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革命的形式逻辑与战斗的唯物主义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毛泽东）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

（一）

　　“满载愚人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1843年3月，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主体逻辑即革命逻辑、战斗逻辑。恶，一字诀，指的就是“主体逻辑”。太极生阴阳，而后才有两仪、四象和八卦，也指向了“主体逻辑”。

　　黑格尔用“精神现象学”把主体逻辑神秘化，马克思用唯物主义将之重新召回。以此为工作方法，《资本论》型塑“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打造了资本的“革命定义解”。就实质性而论，其分解为“革命的形式逻辑”（资本的知）与“战斗的唯物主义”（资本的行）。马克思以此超越了康德和黑格尔。

　　盖因形式逻辑有三款：（1）革命的形式逻辑，（2）辩护的形式逻辑，（3）反动的形式逻辑（如演绎至上的符号逻辑）。概念的“唯抽象”也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反动。例如：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可见，“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毛泽东）

　　“革命”与“反动”形成内部路线斗争。所谓辩护的形式逻辑，即工具中性。这是最为常见的一款，然而就是这一款，它极力否认路线斗争，追求立场的不偏不倚。拿价值这个例子来说，“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868年7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在改造康德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敏锐察觉到“革命的形式逻辑”，见拙文《革命的形式逻辑：<资本论>研究对象新解——兼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资本”》（昆仑策网“2023-07-29”发布）。恩格斯借对彼·法尔曼批评的机会，指出：“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幽灵定义、肉身定义、物象定义浑然一体，完成逻辑和历史的内在一致、以矛盾为中介的相互统一。目前所说的资本逻辑，仅仅是资本肉身逻辑与资本物象逻辑的统一，它自身难以完成对经济物象的历史驱赶，“内在否定与自我扬弃说”驰于辩证逻辑的空想。

　　就资本而论，幽灵定义是资本恶（所谓“资本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资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从而在资本家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资本”）——肉身定义是价值增殖（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物象定义是增殖拜物教（这是真正的“资本拜物教”），因此，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资本运动形式和结构形式乃至资本化必须视为有关于资本一般的不同方面内容。它们本质上指向同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资本”，不是所有制的直接对立，是作为“矛盾正在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所呈现出来的“革命的形式逻辑”。应在劳动者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劳动者与集体资本的关系、劳动者与民营资本的关系——上述关系总和状况的基础上，解读各种处于运营状态的不同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团结斗争”。“社会主义资本”是一个专门术语（社会主义统制资本），并非说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恰恰相反，指示资本物象统一性的要素的不同性质，以此展开国家要素论和资本要素论的路线斗争。毕竟，财产形式的统一仅仅是阶级肉身贯通自身的经济手段，对资本生产关系进行扬弃才是主体目的。

　　——以此观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主体逻辑”，又即《资本论》研究对象。马克思郑重声明：“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为此，“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说到底，“主体幽灵名”“阶级肉身名”“经济物象名”构成理解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三人行”。如在经济物象的观点看来，资本作为“经济的物”而自行增殖；与之相反，在主体幽灵的观点看来，资本之所以能够自行增殖完全在于其对活劳动的吮吸和驱使。唯“幽灵（存在者的规定）”和唯“物象（存在的规定）”构成相互排斥的两股现实力量，彼此不相让。唯“肉身”论者企图居间调停，在把握结构的同时，直接将幽灵和物象的斗争从而“主体矛盾”丢弃一旁。研究真相是，只有对“阶级肉身”展开矛盾分析，才能说明“何以增殖”（例如资本地租，表面上是物神统治的直接结果，实则同样隶属于阶级肉身）。进一步看，封建地租不过就是“前世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地租是地租“今生的沦落”，是向剩余价值的臣服。正是由于劳动奴化和异化的内在结盟，导致土地私有财产既作为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又作为资本拜物教的神秘化顶峰，这一双重形式唯有通过“革命的形式逻辑”（共同体国家——市民社会——市民国家）与“战斗的唯物主义”（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资本化——生活资料的资本化），才能得到最为彻底的说明。

　　——总起来看，这就是马克思“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它统一幽灵本位、肉身本位、物象本位（就如商品是“幽灵”“肉身”“物象”的三统一），着力表现其内在的矛盾机理和激发出来的斗争机制。对资本社会每一范畴的刻画必须“三名合一”，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肉身与物象化是根与枝、母与子、因与果的关系。所谓物象范畴，即指示肉身总是习惯于给自己戴上面具，又往往以“理性的姿态”伪装成假幽灵，蒙蔽世人；惯于权术的统治者借机给假幽灵“合法的形式”，乃是恰好利用的这种物象化神秘。可见，如此命名法的真实用意委实在于：提供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斗争”。如此，也才真正有劳动二重性的“一以贯之”。

