕴含由“主题论”所释放的巨大发展力量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必须将“主题论与本质论”作为一个理解总体，作为“工作统领”(主题论I)与“工作地基或力量支撑”(主题论II)的内部对应关系对待。主题论I与主题论II是时代性的具体统一，它在内涵规定上决定了“继承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的工作关系，使社会主义问题解决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特征。这样，“主题论”由自我构造的“关系模式”转为具有互系结构的“关系模式”。很显然，这可以视为主题规定本身的“理论生长”，导致了必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规范的工作规定统领对两个时期的理解。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21]这句话形象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也形象说明党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要之，把前30年理解为“苏联模式”是不正确的。⑪同样在继承方面，亦不能局限于抽象继承，而需要更多考虑具体继承方面的规定。如从阶段任务转换的内在逻辑看，“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的时代再出发”完全可视作“生、长、化、收、藏(再出发)”社会主义运动序列，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学命题的序列，等等。⑫从而立足于史，很容易找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统一。

　　第二，实践是统一的，理论就是统一的。根据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建国70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立、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是“建成”与“未成”的历史辩证法。主题捍卫主义，主题巩固主义的成果。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时间。”[23]116“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连通的，然则，具有思维学的对象统一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区别，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确处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成功经验，也有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困难的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24]归根结底，必须清醒认识到，“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对社会主义而言，“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25]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完善必须立足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探索，反过来，前者提供给后者广阔的发展空间，使自身成为关系模式中的“工作地基”和系统性“制度支持”。关于这种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然则，“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且，“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23]130-131

　　第三，文化是社会历史的过程，文化线索和矛盾线索与时代同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未成辩证法”的明确和肯定，但同时强调了“既成辩证法”的规定：就行动逻辑的现实性内涵而言，社会主义显然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研究，而必须把自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对象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中国社会主义显然是主体社会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主体关系是工作统帅，统领一切关系，主体关系调节、规制、引导着客体关系。然则，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即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而需要适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从规律的层面看，矛盾线索具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所谓的“矛盾的一般线索”即文化线索。用“天人合一”的中国术语表达“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工作合一性，即对象思维学，其保证了“总规律”(无论作为思维学的总规律还是逻辑和知识意义的总规律)作为运动规律必然是“阴阳互系的关系规律”和“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两种规定之统一。中国人偏重从阴阳互系的文化线索看问题，更多把握的是“关系规律”。⑬在当前，需要将“一般”和“特殊”重新整合起来，赋予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矛盾规律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内涵，如社会化大生产与公有制发展不足的制度性矛盾、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同所有制结构不完善的关系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水准日益提高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普遍受到削弱的发展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日益强大同社会化生产内涵发展逻辑要求的内在矛盾，等等。然则这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社会主义关系主题”;这个主体，当然也是指“中国主体”“社会主义主体”。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客体的发展是应对主体诉求，寻求主客体矛盾解决的一个工作上的“对应”，展开为“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主客体关系协调的发展轨迹。体系是生产力的要求，也是生产关系的要求，是主体的要求，也是客体的要求。这样就把“主题的主体论”和“主题的客体论”牢牢地统一起来，强调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以“一个理念”“两个优先”“三大变革”“四个协同”“三有体制”为科学内涵。然则，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确保国民经济健康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四，社会主义与辩证法工作统一。新中国70年历史符合“正、反、合”发展规律，是持续走向繁荣的辉煌整体。首先，在内在特性方面，党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统一。这决定必须将社会主义实践既看成“经济的规定”、也看成“政治的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26]“主张，是主题的延伸，是从主题的研究中形成的基于主义而得出的维护、实现主体利益，并据此提出的对待经济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如果说在主题上还可以隐晦其主义和主体，但在主张上则必须明确论说，从而使主义和主体得以展示。”“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是以对主题深入研究为基础的，是学理性的表达，所以，它更集中、明确地概括表述了主体群体的经济意愿，又是主题和主义作用于现实经济矛盾的必要中介。”[20]一言以蔽之，“经济政治关系论”植根于国家关系层面。其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之“特殊规定性主张”，它决定置身世界的关系模式中理解的对外关系层面的经济规定作为“特殊规定性主张”的延伸规定。然则，“对外关系论”又可以说成是主题论的国家关系模式，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主张继续，或者说是“特殊规定性主张I”转向“特殊规定性主张II”。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具有战略意义：是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在当前则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逆的发展趋势，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新出发，中国应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继承弘扬建国70年来的已有传统，通过构建和谐经济交往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一道，实现共同经济繁荣，维护世界基本经济与政治秩序。

