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再版前记

　　我们这个时代，出版物是如此之多。一部书能不能为很多读者阅读，常常不一定取决于这部书本的质量。这部《吴孟超传》首版3.2万册，同时出有精装本和平装本，出版后曾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之后，我们还应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约写了一本《吴孟超的故事》。或许可说，这部书还算受关注了。然而这部书的受众还是很少的。想着，若有更多读者读到它，必有更多人受益，我们还是心有惭愧。

　　这部传记首版序言题为《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讲癌症何以长期被称为“不治之症”，肝癌更被称作“癌中之王”，全球肝癌患者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每年有近40万新发肝癌病例……传记所写的主人公吴孟超是全球唯一的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他已经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这是个世无其匹的数据。令人惊叹的数据还有：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有近30%的患者己活过了十年。迄今，肝癌手术后复发，人们更觉得不好办了。但在他这里，经他初次手术和复发后再手术的肝癌患者，生存时间(到传记首版问世的2012年)最长者已有46年，83岁，仍然健在。这些成就对于人类与肝癌的搏斗，无疑是巨大鼓舞。传记中探讨了防重于治，讲述了当今治疗中举足轻重的多种选择，以及治之后如何保养才能有效延伸治的效果，以至唤醒与再造生命自身的潜能。仅从保健角度考虑，吴孟超毕生与危害人们健康的疾病所做的斗争，由此积累的真知灼见，也是值得很多人了解的。

　　吴孟超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的中科院院士，天上有一颗星被命名为“吴孟超星”。这个科学巨匠生在贫穷的农家，因缺营养，满三岁还不会走路，长大后身高只有1.62来，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就因个子矮曾被拒绝。谁会想到，这个三周岁后才终于站起来的孩子，将来会攀登到人类肝脏外科领域几乎是独步最高峰!我们相信，吴孟超的人生足迹，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有很大鼓舞!

　　然而，吴孟超为什么会成为吴孟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他成年之后，而在他17岁毅然决然地从马来西亚回国之前的学生时代。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吴孟超传》，我们很高兴。写下这个再版前记，我们首先祝贺有机缘读到这部传记的青年学子，因为我们坚信，这就是值得庆贺的。

　　作  者   2018年

　　首版序：

　　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王宏甲

　　一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全球的肝癌患者，却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此外全国还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肝癌发病的易感人群，每年有近40万新发肝癌病例。肝癌主要侵犯有色人种，白人极少患肝癌。于是西方有人把肝癌称为中国的“国病”。虽然有人很反感这个说法，但这个病，中国人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征服它。

　　癌症长期以来被称为“不治之症”，肝癌更被称为“癌中之王”，常听说，查出来，三个月到半年生命就结束了。肝癌究竟是不治之症还是可治之症?

　　1978年，上海长征医院院长赵志民患肝癌，本院从上海各大医院请来名家会诊，多认为“发现太晚了”，建议“保守治疗”。赵夫人不甘心，请求找吴孟超看看。因吴孟超在京开会，没参加会诊。吴孟超返沪，认为可以手术，为他切除了大肝癌。到2011年，赵志民术后已生存33年，仍健在。

　　1966年，工人蒋声和患晚期肝癌，并有结节性肝硬化，吴孟超为他切除了长有巨块型肝癌的右半肝叶，拿出来的肿瘤共5个，大的直径20多公分，小的4个也有鸡蛋大。蒋声和术后33年肝癌复发，吴孟超再次为他手术，到2011年蒋声和又生存了12年，他前后两次患癌两次手术后已生存了45年仍健在。2011年我见到他时，只见他红光满面，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他患过肝癌，也看不出他已有82岁。

　　如此写下以上有关细节，是想说明他们患的肝癌都不轻，都到了晚期。如此描述，主要也不是想说吴孟超的手术有多高超，而是旨在探讨肝癌究竟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吴孟超一生已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98.5%，有近30%的患者已生存10年以上。以此看，肝癌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关于癌，如今民间还有个说法：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病死的。吴孟超则说：“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中，一半的原因是吓死的，另一半的原因是治死的。”我曾问，“按您这么说，除了吓死和治死的，没别的原因?”吴老说他说的是“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他说查出肝癌的患者，大部分人各种体征都还好，也就是常听说的某人“身体好好的，突然得了肝癌”。这时实施手术治疗，是有效果的。人的生命虽然脆弱，但还没有不堪一击那么脆弱，不至于患了肝癌很快就死了。吴老说：“患了肝癌首先是不要被吓死了，其次是要有信心地积极治疗。但积极治疗，不是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会把还好的身体摧毁，这是个值得警惕的情况。当今治癌技术无疑有很大进步，有多种治疗方法，也有多种药物。但进步了的医疗技术未必与疗效成正比，由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使，加上患者因恐惧而期望做更彻底的治疗，便很容易造成过度治疗把身体摧垮。这并非危言耸听。正是由于不规范治疗的存在，2011年9月，卫生部印发《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用以规范我国肝癌临床诊疗行为。所以即使很有钱的人和可充分利用公费医疗者，对此均不可能全然不知。