（二）

　　一旦离开革命的行动，研究对象便很容易地被误读，误解为是“物象化的构图”，就像资源配置理论那样把生产当事人和经济当事人理解为“物象化”的人格化。《资本论》对研究对象的准确解读是“主体的构图——阶级的构图——物象的构图”，由此杜绝了思想编码直接以“人的名义”“物的名义”发布任何物象化的格言——如抽象的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

　　“利己主义已是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具有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可以轻而易举地向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必然由于纯粹的利己主义而成为共产主义者。”（1844年11月，恩格斯致马克思）然而，“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1843年9月，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为此，劳动二重性以“战斗的唯物主义”，作为为“吾道一以贯之”。“论资本”本身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法“恰当的例证”。革命的形式逻辑突出体现“斗字诀”。与之相呼应，战斗的唯物主义整体反映“战字诀”。主体矛盾是战之源。主客矛盾是肉身之战。幽灵学与现象学的路线斗争使之外部化、普遍化。

　　形式逻辑是知的基础。而把理论范畴规定为“革命的形式逻辑”，便于容纳辩证法。由知而行，战是斗的落脚。由行而知，战则拉开历史序幕。马克思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868年3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对大多数人而言，“‘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1890年8月，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然则，恩格斯提出警示：

　　——对于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必须首先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如果不了解资本幽灵，就不了解劳动过程对于资本肉身的彻底归属。即所谓：“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应用，总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应用，转化为工艺学等等的自觉的应用，正像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大规模劳动等等一样[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应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发展又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或者说，只有在劳动与资本相等同的意义上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无论如何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资本关系本身中所包含的神秘性，现在比只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时所发生的和能够发生的情况向前大大发展了。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只有通过直接生产过程本身的变革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意义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专门地表现出来）。”

　　唯物主义：战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战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战则是历史唯心主义，乃至直接沦为“投降的唯物主义”。两相对照，唯物主义有了三种工作类型：（1）战斗的唯物主义，（2）庸俗的唯物主义，（3）投降的唯物主义。在路线斗争观照下，“庸俗唯物主义”将被摒弃。如此有了研究对象的新解读：祖辈的路线斗争——父辈的路线斗争——孙辈的路线斗争，它们时空合一，经之纬之，——研究对象的每一方面都是革命与反动的“知识较量”以及战斗和投降的“行动比力”。

（三）

　　李清照《声声慢》有云：满地黄花堆积，寻寻觅觅……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凄凄惨惨戚戚。

　　庸俗唯物主义（肉身主义）“最难将息”。必须应对以“祖辈之斗”（生产方式的一身两面）和“父辈之战”（直接生产关系即所有制PK物权、产权的经济肉身）。比如人口的高质量。一旦将人口作为经济基础的“肉身要素”，慢慢地也就有了人口红利的“物象学迷雾”。但是，马克思怎样说呢？！

　　“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有机体即物质和精神结合的“生命体”。人口首先是物质肉身，其次才是有机体。继而，“经济人口”尚且不是“有机体”。所谓高质量，也仅仅把握住“肉体的人”。人的思想器官如何高质量？教育和人口可以合并研究吗？显然不能。

　　——如果说国有资本激发了“21世纪资本论”走向“国有资本论”的理论想象，在于国有财产关系肉身对“国家方法论”的内在呼吁。国有资产是“巨大的人民物象”。“革命物象学”使国有资产具有增值保值意象的超媒介性、高进攻性、反向系统塑造性、高渗透性、强社会塑造性、强敏锐性、时空重塑性、高融合性、强自组织性、强同化（对手）性。

　　——马克思以对手反驳自己的话“解剖对手”。这是一种思想解剖术，实则是以批判为武器的“教育”。社会历史活的有机体无法解剖。其是“幽灵学的对象”。劳动二重性以“劳动反抗”为宗旨。只有劳动起来反抗简单劳动、劳动起来反对异化劳动，社会主义自主劳动才能实现！从而，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必然是“自主劳动原则”，它要求走出劳动力商品的“物象人口律”。

