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二重性：主体逻辑的伟大发现

　　【无题导言】主体逻辑的研究在目前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逻辑是主体学的工作规定，主体逻辑委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硬核。知之，行之，宏之，微之，经之，纬之！厥初生民，载生载育；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作为主体人始终在场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主体逻辑实质为事格研究的工作逻辑。在当下场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是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观的集中体现。作为克服“阶级恶”的史识，主体现代化必须以坚持人民至上的主体理念贯彻落实到实践层面。由求劳动解放获得主体发展，则为主体逻辑之学识。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主体论，而非一般学科意义的知识，也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逻辑，不是普世价值，不是各种特殊规定性的简单综合，就必须一以贯之，寻找唯物史观的主体逻辑工具——劳动二重性！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合为时，合为事！从语义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主体逻辑似乎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本身，但如果细细推敲，“马克思主义逻辑=主体逻辑”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乃是指向大写字母意义的逻辑——上游的思维学、中游的逻辑学、下游的知识论之一体化。

　　文章原名：《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原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作者研究领域：《资本论》和中国经济学。

　　摘要：值此《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际，应从历史高度探索《资本论》结构的发生奥秘，总结推广《资本论》理论遗产，藉以弘扬“中华事的科学”。研究表明，劳动二重性客观逻辑的发掘确立《资本论》结构形式变迁的“客观标准”，而打破了既有的“劳动二重性思想史”认识，将“理论”转译为“生成规定”，并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文本背后——历史和批判。这要求将《资本论》创作过程看作一“巨型的史书”，从马克思真实记录中梳理结构的源起、成型和中间隐藏的逻辑嬗变，具象出批判与建构之“完美统一(规定)”。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特殊和一般、“个别”上升到“一般”、发生的批判的规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性质，亦即所谓的第I结构、第II结构、第III结构和第IV结构，乃是构成了《资本论》创作的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形式。理解高点锁定在“第IV结构”。由于艺术再现主客观批判的工作统一，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生产关系”问题，首章《商品》逻辑始终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作品的最高水准，完结《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

　　关键词：《资本论》; 劳动二重性; 历史; 结构; 发生; 批判; 辩证法; 思维形式

　　一、《资本论》结构的秘密：源起、成型和嬗变

　　《资本论》结构的秘密所在是“《资本论》商品章”，——这是一个理解的高点。对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具有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客观提取和再现了这个过程，而揭露出“理论”创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1]透过劳动二重性逻辑的客观性，可进而说清楚劳动二重性(规定)与研究对象在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2]这否决“商品”之纯粹逻辑起点说，其必须同时作为“批判起点”和“历史起点”。从思维结果看，马克思最后完成的《资本论》商品章好像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诞生地”，其实呢，该思维特征一直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始终。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秉持“物象二重性”，由之促成“拜物教理论意识”，为了批判它们，马克思则不得不在接触政治经济学的一开始，就深入实际的经济生活，揭秘它们赖以存在的物质设施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

　　于是，如果不把劳动二重性(规定)看作为“纯逻辑”和“纯理论”，就有理由超出这一说法：“总之，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理论为马克思发现劳动二重性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对劳动的哲学分析成为推动经济学产生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3]因为，劳动二重性思想的“源起”乃是商品生产的历史，而“历史”落实为“逻辑”，才定格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同时是《资本论》结构“源起”!!从而，“概述一下上述历程：第I结构，为‘伟大航程’的起步，其工作目的是力求使‘历史’落实为‘逻辑’，寻求历史、行动和科学统一的艺术阐述效果。第II结构在‘科学性的社会历史内涵’和 ‘阶级发生结构’突显这两方面进行加强，巧妙安排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第III结构定格于‘资本一般’阐述之上，但是对‘第一分册的材料’进行加工的结果，形成了《资本论》的一般结构形式，即《保卫〈资本论〉》系统梳理的批判研究的逻辑发生进路：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如上所述，《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的‘最高点’乃是‘第IV结构’，即首章《商品》逻辑。”[4]如此，方能明白“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四次开篇尝试”：“目的是为了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搞清楚一些基本问题”，由此能够认定，“劳动二重性学说是一个理论系统，只有同这个理论系统中的其他范畴建立起正确的联系，才能够全面地考察这一理论的形成。”[5]