　　其实，我国对癌症的治疗在上世纪70年代已有显著进展。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以子宫颈癌为例，它曾是女性恶性肿瘤中患病率最高危害最大的，上海市从1958年起在纺织女工中普查普治(所谓普治包括积极治疗宫颈炎，可使患癌发生率明显降低)，15年共发现宫颈癌患者475人，15年后仍健在444人。据此算，15年生存率93.4%。这是1974年的统计数据，此后很多人继续生活着。宫颈癌早已非不治之症，这是明显的。

　　也有大量病例可以证明，并不是得了肝癌就一定会很快死去，很多人术后都在继续工作继续生活。即使晚期肝癌患者、肝癌复发患者，如赵志民、蒋声和术后已生存了三四十年仍然好好活着。可是，却多有人不信，认为“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我由此感觉，几十年来报刊影视种种舆论称癌为“不治之症”，促使“谈癌色变”，在人们精神上的深重影响，不亚于癌症本身对患者生命的破坏，也对所有人构成了潜在的心理威胁。

　　我们无法让患癌后不幸很快逝去的生命回来，但可以防止有生命仍在这样的悲剧中恐惧而死。其实，乙肝疫苗早已问世，去注射疫苗防止乙肝，别不在意。我们还需要知道，患者个人并非无所作为，蒋声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手术后一般每天坚持晚上8点钟上床睡觉，早晨5点钟起床去市场买菜，几十年基本如此。我曾问，改革开放后，你家有电视机了，你也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吗?他说习惯了，到时就想睡觉。他一日三餐坚持定时定量，除禁烟、酒、辣外，其他各种食品均无禁忌。有句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或“三分治，七分养”，这话在蒋声和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所以，要真正征服我国的肝癌之患，远不止是医生的事，需要世人共同努力。

　　二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他生于1922年的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因家里太穷，他严重营养不良以致3岁还不会走路。他的父亲在他3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他长大后身高只有1.62米，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曾被拒绝，就因为个子矮。

　　我由此想，吴孟超生在贫穷的农村，先天严重不足，竟能做出如此成就，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有很大的鼓舞!因而，比他的杰出成就更值得追溯的大约是：这个先天不足的穷孩子，怎样成为当代医学界的一位巨人!

　　他生在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的——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试图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超越。

　　他5岁随母亲去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8岁就跟父亲去橡胶园割胶。割胶需凌晨1点起床，割到天亮回家吃饭，饭后再去收胶。否则热带骄阳一出，胶就不往外流了。他9岁时，父母感到要让这个长得矮小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才好找个省力气的活，有饭吃，于是送他到当地华侨办的学校去读书。这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所谓“半工”，是半天干自家的活。他仍然每日凌晨1点起床随父亲去割胶，如此直到他17岁初中毕业。这约十年的少年割胶岁月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这非常重要。

　　人生要成就一项事业，须有吃得起苦的承受力、沉得下去的潜力和坚持得下去的毅力。九个年轮，赤脚走在橡胶林里的经历对吴孟超的品格以及促使他一生发奋读书学习，都有无穷动力。他初中毕业，父亲希望这个很会读书的儿子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儿子却在这时坚持要回中国。

　　这是1939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华侨学校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是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很大世界的。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很大的祖国!

　　他的热血和情感在经受着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谁没有亲情，家不重要吗?从他很小的时候，全家就充满了对他的关爱和期待，期待他能站起来，能走路……祖母的皱纹里永远有笑容，有无声的鼓励;他在母亲的臂弯里长到3岁，母亲的手臂总是那么温暖;舅舅的脊背像山一样……终于，他会走了，会割胶了，会读书了，读得出类拔萃，成了全家的期望之柱!现在，孟良、孟康、珠英、珠仙四个弟妹都拿眼睛看着哥哥……母亲嘤嘤地哭着，哭泣中有无限内容，他这个长子能这样独自走掉吗?可是，可是，父母送他上学，他在学校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已然经历了么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已经无法服从父母的愿望，无法只为一个家去英国读书，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

