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岩：遵义会议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遵义会议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甄岩

      遵义会议过去已经80年了。作为一个在贵州工作了一辈子的普通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遵义会议是我党从1921年成立后的将近15年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经验，正如36年后毛主席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遵义会议之所以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虽然先后进行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但是因为每个时期党内的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们，不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不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意见，盲目地服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遥控和干扰，终究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没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尤其是王明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危害最大。他们打着“百分之百的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而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领导权。那时毛泽东“在党内毫无发言权”，致使我党在白区党组织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在苏区和红军各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使党和红军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先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全被破坏，不得不在1933年全部撤离到毛泽东领导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年多以后，中央红军又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始战胜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标志。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与毛主席高超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把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分割开来解决。首先解决当时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军事路线问题，而对政治路线仍然在决议中说：政治路线“毫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样就团结了大多数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高层犯错误的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还有刚刚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坚定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

经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才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和指挥下，转危为安，经过人世间罕见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首先，毛泽东亲自指挥进行了他在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之战，摆脱了蒋介石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渡过了长江（金沙江）。虽然30万各路红军经过曲曲折折的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不到3万人，长征前的十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只剩下陕北一块，但是此后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队伍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只用了14年的时间，到1949年，党领导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的80年，历史的发展，反复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凡是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就前进；凡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建设就遭受失败和挫折。即使开始因为开辟创新一条新的道路没有经验、没有规律可循，可能遇到挫折甚至失败，而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最终将获得成功和胜利。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包括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都是很鲜明的例子。文化大革命更加尖锐地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是标志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开始。但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恰恰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无比正确!正如有的网友指出的，要是岁月能多给毛主席几年时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能得到巩固，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路线，就会继续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路线，那么整个中国就会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乌烟瘴气？！

总之，建党94年、遵义会议8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另外，我想借此机会，对遵义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个细节做一点说明，就是邓小平是否作为正式的扩大代表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公开出版的有关党史和长征史的书籍都把邓小平以当时的中央秘书长身份列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实际上，这种写法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没有交代清楚那时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究竟起的是什么作用。1985年，在遵义召开了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全国理论研讨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曾对邓小平是不是会议的扩大代表的问题展开了专门的讨论。那一期的会议简报也是我写的。我记得在讨论时，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群工部的副部长（女同志）说，她为此曾经亲自拜访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对她说，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是中央秘书长。那时的秘书长没有什么大的权力，就是给中央书记处——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收发，搞会议记录，等等。后来长征时，中央要邓颖超到妇女纵队去担任政委，就把中央秘书长的职位交给邓小平担任。邓小平在苏区受到王明路线的错误批判后不受重用，他是作为《红星报》的主编随军长征的。所以长征途中，直到遵义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军队中的作用都不突出。在1985年的学术会议上，还有会议代表介绍了在1960年代初，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经和刘伯承一起议论过邓小平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他们都记不清了，就去问周总理。总理对他们讲，邓小平参加了，但不是作为会议正式扩大的代表，而是作为“会议记录”参加的。开会时，邓小平没有坐在会议室里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而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摆的一张课桌前，作为记录员参加会议的。至于现在中共党史书中，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扩大参加会议的代表，即红军总部、各军团的负责人，不加区别地写在一起，给读者造成邓小平是出席遵义会议正式的扩大代表的印象，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被颠倒的历史终究会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