　　很显然，这是“特殊意蕴的思想史”的工作发掘。无论《资本论》还是劳动二重性规定，均被视为大写字母的“逻辑”。如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劳动二重性贯穿《资本论》始终，“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观点第一次成功地划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准确区别，而他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经常把这两种现象彼此混淆在一起……由此可见，劳动二重性学说使马克思详细研究了资本的一般形式，它可以综合资本的一切具体形式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等等的属性(G-W-G’)。”[6]从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统一而论，毫无疑问，《资本论》结构在具体性上应视为劳动二重性的“一个运用”。例如，“从马克思把价值章标为第一章，而货币章标为第二章来看”，马克思实际认为的是，“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这两种规定分别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迈向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关键步骤。”[7]

　　总而言之，客观和主观的工作对接是完就“结构秘密”的一个关键的所在。结构的统一在于把握“什么是生产关系”!!从深层次看，这是事的科学意蕴。内在的“成长秘密”可总体梳理为：“结构的秘密”——源起、成型和嬗变，即认识到结构是“源起的结构”、“成型的结构”和“嬗变的结构”的规定性总和。前者把握“发生”，中者把握“发展的中介”、“发展的过程”，后者把握“结构之变”，换言之，亦即真正意义的“结构之成”(客观结构系统或理论思维的具体化)及实现此目标的全部逻辑跃迁。发幽阐微目的在于明确马克思“我的辩证方法”工作意蕴，而通过确立历史和逻辑之统一，寻求历史和行动工作之统一，并对“科学作品”及科学本身达到艺术阐述之效果。

　　二、劳动二重性（特殊和一般）——第I结构：伟大的启航

　　《资本论》结构作为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的一个“方法论运用”，系统初现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中，——就是“劳动一般”的概念的提出。“作为譬喻，《资本论》首章在结构成型上可算‘货币形式’，相比之下，《资本论》结构的主体(除首篇之外的内容的对应物)乃是‘一般形式’，著名的《六册计划》乃是‘总和扩大的形式’，《导言》本身则可算是‘简单直接的形式’。”[8]作为“简单直接的形式”，就是把劳动和“生产一般”关联起来，——确认：“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能够产生，在思想史上有两个作为前提的关键的环节，一个是劳动产生价值的思想，一个是对劳动进行一般和特殊的区分。”[9]

　　人们的误解首先在于把“生产一般”这个客观结构思维认识化，但生产一般其实是讲述生产“存在者”的规定的。“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从这个规定当中，“生产关系一般”脱颖而出。这要求把研究对象确认为“总体、一般的规定”，把研究对象以外的研究内容确定为“各个具体的历史特殊”。所以必须强调：“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但同时，“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所限定的研究是“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即一定历史类型的“生产一般”。而这刚好就说明了：“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10]

　　很显然，劳动二重性在术语上来自于黑格尔的思想，在内涵逻辑上则来自于商品生产的历史，是“历史的思想”。一般对“特殊”的排除，是为了建立“生产关系总体对象”的需要;从而在这里，“生产力特殊”和“生产关系一般”首次有了逻辑的对接关系。“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收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但是，“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它要求从“政治角度”看历史和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的结合，而否决这种说法：“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11]

　　劳动二重性归根结底说明了两重对象结构的耦合。“第一重性自然是第二重性发展的物质条件。以此而论，各门工艺学是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前提，第二重性则是第一重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在属性上，二者必须同时和如影相随。第二重性反映劳动一般之成长史过程。”[12]无独有偶，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研究亦始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综括来说，“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的形成，前后经历了萌芽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发展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深化期：《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接近完成期：《资本论》研究以及完成期几个阶段。”[1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系初航之作，为此，可譬喻说：“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14]

　　它印证这一点：“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15]因为一旦形成对“生产的总体”的把握，就能够回答这样的结构，包括：“1.生产一般;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16]这是旨在凸显客观批判之艺术高度。为此，我们亦可以说，“《资本论》锁定价值的运动和构造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逻辑的力量盖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17]初航工作的结论集中于对“资产阶级三段论法”的批判，最终识别出这样的结论：“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8]