　　审视1939年以前的吴孟超，我再次看到，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该多么重要。请让我再说一遍：虽然他生在贫穷的农家，祖辈传承的父母之爱，是怎样滋养了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越是落后，越要爱护他。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看，那样的吃得起苦，那样的热爱学习，那样的能团结同学，那样的胸有祖国……我们似乎可以说，他17岁以前的经历，几乎已经决定了他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还有必要说明，1940年1月，吴孟超是与六位同学一起回国的，可见那个年代怀有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是不少的。

　　三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虽然，吴孟超成为吴孟超，必有他个人的因素，但现在还无法放下大环境来寻索他的个人因素。“九州遍洒黎元血”，国内大环境是这样猛烈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华北确实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南迁，众师生徒步数千里汇集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千秋耻，终当雪。中心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日军的飞机军舰是科技所支撑的，已在中国读书人的头脑里留下鲜血印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强烈呼唤着中国读书人学科技，南中国汇聚着中国教育最杰出的教授群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吴孟超与同学们回国到达昆明，一入境就接触到一个为救国而拼命教与学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为拯救祖国而汇聚到一起拼命教书读书的惊涛骇浪!

　　吴孟超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他遇到了另一滴水——来自杭州的同班女生吴佩煜。他们有了战争时期共同的母校：同济大学附中。他们在频繁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萌生了爱情。此时到处可见被日机炸死炸伤的躯体，还有病痛疾苦的人民。吴佩煜的理想是学医，并影响了吴孟超，两人后来一同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42年，他们都20岁了。同济大学此前已迁驻四川宜宾的李庄。有很多次，他们坐在李庄的长江边，吴佩煜浓郁的黑发靠在吴孟超的肩膀上，他们望着长江边的晚霞，谈着“假如没有战争……”

　　今日中国就是没有战争的岁月。遥想20岁的吴孟超和吴佩煜，在那日机轰炸下读书的岁月艰难如斯，尤其吴孟超——自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马来西亚也沦陷了，吴孟超与家人失去联系，完全靠打工坚持读书，若论物质条件几乎匮乏到极端的处境了。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奋斗、有爱情。1942年他们“坐在长江边看晚霞”的情景，至今值得我们羡慕。

　　四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从前，我们只在戏剧里看到拦轿告状的，没听说过有拦路求医的。现在吴孟超遇到了。为什么要拦路求医?

　　吴孟超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后，曾一度没有坐镇门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陆续遇到拦路求医者，且多是跑了许多医院，没人收治的。怎么办?日后，吴孟超手术室的护士长程月娥曾这样说：“吴老的门诊病人都是条件最差的。”我问什么意思?她说，一是病很重，二是很穷。再细问，知道这“穷”的含意包括“一看就知道是包不起红包的”。看到有这样的病人求医无门，吴孟超决定重返门诊坐台看病。

　　他把他的门诊定在“星期二”，因他作为校院领导，周一有必要的“碰头会”安排要务。把门诊安排在星期二，可见已非常重视。他的“星期二门诊”共10个号，挂号必须实名，而且需要患者过去的病历。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号贩子炒号，否则吴孟超的一个号几千元都有人要。有人建议吴孟超的挂号费理当高一些，他不同意，始终与其他专家号一样。吴孟超筹建肝胆医院，得到了多方支持，经费仍有缺口，有人建议，你们医院的肝癌治疗费与其他医院相比低了，放开一点，钱就来了。吴孟超说，医疗费长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可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

　　吴孟超还尽量给病人开便宜的药，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他还要求本院医生都要想方设法为患者减轻负担。如今做手术，可以用器械缝合，但“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吴孟超90岁做手术仍坚持用手工缝合，是不是有点像个纳鞋底的乡村老太太?正是这个形象，联系着一种伟大的传统。

　　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院里考虑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给谁做手术啊?”吴孟超说：“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

　　如果说吴孟超的“星期二门诊”是先进事迹，这里其实是有忧伤的。这些“星期二故事”折射出贫富差距在以货币的形式改变着不同人群的命运。不断进步的医学技术，更好的医疗环境和优质服务，是以看起来“买卖公平”的方式向富人倾斜的。他从21岁学医开始就一心钻研医术，70岁后则遇到大量的非技术问题。

　　五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他有一个心雄万夫之志，与万万众的健康相关。

　　何以见得?1956年，整个中国还没有人能成功地做肝脏肿瘤切除手术，也没有肝脏外科。他在1956年选择了主攻肝脏外科，奋斗18年，建起了一个独立的肝胆外科。又奋斗19年，把肝胆外科变成了肝胆外科医院，就在长海医院的母体里发展，所谓“院中院”。再走一步，就从长海医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肝胆外科医院。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一座医院?这里埋藏着他的一个非常之志吧!