　　小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喇叭声咽，马蹄声碎。这就是对“阴阳和合”(阴阳型矛盾)发展道路的文化求索——既是道、亦是术，然则，高度凸显了道、法、术、技的一体化。统一70年历史的主线索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前进的重大特征是探索，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慵整纤纤手，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通过对社会主义中国70年基本面情况和思想素材的详细了解掌握，“社会主义是太极”的观念得以确立，亦使我们确信正是这种学术支援帮扶了“中华社会主义统一体”的广义文化思索，进行中国经济学的深研与创建。然则，这个规定旨在表明通史和断代史的统一，同时表明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内涵：既是世界的、亦是本土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态、亦是文化形态。

　　五、新时代语境的“经济学教科书”建设——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的方法论

　　中华历史及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域内的实践，即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文化实践，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然则，中国经济学同样是“既成”与“未成”的历史辩证法，需要循着“学科规范—科学规范—理论规范”建设路径，梳理“中国特色”学理，进一步整理本土方法论规范。从中发掘的思维学规定包括：(1)调查(活动规定)-分析(内容规定)-综合(形式规定)，从而排斥了毫无生气的认识折中、调和;(2)总结(活动规定)-归纳(内容规定)-演绎(形式规定)，从而排斥了认识至上的“演绎主义”;(3)具体(活动规定)-抽象(内容规定)-具象(形式规定)，从而科学说明了“中国具象”的思维根源;(4)一言以蔽之，研究是“内容”，是实践到认识的不断生成，而叙述乃是研究活动及其工作内容的“形式”，是认识到认识的不断理论提炼和思维形式上的系统化。

　　按照述、评、论路径，以上可以说是对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内骨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梳理，总体感受是，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又曰：“后夔不复作，千载谁与期!”⑭这样看来，《资本论》同样是伟大的阐述“阴阳五行”的经济学的经典作品，是哲学作品、经济学作品、文化作品的统一。如前指出，盖因它将“阴阳”归结为二重性的发展，即在第一卷由劳动二重性的发展引出资本二重性的发展;然后在第二卷，复以资本二重性为中心的规定系统考察了“资本的五行”，即每一资本在完成自己周期性的生命运动所经历的“生、长、化、收、藏”的五个阶段。资本五行的每一元素斗士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相生相克的作用运动实际就是“阴阳”的贯彻其中。从“阴阳”到“五行”，然则，马克思是将资本的发展方式以及存在方式，立为“劳动阴阳”和“资本五行”。⑮即对资本而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矛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⑯

　　新时代“经济学教科书”建设是通史与断代史工作规定的时代内容统一。学易穷源示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又曰：画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究竟何谓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惟平易，意指才广大深远。从中华思维学的考察角度看，阴阳五行是来自“共同体的人类”总体思维的一个规定。盖言阴阳，即总思维的内容(规定);盖言五行，即总思维的形式(规定)。从工作逻辑看，这又是由发展逻辑到运行逻辑在内在关系上的一个推演。然则基于《资本论》体系回顾，所谓“中华思维学”，核心内容即在于确认“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的世界”通行之思维认识规则。这很好揭示了《资本论》研究对象“马克思表述的秘密”，所谓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对象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作为阴阳运动和构造来理解，表明马克思坚持以母子关系为领衔安排资本发展的研究和叙述;有了这个坚实基础，马克思转向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涵义的“父子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从资本五行中提炼出作为基本线索的这一结构体式，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显然，父子关系是和一定内容和形式的母子关系相适应的，这是马克思坚持和强调的“发生的批判的建构”。然则，马克思首先从思维学上界定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四梁八柱”。从对象思维进到对象逻辑，其次有了对象和研究对象、生产和再生产研究内容的区分，总揽了总思维和具体思维形式的统一关系。言之，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规定区分，马克思最终找到生产对象的内部辩证关系和总体联系，而于纷纭复杂的现象域内揭示“总规律”(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工作取出“总范畴”(剩余价值)。⑰

