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败说起
一个部队的耻辱莫过于打败仗,一个军人的耻辱莫过于被俘｡这两样都让50军150师448团摊上了｡在1979年我二十万大军经殊死搏战凯旋回师时，448团却在回撤时兵败越北，被俘218人,失踪(阵亡)332人,这两个真实､残酷的数字让欢呼胜利的国人蒙羞,让150师和448团背负如山的骂名｡
南彊那个血雨腥风的早春已过去了三十九年,从未公开报道的那场败仗在当今迅猛发展的现代网络资讯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多年来对那场败仗，众口一词的怒骂和斥责在时间长河的洗涤中,显露出更多的真容｡亲历者对残酷战争的披露,人们对周围世界更多的了解，让这场败仗的回顾渐渐趋向客观､理性和更多的反思｡
斗转星移,近四十年了｡令人侧目的是,早已撤编的50军150师尤其是败仗名下的448团战友们,不仅没有因这场败仗抬不起头而遮面闭门,反到是你来我往,亲人般的尤为团结｡是什么原因将兵败越北的官兵连系的如此紧密?尤其令人诧异的是，那个在被越军重重包围中因带领104人放下武器被俘，回国后被判六年徒刑的一连连长李和平，出狱后在其生计艰难、老婆又患绝症时竟然收到没有被俘的战友、烈士家属、兄弟部队战功荣立者等各方的捐款，这在崇尚革命英雄主义的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显然，这些捐款的战争亲历者、烈士的家人和那些大骂448团草包、笨蛋的人想法不一样。
另一个不解的问题是，那些慷慨激昂，痛斥俘虏是奇耻大辱的人们却都回避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事实，448团在回撤的厮杀中，有332位指战员倒在越北的茫茫山野中，他们是烈士，有共和国颁发的烈士证，但在南疆所有烈士陵园中却没有他们的墓碑，没有他们的名字，而那些蔑视战俘、斥责他们为什么不去死的人群中，面对着三百多位英烈，却鲜有为烈士尊严呼喊的声音。
当年的的鏖战中，448团一营机枪连给养员肖家喜，在部队打散、枪伤恶化的情况下，身负一支半自动步枪、5枚手榴弹和320颗子弹，艰苦爬行八昼夜，终于回到祖国，并因为与武器同在的精神荣立一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肖家喜成为战斗英雄，而与他一起出境作战，打到弹尽粮绝，再未归来的332位战友在当时只能列为失踪人员。
战后，部队对遣返回国的被俘人员进行了严格、缜密的审核，以背靠背的方式多方印证整个作战情况。从被俘人员向牺性战友亲属的哭诉中，从越方披露的战报中，从多年后越南边民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448团三百多战友的“失踪”是何等惨烈，何等悲壮，有高呼口号跳崖的，有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有为掩护战友凛然赴死的……他们不亚于历史上任何英勇牺性的中国军人!他们没能像肖家喜一样带着武器、弹药爬回祖国，他们青春热血的身体和手中的武器一起在猛烈的爆炸、如网的弹雨中被穿透、撕裂。这些戛然而止的年青生命，留给我们的何止是一个战例的教训、一场战争的回顾，他们怦然倒下的身影，他们渐渐暗淡的无限依恋而绝望的目光，那一张张被泥土、硝烟、汗水、血污涂抹变形的纯真脸庞，就那样凝成永远，静静地凝望着北方，凝望着祖国，凝望着家乡，凝望着我们，凝望着春夏秋冬，日月沧桑……
回望历史
军队讲究传承,尤其是能打仗的部队更以出生入死的光荣传统为自豪,而50军的前身是解放战争中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这也让崇尚正统的激情一族不屑一顾｡其实,稍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支滇军起义部队决非等闲之辈｡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1915年护国起义,滇军以其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代史刻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即出身于滇军，在护国起义时曾是滇军四龙之一的支队长｡抗日战争中,滇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等诸多著名战役,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在国民党军队中， 60军1947年被评为“甲等”战力,军长曾泽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于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起义,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新中国成立后，5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二､三､四战役的近百次战斗,取得了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等许多傲人战绩,涌现出大批功勋模范单位和个人｡50军是打过三八线，第一个攻入汉城的部队,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的称赞｡尤其在著名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以血肉之躯,用10033人伤亡的代价,在战争史上写下了以劣势装备战胜头号强国军队的光辉战例，创造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其激烈程度和全新特点，在当时我军20多年的战争历程中所罕见,让与其并肩作战的“万岁军”38军，为之刮目相看,难怪彭老总说“只要我彭德怀在,50军永不撤编”｡
50军在文革初期入川后,只有148师是50军的老底子,149师与西藏的52师互换番号、互换驻地,52师出藏入川，成了新149师 ,老149师进藏成了新52师，也就是今天西藏的山地52旅｡原150师留在东北,新150师则由成都军区独立步兵1团､5团、10团、12团等部队为骨干于1967年组成建制。从番号上看,新150师像是由地方部队组建,其实，这几个团的前身也大多是冀鲁豫老区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来的部队，并抽调了其他各部队骨干组成。448团的前身独立步兵一团在五十年代后期主要任务是在康巴地区数十座海拔五､六千米的广袤高原上进行平叛作战｡该部队从1956年到1959年在川藏､青藏交界的15万平方公里高原上顶严寒､抗缺氧､在没膝的深雪中进行战斗,先后组织了昌台战役､康南战役和石渠、色达战役,剿灭叛匪16800余人,表现出这支部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可见,凡是从战争中过来的部队，都有其特质和为胜利打出来的功绩,任何时候都不应以偏概全｡
此后,在文革中搞运动,搞三支两军,搞大学习､大批判,部队训练建设大大削弱,当然,十年文革期间受到影响和损害的不只这支部队，而是全军､全国｡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全线打响｡50军148师开赴东线,在广西宁明板兰及北山地区集结,奉命牵制越军338师,配合55军攻取谅山｡149师在战争打响的2月17日当天,作为西线预备队，从川中驻地急驰云南｡
149师原是进军西藏18军的主力52师,战斗作风凶狠,50年进藏,打昌都战役,59年平叛,62年打中印自卫还击战,在24小时内歼灭印军王牌第七旅｡
149师马不停蹄直接杀入西线战场,连续猛击越军主力316A师,是整个对越作战中唯一一个师对一个师硬碰硬的厮杀,直到149师占领西线纵深沙巴才鸣金收兵,这是后话｡
2月26日,正值中越边境激战进入第九天时,仓促完成扩编的448团在千里之外的四川什邡九里埂驻地，乘汽车至永兴火车站,在150师的编成内，乘军列向广西开进｡斗志昂扬的448团官兵，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天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令人震惊的改变｡
3月2日凌晨,经两千多公里的铁路运送,448团到达广西崇左市宁明火车站｡
车站内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身上缠着纱布，躺在担架上，等着转往后方医院救治, 奔忙搬运武器弹药的全是妇女,绝少看见男人｡车站外覆盖伪装网的帐篷连绵不绝,公路上拖拽大炮的军车和部队源源不断,残酷的战争氛围，在初春的蒙蒙细雨中显得更加悲壮｡
有人事后讥讽448团是穿着塑料凉鞋仓促上阵，其实,448团于3月4日在宁明县明江驻地，已换发了当时我军最新的77式棉布军装,以防原来的化纤混纺军装遇火后粘贴皮肤,同时配发了带钢板的防钉高腰胶鞋､急救包､净水片､食盐和压缩饼干､罐头等作战装备､物资｡
3月5日,以东线攻占谅山,西线夺取沙巴为标志,中国政府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已达目的,即日起开始全面撤军｡当日,广州军区前指同意了150师的强烈请战要求,命令部队作好出发准备,随时听令出境掩护前线部队回撤｡
3月6日,150师各部响起紧急集合号,宣布“部队即将开进越南前线,我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到了,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看着我们杀敌立功,人民看着我们保卫家园!”各级领导的最后动员，让空气仿佛凝结,终于要走进战争了, 压抑､紧张､悲怆…… 终于爆发出震天的口号“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人民重托!坚决打击敌人,维护领土完整!” 铿锵激荡的口号声中官兵们热泪盈眶。
出境作战
1979年3月6日18时, 150师按广州军区前指命令,从广西龙州水口关进入越南,配属41军指挥,要求在高平以西的波列､朗登､通农､玛班等地域内完成清剿残敌､搜剿越军仓库物资､查找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的任务｡150师以448团为前卫，沿3号公路，经复和县城，直奔高平｡
3月7日,部队通过越北重镇高平,战争的血腥触目皆是,整个省会的房屋断壁残垣,几乎全被炮弹炸毁｡铁桥的护栏上还挂着几具越军的尸体，路边崖底滚落着被击毁的坦克､车辆,有的已被大火焚烧,只有余烟袅袅,路边被烧焦的尸体，有的还渗着血水,空气中弥慢着令人窒息的腐臭｡
有战友在回忆中写到：“偶而有从火线回来的军车，拉着伤员或牺牲的烈士遗体从此经过。几个用绷带简单包扎过的伤员，半坐半卧在车箱里，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发出轻轻的呻吟声。从远处又回来一辆卡车，当我的目光盯到这车厢里时，我被车厢里的景象给震住了!车厢里装满了人体各个部位的器官，有人头、半截身子、腿、脚、胳膊、手等，都是单独的肢体，已发紫、发黑。这些肢体装满了整个车厢，并伴随着车箱的颠簸而翻动着，时起时落，肢体上血红血红、绿绿蓝蓝的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车子从我面前过去时，车厢底部不断地渗出许多棕黑色的液体，洒落在公路上。”战争的血腥残酷，强烈震撼着初上战场的年轻士兵们。
上午10点,部队抵达高平西六公里的41军361团防区扣屯, 448团看到361团的情景是路旁坑道里浑身稀泥糊满､只见白眼珠转的泥巴战士,而361团的战友在战后的回忆中写到：“我们遇到友军150师，摩托化开来我团防区,看见他们满面红光､身披大衣､脚踏新鞋,跟在国内野营拉练几无区别,我的心里就很是忧虑｡”
448团经扣屯继续前进，越往西，山势越险峻，公路两侧全是崇山峻岭，部队在大峡谷里穿行。
当部队行进到呑片西侧的弯道上坡处时，大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只见砂石公路的两侧，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这些尸体经过烈日暴晒已腐烂发黑，散发出阵阵恶臭，衣服浸泡在血水里，有的军装领子上缀着红领章。应该是兄弟部队的战友。没有谁下达命令，战友们纷纷停止了脚步，先向烈士遗体敬个礼，然后寻找烈士身上遗留的物品，撕下注有其部队番号及个人姓名的绒衣口袋，捧土就地掩埋这些牺牲的战友。
通讯连班长殷涛和战士陈孝清，想把一具腹腔中弹的战友遗体抬到路边的干沟里掩埋。可是一拉，发现战友的遗体断成两截了。殷涛取下自己的雨衣，将这位战友的遗体包裹起来，再用背包带扎好，将遗体慢慢地推到沟里，再掩上一层薄土。
当天,150师按照41军前指命令,下达作战任务:448团为主攻团，沿公路继续向西推进,清剿残敌､摧毁越军设施;449团配合121师攻打纳隆方向之敌，并炸毁纳隆大桥,防敌尾随反扑;450团为师预备队，在448团侧后展开｡
3月8日11点30分,448团进至班英地区，发现公路前方两侧的六处高地，设有越军工事,团指立即下达战斗指令,二营主攻,三营助攻,同时向1､2号高地发起进攻｡12点整,三营炮兵连和二营炮兵连向敌阵地发射密集炮火准备,越军也向我方发射炮弹还击，交织的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爆炸，腾起滚滚硝烟，入境不到48小时,448团的第一仗打响了。
在轰鸣的爆炸闪光中，4、7连迅速接近敌人。在前线指挥的付培德副参谋长，将手枪和望远镜交给警卫员费新财，自己提着警卫员的冲锋枪，带着4、7连利用地形地物，交替掩护，边打边向敌人的阵地上冲去，四连副连长吴应吉，手持冲锋枪，率领突击排在炮火中向敌阵发起冲击,在打掉敌正面火力点后,突破了第一道环形工事, 在连续攻击中,吴应吉毙敌多人,突然踩到敌人的绊发雷,牺牲倒下｡七连和四连一部遭到敌人猛烈火力压制,四连三排代理排长王元珠和几个战士相继负伤｡副参谋长挥舞着手臂，不断调整着攻击队形,在接近敌战壕只有几十米远时，付培德副参谋长指挥距敌最近的4、7连战士，一起向敌堑壕内投掷手榴弹, 副参谋长将警卫员携带的4颗手榴弹也投进了敌人的战壕内，在敌人惨叫和爆炸的硝烟中，战士们怒吼着从坡下冲上敌壕,打红眼的七连连长李福荣甩掉上衣,光着膀子追击敌人扫射……20分钟后,前指二瓦台向团指报告:已攻占1、2号高地。
3月9日,李绍文团长和贾副师长、王副团长来到2号高地前沿，李团长鼓励大家“向英勇牺牲的吴应吉副连长学习，坚决歼灭来犯之敌”，初经战火洗礼的年轻战士们，混身硝烟泥土，但神情坚定、勇敢，指战员们回答“坚决战斗，夺取胜利!”