（四）

　　资本姓什么、名什么、字什么，以及何以姓、因何名、如何字，直接关系到怎样给资本下完整的定义，——这是所谓研究对象的“思想编码”。《资本论》研究对象之充分揭示革命的形式逻辑和战斗的唯物主义，首要功劳在于科学运用主体逻辑工具。何谓主体逻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而鲲鹏之大，亦常常为现象所束缚。

　　现象学的人口和幽灵学的劳动，是持久的路线斗争。以交换关系为例，由于坚持资本流通的“交换关系的主体幽灵”，《资本论》第二卷整体抵抗住了买卖关系“经济物象学知识”的侵袭。大量人口被市场经济所抛出，形成“失业后备大军”，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标准的“人口的主体逻辑”；相较而言，雇佣劳动队伍才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的经济逻辑”。市场供求论庸俗地抓住后一层面的物象学，搞“劳动市场”的分析与综合，彻底排开主体逻辑的“抽象力”。幽灵学的劳动，被冠名以“劳动二重性”，贵在强调“姓资姓社”。工资劳动由于真实反映“普遍化的劳动雇佣制度”，把谋生活动和劳动异化性合而为一了，这样才有“异化与唯物史观的生成”。所谓：“当马克思抛弃了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异化理论，改由从物质劳动和物质生产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诞生。”

　　人是幽灵和物象的斗争。单单研究人的肉身，远远不足。研究对象把握人的方式，是幽灵、肉身和物象，这就是“物质生产的人”“劳动的人”“经济的人”，而不独是资产者浅薄的“经济人”活动意识。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中皆有幽灵（所谓“道心”），皆有物象（所谓“魔怔亦是知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之亦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亦皆有肉身——因“空”见“色”、庖丁解“牛”，即所谓“系统=结构”。“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1865年3月，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要之，马克思制订此三用语，表面即指的肉身——生产系统各个层级的结构设施和条件，指示资本肉身（包括它的思维器官）的完成史。所谓：“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使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及其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同时，也突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于“社会结构矛盾”（直接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矛盾）的内在传递性（这是把思维器官“幽灵化”了）。由此激发“主体范畴对经济范畴的关系”，提炼生长路径：主体范畴——经济范畴。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所谓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在当下场域，即想事、做事和进行实践，必须从农民工（三亿多）、种田农民（四亿多）、普通工薪阶层和城市平民（五亿多）利益出发。如果真从“十四亿人口”的立场利益出发，不仅中美经济关系、房地产业、平台经济事实上回不去了，即便能够回去，也应当设法阻止其回去。

　　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结合的意义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只能用一个词表达，即资本（从中既揭示又驱赶“经济物象性”）。而当这一术语被以不恰当的方式——如经济唯物主义——替换为“唯一的经济”时，就必然出现问题。也必然同样对“著名的经济决定论”的内涵产生认识误判。恩格斯为此检讨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1890年9月，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资本论》研究对象唯其高度示范“革命的形式逻辑”，而统一了资本的辩证法。究其实质，指示形式逻辑的“肯定”“否定”和“工具革命化”（资本用语的革命批判性）。在此义项指引下，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用一个词表达即“战斗的唯物主义”。于是，正是这一规定产出了主体逻辑的革命工具内涵，继而产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幽灵·肉身·物象，最后定格主体范畴对经济范畴的“社会生长关系”。

　　“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858年2月，马克思致恩格斯）为此，“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1843年9月，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把对象转化为研究对象，依靠“战斗的唯物主义”。而把研究对象转化为辩证叙述，则完全靠“革命的形式逻辑”。只有祭出“革命的形式逻辑”旗帜，康德幽灵才能被彻底制服，语言幽灵才会重新焕发诗意的光彩。而一旦“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被克服，主体逻辑将重新主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肉身人”“物象人”会同“幽灵人”，在《资本论》研究对象中以“关系性规定”（即对象）予以定格，实现了主体逻辑的事格化。由于对人的态度，黑格尔远超费尔巴哈，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这样评估：

　　——“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想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

　　——而说到底，“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1891年11月，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并且，“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886年1月，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

　　列宁则讲明，“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为此，“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无论形式的逻辑的工具革命化抑或唯物主义沿着战斗路径的推进，均需要中华思维学予以配合、充实。于是有《资本论》的“中国化”。它决非对于原版的任何篡改或修正，而只意味着对任何形式的裹脚布的割除！其推动社会主义批判，引发社会主义学术的繁荣，目的也就在于建设一门真正契合《资本论》原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