　　三、劳动二重性（“个别”上升到“一般”）——第II结构：巧妙的工作安排

　　以上的剖解表明：马克思对《资本论》创作的思考同样是遵循“思维的客观性”的过程，或者说保持了和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性生长“逻辑同步”。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马克思对《资本论》首章逻辑的后来的修改亦说明了这一点。二版跋中，马克思交代：“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因为，“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19]经过处置，价值的阐述更加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过程规律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关于这项工作的研究特点，恩格斯评议说：“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20]马克思将这项研究工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特别地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21]

　　个别上升到一般是多重意蕴的。不过，总的意蕴是强调批判进程的客观性。这就有了“六册计划”的工作分工，这样才可以说，“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22]按照理论直观看，为了有效完成上述繁重的创作任务，马克思决定采取“分册计划”工作形式，是为总和意义的“《资本论》的结构形式”。按照计划，每一分册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并且都是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逻辑予以安排。其实从总体看，这种结构在于“由‘商品批判’启动‘资本批判’”，体现理论(批判)与实践工作的一致性;例如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劳动的二重发展和‘资本二重性’的对接关系”，而“这不过是说‘资本’的二重发展”，“资本具有了‘二重社会存在’的表现，即商品和货币，这个规定性由商品二重性，即作为劳动二重性的外在表现的形式规定所派生而来，内蕴了商品批判对资本批判的发展关系。”[23]这种结构程式的材料组装方式从深层次看，是坚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予以全体的叙述。这个计划显然很宏大全面。

　　“六册计划”显然没有排除“五篇结构设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想利用“第一分册”实现对价值的较为“纯净化的”阐述。在这里，马克思试图全部克服李嘉图的错误，实现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最彻底的阐述”地基上的前进。“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当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24]为了更进一步前进，就必须丢开李嘉图在类似货币数量论和地租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工作。“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地产=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之所以如此，还在于马克思的这样的声明：“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已经发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们在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这一切使得《资本》在研究上先行具有必要性。显然，它可彰显这一理论判定：“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对价值的这个规定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不是以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就是以下面这种混乱的思想为根据，即把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价值是从这些规定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规定看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拿来和这种抽象的不发展的形式中的价值相对立。”[25]

　　总而言之，这种“巧妙的工作安排”既是历史发展的实情所需，又恰恰是击破了价值和价格理解关系上的“科学主义”、“形式主义”、“公式主义”错误。不过这里，也需要做几点说明：第一，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因而是“经济生活条件总体”;第二，“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26]第三，此处蕴藏有“内在结构”之客观存在的过渡或者说转化规定，即：“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27]从而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两大统治阶级之历史地位是“不对等的”：资本家阶级是始源性规定，它取消地主阶级身份，却保留其和自身发展规定相契合的“土地所有者”身份，一言以蔽之，资本家养活着“现代地主”，而不是恰恰相反。做此阶级主体身份规定过渡的说明是为了阐明：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组成特有的社会同盟，但同时，他们又最终由雇佣劳动阶级所养活这一经济生活实质，而能够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生活过程之“特殊现象总体”。例如说，通过这种交互的经济杠杆作用，“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过程是二重的：一方面，它表现为生产集中，更准确地说，是劳动过程的集中;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本集中，即价值增殖过程的集中。”[28]

　　四、劳动二重性（发生与批判）——第III结构：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

　　根据以上阐述，“特殊”产生“一般(规定)”，但“一般(规定)”以“特殊(规定)”为发展表现。这就是特殊意蕴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劳动二重性历史体系化的成型。为了完成这个表述，劳动的特殊性规定与表现完全定格于劳动一般的规定性之中，抽象劳动成为“社会之抽象”的出发点。由此，“《导言》对二重性规定的陈述是事实上的一个置前，它显明了劳动生成逻辑：谋生活动的劳动(发生)→劳动二重性(发生)→劳动一般(发生)。《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所提炼的分析是商品生产‘本质论’，是在生产存在批判基础上引入历史的特殊规定性。因为它从历史和运动角度提出了‘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这一客观批判的规定，也就使得人们事实上不能够随心所欲，有效防止了：资产阶级关系‘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29]归根结底，劳动二重性说明的是商品生产史，在这种意蕴上，能够接纳阿法纳西耶夫的概括。