中午，448团对敌重点防御的3号高地进行了战斗布署｡3号高地南北长约六百米,宽约三百米,高出2号高地150米左右,是控制公路的重要制高点｡敌人在3号高地构筑了明､暗火力点和双层环形防御工事，并在阵前埋设了陷井和大量绊发雷｡侦察还发现,高地的顶端放着一排黑色物体,攻占高地后才知道,这是越军指挥官为与我军决一死战,为自已准备的棺材｡
傍晚18点30分,在团､营炮火掩护下,主攻连五连迅速接敌运动,仅八分钟进至冲击地域,18点45分炮火延伸,配属五连的82无后座力炮同时跟进,抵近直瞄射击,摧毁敌三个火力点,五连战士趁势分三路向高地西侧发起冲击｡尖刀班四班班长张吉发､副班长李俊和战斗小组长闵中友，各带一个战斗小组，成三角队形交替掩护前进,在连续打掉两个火力点后,班长张吉发借手榴弹爆炸的瞬间冲进敌人战壕,一个躲在猫耳洞里的敌人，突然从背后抱住张吉发的后腰,抡起手榴弹狠砸张吉发的头,后面的战士怕开枪伤及张吉发,用刺刀扎进敌人后腰,在敌人痛疼松手的刹那间，张吉发反身用膝盖顶住敌人,手里的冲锋枪照着敌人胸口就是一梭子弹｡当其他战友相继突入第一道堑壕时,张吉发已带领第一战斗小组在敌密集火力下，猛扑到第二道堑壕前,正当他转头招呼战友时,一颗子弹从张吉发右颊贯穿到左颈, 他当即倒下,副班长李俊也负伤倒下,第三战斗小组长闵中友立即高呼“我代理班长，大家听我指挥”，说完侧身滚到一块大石头下,迅即向敌火力点投出一颗手榴弹,敌人甩回来,闵中友抓起又投回去,手榴弹凌空爆炸｡闵中友又一个侧滚,再拽出一颗手榴弹,拉弦后在手中停了二秒,准确投进敌火力点,炸死两个敌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接着冲进战壕，又连续击毙两个敌人,缴获一支冲锋枪｡
19点零2分,守敌被全部歼灭,五连仅用27分钟即攻占了3号高地,毙敌54人,缴获82迫击炮2门,60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8挺,2瓦电台1部,枪弹3万余发｡五连也有较大伤亡,尖刀排二排的六个正副班长,伤亡五人,全排兵力已不足两个班。
就在此时,激烈的枪炮声又骤然响起,前指呼叫报告,敌人从三个方向夹击3号高地,来势凶猛, 五连三面受敌,情况危急｡
此刻，全团各部均已与敌接火,打成胶着状态,无法抽出部队支援,在接到团指急报后,师指即令距448团最近的师侦察连，火速驰援｡在师侦察科丁科长带领下, 跑步上来的侦察连，迅速扑向3号高地｡二十分钟后枪炮声稀落下来,反扑的敌人被击溃,阵地守住了｡
3月10日,从拂晓开始,越军不断用炮火袭扰448团。中午过后,越军利用沟壑丛林掩护,秘密集结,分兵多路,向448团发起反扑,448团各部猛烈反击,打退敌人进攻后, 团指命令2营、3营一鼓作气，向敌人4号高地发起攻击。
2营5连谭安贵连长，命令3排从正面向敌进攻，1、2两个排从两侧助攻，在2炮连的炮火配合下，战士们相互掩护，猛打猛冲，攻上高地。一排长程里林杀入敌阵，抵近射击，打死几名越军。
激战中，程里林和邓天强同时中弹，邓天强当场牺牲，程里林排长的肠子被炸了出来。在火线上抬伤员的炊事员张诚发现了身负重伤的程里林，立即拿出小瓷碗盖住伤口，用绷带紧紧扎住，喊上炊事员殷应超迅速把程里林往下抬。面色苍白的程里林艰难地嘱托张诚：“如果我死了，欠别人的钱都记在包裹里的本子上，就用我的抚恤金还给人家吧。”张诚含泪说：“排长，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 程里林因伤势过重，到野战医院后，抢救无效牺牲。
夺取4号高地主峰后,因工事已被炮火夷平,战士们即用十几具敌人尸体垒成掩体,转为防御｡
3月8日以来,448团连续作战, 向越军西部纵深打进数公里｡摧毁敌火力点四十多处,攻占敌四个高地和多处防御工事,打退敌人数次反扑,毙敌139人,缴获82迫击炮､60迫击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电台､装备一批｡战斗中,有冲锋在前、英勇牺牲的吴应吉副连长;有和敌人贴身肉搏的班长张吉发(二等功臣);有临危代理班长带领战友克敌制胜的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有带领全排奋勇作战的排长万良学(一等功臣);有只身打进敌火力点，毙敌数人，缴获机枪一挺的副班长耿小康(火线荣立二等功)……总之，从战斗指挥、战术配合、战斗作风，均可圈可点，应该说打的相当不错。
448团的这几仗算不上大仗､苦仗,之所以作简要介绍,一是要说明448团出国即战，战之能胜，三天克敌四阵，打出如此战绩应得赞扬;二是要特别说明,此后让448团蒙受惨烈牺牲和败仗耻辱的，正是这支与448团几番对阵较量、没占到任何便宜的越军部队｡是什么原因让双方胜败在瞬间进行了转换呢?
3月10日傍晚,根据师指命令,448团付培德副参谋长与师侦察科丁科长带侦察连在渐暗的夜色中，向敌侧后运动,拟向纵深穿插,为下步战斗做准备｡
晚七时许,150师接到41军前指命令,停止进攻,用三天时间由南向北清剿残敌,要求14日从平孟方向回撤入境｡晚九点,师指命令448团停止进攻,收拢部队,准备从原路返回高平，向北沿公路从平孟关入境｡收到命令的高立华参谋长，挥舞着抄报纸告诉大家：“上级可能让我团今晚12点撤军,大家都要做好行动准备”，并特别向正在电台值机的通讯连班长殷涛交待：“小殷啊,晚上再辛苦一下,就不要睡觉了,你这部电台今晚要和师指保持随叫随应,如有命令，马上报告｡”“请参谋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殷涛回答｡
听到要回撤的消息,战友们非常高兴,装备､物资不一会儿就全部整理完毕,夜里11点刚过,奉命穿插的师侦察连也按命令原路返回｡
3月11日凌晨,高参谋长又向电台走来,殷涛班长向他搖了摇头,师指对448团回撤的具体行动命令依然没有消息,一直到天亮,电台仍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着急了｡
3月11日6点,殷涛的电台向各部传达了团指命令:停止进攻,做好防御,准备回撤｡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战后448团特务连战友对兵败的回忆文章，将二营回撤遭伏击的时间记为3月11日。显然，这是在非常时期、非常条件下的误记，这个误记的时间，使此后很多评论也跟着将448团回撤时间记为3月11日。实际情况是，11日当天，二营和全团一样都在原阵地防守待命，因为从3月10日晚接到师指预令后,团指一直在焦急等待正式回撤命令。
直到11日上午才收到师指电报:兄弟部队的两个营准备攻占公路南侧的一处高地,清除大部队回撤道路上的隐患,命令448团在原防御阵地再守一天,具体撤退时间明天再确定｡根据高参谋长的指示,通讯班长殷涛电台立即向各部传发了团指的最新命令:各营在原阵地继续组织防御,同时向前沿派出潜伏哨,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严防敌人反扑｡
其实，3月11日这一天的等待，正是150师指挥部对448团回撤路线激烈争执的一天，当天最后决定的回撤路线也是448团悲剧的开始。
11日中午时分,二营报告:阵地前沿有敌人活动,企图不明｡但直到傍晚,未见敌人反扑,当时认为敌人这两天被打怕了,不敢轻举妄动,实际上敌人己经查觉了我部队准备回撤的迹象｡
此时，通讯班长殷涛注意到与上级联络的15瓦台电报的来往密度明显增加了,报务员颜青峰在不停地收､发电报｡同为老报务员的他敏感地知道可能有重大情况!
果然,不久李绍文团长带着一脸的疑惑,紧急召集几位团领导在地图前指点､研究具体回撤路线｡原来,师指改变了原定的448团回撤路线,命令448团不从原公路返回,而是从班英直接往北,按2月17日战争打响时41军121师穿插进来的小路，全团再反方向走回去!