　　可见阴阳五行，决不是对现象的直接把握，而要在揭示“本质对现象的关系”，如中华共同体的五行系统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阴阳运动都是讲求母子关系的，因此，资本二重性的全称其实是“由二重性来规定的资本五行”。阴阳统辖五行，然则，这是母子关系规定和父子关系规定的“对话”以及发展规定向运行规定的“机制转化”。也因此，系统论层面的运行是和发展严格对应的本质规定上的范畴，它决定社会分配实现和资源配置意义的经济系统的表层运动，并体现或转化为相应的运行形式范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实为(或应为)共同体经济学，探索路径是“生产一般思维学+共同体五行(共同体系统论)”;如上所论，《资本论》是向共同体回归的经济学，探索路径是“生产一般思维学+资本五行(资本系统论)”。以此观之，《通论》主体论证主要还是着眼于本质探究，又在于着重剖解“发展的内容”和“运行的内容”及其规定上的对应关系——这些是批判性理解“中国GDP”的一个必要基础。要知道，西方经济学基本是绕开《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从现象生活过程开始探究的，其所谓“理性发展—经济运行原理”的主张，应该是自编“神话”。⑱无独有偶，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也大都简单套用实证逻辑的史论结合的“阶段分析+现象分析”路数;其中鲜有真正成体系者，且大多老调重弹或滥竽充数。更为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西经和政经的编者已经开始不知道“原理”为何物了，尤其是不知道“中国原理”为何物，何其悲乎!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从工作本位意义上讲，最大的创新是原创，最大的原创是传承。然后需要知道，思维支持之后有内容支持和体系支持，其归根结底是“历史的支持”和“学科的支持”。所以无论对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均不能作“教条主义”理解。我们反复强调，从完整的意义上看，文化有三个概念：传统文化、方法论、学科建设。这是“中华文化”内涵的总概念。它同时蕴含了“文化的线索”和“矛盾的线索”：从社会主义的本土寻根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建构。然则，必须坚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理论规范”，相应将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分别视为“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以此处理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然有了共同体五行学的思考，就完全可从中提炼时代化、领导性的社会范畴“谱系”，形成对中华历史系统的机理性认识。需要知道，无论中华本土的学术锻造，还是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经济体系一般不做“微”和“宏”的硬性划分。⑲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宏微(观)体系的构造，其应当是“宏微不同视角”的语境，即“微观过程”“宏观过程”以及“微观系统”“宏观系统”;并且二者终归是发生机理上的“连通性的生长关系”，而必然不是“彼此对立的认识关系”。据此可断定，类似《通论》这样的作品非如作者所想，好像专门是探究“现代经济学新原理”——“新的宏观原理”(宏观经济原理或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决非如此。作品为时代而设，系为执行“经济学的文化自信”而生。⑳

　　正名者，辨物、正言、断辞之谓也，盖辨事物之理以正其名之学也。试问：与中华生产方式契合的“主体辩证法”究竟有怎样的理论构成元素呢?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些都亟待探求。荀子谓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解蔽》)。故此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决非“创新”术语所能涵容的，然则，着实在于尽力推动中华学术体系的时代复兴，以真正实现古今贯通意义的“古为今用”!盖因在当下，使“以西解中”的基础彻底扭转为“以中解西”，在某种意义上尚属不可能。例如一种普遍的误解：以“西”为标准观看和定义中学，或反过来，以“中”为标准观看和定义西学，——执行纯然知识导向的“中西双解”。但这样的话，试问：“东方规定的财富论”是什么，“东方规定的流通论”是什么，“东方规定的宏观经济学”又是什么呢?可见，中和西不是争什么科学标准，而在于界定总体的科学规范，是确定工作本位的问题。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学科规定”的中国发掘与内容再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研究再出发与路径重新选择的问题。21

　　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然则，“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字必须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中国人的资格”应当是新时代语境学术研究所更加需要遵守的研究规范，需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工作杜绝“语义解释学”。具体在中国经济学本土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中解西的学术建构原则，同时兼顾以西解中，进行“中西互解、中西贯通”意义的中西学术对话。说明潮流虽然已开，而未完全越出或挣脱“就概念论概念”的固有观念和体系束缚，尚且处于冰融期，于是必须从行动主义开始，坚决拒绝学术神秘主义。何谓中华(方法论)原理?一曰共同体(经济)，二曰阴阳五行(系统)，三曰主体批判(行动)，中国经济原理的深层构境在于行“历史贯通”之法。然则，所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贵在“求道”，其实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贵在“求象”，也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贵在“求识”，而综上两点，亦不过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

　　总之，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有人说2018年是注定要被铭记的一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悄然开启了“抗美”时代。2019年中国更是在吐故纳新中扬帆起航。然则，总书记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并进的规定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然则，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亟待从“经济学的在中国”走出，在境遇上尽量避免涉及对“中国的经济学”的种种话语纠缠，而理直气壮地将“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探究，寻找政治经济学的中华文化之根、文明基因。需要知道，“中国学术思想其源出于《大易》”，立有三大原则：“一、体用之辨。二、阴阳成变。三、本隐之显。”[31]《海国图志》复曰：“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盖取“经之纬之，左图右史”之法，取“纵三千年，圜九万里”之志![32]然则，此乃“国学感召”也，“当代中国正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践创新的背后乃是思想的创造与创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6]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吾辈需要向学而努力!