　　很显然，“存在者是关于事的全体的规定的说明。劳动二重性是关于‘全体概念’之工作发现。”[30]这样，“商品的发展起点和批判起点锁定了资本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规定得到了彰显。”这就是“‘商品个别’上升到‘商品一般’的规定”，“商品从‘个别的’元素形式变成‘一般的’社会形式，直至变成资本的产物”，以致可以说，“商品的这种普遍化的社会历史过程其实就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定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31]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发生学规定的联袂产生“事的科学”认识效果：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于是马克思宣称：“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并且就《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研究与叙述而言，“这一卷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因其工作规定性是这一性质：“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32]

　　所谓历史发生学：就是确立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的工作关系。《资本论》以社会存在现象——商品——为批判的开端，是揭示商品社会对象的性质，把握其存在性，以此来叩问“历史对象”。这同时是从物质批判的方向看待“劳动发展”，——从而总体看，这是劳动二重性规定由来，而能够把抽象劳动确定为关于“社会抽象”之规定，即有关于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批判意涵的发展规定性。这样一来，“《资本论》锁定的是‘不断生长的对象(规定)’”，“第一卷优先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定，同时是这个研究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把握。”也就能够认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现实地促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显然，剩余价值生产是‘鸡生蛋’，资本积累过程是‘蛋生鸡’。但这不是什么反复循环运动或套套逻辑，而是母子的相互推进、彼此互促的历史发展。”[33]

　　人们总是把商品二因素——作为工艺对象和社会对象——误读为“商品二重性”，其实，它所关切的仍然是对象本身性质。目的是为批判提供坚实之基础规定：即如果说“个别”上升为“一般”的运动，有利于克服把从特殊、具体的存在规定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定”误作抽象的、思维的本质活动，即“自我意识”，那么，有关于商品二因素的界说牢牢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总体看，第I、II、III结构之间实际上是认识的不断推演关系，贯穿其中的一条逻辑红线是马克思对价值规定的“认识”的成长。故此，《资本论》理论结构形式——大写字母的资本逻辑——的叙述起点不断地漂移、改动，变化轨迹为：生产方式→价值→商品。发生的、批判的规定结合使得“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武器是‘劳动二重性’”，“这是以‘历史-社会构图’对所谓资产阶级‘世界-社会构图’所进行的实践与认识上的双重性批判。”因此很显然，“如果将二重性视为分别对物质自然和社会自然所进行的定义，并且将它们从主体、客体割裂的意义上分离开来，误解为所谓‘二分的’认识和逻辑，那么就堵塞了实践之路，泯灭了从批判到蕴含批判之建构的逻辑延展，遮掩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34]这样看来，“商品规定”本身包含了起点的二重性：简单的“商品个别”，以及社会产品的代表——单个商品是同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即“平均商品”。依照此种逻辑，上述变动轨迹应改写为：生产方式→价值→商品或货币。这两重的起点分别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具体承担。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历史发生学相应为“系统发生学”所接替。“《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讨论主题：从运动的全过程，查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为什么’规定，即它‘何以可能’。”[35]

　　《资本的流通过程》实际的起点就是货币。货币起点深刻揭露了“W-G-W”的流通特征，避免了和“G-W-G”并存时可能遭致的认识迷雾。“商品——资本——商品，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固有的特点……对资本批判而言，商品的起点规定羽化为‘货币’。资本从货币出发，实际上是从‘社会总商品’出发，因为就本质而言，货币不过就是‘一般商品’：既是总体商品的代表，又是单个的商品的按行动特征来说的一个表征。”[36]商品启动货币，货币实际启动资本，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结论性的概括：“(1)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的商品;(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3)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37]

　　“综上所论，马克思整合‘两部历史’的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所谓‘生产批判’与‘价值起点’的统一，就在于工作结晶出‘商品批判’的规定。”“一句话，‘商品批判’引导了劳动的二重发展——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的二重发展则历史和逻辑地导出了‘资本批判’。”[38]历史发生学与系统发生学的规定性的合流使我们得以统一把握“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即简明地说，《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历史为大舞台和布景整体把握‘资本之道’，《资本的流通过程》则以社会作为进一步的大舞台和布景整体把握‘资本之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进而把两者叠合起来，审查和批判性地观察资本主义生活过程(其是一个时空结合体)，亦即揭示历史与现实之‘现象发生学’。这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所取得的基本认识成果。”[39]