因为是配属41军作战，150师对该军121师在穿插中是吃了亏的已有耳闻,但军令如山,必须立即执行｡
团指下达了行动的预令:改变沿公路回撤的计划,以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带领团前指和二营为第一梯队,沿班英西侧小路向北搜索前进，团指率一营､三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听到这个命令后,大家回撤的高兴心情一下又绷紧了。很明显,如果按原路回撤,448团的东边就是450团和449团,而且448团当时所在的位置在班英一线,离朔江至高平公路的和安地区，直线距离只有十五公里,41军各部仍在扣屯、高平、和安沿线,回撤时如有情况也可相互策应｡
现在,已经连续作战数天的疲惫之军，要改走小路向北回撤,将要面对的是地形复杂､道路不清､敌情不明,大家的担忧和顾虑可想而知｡
448团并不知道，在回撤路线的方案上,150师刘同声师长与50军驻师工作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师长认为全师已基本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部队应沿公路原路返回,快速撤回国内｡
而50军工作组的意见是150师作为预备队,只参加了东线战场的清剿扫尾战斗,部队还没有得到充分锻炼｡按照边回撤､边作战的思想,应利用回撤清剿，再扩大一些战果,用驻师工作组关豁明副军长的话说,就是“搂草打兔子”都有了｡
显然,10日晚上448团接到的师指命令,是刘同声师长根据41军前指的预令下达的计划｡师指首长们在回撤路线上意见不一,是448团迟迟得不到后续行动命令的主要原因｡
3月11日，当面越军没有看到我军进攻前通常的部队调整、运动，且此时已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撤军声明的第六天,448团一整天的静守待命，让敌人清晰了解了我军准备回撤的意图并立即着手兵力调整。当天，敌“高指”(高平总指挥部)向下属12部电台下达指令：“中国兵要撤退.严密监视，不断袭击，困死他们。”
师指和军工作组的争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致电上级决定｡
广西前线指挥部、41军指挥部，认真分析了整个东线战场的态势,经过慎重考虑,电复150师可以沿公路回撤｡
这份电报是师通信营2连一部15瓦台电台收到的,报务员抄收后立即交给了机要参谋｡忙着撤离准备的机要参谋犯下致命错误,认为大的战斗己经结束，各部门频繁往来的电报已无关紧要，竟没有译报就销毁了｡在未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关副军长以驻师工作组的名义，命令150师各部收拢回撤，先期在北侧执行清剿收容任务的450团，继续向北清剿回撤，完成纳隆地区作战的449团，由班俊地区向北清剿回撤，最西侧的448团由班英地区向北清剿回撤。
3月11日晚，448团指挥部向全团下达回撤命令：由公路西侧小路，向北部山区搜索前进，从平孟回国，行进中清剿沿线残敌，搜索敌仓库物资、收拢友军失散人员。由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和参谋人员组成团前指，带领2营为第一梯队，(特务连侦察排2、3班担任前卫尖刀班带路任务)，团指率一营､三营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特务连侦察1班担任全团的后卫任务)，明天拂晓出发｡
3月12日清晨，特务连排长周仕林率侦察2、3班和两个工兵班为前卫，带第一梯队二营向浓雾笼罩的山谷出发。天亮后，各营、连从前沿阵地撤到公路，准备沿公路右侧的小路随二营路线进山，后卫侦察一班按命令散开，占据公路上方警戒位置，防止敌人沿公路尾随反扑，准备待部队全部撤离公路后，由特务连工兵炸毁公路涵洞，阻敌尾追袭扰。
上午9点左右，二梯队前部在山谷崎岖小道行进了大约一公里，突然从一梯队前进方向传来了密集枪声，二梯队立即停止前进，团指命令就地隐蔽，摸清前方敌情。几分钟后，团指收到前指电台(通讯连副班长何奇)呼报：第一梯队在那嘎村口南侧遭到敌人伏击。敌人放过尖刀分队，集中火力将前指和部队压在一片开阔田地上，敌多处火力点，从半山腰居高临下交叉射击，因雾气遮挡，山上植被茂密，有多少敌人还不清楚。因敌情不明，还未进入小道的后续部队不能贸然行动，团主力滞留在公路上随即按团指命令全部上山组积防御。
在水坝、稻田行进的二营，突然遭到两侧山腰敌火力猛烈扫射时，开阔地上，无任何遮蔽物，许多战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当场中弹牺牲，鲜血染红了一片片水田。
第一梯队受伏击后，周仕林排长率领尖刀分队，迅速冲上那嘎村后面的一处制高点，准备掩护前指和2营继续往前突围。因敌人的火力太猛，2营组织了几次强突，都被敌人的火力挡了回来，又牺牲了不少战友。
与此同时，距伏击地段300米远的2营后部，也遭到了敌人的断尾伏击。水坝上、稻田里、山脚旁到处都是牺牲、负伤的战友，敌人已将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切断。
得知前面的情况后，李绍文团长命令3营的炮火压制前方山上的敌人，命令7连和8连迅速向前方运动，试图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打开通道，接应2营。
3炮连迅速朝山上的敌人还击。但是敌人所处的位置均在植被茂密覆盖的半山石壁岩洞内，许多火力点是炮击的死角，3炮连的炮火压制效果不明显。
山上的敌人占据着有利的地形，不明数量的火力点相互策应，组成火网，朝山下射击，岩洞里、石缝处、树丛中，到处吐出一串串火舌。前去接应2营的7连和8连被两侧大山上敌人的火力死死压住，无法前进。
战后，舆论对448团的批评和声讨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二营受伏击后，团指没有以主力果断接应，形成拳头，坚决打出去，而是犹豫不决，在二营后面白白耗费了一天时间，坐失战机;二是谴责团指命令二营走小路回撤，团主力却走大路回撤，在二营遇伏击后才命令一连和八连返回救援，但为时已晚。
真实情况与这些批评完全不符，但不怨批评者,因为448团失利后,所有的战场总结都没有正面了解的渠道，关注者只能根据支离破碎的信息去缝合还原。
首先，很多关注和批评，没有搞清基本的作战方向和具体战场态势。448团回撤的起点是东西向的3号B公路班英段，即448团3月8、9、10日三天作战的公路两侧，也是广西方向我军西线最前沿，公路向西正前方是越南高平省原平县，该地区是被我军打散的高平之敌麋集活动地域，身后公路即正东方约三十公里左右(直线距离不足15公里)，是我军占领的越南高平市，东南侧后方向，是488团出境的我国龙州县水口关，再往南是凭祥友谊关，448团的北方是峰峦叠嶂的越北山区，再往北，是41军121师在2月17日进入越南穿插的出发地暨448团回撤的目的地，位于广西、云南交界的那坡县念井、平孟关一线。
448团如按师指意见沿公路返回，搭乘车辆、不做停留的情况下，当天即可回国，而按50军驻师工作组向北清剿回撤的的命令，448团只能徒步在蜿蜒崎岖的狭窄山路中一字前行。该地区是植被茂密的典形喀斯特地貌，与我国广西馒头状和窝头状的山形相似，只是山峰更拥挤，平地更少，山势更陡峭，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 “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险恶情形。
是时，从前方遭敌人火力压制、分割的一梯队，到山谷小路上跟进的二梯队，至沿公路集结、尚未进入小路的后续部队，一字前行的448团全线都是枪炮声，448团回撤伊始，即遭到越军、公安、民兵、特工等各种战斗组织的多重预设火力点、机动火力点的疯狂袭击，全团被狭窄地形扼制，根本无法正面展开，敌暗我明，形势极为不利!
李绍文团长随即下达了一连串作战命令：
命令1营抢占团指右翼的山头，组织防御;
命令3营7连和9连立即返回公路南侧的4、5号高地，防止西面的敌人东进，切断全团的退路;
命令后面的部队迅速占领左侧的大山，防御待命。
当7连和9连刚刚爬上高地，班英西面的敌人已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7连和9连立即向敌人开火，战斗瞬间打响，如果慢到几分钟，全团将腹背受敌。
448团前后都是枪炮声，混杂一片，响彻山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
448团回撤刚刚起步，关于回撤路线方案的对错己明晰可见。
今天，对448团的批评、声讨，除了前面提到的两条是因不了解情况外，还有一种义正词严、更具代表性的训斥：“走小路回撤是比大路困难，但那又怎样?我们的部队就是要敢打硬仗，刀山火海也要冲，不怕死就能打胜仗!”这种口号式军令，不仅为社会所熟悉，在战前的训练、准备中也成为主要内容，而实事求是、缜密分析、知已知彼的作战常识，反而不敢直言，怕被扣上决心不大、畏战右倾的帽子。50军驻150师工作组关豁明副军长，正是以“搂草打兔子”这种充满革命豪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作战思想，确定了448团按41军121师穿插进来的路线，原路扫荡回去的方案。有人说448团的底子薄，拳头不硬，为此,很有必要看看在同样路线、同样地域、与同样敌人作战的41军121师的情况。
悲壮穿插
广州军区41军121师可谓老牌硬拳头,前身为四野4纵10师，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参加过保卫本溪、鞍海、新开岭、四保临江，东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在1946年5月进行的鞍海战役中，该部表现出色，其所属的28、29、30团被辽东军区分别授予“海城团”、“鞍山团”、“大石桥团”荣誉称号，开创了解放军历史上一个旅(师)的3个建制团在一次战役中均被授予荣誉称号的特例。在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时，该部协同11纵，死守塔山、白台山一线，阻击由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与有海、空军支援的7个师强敌苦战6昼夜，未让敌军前进一步，付出3700多人的伤亡，歼敌6500余人，保障了东野主力攻取锦州的最后胜利。其中第10师28团(361团)坚守塔山铁路桥及其以东阵地，力挫有“赵子龙师”之称的国民党军独立第95师和第8师等部冲击，大量杀伤敌人，自己也伤亡过半，于战后被授予“塔山守备英雄团”荣誉称号。4纵10师被评价为东北野战军中七个头等主力师之一。1948年11月，该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南下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建国后，121师驻防两广，长期担任战备值班任务。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前，121师是齐装满员的甲种师(战备值班师)，辖步兵361、362、363团和炮兵团
1978年11月28日，陆军121师奉命开赴南宁以南、扶绥至德保县一带待命。
1978年12月18日，41军基指率下辖各部，在中越边境念井、平孟、龙邦地区展开。
根据广州军区前指命令，第41军及配属部队，组成东线北集团，在高平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以121师和123师组成内外双层穿插部队，向高平以西、以北，实施大迂回，配合南集团第42军攻克高平，全歼守敌。其中121师的任务，是从念井突破国界，歼灭莫隆地区防守越军，尔后在通农和友邻123师分路，向董赛、班庄地区穿插，配合123师截断通向原平和太原的公路，阻击北援越军，并攻占高平南侧的纳隆桥，形成对内、对外正面，协同南集团第42军，合围歼灭高平之敌。
121师的穿插路线是沿通农、宗梅、班黄、天丰岭、841高地、809高地到董赛、班庄，直线距离约在33-37公里，加山地系数，实际距离则在80公里以上，限7至12小时内穿插到位。
在41军作战会议上，1号首长传达了广州军区前指首长的作战决心， “这次对越作战总称为：牵越援柬，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具体叫高谅战役，即：高平、谅山战役。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歼敌二、三个师，三五天内完成。战役第二阶段歼敌四、五个师。整个战役预计时间七至十天的样子。”军首长还提出了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敌人跑掉，那就遭了，花这么大力气打个击溃战，实在是得不偿失!第二个担心，就是如何押送俘虏。战场上那么多俘虏，让干部战士怎么办呀?
军首长最后宣布：“各师在这次战斗中，都要活捉2000名俘虏才算完成任务!”