　　注 释：

　　① 本文系由笔者为书稿“中国视角的财富和流通理论”所做序言扩充和改作而成。感谢郑雪昭无私提供“知识产权”，允准提前征引、相机采用书稿涉及模型构筑部分的内容，作为本文不可或缺之论证组成材料，并动议之。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旧说新题、旧义新编，序为文而设、文为序而生，固然谈不上是“理论创新”，惟以示开导之功。郑雪昭的《财富的本源及流转通论》(暂定名)，目前已提交给经济日报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在我看来，该著述主旨意义指向锁定于中华经济系统论(或曰“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要之，阴阳五行是中国通史思想线索，是蒙以养正之学、制名正名之要，不可不深察，对此，文内有详论。同时，这篇文章在主题上又可以说直接呼应了拙文《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的论述，是其续文意义的再创作。

　　② 吴桂有恨自成律，始天无道深秦心;比类妙徼三秋雪，取象玄生二月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性与理性灵魂，然则，中国是“阴阳”的文明大邦。阴阳=生长+互看;生长酝酿了矛盾规定，互看酝酿了理解艺术。阴阳其实是生长规定基础上的理解艺术：如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看“中华唐诗宋词”，就决定必然产生“人的全面发展”的行动诉求规定(《资本论》)，反过来，由《资本论》发动和“三者统一”的互看则酝酿了向唐诗宋词(诗和远方)历史回归的行动。史以启正，蒙以养正，名以显正;正者，人民本位也，这启发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主体批判”重新起航。然回眸中华经济科学的发展史，在古代社会，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现代则一直处于“原理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状态。这不仅指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境况的尴尬”，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运用提出挑战。

　　③ 说明一点：道、象、识作为“方法论三字经”，不是求体系，更不限于概念的逻辑自洽或语义上的理论自圆其说，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本土寻根”。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贯通看，它所贯彻的话语原则正是本真化的“以中解西”。

　　④ 简单地说，这一维度的分析代表了“本质之发展规定”。

　　⑤ 对应来看，这一维度代表了“本质之运行规定”，但阴阳内置其中，所谓：一阴一阳，相互流转，其始无端，其卒无终，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终结。

　　⑥ 要之，“《周易》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周易》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周易》。”[12]

　　⑦ 《易经》的基本运思是“天下一统，变在其中”。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根据。然则，亦可知晓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根据所在;其所述者，即周礼也。盖周礼“消灭私有制者”(熊十力语)，寻其策划，略说有三：一曰土地国有;二曰生产事业，其大者皆国营，乃至全国亦逐渐合作、平等互助，以为将来世进大同，作为国际公营事业之基础;三曰金融机关与货物之聚散，皆由国营。可见，周礼是中华共同体制度存续的象征。

　　⑧ 它的架构初成是在中国管子时代。管子以前，体现阴阳学说最重要的著作是《易经》，五行学说是在《尚书》里头提到有，但彼此独立。在《管子》中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最终被结合到一起(也有一种说法：邹衍利用“易学”发展出阴阳五行学说)，从而确立“阴阳五行”的架构基础。发展的“时间”与运行的“空间”自此合而为一，奠立了中华的学科完备性。中国传统之“哲学理论”终归是源出此说。

　　⑨ 要之，中华系统的货币是一极为特殊复杂的规定，兼具财产和身份特性。本着“物理学(知识构造特性)——会计学(逻辑运动特性)——中医学(思维对象特性)”的提升路线，《通论》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货币，即“动脉货币”和“静脉货币”。

　　⑩ 这种“从库房到库房”的研究手法类同于《资本论》的“从资本到资本”的流通过程研究。

　　⑪ 应该说在1956年以前，我国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仿效苏联，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为了工作服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目标，针对我国建设初期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弊端，1956年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重要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课题，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开始对苏联模式产生怀疑，开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目的是“以苏为鉴”，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⑫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提出的理论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奠基石，他强调，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22]21963年，他再次提出了：“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并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22]413在1975年四届人大会上，并再次响亮地发出伟大号召：“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22]190-191