　　马克思对《资本论》结构的探索是系统开放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包括由恩格斯协助编纂完成的《资本论》四卷本，都是“总体研究意义”的工作探索。一个初步成果是：直接的结构形式(第I结构)→总和的结构形式(第II结构)→一般结构形式(第III结构)。借助于此，马克思在价值理论、资本理论以及地租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统一认识。马克思至此可自豪地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40]

　　四、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第IV结构：历史辩证法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有关于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的性质和有关于人类的抽象的劳动的性质的一个总和意义的称谓，是对商品生产劳动从研究对象方面做出的一个限定。显然，它在本质上指向了历史对象及其工作性质。借助这个概念，人类经济应分成两个系统：基于历史对象的存在系统和基于社会对象的存在系统;前者的本质是“生成”，后者的本质是“结构化”。这样，对抽象劳动的表述既需要“内在化”，也需要“外在化”;前者朝向历史生成的规定，后者朝向社会结构化的规定，——这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劳动二重性的用语特征，即必须和“商品二因素”工作联袂。例如就前者而言，商品生产劳动必须整体和“使用价值”、“价值”建立工作对应关系，就后者而言，商品生产劳动只能由抽象劳动本体予以“社会外化”;这就是历史对象、社会对象的分别，它既区分了对象规定和研究对象规定，又辩证联系了两者：使得研究对象始终是对象衍生的规定，同时建立了对“对象规定”的全体性考察——不仅考察对象本身、也考察对象生成规定，彻底否决了“对象即概念”的纯逻辑学考察路径。要之，是需要我们理解到劳动二重性本身并非是“概念”，但是它依据历史的实在内容“生产”概念。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的意义对接显然是为了建立“商品批判”，从历史到二重性规定，工作落实到“批判”，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后，马克思这样说明首章的贡献：“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41]出于这样的理论地位，马克思声明：“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42]

　　《资本论》商品章不断得到马克思的增订、修缮，直至臻于至善。然则，以前的版本究竟有怎样的“欠缺之处”呢?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尤其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匹配不那么到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这驱使马克思需要改进叙述，尽量实现由“社会客观批判”领衔的科学叙述。更为深层次的理由恐怕还是为了直接突出“商品批判”。毕竟，“‘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实际所采用的起点概念，它蕴含客观发展和认识批判两方面的意蕴。”[43]以前的所有的方案或版本的不周到或不够清晰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突出“商品批判”的客观发展过程的规定，而没有了这样的规定，“市民社会批判”很可能重新回落为“市民社会的解剖”，从而给了“物的科学”有机可趁性。

　　简括地说，商品批判是关于大写字母的劳动二重性的规定，同时也是大写字母的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它不仅塑造了“理论”，也生产出大写字母意义的“方法论”。这样一来，劳动二重性不过就是方法态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论》首章乃是“方法论导论”。这种“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的双重意义，要求《资本论》的商品章——《商品》，同时成为独立形态与意义的创作。从而，它的四节内容就是关于“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精神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批判)”的完整批判构图，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写作上的素图、缩影。就是说，这里将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元素。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规定连通与连体，根本解决了如下的问题：“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44]而能够工作兑现这样的叙述承诺：“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叙述的顺序，也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而这个产生条件本身又是在这样一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这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共同之处是：在这些生产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还完全不存在，或者还只是零星地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那么在这些社会中，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45]

　　整体看，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直接论述的《商品》：必须既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商品生产演化运动的“整史”，同时，它必然也是一部关于商品生产历史知识的“全史”。作为大写字母的“批判逻辑”，它要同时诠释“辩证法”和“认识论”，从而，就不得不被放在终极意义的“理论制高点”位置上加以考虑。这就能够体会到马克思如下工作指认之深厚涵义：“这个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46]它不过是说，劳动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而可能根除认识悖谬，达成对社会历史的彻底性理解。[47]