作战会议精神，迅速向各部队进行了传达。会上军首长“一扫而光”、“一打就跑”、“俘虏很多很多”、“要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劲头打好这一仗”的指示，使大家都感到这一仗一定能够大获全胜。有位师政委在战前对干部动员时说：“军功章就挂在扣屯的树上，只要你能走到，就保证拿到。”
121师361团的战友在战后回忆：“我团要担任穿插作战主力，或许是距文革太近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那种浮躁思维，仍相当浓厚。总之,从上到下都在纸上谈兵，都讲主观意志，全然不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考量，把这场战争想像得如儿戏般简单，而且作战方案只有一个：第一天,长途奔袭、不恋战，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攻占敌纵深(平面距离近60公里)的809高地,断敌退路,对高平之敌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第二天,在友邻部队的协同和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围歼防守高平地区之敌;第三天,清剿残敌、打扫战场,班师回国。围绕这个战役目标,我团针对战区特点和作战要求，广泛开展了适应性训练,机关则根据任务，在巨幅地图和巨型沙盘前，反复进行推演，没有任何人敢对这个速战速决、近似神话般的作战方案提出异议。”“1979年2月13日12时,我团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准备,就奉命从荣劳驻地，经三合街，向念井地区的出发阵地秘密开拔了。此次开进，可以说是对部队实战体能的一次检验。从荣劳至三合街为徒步开进，约20公里的丘陵地形就走了近5个小时，其行进速度就远远达不到作战要求了”。
“2月14日，部队从三合街向念井地区摩托化开进，由于人车拥挤、交通阻塞，100余公里行程，就用了12小时以上。特别是从念井到那定出发阵地的10公里徒步开进，也因道路泞泥、人员拥挤，竟花了5个小时，1营还走错了1公里路 。尚未进入实战，各种弊端就不断显现，而下一步要用1:10万的地图，背负数十公斤的装备，深入敌情、民情、地形都毫无把握的敌国作战，并以一天时间穿插近百公里,无疑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然而,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环境下,谁敢多言冒犯?显然，各级军政首长都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一切又只能按部就班、听天由命。”
1979年2月17日拂晓前，中越边境线万炮轰鸣，地动山摇!我军总攻开始!而先行一步的121师361团带着800多名支前民兵，已随123师、122师的侦察大队，在子夜时出发，向越南境内插入。
国境线的深山老林，山大坡陡，杂草丛生，无路可走。战士们用身体趟，用手摸索着前进。在两国之间的分界线上，树高林密，把天空遮盖得看不见光亮，脚下霉烂的树叶、杂草，足有一尺多厚，遍地磷光像鬼火般跳动游荡，阴森恐怖。战士们手和脸都划破了，被汗水淹湿，疼痛难忍。
部队刚一出境，就遭到越军和民兵的不断阻击，在经过一些农舍时，还屡屡发生老人和孩子对部队投弹开枪，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战友记述：“时至8时许，我团3营才到达庚雷这个距边境不过几公里的村寨。庚雷前方为一袋形峡谷，两侧石山高耸入云，地形非常险要，正面则是一个狭窄的山垭口，乃有一夫当关、万军莫行之势!由于天已大亮，战斗已经打响，秘密通过已无可能。123师侦察大队见势不妙，随即绕道而行了。而我3营则执意强攻，当全团被压迫在山谷中一条干涸的河沟里时，听见附近的越军大声呼嚎着赶来增援，情形十分危急。”团指决定绕路前进，由二营四连担当后卫，火力压制当面之敌，后卫一营变前卫，迅速绕行穿插。
10时，一团后尾部队还未撤离那条河沟，庚雷之敌已经下山紧追一团后尾。四连顽强地阻击敌人。随团行进的800多名民兵早已四散乱跑，建制、队形全都打乱，结果伤亡12人。部队边打边走，至12时，团指查看地图，从16日晚集合准备，17日零点出发，19个小时才进入越南8公里。
2月18日15时，361团副政委郑赞正带领后勤梯队到达宗梅，与团主力会合。团后勤梯队除勤务排、卫生队、担架队、军马所人员和105匹骡马外，在行军途中还收容了掉队的二营六连、三营八连一排、三营七连及团属100炮连等单位的掉队人员，共289人。
18日 18时30分，团主力已向809高地开进，此时天色已晚，郑副政委带领后勤指挥所，在宗梅吊桥旁指挥人、马分路过河。100多匹骡马排成长龙，一匹接着一匹通过一米多深的河水。此时，敌人待我主力部队过河后，纠集了一个特工连和宗梅附近几个村庄的民兵160多人，已悄然占据有利地形，严密封锁了渡口两岸。
午夜时分，皓月当空，整个渡口一览无余，敌人突然猛烈开火，打得后勤梯队措手不及，郑副政委当场牺牲，干部股长负重伤，电台丢失。炮兵股何参谋带领八连一排立即向100炮连靠拢，就地展开，以火力压制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后勤梯队与团主力失去联系。派出的联络人又没回来，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改路，沿魁弥、魁剥到安乐，尔后向高平方向寻找团指。
同样在2月18日，师后勤梯队率民工600多人，在362团三营的掩护下，于2月18日12时进至通农，遭到两侧山上零散敌人的袭击。后指首长一边组织部队还击，一边下令部队快速通过，作训科葛副科长和苑参谋，途中虽多次对照地图，但都没有判明站立点，也没有发现走错路。直到20时遇到123师侦察大队的一位连长，方才知道走错了路。后指首长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沿原路返回通农。返回途中秩序混乱，行动迟缓。埋伏在铁矿附近的敌民兵连及特工百余人，发现121师后勤梯队人马拥挤，便趁夜暗占领了公路两旁的制高点。同时派出部分特工和民兵潜入我民工队伍中，用匕首、手枪、手榴弹乱刺、乱打、乱炸，121师后勤梯队顿时大乱。此时，占领制高点的敌人居高临下
，一齐开火射击，我民工和部队人员四处躲藏，情况危急。
担任后指警戒任务的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和副指导员黄创忠，沉着应战，立即带领8名战士，在公路上与敌短兵相接，掩护师首长撤离。连长李庆海用手枪连毙3个敌人后，发现师首长不见了，他要副指导员带5名战士在公路上掩护战斗，自己带3名战士奋不顾身冲进阵地，在漆黑的夜里，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寻找师首长，终于在公路边的山坡前找到了师首长，他立即掩护首长突围到安全地带。这时副指导员和5名战士仍在公路上与敌人战斗，他又返回公路去接应。当赶到现场时，副指导员已负重伤，他心如刀割，怒不可遏，一边给副指导员包扎，一边指挥战士向敌人反击，掩护副指导员撤到安全地方。凌晨2点钟左右，连长李庆海得知指挥所的保密机丢在公路上，他再次率领6名战士返回公路寻找保密机。他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寻找保密机，突然敌人投来1枚手榴弹，落在他们7人中间，危急关头，连长李庆海用力推开身边的2名同志，用身体扑向冒烟的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身下爆炸了。旁边的6名战士除1名负伤外，全部脱险，李庆海同志壮烈牺牲。
师后指王子富(121师政治部副主任)同志，在混战中听到民工队伍里厮杀搏斗的惨叫声和呼救声，立即带领几名战士摸黑前往救援。他奋不顾身冲到民工队伍里，但民工队伍已经乱成一团，各自为战，有枪的开枪，有弹的投弹，扛担架的轮起担架，与敌人抱在一起撕打。此时，已经分不清敌我。王子富同志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没有枪的民工到山脚卧倒隐蔽，带枪的民工组织起来，把混进队伍里敌人抓起来，不要乱打枪，以免误伤自己人。”由于他是北方口音，又在公路上高声指挥，几个特工立刻窜到他身边，用匕首向他腰部、腹部连刺数刀，王子富同志当场牺牲。
师后指机要组的4名同志在混战中失散。敌人一边追他们，一边狂喊乱叫：“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漆黑的深夜，枪声激烈，他们对周围地形、敌情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后指的几个同志碰到一起后，担心密码本落入敌手，研究决定将密码本焚烧，师后方指挥所的密码本及电报就这样全部被烧毁。此后整整10天10夜，无法与上级指挥机关以及下级单位进行正常联络，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给部队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第二天，后续部队到达师后指被袭地，看到尸体满地，血流成泊，其中死亡人员大部分是我方民工。我军坦克开到后，也不忍心从那么多的烈士身上开过去，战友回忆现场情景说：“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往往一个指挥员的判断、命令，事关千百人的生死存亡。”
一师后勤梯队被敌袭击，伤亡200多人，121师政治部资格最老的副主任，原塔山阻击战的指导员王子富同志、师后勤部副部长均牺牲，给养、弹药及各种作战物资大部损失。
天峰大岭，是我121师向809高地、班庄、高平地区穿插，必须翻越的一道险峻山脉。整个山脉由数十座山峰绵延组成。山高路险，山上岩洞毗连，岩穴深幽，怪石嶙峋，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362团在2月17日，经19小时的战斗，毙敌274人，打开莫隆口子后，于17日20时收拢部队，随121师预指向敌纵深穿插，此时已先于361团进至天峰岭下，并立即向阻击之敌发起攻击。因山高天黑，地形不利，敌情不明，362团二次进攻均未奏效。当日深夜，各种枪炮发射的火光、炸点、曳光弹看得一清二楚。山上敌人不断发射信号弹，把阵地前沿照亮，以各种火器严密封锁着我进攻部队，枪炮声整夜未停。后来，361团接替进攻时，敌人已悄然散去。
天亮后，军前指和121师师部率部队向天丰和809高地开进，在山下，看到昨夜部队与特工、民工混战后的场景，几十具尸体的胸部、腹部伤口上，鲜血仍汩汩而出。可以看出有些是用匕首刺死的。民工携带的各种弹药箱、担架、棉被、背包、挂包、手电筒及生活用品丢满一地，其景凄惨、恐怖。前指首长回忆：“我一边爬山一边观察昨晚部队攻打天峰的现场。这个大岭有600多米高，多是七八十度的坡。山坡全是光秃秃的沙石，没有一点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我只爬了三分之一，还未到最陡的地方，汗水就湿透了衣服，呼吸非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我拄着棍子横着身子，半步半步向山上移动，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只见从山腰到山顶，满山遍野都是丢掉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离我不远处, 有3门完整无损的60迫击炮和4箱炮弹;有2挺重机枪，还有82迫击炮弹、无后座力炮弹、手榴弹、40火箭弹、子弹，一箱箱、一盒盒，七零八散到处都是;还有一捆捆的电话线，一副副制式担架;还有新式棉衣、毛毯、背囊、塑料布、胶鞋、挂包电皮碗、军裤、电池、电筒、饭锅、菜盆、水壶、饭盒、饭碗等，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后续部队的战士对当时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不少身着便服的人被打死在路边,有的还被赤身捆绑着，丢在水田里打滚,是民工还是特工不得而知;但在半山腰处，我看到一个腿部负了伤的人跪在路边，他说他是田阳县城里的一个民医，上有老下有小，苦苦哀求能救救他!虽然我内心很同情他，但因当时未能相助，良心却让我至今都无法释怀。”
“当我们跨过天峰山下的田陇，来到进入天峰山的入口处时，就看到有十几个牺牲的战士，横七竖八地躺在稻田里。在田坎的右侧，一个二十七、八岁，干部模样的人眼睁睁地倚坐在土坑边上，脑袋的左额上留下一道道已经凝固的血迹，他壮志未酬，死不眠目啊。四、五匹骡马倒在路边，早已死去，其中有一匹还驮着100迫击炮，死去时炮身还压在马背鞍上。进山后，举目仰望，山峰高耸，山上层林浓密。傍晚时分，晚霞斜照，群山被染得一片血红。一路上，被丢在地上的挎包、水壶、罐头、背囊、100迫击炮、82迫击炮、82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的炮身、座板、炮架和各种炮弹散落满地。有的地方还染满血迹，牺牲的烈士遗体不像进山时那样集中了，只是零散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牺牲的烈士是哪个兄弟部队的。……我们翻过了几道山梁，由于人都无法行走，骡马就更加艰难了。所以，山沟里到处是先头部队放弃的骡马，有的驭手已把骡马的缰绳给解掉了，使它们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由奔跑。听说有的老马识途，一些马匹后来竟自己跑回了国内。我们再翻过一道山，骡马根本就无法走，有的人硬要其过去的，都摔下了深沟、悬崖，粉身碎骨。有的滚下半山腰，搁在了树木上，痛苦地挣扎着，嘶叫着，等待着我们去营救它，可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把它们解救上来。只能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与它们告别，心里只好默默的说上一声，无言的战友们，请原谅，来世再见吧! ……在那一夜里，整个天丰枪炮声、爆炸声、人嘶马叫声，彼起此伏，到处火光冲天，是进入越南境内以来，最为危险、恐怖的夜晚。我们连一路硝烟，一路激战，经过一夜连续不断的战斗，于20日凌晨，越过了天丰山脉，到达那岸地区的边沿。”
按作战命令要求：121师穿插部队务必要在7至12个小时穿插到指定地点，因此，每个战斗兵员，只带弹药0.25个基数，3日给养。师、团后勤物资保障分队随穿插部队行动。由于道路难行，后勤梯队全部掉队，沿途均遭到了敌人的阻击袭扰，伤亡严重，致使前送物资大部分丢失。穿插部队进至敌纵深后，所有公路全被敌人封锁切断，军指为夺取公路，前送弹药给养，曾三次下令要122师迅速打通朔江到安乐公路，该师两次组织部队强攻朔江夺路，均未成功，伤亡200多人，损伤坦克十余辆。致使121师部队穿插至敌纵深后4至6天断粮，没有弹药补给。
由于后方道路未打通，400多伤员只能随部队前进。809高地峡谷，长约600多米，宽约30多米是一片原始森林，山高沟深，山上荆棘灌木丛生，山下树林竹林密布。两山夹一沟，藤蔓缠绕，悬崖峭壁，非常艰险。此处无路可走，只能按地图方位角行进。重伤员，要用担架抬着通过。上山时，担架前面的民工要弯着腰行走，遇到陡坡几乎要跪着前行。后面的民工，则要把担架举过头顶，非常吃力地用手撑起。下山时，前面的民工要把担架抬高，后面的人则必须蹲下来，以保持担架的平衡，减轻重伤员的痛苦。过沟时，4人抬一副担架，轻接轻放，逐一通过。1300多名民工(后又加强了近600名)，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树枝、荆棘挂烂，手、脚、膝及全身多个部位被扎伤，但大家为了伤员的安全，将安危疼痛置之度外，坚持把伤员安全运出峡谷。此情此景，感人肺腑，伤员们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部队到达扣屯附近后，400多名伤员，挤在一条山沟里，双目失明的，断臂折腿的，胸部中弹的，手掌面断的……个个面黄肌瘦，面容憔悴，眼睛深陷。他们默默地躺在担架上，等待着战争胜利的消息，盼望能够早日接受治疗，康复回国，他们已整整十天没有药换，三天没有饭吃，连清洗伤口的棉花、盐水都没有了!口服药、止痛针一点都没有了，急救包也全部用完了。伤员的伤势在一天天恶化，所有伤员的伤口都感染、腐烂，蛆虫在伤口内成球状，密密麻麻蠕动，拼命钻向伤口深处，气味难闻，令人作呕。轻伤员的伤势不断恶化，加重成为重伤员，重伤员高烧不止，抽搐昏迷，每天都有死亡。所有伤员都忍受着伤口剧烈的疼痛，咬牙忍耐坚持!没有一个伤员叫苦，真是钢铁铸成的英雄好汉!