　　⑬ 需要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分明是披着“矛盾”外衣的“阴阳论”。

　　⑭ 其在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激荡中达成的理论构境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首联意指中国学术以“无”(虚)为本，有无相生;颔联意指中国经济学虽“源远流长”，然“踪迹难觅”;颈联专指“阴阳五行”的相互工作关系;尾联转意指“中国经济学之当下建构”。

　　⑮ 本质规定的运行方式，即存在方式。例如《资本论》所采用的条目体与“历史贯通法”，无不泄露了这一秘密。盖言“资本论”，以商品批判资本也，复求商品批判之历史规定，于是得到“商品-资本批判”的全体理论。说些额外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言明马克思当时以“条目体”——所谓的《六册计划》，总揽“商品-资本”之研究;后改以《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这样说来，《资本论》乃是一巨型的“资本五行条目”，而又以同样巨型的“商品条目”(书写“劳动阴阳”规定的商品史)为基础，实现了逻辑批判意义的“史通”。然则，这是“生产一般思维学+资本系统论”探究体式。所谓“资本一般”，是指“资本五行学”的规定。扼要地说，正是由资本五行的规定当中，马克思工作取出“资本一般”，又置放于生产一般思维学的理解域，于是得到资本系统论的中心范畴，将之归结为“生产资本=产业资本”的历史规定，而这又正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要科学说明的对象。

　　⑯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王国维语)“道出于二”，诚哉斯言，大哉斯言，从而围绕“社会主义”将产生更多立体性的历史文化思考。

　　⑰ 相应有了研究形式上的对于规律和范畴的研究与表述的区分。然则需要知道，规律本身也是范畴，是“方法论范畴”。对“经济学假设”的批判可以说是基于工具假设角度进行的，如在中华体系内，“‘利己利他的人’是针对‘利己的人’而提出的。”它有利于戳穿资产阶级体系的“虚假本体论”。例如可以这么讲，“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的具有主观对立思维方式的‘天人对立’的人是‘利己的人’，那么，依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表达具备了人的本质的具有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天人合一’的人就是‘利己利他的人’。怎样来理解‘利己利他的人’呢?第一，‘利己利他的人’中的‘己’‘他’，都是代词，分别代表‘双重关系’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己’‘他’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自然的类关系’中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特征，及其‘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生成’的两种态势。第二，‘利己利他的人’的利益是由社会决定的……第三，‘利己利他的人’遵循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27]

　　⑱ 微观和宏观的体系分裂，表明西经的本质不仅是虚拟的，也是内部分裂的。既有的宏观经济学更多是短期分析工具，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注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不宜盲目模仿“微观+宏观”体系设计模式。又之，“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包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蕴含的阶级框架”，因为“《资本论》是以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则承袭了微观经济学的还原主义方法论，其理论体系中的消费、投资仿佛都是由无差异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主体做出的，仿佛消费、投资可以与一个国家的阶级有无和阶级结构无关。”[28]

　　⑲ 很显然，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的管理及相应采取的一系列总量调节与有针对性影响控制经济变动走势的手段措施的一种方便的称谓。经济本身并非一定有微观经济、宏观经济之分，经济学却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别，这只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特定产物。

　　⑳ 从高度上看，必须坚持以“文化自信”书写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于是转译成《资本论》研究，这个原则即是以“文化版《资本论》”的高度统领“政治版《资本论》”“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的研究，以彰显中华思维的本土原创性。

　　21 莫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是针对国人而言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寻根的意义上说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29]因此，不在于国人如何坚持或反对“中体西用”，而在于怎样赋予它时代的内涵。多歧为贵，概念术语的争执必须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予以解决，但始终不能动摇对工作本位的坚持。如阴阳、五行、八卦作为主体性规律范畴，是对中国体用学说(尤其中华思维学)的基本定位;西哲的“主客二分”则制造了体用思维的内部紧张关系。冯友兰先生考证，“严格地说，体和用的关系，同母和子、本和末的关系义有不同。”“中国哲学史中的‘体’和‘用’这一对范畴，就是用以说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说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就是说，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用中国哲学史中的话讲，就是，物质是体，精神是用。”[30]然则需要知道，体用盖言思维学和思维手段意义上的“工作本位”，这就必然引申出以“中华思维学”和“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为“体”(第一性)，以逻辑和知识的理论为“用”(第二性)的深一步探究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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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彭晶晶)

　　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总第101期)第5-22页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文/许光伟，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