　　试想，如果缺少一座独立的有规模的战斗堡垒、一个担当起重任的研究中心，怎么跟肝癌作战，怎么能凝聚起征服肝癌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

　　人生立志是常有的事。有几人敢说志在征服肝癌?吴孟超是个毕生以征服肝癌为职志的人。这样的心志，算不算非常之志!

　　1979年他首次登上国际外科会议讲台，所做报告很受赞誉，他也因此而欣喜过，但冷静下来，内心是骄傲不起的。因为征服肝癌至少要在基础研究、药物研究和手术治疗三大领域有足够的实力。手术做得好，最多只能一次手术救活一个病人。倘能在药物治疗和免疫防治方面取得成果，才是普遍造益人类的更好方法。可我们在基础研究和药物研究方面还非常落后。这年吴孟超57岁，是快退休的年龄了，距离征服肝癌还多么遥远!他的难题还在于，他虽知要赶紧培养年轻人，可在手术之外的另两大领域，是他自己的弱项，拿什么来培养年轻人?

　　人有心雄万夫之志，还需汲取万夫之长。知己之短，懂得去取他人之长，就不可估量。我们看到，那以后的吴孟超孜孜于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学生也有学生之长。年轻，处在学习和钻研的黄金时间，就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从教育学说，把已知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面对未知的领域，引导学生去探索，在此过程中培养出学生的研究能力，乃至获得探究性成果，这就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而懂得把年轻人直接送到医学发达的国家去让“洋教授”培养，那就没有比这更睿智的培养法了。王红阳是吴孟超从临床医生里选出来推荐到德国去深造的。吴孟超与学生郭亚军共同创造的“哑铃模式”，则为郭亚军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从事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有人说，王红阳其实不是吴孟超的研究生。我以为，这正是吴孟超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再一次超越了自身学识体系的范例——懂得利用世界上领先的学科系统来培养自己所需的人才，这里运用的已不是学识，而是智慧。欲征服肝癌，确实需要汲取世上的万夫之长。正是这样的造就和广纳人才方式，使吴孟超不只是导师，更像个统帅。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非常之志：欲征服肝癌!

　　六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假如今日写一部华佗传，是为华佗而写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为骄傲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外科医生莫过于华佗。他用“麻沸散”给病人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华佗被尊为“外科鼻祖”。华佗家族是个望族，到华佗出生时已衰微。其名“佗”，有负载之意，寄寓着家族期望他振兴门庭。长大后的华佗却肩负起另一种重担。他处在东汉末，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曾有《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华佗不只是外科医生，他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还精于药学，“麻沸散”便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他是个想尽各种方法去解决生民病苦的医生，所以一生不愿做官，愿奔走民间，行医客旅，拯救了无数生命。

　　中国最著名的药王是孙思邈，他的故乡陕西省耀县孙家源有中国最壮观的药王庙，其中还有后人纪念孙思邈父母的殿堂。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自小多病的儿子日后会成为名垂千古的医生。在妇女的命运令人心酸的时代，孙思邈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把《妇人方》列在卷首，接着是《少小婴孺方》，由此为中医妇科和儿科发展为专科奠定了基础。何谓千金，孙思邈在《序》中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有心观察可一再看见，历史上那些医学圣手，都因有一颗深切关怀平凡生命的伟大心灵，才会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去钻研医术治病救人，才积累起高超医术。这样的医生就是苍生大医!吴孟超继承了这种伟大的品德。

　　今天吴孟超90岁了，肝癌还是最凶险的癌症，“闻之色变”的年代还没有过去。但是，如果略作一个回顾，在他34岁选择主攻肝脏外科之时，在中国，肝脏还是手术禁区，而今吴孟超所做近万例肝癌手术中，生存达到10年以上的已有近30%，还有术后生存超过20年、超过30年、超过40年仍健在的。至少可以说，他和他的学生们以及世上诸多同仁的努力，已经让我们看到，人类与肝癌的斗争已不是处在黑暗之中，而是能看到征服肝癌的曙光了。但是很多与肝癌作斗争的研究成果与形成的力量分散在各地，若能有一种办法，较有效地把各种优势力量集成起来，向肝癌发起集团式进攻，则征服肝癌就可能不遥远了。吴孟超在84岁时联合了另外六位院士，一起向国务院上书建议在上海建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获准，2010年破土动工。90岁的吴老奔忙于在上海安亭兴建一座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与防治中心，渴望会聚国内外有志于此的人才来这里进行“集成式研究”。这其实已经是在为他身后的征服肝癌事业深谋远虑，也是在强烈地呼唤后来人。愿中国年轻的医学生们，听到他的呼唤。

　　我有几位做医生的青年朋友，我曾说，你有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啊，你每天都有机会为他人做好事，你的耐心和笑容，对他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愿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请看近期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节目——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