21日7时，361团三营在向安乐急进时，于扣旺、扣马地区遭敌猛烈火力袭击。敌轻重机枪和60炮严密封锁了公路，三营部队前后脱节分成几段，各自为战。八连、九连部分干部、战士与敌英勇战斗，大部伤亡。营长身先士卒，端起冲锋枪边打边冲，先是手腕中弹，接着被60炮弹炸成重伤,营长在奄奄一息之际，将冲锋枪交给身边的战士;“我的伤很重，恐怕不行了，冲锋枪给你们，冲出去上山找部队，这里目标太大”。这次伏击，造成营长牺性，伤亡122人(其中亡94人)，失踪200多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361团指挥所在栋替南一块河滩地，遭敌火力袭击，时光银团长手部被打伤，他想站起来组织部队反击 刚一起身即头部中弹牺牲，团政治处副主任刘粤风及机关股长、参谋等8人当场牺牲，彭副师长两腿负重伤。王仕诚副政委及部分机关干部边打边撤至一个山头。
远在三、四公里外的二营，接到团指火速增援电令后，教导员陈本富立即带四连向枪声激烈的方向跑步急援。赶到后，陈本富教导员立即指挥警卫排和一排二班，从侧翼占领有利地形，猛烈开火压制敌人。一排长丁忠超带2个班和二炮连七班，冲到团指挥所，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搬运烈士。第一次冲进去，救出了彭副师长和8名伤员，陈教导员发现时团长未被救出来，命令战士们再次冲进去，一定把时团长救出来。当战士将团长的遗体扛上肩膀拼命冲出来时，所有人都累得汗水湿透了衣服，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四连一排和二炮连七班两次冲进火力封锁区，伤亡8人。陈本富又命令他们第三次冲进敌火力圈，把所有伤员和烈士全部抢救出来。他们三进三出敌人火力封锁区，共抢救伤员、烈士47人(其中烈士30人)。
2月21日23时，121师362团2营，奉命速进扣屯，与已先期占领扣屯的123师367团协同作战。
张志安团长见率队出发的王洪副团长、陈楚汉营长都饥饿疲劳得精疲力尽，拄着棍子走路还摇摇晃晃，很不忍心。叫参谋长动员指挥所人员奉献一点吃的东西，结果在三、四十人中只凑了2片压缩饼干。团长要副团长和营长吃掉，他们坚决不吃，坚持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团长含着眼泪颤抖着双手，把压缩饼干分给他俩每人一片。王、陈二人泪流满面，把饼干接过来装入口袋离去。
二营指挥所在急进中不断向尖兵连下达指令：“扣屯有友邻部队，注意联络，不要发生误会。”4时左右，部队在黑暗中接近扣屯，突然遭到到来自附近几个山头的猛烈射击，部队被压制在公路一线不敢还击，数次发出友军联络信号却引来更猛烈的火力。
至8时30分，二营连续6次报告，请上级查明是否友军，上级5次复电:123师367团已占领扣屯，联络识别，不准还击。
直至9时40分，121师才查明123师367团误报占领扣屯，实际所在位置是312高地。121师362团二营进至扣屯后遭敌猛烈炮火袭击长达6个小时，因认为是友邻部队，不敢给予还击而致伤亡惨重!
二营根据师指命令判明确为敌人时，敌己增强兵力、火力从三面居高临下，以更密集、更猛烈的火网压住二营无法反击。
至当日入夜时，二营己被打散，王副团长身负重伤被俘，他大义凛然，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凶惨的越军把几颗手榴弹绑在他的腰部将他炸死，王洪副团长英勇就义。
121师362团2营扣屯之战阵亡106人，伤48人，在二营扣屯遭伏击的第二天，团长张志安亲自到现场掩埋烈士的遗体，发现烈士们的挂包里、口袋里装着生米和草根、野菜。他心如刀割、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所有在场人员，望着这些永远离开的战友，望着这惨烈的场景，无不悲痛欲绝，痛哭失声。
按作战命令要求，121师应在2月17日总攻打响后奔袭80至100公里，限7至12小时内穿插到809高地至班庄、董赛和扣屯一线。但实际情况与主观意志大相径庭，异国作战，远距离穿插迂回，情况复杂，道路崎岖，有时战斗几个小时，才能前进一步，遇到深山峡谷，1小时只能走一二公里。缺乏火力支援，迭遭伤亡，补给中断，伤员无法后运，部队边战边走，抬着伤员和烈士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军、师首长和部队一样忍饥挨饿,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如此艰苦卓绝，却没有一个部队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最快的363团，用了32个小时，比规定时间晚了25个小时，其他单位均在60个小时才到达。有的部队甚至根本没有穿插到位。
越北朗金
在28天的出境作战中，121师共歼敌2898人(其中毙敌2615人，伤敌237人，俘敌46人)，自己伤亡1600多人，阵亡(含失踪)600余人。成为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全线牺牲人员最多的陆军师。121师全体官兵英勇悲壮的穿插作战历程，也为我军战役组织指挥留下血的沉重教训。战后，121师有1个单位、5名个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
“迂回穿插,断敌退路,分割包围，打歼灭战”是战争的常用手段，亦是我军在过去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屡战屡胜的惯用战法，但在1979年对越作战中，靠老经验、老办法，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包括121师在内的广西、云南方向，所有执行战役穿插的部队，均未能实现隐蔽、快速、出其不意、断路围歼的穿插意图。穿插部队被复杂地形重重遏阻，在敌国环境，遭遇层层伏击、阻击，处处被拦打、袭扰。而围歼目标之敌，大多溃散，化整为零，在特工、民兵和本国百姓的配合下，三五成群，昼伏夜出，到处骚扰偷袭，对我军极为不利。
随着对战场形式的了解，我军将在高平地区的7个步兵师增加到11个步兵师，十几万大军，上千个清剿小组，在高平、谅山广大地区，布下了天罗地网，对公路沿线，山山洞洞，沟沟岭岭，像挖“地老鼠”一样反复清剿。越南公安宁肯把老百姓饿死也不准出山逃命，据越方披露，高平地区逃进山洞被饿死的就达10多万人。越南官方公布： 28天战争伤亡30余万人，大都是被饿死的。
与战役第一阶段穿插不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21师在战役第二阶段组织的纳隆战斗打得坚决、漂亮。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越军建军最早、打仗最多、战力最强的六大主力师之一312师(别称“战胜师”)即迅速北进，其183团先锋营已到达纳隆以北。该师不断以炮兵袭击、武装渗透，对我121师阵地步步紧逼，气焰嚣张。
纳隆、505高地，位于扣屯、班俊以南地区，山多林密，两山之间被沟林所隔，通行困难，高平至太原公路纵贯其中。纳隆大桥是太原之敌增援高平必经之路，为杀敌锐气，断敌增援道路，121师决定，以配属作战的150师449团围歼505高地之敌，以各团抽调的三个步兵营和师炮群抽调的五个营向纳隆发起主攻，战斗至10日上午结束战斗,我参战各部密切协同，勇猛作战，歼灭敌312师先锋加强营，炸毁纳隆桥，断敌跟进道路。打扫战场时，发现敌阵地尸横遍野，共有307具尸体。从越军中尉副连长身上搜出一本日记，上面写道：“我打过很多仗，从没有这样严酷，中国军队站着射击投弹，连续冲锋，连长阵亡，我也没有活路……只剩下6个人了，全被炮弹炸死了。”此战我军士气高昂，军威大桭。
对121师穿插作战做了较多介绍，目的是为了解448团兵败越北的背景有更宽大的视界和更深入的思考。
从121师的穿插和448团的回撤，一进一出两个代表性的战例，还可看到对越作战中一个带普遍规律的现象——战斗主动权转换开关：凡是越军构建阵地、固守抗击的,其主动权大多掌握在我军手中，无论其工事多坚固，抵抗多顽强，在我军强大炮火和勇猛攻击下,无不土崩瓦解。而一旦我孤军进入迷宫般的群山峡谷中开进、穿行，主动权开关则转向越军，我军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而是虎狼之师陷入阴霾密布的蛇蝎毒窝。熟悉山地丛林的敌人，如同出没无常的毒蛇、毒蝎,或游弋，或麋集，防不胜防，一旦被毒蛇袭咬缠绕，很难全身而退。
448团出国即战，正面之敌的越军指挥官在阵地上悬棺以示誓死抗击,在东西两线战场上也不多见，可算是顽强之至。两军相逢，攻防对决, 3天下来，448团连克四阵，绝非侥幸，称得上英勇顽强，完胜敌手。但50军驻师工作组在决定了448团“搂草打兔子”走小路回撤的路线后，就已经把战场主动权的开关交给了敌人。
惨烈回撤
回到1979年3月12日448团战斗现场。从上午9点，第一梯队和团前指，在那嘎遭敌伏击至当日午时，448团数里长的行军序列，在非常不利的山谷狭长地带，从头到尾与疯狂展开袭击的敌人全线接火。
14时左右，团指所在的山头也遭到了敌人炮火袭击。无线台班长殷涛和副手陈孝清伏在壕沟里，用身体护住电台，宁可牺牲也不能让战场指挥的中枢神经电台受损!到处是敌机枪子弹扫射的狂嚣和60炮弹爆炸迸飞的弹片……周围不断有战友倒下，从敌人炮火的密集程度看，应该是敌人增援部队上来了!危急时刻，李绍文团长一边带领身边战士迅速还击，一边冒着敌人炮火，亲自架炮、瞄准，装弹发射。
按团指命令，3营宾定树副营长立即带领8连，抢占前方左侧山顶制高点，压制右侧大山上的敌人。敌人发现后，立即调转火力，向立足未稳的8连炮击。多名战士伤亡倒下， 8连前仆后继冲上制高点，向对面山上的敌人开火。在团指、1营和8连三处阵地上火力的共同掩护下，1营炮连抵近敌人的前沿，向敌阵地急射七十多发炮弹，摧毁了敌炮兵阵地，失去了炮火支撑的敌人慌乱后退，藏匿到山林中。
15时,8连十多位伤员和烈士后送到公路边，抬到通讯连驾驶员李琪的车上，这是448团最后离开的一辆汽车。阵地上的战友们默默目送着远去的汽车，他们知道，在此后的回撤征战中，如果倒下，就只能长眠在这片异国的群山丛林中了。
448团遇袭后，即向师指报告了情况，请求将全团收拢，撤回公路一线。师指命令坚守，将调449团、450团接应。听说上级要派兵增援，大家的心情放下了许多，在阵地上防御等待，希望援军到后，再次向敌人的包围圈发起冲击，接应2营回撤。
但是不久，师指又电令448团就地组织防御，入夜后自行组织突围，收拢部队，按原计划通过天峰岭后，向东北方向运动回撤。
原来，还是50军驻师工作组不同意449团、450团回援，仍然要求448团乘夜暗自己打出去，继续穿插前进，完成预定的清剿回撤任务。
早在3月7日150师到达扣屯时，41军毛余副军长即向150师介绍了敌情，再三嘱咐809高地和吞片地区有敌人1个多营兵力，被打散后，分散游击，要特别警惕，防敌伏击。更要注意的是，我军于战役第二阶段在高平、河安至我后方公路的地区，展开了拉网式的大规模清剿，越军散兵、公安、特工、民兵除部分被歼灭外，大部被我军挤迫在清剿边缘，麋集于高平西北的原平地区，伺机而动。而在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的当天，越南当局也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的所有公民，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自卫队，誓死打击侵略者。就在1天前的3月10日，即448团夺取四号高地的当天上午，121师炮团130火箭炮十连，奉命从董赛向扣屯开进时，在那嘎地区遭敌伏击。第一辆弹药车中弹爆炸，堵塞了道路，敌人集中40火箭筒、60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后尾3辆弹药车、1辆工程车爆炸，其他车、炮也都严重损坏。仅30分钟，全连伤亡55人(亡22人)，连长、指导员当场牺牲，损坏火箭炮4门、汽车5辆。该连基本丧失战斗力，只好返回原阵地。
50军驻师工作组对上述严峻敌情完全知晓，却好大喜功，英雄主义膨胀，丧失起码的客观分析，固执己见,一错再错，令448团孤军走进蛇蝎毒窝。
军令如山，无奈之下，李绍文团长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只看见山谷里、山坡上到处都是部队，一天的被动战斗，前方诡异狰狞的齿状山峦，沉重的心情压在每个人身上。
团长回来后又与团指的几位首长商量，团指最后决定，由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带领一支穿插分队，入夜后从班英的西侧运动到敌人左侧后，占领制高点佯攻，团部率其余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两路同时出击，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接应2营后捏成拳头打出去，继续向北回撤。
确定部署后，团指命令各部注意隐蔽，同时再次进行轻装，补充弹药，准备晚上行动。
天黑后，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带着警卫员费新财，从1营阵地赶到团指。二号李兆璧政委，指着地图对付培德副参谋长说：“现在前指和2营在前面受阻被围，团指决定由你带一个穿插分队，去攻占前方左侧大山，配合团主力接应2营突围，然后掩护2营沿朗庄、475高地，继续往北穿插回撤，团主力随后跟进。”
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是448团原三营营长、军党委委员，战前扩军时调任团副参谋长，入越作战以来，一直在前线负责战斗指挥。他看了看地图，又看了一眼贾副师长和一号李绍文团长，说了句：“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七号的这句话一下让气氛紧张起来。付培德副参谋长用手戳着地图说：“我认为，现在对敌情、地形和2营目前的情况都不清楚，盲目采取仓促的行动，只派出小股力量孤军穿插敌侧纵深，有可能是往虎口里添食，我没有把握!”