　　五、再议思维形式和工作内容统一问题

　　劳动二重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客观思维形式，马克思援引它，作为“工作支架”指导研究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以及必然牵涉到的和相关的种种自然形式，这些是经济认识形式的基础。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思维形式如何保持客观性?“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48]《资本论》结构形成的思维运动，必须被看成符合“劳动二重性思维形式”的运动，这就是说，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认识侧面。统一它们的是“工作逻辑”，即思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维的内容的客观性，归根结底，指的是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即马克思所说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9]思维形式本身，以及它的产生，只能由辩证法来说明。二者的一致性，使得我们整体理解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客观史”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显然就是对劳动二重性历史成长进程予以整体反映的认识过程，它由多侧面、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把握住了思维的对象的特征，最终呈现了“内涵逻辑”。

　　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就是客观史与主观思维的统一，这种统一性高度定格于“劳动二重性客观思维”之上，以致马克思强调：“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50]《资本论》结构形式作为“客观思维”的获得性在于劳动二重性工作原理的伟大发现。基于此种意义：“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或许只有它才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质结构本质的原子核结构的秘密相媲美。马克思对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为阐明商品生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经济过程和现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钥匙。”[51]为了消除思维的主观自足性，必须确立客观性标准。这个“客观性标准”亦只能由历史承担，同时强调本体论批判，对思维的主观认识本身进行不间断的反思批判，直至撤除自足思维——逻辑本体论。因为，所谓“逻辑本体”，即坚持由思维形式本身而非历史过程进行主体的“思维”。用黑格尔的例子说，就是满足从“劳动抽象化”出发探讨“抽象的人的本质”，从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的划分不过是他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划分一切范畴的其中一个应用而已。”[52]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从任何绝对完美的理念、不是从纯独立化的抽象——概念——出发，从而完成了对于现实历史和物质性存在的批判规定的全体把握。历史、思维、语言，前者不断贯串后者，后者则不断形成了对于前者的认识上的具体化，——这就是马克思坚持的历史唯物史主义高度的工作逻辑。

　　再以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马克思充分地使这个“概念”和“思维形式”和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在内容相结合，饱满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内容。有学者作出不俗的论述：“在《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的研究贯穿始终，极为重要，从简单、抽象形态到最复杂具体形态，但最难、最必要的是对其简单形态的研究。”以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个学说始终侧重在“道”的研究层面——为指导，马克思注重的是价值形式的生成性研究，而“以特殊的方法深度剖析和再现了这种最简单的价值形式，揭示了它的多样性规定以及包含的萌芽、发展趋势，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新路径。”[53]同样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54]表明：所谓“特殊的方法”，所谓“深度剖析和再现”，均指的是思维形式本身和历史材料以及和发展规定的结合，而能贯彻这样的立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55]例如在这里，马克思完全没有局限于“概念的逻辑”，认定：“现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并且强调：“人类劳动本身是一种发展状态，它的类认识形式随之演进，这是不同经济形态社会的生成状态使然。”归根结底，“商品的概念其实是历史发展(以历史发生为基础的矛盾运动)上的一种客观结果，即历史商品生产的直接结果。”从而迫使我们认识到，“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范例，据此，辩证法具象化为历史的实践的工作方法(马克思称为‘我的辩证方法’)，而又借助工作提升，使唯物主义规定不再束缚在象牙塔中，成为直接蕴涵实践批判的历史的‘阶级科学’。这一解析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56]

　　概念服从于工作逻辑，工作逻辑服从于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匹配的批判性材料，这成就了真正的“批判分析”。启发我们：《资本论》的体系是完成与未完成的统一。就方法论意义而言，它是完成的，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建构是一个充足的证明。从另外的意义上看，《资本论》也是未完成的体系——开放的体系，它需要更多的发展材料和既有的“概念”结合，同时发展出更多的“工作逻辑”，这就是面向开放历史的不断更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至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应该视为“客观标准”与“理论思维形式”之间客观存有的工作关系。而对待“客观标准”又必须是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即马克思进一步所说的：思维，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又“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但为什么这种力量使敌人害怕，“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7]

　　这整体上要求我们以实践化的批判态度对待《资本论》理论遗产，强调“史书工作意蕴”和“科学作品解读”的结合，实行“体用并举”、“体用结合”、“亦用亦体”的马学在中国、在当代的传播、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学术与建设方针，并力求做到多学科路径的研究发掘，最高的目标是实现思维和语言的“回历史”、“回中国”。毫无疑问，中国工作内容将提供给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以新活力和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