贾副师长问他有什么想法?付副参谋长建议应该考虑改变行动的路线及方向，集中兵力接出2营后全团从公路快速回撤。他不知道，团指相同的建议已被驻师工作组否决。
李团长严肃地对付培德副参谋长说：“这个决定是根据师指的命令，团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上级要求我团今晚就收拢好队伍，继续北撤，必须坚决执行!”李团长不想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只问他带哪个连去?付培德副参谋长见团长这么说，知道团指的决心已定，想了一下，提出要带最能打的7连。李团长考虑到7连还在山上为全团断后，下不来，8连白天去过前面的山脚，多少了解一些那里的情况，就让他带8连去。他又想到付培德副参谋长的顾虑，随后又说：“这样吧，干脆1连也给你，攻占左侧的大山后，由1连控制住大山，你带8连到朗庄和胡副团长会合，再带上4连一起去475高地。你到了朗庄后再指挥1连到朗庄随大部队行动。”
贾副师长要求穿插分队的行动一定要注意隐蔽，不能暴露目标，行动时队伍不作任何标记，同时强调说：“晚上10点必须行动，穿插时要小群多路。”
付培德副参谋长提出，夜间穿插行动如不作标记，遇到情况不好联络。李团长说：“那就让3营的步谈机跟着你。”付培德坚持要带一部电台随穿插分队一起行动，保持联络。团指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要求穿插时电台静默，到达预定地点后再开机联络。
高立华参谋长和团通信股股长王建洪商量后，决定派六班的通信骨干詹显州，带一部2瓦电台，抽调班长殷涛的副手陈孝清，随付培德副参谋长一起行动，王建洪股长和无线排长杨龙华一起，向六班长殷涛传达了团指的命令。一直在团指电台进行作战联络的殷涛班长，很清楚部队现在的处境，听说要抽调陈孝清随付培德副参谋长执行穿插任务，明白了团指的意图，他摘下耳机稍稍考虑了一下，对王股长说：“这次执行的穿插任务很重要，我是班长，我带孝清去!” 殷涛心里非常清楚，离开团指,离开团主力，去穿插分队危险极大，但他还是坚定地提出请求。
殷涛班长是1975 年入伍的老兵，做为技术骨干，战前从济南军区加强到参战部队，考虑到殷涛电台在团指的重要性，王股长马上向团指报告了殷涛的请求。团指首长考虑到殷涛业务技术全面，与各配属台熟悉，穿插行动时，遇到情况横向联系会更方便，经过慎重考虑，团指最终同意了殷涛的请求，李团长又命令特务连连长唐德贵安排三名战士随殷涛一起行动，负责保护殷涛和电台的安全。
当晚10时，穿插分队由8连在右、1连在左，沿班英至那嘎的小路左侧，穿插北上。8连由副连长王立新和1排长司福林带一排在前，为主攻排，副指导员雷维义和靳波排长带领二排，为助攻排，紧跟着是副参谋长和8连连部。穿插前进方向沟壑交错，古木参天，树干上爬满藤蔓，坡道上长满荆棘。蚊虫肆无忌惮地飞舞，山蚂蟥时不时地从树上落下，叮到战士们的脸上和手上。大家怕发出声响，不敢用力拍打，只好忍着坚持住。队伍一会儿下到谷底，一会儿又爬上山脊，沟深坡陡，险象环生，行进十分困难。
在穿插分队行动时，团指率二梯队也开始隐蔽出发，在殿后部队完全离开公路后，由侦察1班副班长黄世荣和刘有海二人担任掩护任务，工兵班副班长吴相纯和张增保负责点火引爆，将公路涵洞内堆满炸药和弹药的导火索点燃。一声巨响，升腾的火光瞬间将天地化如白昼，剧烈的爆炸声回荡在整个山谷，落石如雨，公路被彻底切断。
448团一梯队、二梯队、穿插分队，在三个不同的位置都听到了雷霆般的爆炸声，被炸药闪亮的夜空，也是448团全体官兵在回撤搏杀中共同目睹的最后一抹绚丽。
此时，团前指已将打散的一梯队，利用夜暗收拢后，正在辨认转移回撤的方向。由于电台联络中断，团指派出穿插分队与团主力钳形向心营救的方案团前指并不知晓，团指率二梯队和七号带领的穿插分队，也不知道前指带一梯队己经撤离开阔地。
13日凌晨，穿插分队刚刚接近前面的山桠口，突然爆响激烈的枪炮声，顿时火光一片，枪声、爆炸声越来越猛烈，副指导员雷维义和几名战友当场中弹牺牲。
带领主攻排的8连副连长王立新是个彝族汉子，彝家名叫“吉木里古”，四川喜德人。他臂力过人，手榴弹能甩出60米开外。他往敌人火力点一连投了4颗手榴弹，1班长耿军趁势端着冲锋枪，带领班里的战士吼叫着向敌人的火力点射击，边打边冲，强行冲过了火力封锁线，但殿后的1排长司福林和后面的分队被敌人的火力切断，没能冲过去。
午夜时分，团指率二梯队通过那嗄村前二营遭伏击的开阔地时，再次遭到敌人的猛烈袭击。黑夜中看不清敌人位置,只见在交叉穿梭的曳光弹指示下,两边山腰处的轻、重机枪、冲锋枪等各种武器左右夹击,弹雨如织。战士回忆：“……前后、周围被子弹打得土块四溅……我们应该是在二营白天遭伏的地方，再次中了敌人的埋伏。这时只觉着脚下踩到了什么，蹲下去仔细一看，才发现身边躺着一位牺牲的战友，侧身背着火箭弹护具。又是二营白天被伏击牺牲的战友，可想白天在这里二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周围的子弹像雨点般地不停地狂扫着，使人没有喘息的机会。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手、虎落平阳被犬欺。只有被动埃打，只恨没有长上翅膀飞上去。在通往那嘎村庄的路上，尸横遍野、极为惨烈和悲壮!烈士的遗体是无法抬回的。”
黑暗中，二梯队一炮连、三炮连的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步兵连的火箭筒同时向左右山腰处开炮。随着炮弹的发射声，只见一发发炮弹呼啸飞上两边半山腰处，爆炸开花，满山遍野瞬间到处火光四射。散开的部队，在暗夜的掩护下冲过开阔地。
接下来的两天里，448团团指率二梯队抬着伤员，在越北险峻的山峦沟壑中昼伏夜行，历尽艰辛,终于在3月15日16时在那念、扣旺地域与41军接应部队会师。
13日凌晨，在团指率二梯队冲过那嗄开阔地时，那嗄西面山中的穿插分队正与敌混战。
王立新副连长和1班长耿军带领1排战士冲过山垭口，又被敌人层层阻击，几经冲杀均遭敌强大火力压制，无奈之下又折向西边的朗南，在黎明前退守至西南侧郭帮村附近的一座山上。
当8连一排冲过山垭口后，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率8连余部，绕过敌正面火力，从侧面摸进村子，很快上了村后右边的大山。
就在8连被敌人阻击的同时,1连李和平连长命令机枪手向村庄两边射击,然后带领1连冲过村庄，上了左侧山岭。
至此，穿插分队分成三支,就近冲上了三座山
在当日天亮前上山的，还有12日遇伏击后趁暗夜转移回撤的448团前指及一梯队(二营)。由于使用的地图还是三、四十年代法国军队绘制的，许多地形、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识别非常困难，部队绕了一晚上圈子，实际上并未走出多远。就在团前指和二营借大雾上到山腰隐蔽休息时，一直尾随其后的越军悄悄围了上来。
午时,天已大亮,山下可见越军活动，团前指并未警惕,反而率队下山。14时左右，完成集结的越军，立即向二营和团前指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暴风雨般的枪炮声瞬间响彻山谷。阵阵猛烈的枪炮声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在越军毒蛇般缠绕狠咬之下，团前指被打散，胡庆忠副团长牺性，疲惫不堪、遍体鳞伤的二营再次受到致命打击。山坡上到处是牺性的战友，身背电台的团前指报务员何奇重伤倒地,近在咫尺的战友却在敌人火力压制下无法营救。战后数十年,当年幸存者每每念及仍心如刀绞，战友无法忘记何奇在生命最后一刻眼角淌下的泪，无法忘记何奇电台在战场上寻呼上级的急切声音：694，807呼叫，694，807呼叫、 807呼叫……。
此战后,一梯队失去完整建制和统一指挥，打散的部队三一群，俩一伙，多则数十人，少则一、二人，在绵绵无尽的山野中左突右冲。战士们嚼树叶，吃草根，喝浸泡着尸体的污水，拼死冲过敌人的设卡伏击、围堵搜剿，凭着生命的意志向着祖国方向挣扎前行。
与一梯队分散突围相比，分别上山的穿插分队处境更为险恶。
“两军相逢占山为王”，山地作战，被压谷底是兵家大忌，穿插分队在天亮前上山隐蔽应是本能行为，也是别无选择。
一连到了山顶后，连长李和平、指导员冯增敏清点了一下人数，本连包括炊事班及后勤人员只有54人，加上一机连、一炮连，八连二排等50人共104人。长短枪支30余支，无后座力炮有炮无弹， 40火箭筒有筒无弹，炊事班的锣锅也背上了山但无水无粮，步谈机丢失，1连和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失去了联系。形式严峻，李连长急令在天亮前抢修工事组织防御。
天亮后,当云雾散去，一连长李和平发现，四周相邻的大山都比他们上的这座山高,而且四周山上全是敌人,才知敌人早就布下了陷阱，有意放他们上了这座山。抢修的防御工事作用不大,战士们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四周传来已被包围和劝降的喊声……
出境七天来的连续行军作战和精神高度紧张，已将部队的体能消耗到极限，饥渴难耐的战士有的舔食树叶上的水珠，有的倒在地上起不来。一连原计划熬过白天在晚上突围，但没有地图，不明方向，山下的包围圈除越军外，还有男女老少清一色冲锋枪的众多民兵，待援无望的104名官兵，于3月14日17时下山被俘。
由8连副连长王立新和代理排长耿军带领的一排，从12日午夜一直打到13日凌晨上山，一个加强排尚有43人。中午,一个战士忍受不往饥渴，偷偷下山找水被越军抓获，威逼后又放回山上诱降，被王立新副连长下令当场处决。当晚，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战友后，带部队下山突围。14日凌晨，一排再次遭遇越军的正面阻击，在激烈战斗中一排被打散，有战友牺牲，也有战友力不能支，倒地被俘。王力新和耿军带余部又冲上旁边的一座山。
15日，敌人开始搜山，收紧对一排残部的包围圈，王立新、耿军和十几个战友拼死一战，王立新抱集束手榴弹，从侧面冲入十几个越军中，与敌同归于尽，耿军打光了子弹，抱着冲锋枪高喊 “共产党员跟我跳”，纵身跃下悬崖。除两名重伤战士被俘外其他全部牺牲。
战后，根据重伤被俘战友的报告和多日共同战斗的其他人员印证，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给八连副连长王立新、八连一排一班长耿军追记一等功。
同在3月15日，耿军的弟弟二营六连副班长耿小康，正和30多位战友向着祖国边境边打边撤。
30多人中，有22名伤员，为了保护伤员不掉队，战友们决定分成两个小组，一个火力组，一个伤员组。由于耿小康勇敢机智，在3月8日出国第一战中表现的英勇顽强，火线荣立二等功，战友们一致推举他担任火力组组长。耿小康副班长二话没说，挑选了九名未负伤的战士，重新整理了武器弹药，组成火力组在前面开路，伤员组在后面跟随。3月16日凌晨，绵延群山包裹在浓雾中，火力组来到一个岔路口时，发现侧后有敌情，便立即下道迎了上去，伤员组继续向北快行，伤员组刚走出不远，就听见南边传来激烈的枪声。隐约听见战友们的喊声“快走啊，有敌人!”，“ 为战友报仇!报仇……” 枪声过后，一切都平息了，伤员们一个个难过的低下了头。这22名伤员沿着北边的路一直走下去，在当天下午遇到在国境守候的友邻部队，胜利返回祖国。
战后，耿小康的母亲和姐姐来到部队，伤员组的战士见到耿妈妈时痛哭道：“如果没有火力组十名战友的掩护，我们受了伤，又没有武器，是肯定活不回来的。”
7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带8连连长刘兴武、指导员李铁桥及8连余部，在13号凌晨上山时有56人，他们与一连上山部队情况相似，有一半人员是机枪连、炮兵连的战士，重机枪、六零炮等重武器全在突围时拆散丟在山下，部队一半人员没有武器。看到自己在团指所预料的情况全都成了残酷现实，一向作风果敢的7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受到重挫，这时忧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认为几十个人缺弹少枪，已失去战斗力,只能隐蔽待援。跟随7号的电台班长殷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鼓起勇气走到7号面前建议：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执行团指电令的14日赶到505高地、与主力会合的行动方案。7号生气地说: “现在敌情、地形和我情都不清楚，盲目行动只有去送死，现在只能呆在山上，等待救援!”7号的情绪让士气更加低沉，一排长和几个班长决定继续往上走，先占住山头。和殷涛一起从济南军区调来的三营机枪连班长刘兆华找到殷涛： “现在队伍全散了，你没有武器，不如就跟我一起走吧，互相也有个照应。” 殷涛坚定地说:“你们先上去吧，也许能杀出一条血路，回到祖国。我必须跟着七号，就是死也要和他在一起，这是战场纪律!”殷涛向刘兆华说：“留一颗手榴弹给我吧”，刘兆华摘下两颗手榴递给他：“兄弟，一定要多保重，回国时再把手榴弹还给我!”两个一起参军、一起调到448团、一起作战的战友紧紧拥抱后依依不舍地分开。后来，1排长司福林、刘兆华、岳永福、高西杰、洪学武等一行19人上到山高处后，发现山后没有情况，就顺着东南侧的一个斜坡摸下了山，转到原来的公路上。他们一路日伏夜行，遇上41军的战友们后，从广西的靖西入境，没打一枪一弹，全部安全回到祖国。可惜，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和山上的部队与这次难得的战场缝隙失之交臂。
当天晚上,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带余部突围不成，在14日凌晨又返回到山上。天亮后，敌人收紧了包围，山下不断传来越军的劝降喊话，敌人开始搜山，一名战士被打伤后抱着敌人一起跳下山崖，部队走散，战士们开始准备各自行动。
殷涛班长烧毁了电台机要密件后，从手腕上慢慢退下了父亲留给他的延安牌手表，用衣袖使劲擦了擦，这是他和亲人最珍贵的联系, 绝不能留给敌人，他仔细端详后摆在石头上，拿起一块石头就朝手表砸去。一下，两下，三下……不锈钢的表面被砸得面目全非，他已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14日夜22时,七号收拢余部，分成两组再次下山突围。就在队伍接近山脚时，遭到敌人猛烈火力封锁，当即几个战士牺性，七号命令机枪手压制敌人,掩护人员强行突围,但敌人火力强大得多，炮弹、子弹密集地射向山上、山下,就在殷涛跳下石坎的瞬间，一阵弹雨扫射过来，吞没了殷涛的身影，被火力压制在后的殷涛副手陈孝清哭喊班长的声音，淹没在轰鸣的枪炮声中。
在敌人重重火网封锁下,突围无望的七号和剩下的十多人又退回到山上。七号付培德副参谋长在战后审判他的军事法庭上陈述了这支部队最后的情形：“八连失散人员后被重围。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激战了七昼夜，人已疲惫不堪，连野草树皮都吞不下，解不出小便，连吃小便都没有，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力气……至3月19日上午，敌向我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直接炮火的打击下，有人负伤，所剩数人被打散，不知何时这些人员分别落入敌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我和三营通讯员分别于四时左右落入敌手。”
跳下石坎的殷涛没有牺牲, 而是落在一条溪沟里。借着曳光弹和爆炸的闪光，殷涛看到光溜溜的石壁上长满了苔藓，很滑，背着电台再爬上去是不可能了。他顺着溪沟往前移动，二十多分钟后，山上我方一侧突围的枪声停了，敌人的枪炮声也渐渐稀弱下来。这时，从山头上突然传出一声高呼：“中国万岁!”悲壮的声音在夜空里久久回荡…… 殷涛知道，又有一位不屈的战士跳崖了!
一个多小时后，殷涛发现了突围负伤、隐藏在溪沟石缝中的八连卫生员宋成献，两人激动地紧紧挤在一起，敌人搜索招降的喊话声渐行渐弱，四周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3月15日凌晨，殷涛和宋成献借着晨曦的微弱光亮，翻过溪坎，滚进刚收割过的稻田，弓着腰钻进了山脚的灌木丛。下午,两人又在丛林中遇到了被打散的8连4排火箭筒班班长潘仁德和团卫生队班长张午已、团卫生队战士葛建国三位战友，绝境相逢，五位战友激动得流出眼泪。张午已检查了宋成献左臂上的枪伤，已经感染发炎，肿胀得发亮，抬不起来，伤情不能再拖。5个人成立了战斗小组和党小组，推举入党最早的殷涛带领大家回撤，5人中3人是卫生兵,1个火箭筒兵,一个通讯兵,出国作战,都没有配发枪友。殷涛对大家说：“我们没有枪，不能和敌人硬拼，发现敌人就地隐蔽。如果再被打散了，活着的一定要坚持往回撤，向上级报告这里的情况。”在距离祖国40多公里的越北山林里，殷涛以临时党小组会的形式，确定了五位战友回国的行动方案。随后，由潘仁德在前面摸索前进，张午已和葛建国跟进，殷涛扶着宋成献殿后，五位战友紧握着手榴弹，朝着祖国的方向悄无声息地回撤。
黄昏时,小组来到山脚，前面是一个1米多高光滑的陡壁，要跳下去才能到谷底。山谷约300多米长不见一个人影。大家决定按原来的行进顺序逐一通过,到对面的树林里会合后再继续回撤。
潘仁德慢慢地钻出灌木丛，跳下到谷底，迅速穿过小道，又紧跑几步冲进了树林。十分钟后，葛建国第二个过了山谷。又过了一会儿，张午已也下到谷底。刚跑过下面的小道，北边的山谷口出现了十几个敌人。发现有人钻进了树林，敌人就立即朝对面的小树林围过去。情况危急，殷涛叫宋成献伏在灌木丛里不动，自己纵身一跳，下到谷底，转身就往南边跑。宋成献知道，殷涛是要引开敌人，保护战友!
敌人看见身背电台的中国军队报务员，立即调头向殷涛追去。殷涛向南边的山谷口猛跑，敌人在后面一边追，一边朝天上放着枪，听到枪声，南面也出现了敌人，殷涛被包围了。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瞄了一眼慢慢围上来的敌人，目光扫过战友们隐蔽的位置，解下电台，面朝北方，神色轻松地坐下，“中国兄弟，赶快投降吧!”敌人一边喊着，一边慢慢地围了过来。
殷涛怀抱电台, 微笑着凝望北方的天际，拔掉了怀中手榴弹的拉环…… 殷涛班长时年22岁。
谁的耻辱
据战后核证，在448团回撤时与之死缠恶斗之敌，并非传言的从柬埔寨急返回援的越军主力一部，也非越军机降增援部队，该敌仍是在3月8、9、10三日攻防战中败于448团手下的越军346师851团所辖部队，和该师散部及特工、公安、民兵等。
越军346师是1976年以246团搭了个经济建设师的架子,在1978年初又调了步兵677团、851团，并组建了炮兵188团，才改编为步兵师，该师只有246团是抗法战争中组建的老底子，担任过越共中央的警卫任务,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该团在战争打响后固守朔江防线，被我军基本歼灭。在茶灵组织防御的677团被我军打的仅剩200人左右，只有在高平西北分散抵抗的851团损失相对较小。就是这个并不起眼的346师，却在高平作战中给我军造成巨大麻烦。我军先期投入7个师,准备三、五天将其歼灭,后陆续增加到11个师，对高平地区反复清剿,但直到撤军回国也没有将其清剿干净，346师打成了越军中最顽强的一个师。
越军
在此，不能不提到支撑346师的左膀右臂——民兵武装。越南高平省是越南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各县民兵大多经过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乡村民众无论男女老少，能拿起枪的，均可熟练使用多国制式的常规步兵武器。各地民兵还在道路、关卡、桥梁等必经之地的岩洞、石缝、地坑中藏有武器弹药,需要时，人员空手到达，拉开伪装和雨布即可使用。民兵战力不仅毫不逊于现役越军，且更具有地形熟悉、野外生存力强、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在那嘎伏击448团一梯队(二营)的敌火力点,就是开战后遍布越北山区的众多守卡设伏火力点之一，伏守人员多为民兵、公安、特工,后期又加入化整为零的越军346师残部。
面对如此恶境顽敌,121师穿插的重大挫折和448团的险阻即可知一二了。
1979年3月5日越南在首都河内进行全民总动员
448团在3月11日等待师指确定回撤方案的一整天中，正面之敌已发现我军没有实施通常的前沿侦察等进攻准备，而是在阵地上进行战场整理，回撤意图已显露无遗。我军前沿部队在午后也发现了敌人的调动迹象,但却不像是夺回阵地的反扑准备。实际上,敌人已开始将正面部队向公路以北调配，以伺机袭击我回撤部队。当日夜，敌高指(高平总指挥部)向下属12部电台下达指令：“中国兵要撤退.严密监视，不断袭击，困死他们。”
448团身后公路至高平，沿途有我军4、5个团的重兵扼守,敌人不敢冒然插进找死。因此只能往北，沿山谷小路至谷口那嘎，加强原有据点兵力，并增设新据点。敌意图，一是守株待兔，如3月10日对途经那嗄的121师火箭炮连予以伏击重创;二是如我军沿公路回撤,则各点出动,沿公路两侧山麓尾随叮咬。可结果连敌人都没想到，守株待兔等来了最好的预期，但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团,猎物太大，无法一口吞下。
从3月12日上午一梯队遭伏击始，敌人就借助有利地形，以多层交叉火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虽然敌人没有炮兵支援,也无力下山合围一梯队，但密集火网将谷口开阔地变成狩猎场，被压制在田埂、沟边的二营部队整整趴了一天,战士们别说反击,就是稍有移动或暴露，即有集束子弹立即扫来,有的战士脸贴地面直到天黑，面部肿胀。在前三日阵地攻坚战斗中，战绩显赫的二营，此时因地形不利、队形不利、准备不利、心理不利而伤亡惨重,战场胜败开关的转换就是如此惨酷无情。
448团背公路而行的路线让敌人大喜过望，虽然从11日下午开始,敌人已做了兵力调配，但面对一个团的体量,敌人还是力不心。所以战斗打响后，敌人只是利用复杂地形，和隐蔽、机动火力的优势，全线张口撕咬, 力争尽可能多的造成我军伤亡，却没有足够兵力下山进攻，更没有围歼我军一部的力量。如此时驻师工作组能同意448团请求接回一梯队,全团从公路回撤,则虽有损失，但得大于失，仍是胜者回师。可请求被驳回，上级如此失去客观理性的决心越坚决就越可悲，448团在劫难逃。
448团突围区域
12日午后,敌人见陷入困境的448团并未收缩退回公路，即判明了448团坚持沿小路北行的目的，随即再次调整兵力，将原在公路西面紧盯我军后尾的部队和原平区域可用力量，全部隐蔽急调那嗄西侧。敌人此番调整，目的明确，不再与448团主力做全线纠缠,而是要集中兵力，吃掉已受重创的二营。故此，上午还在尾随反扑,拟夺回阵地的公路西面之敌,于傍晚时分全部消失。这也是跟随付七号13日凌晨上山的八连一排长司福林一行19人，在白天翻过山岭，沿东南面山脊下山、回到公路上，未遇到一个敌人,未打一枪一弹安全撤回的原因,公路尾随之敌全部调走,已空无一人。遗憾,这个难得的空隙，因7号的过于悲观、焦虑而错过。
在12日午夜阻击、分割1、8连穿插分队,迫其上山的,也正是刚刚到达、抢先占位的越军增援部队。是时,敌人总兵力已达团级规模。
13日白天,敌人对山上的我穿插分队只是围困监视并未攻击，其主力依然是盯住二营，但二营所在山势较大,山脚、山腰、山顶都有我分散部队,敌人仍无法形成合围，为不失战机,越军在午时主力到达展开后,立即向二营发起猛烈攻击，激烈的枪炮声让已到达十多里外475高地上的团指和二梯队都清晰可闻。
在彻底击溃二营后，敌主力立即回师，于13日当晚对穿插分队完成了密集包围。分为三处的穿插分队，分别于14日、15日、19日陷落，被围人员或被俘或阵亡，无一幸免，穿插分队全军覆没。
至此,越南军民以我军培养、教授的战法，以有限的兵力对围点打援,分割包围、连续运动作战、一口一口吃掉对方有生力量的战术思想,进行了堪称出色的实战演绎。
448团7个连队被打散失去联系的紧急报告送到广州军区前线指挥部，许世友司令接到报告后，气得两眼冒火，拍着桌子大声吼起来：“是谁那么大胆，敢擅自行动?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兵!”他命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部队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
军区前指立即命令150师派1个步兵团，并调41军122师2个炮兵营配合，火速把7个连队营救回国。营救部队向被伏击地区急进，前卫连已接近战场。这时，军区前指又命令150师停止救援，撤回国内。该师立即组织回撤，当先头部队撤至平孟时，军区前指又命令150师急调450团和41军122师366团、炮兵团,41军炮兵团152榴弹炮营，再去救援并指令41军1号首长亲自指挥。部队接到命令后，再次强行军昼夜兼程赶往被伏击地区，先头部队已听到激战的枪声。这时，军区前指命令救援部队全部撤回。
时隔近40年，许世友老将军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部队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 的怒吼仍令人震撼!感动!可救援行动的频繁变化，透露了决心形成的犹豫和矛盾。显然,这不是老将军的战场风格，许世友司令是广西方向最高指挥员,谁能改变他的决心呢?只有他的上级，位于北京西山的对越作战指挥中心，原因是：中国已经对外宣布撤军回国，再派大部队与越军发生激烈战斗对我国际形象不利。因此，否决了出动大部队救援的方案。
有人拿朝鲜战争180师的遭遇与448团并论，其实,仅就救援条件讲，完全没有可比性。我军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春季攻势结束时，也是我军5—7天进攻期(可携带食物、弹药供应天数)结尾时,美军以13个师以上的装甲、机械化部队，突然发起全线反攻，我滞留在三七线附近的至少四个军(27军、12军、15军、60军)，被敌机械化部队快速穿插分割，处境危急。即便如此艰难，彭德怀仍电令181师、45师返身去解180师之围，而那2个师也已伤亡惨重、粮弹耗尽，自身还未完全脱险，更别说去援救兄弟部队了。而中越战场上，我军是压倒优势，448团回辙被围时，越军北上高平必经的高平桥和纳隆桥己被我军全部炸毁断路，敌大部队无法快速机动，且越军在我宣布撤军后多为炮兵或散兵袭扰,大部队调动极为谨慎，甚恐我军杀回马枪。我们最担心的北彊苏联干涉，也随着战势的收尾，可能性大大降低，至于国际影响，我们开战时就并无多少顾忌，因为全世界公开支持中国打越南的只有两个国家：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诚然,战场形势千变万化，用危机四伏形容决非夸张，但无论多少权衡、斟酌，最终的决定，放弃了对陷入绝境的近千名指战员的救援。
1979年3月1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大厅座无虚席。外交部长黄华向中外媒体宣布：边陲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同日同时,在越南高平至原平3号公路仅几公里的一座孤山上，被越军包围4天的448团7号首长付培德副参谋长及八连几十个干部战士弹尽粮绝, 尿已喝干,野草树叶无力咽下，仍在苦守待援。
如血浸般红蒙蒙的天幕下，数以百计的448团官兵还在越北茫茫山野中向着祖国、向着家乡，拼命厮杀着，垂死挣扎着，或带着最后一丝渴望与不甘倒下…… 历史如此惨酷，历史如此真实。
越北战场的黄昏 殷毅提供
是役,448团被俘官兵218名，失踪(牺牲)332人。关于一个建制连投降的传闻并不属实，实际情况是一连被俘57人，8连被俘44人，其他是448团各部人员。
担任救援穿插的8连、1连各连满员应是一百多人，在遇敌阻击时连队打乱，除牺牲人员外，还有掉队者按来时方向退回，被友邻部队收容。穿插分队出发前, 大家都明确了救援二营任务的艰巨性、危险性，客观地说,能迎着子弹冲过阻击网，都是执行任务坚决、勇敢的战士。因为大家知道,还没和二营会合，前面还有更艰险的战斗。没想到,冲到前面却是四面包围的绝境，更不堪的是,占人员一多半的炮兵连、机枪连、炊事员由于失去完整建制，有的有炮无弹，有的有弹无炮,没有完整配套的武器，一连上山104人，本连人员只占一半，长短枪一共只有30余支。而指向他们的是高射机枪、重机枪、轻机枪,还有数百支冲锋枪口。
是的，他们放下了武器。也许他们自认为入境以来一直勇敢战斗，有伤员,有火线立功者，还有尽管已无一粒米但为了能在有一把米时，给大家煮口汤喝而紧背着罗锅冲越火网的炊事员，他们身陷重围,体能耗尽,待援无望,也许他们自认为不能做无谓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许他们已无力思想,只是生命的本能。但纵使他们有一千个理由,也无法扛住“宁死不屈”的我军传统,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传统，尤其是在革命豪情冲云天的十年之尾，他们的行为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奇耻大辱”。
一个败仗，不仅让被俘军人，也让448团、150师乃至50军都背负骂名。在敌密集炮火轰炸的危急时刻,亲自架炮还击的李绍文团长,在攻打敌阵的冲锋中投掷手榴弹的付培德副参谋长,在448团官兵英勇作战的战绩中，所有战功一笔勾销，无人提及。在这一点上，倒是与朝鲜战场上的60军有着颇为相似的契合。第二批入朝的60军，在1953年5月夏季反击战役中,179、180、181三个师歼敌14800余名，扩展阵地45平方公里，在志愿军阵地战中可称是独一无二的战绩，两年的作战中，60军共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其歼敌数量在朝鲜战场上高居第二位，仅次于38军，但180师的败仗让60军抬不起头，其战绩也从此鲜为人知。
很多看客在轻薄50军的起义出身时,忘了对越作战的标志之战攻克谅山，砸响这定局一锤的55军,也是起义出身(52年建军时,除144师前身是东野独立师，其215师、219师，前身均为国民党长沙起义部队,首任军长陈明仁，在四平会战时曾让东野吃过大亏)。在79年参战的广州军区3个野战军中，55军资历最浅，地位最低，但却在战场上表现最好，战绩最佳，作风最硬，创造了东西两线军、师、团、营、连各个建制级别歼敌之最的纪录，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英模单位和英模个人，也高居参战的9个陆军之首。
我军对敌方战俘历来相当优待,对自已的被俘人员则格外严厉，所有释放回国的战俘，除了在有国外媒体在场的交俘现场，有温暖、感动的欢迎标语和拥抱外，关上门,就是背靠背的严格审查交待与检举揭发。
朝鲜战争结束后，被俘的2.17万志愿军战俘，有14235人去了台湾，除了国民党特务的挑唆、胁迫外, 最早转变的却是有革命资历的各级干部，因为他们都是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长期的政治经验让他们知道，要向组织上证明你不是叛徒，只有死在战场，你活着回去别说基本的信任不会有，政治审查和批判耻辱恐将永无休止。
在战俘营不惧迫害与国民党特务坚决斗争，终于胜利回国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不仅没有得到原以为可以得到的表彰和奖励，而是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管理干部告诉他们: “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革命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批斗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很多老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殴打、枪毙、自杀。
”向我开炮“的蒋庆泉
“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原型蒋庆泉，在归国战俘管理处每日需认罪写检讨，一次又一次，自我上纲上线越来越高，大家都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面孔，直至达到“被俘即失节，失节即叛变”的认识，才算通过了检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蒋庆泉隐姓埋名，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心之苦，直到2010年4月，当年的志愿军记者、“向我开炮”的作者洪炉，终于找到了蒋庆泉，并带来1953年4月那篇《顽强的声音》手稿，蒋庆泉不禁老泪纵横：是我喊的“向我开饱”，而我还活着，我有过那段(被俘)经历，我不想给“英雄”抹黑。
令人扼腕是，与蒋庆泉老人同样的情形在1979年对越作战的归俘中同样重演,只是没有蒋庆泉那样获得媒体和社会掌声的幸运了。
1979年高平作战中，42军坦克团是我军组建坦克兵以来，首次使用整团建制规模、全部国产坦克参战，在高平战役中担任主攻方向的尖刀突击任务。2月19日13时35分，坦克三营接替战损严重的坦克二营担任前卫营,坦克7连担任尖兵连。706号坦克为全连先锋，勇猛冲过遭敌破坏的9号桥后，桥面下塌，跟进的第二辆坦克受阻，被敌击毁，但706号坦克坚决执行“尖刀猛插”的命令，不顾越军疯狂拦截阻击，一路杀进高平。24日, 42军主力占领高平，在穿过高平市区向扣屯方向约10公里处，发现706号坦克战毁在316高地，车体中弹洞穿13处，自身炮弹打光、燃油耗尽，车被烧毁。排长和二炮手的遗体烧焦了，驾驶员刘燕辉、一炮手郑海石下落不明。706号坦克在大部队进占前5天，已达成“尖刀插进敌心脏，铁骑打出我军威”的作战目标。
42军坦克团出征誓师动员大会
了解坦克的人都知道,四个乘员四个战位，牺性两个已无活动空间。坦克在高速前进，一炮手郑海石一个人在三个战位和战友遗体间蛇行运动，装弹、观测、瞄准、射击、内外协同联络，还要将退膛的高温弹壳及时丢出车外才转得了身，一人完成三人的战斗动作。驾驶员刘燕辉一边观察敌情，控制行进速度，一边躲闪敌人各种火力的阻击，在冲击和短停的交替运用中，为一炮手完成系列战斗动作创造最佳时机，706单骑战群敌，左杀右砍突进40余公里，击毁炮阵地、火力点、毙伤的敌人已无法统计，直至油尽弹绝，战毁燃烧。刘燕辉、郑海石两位坦克兵把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潜能打到极致;把坦克的战、技术打到极致;把我军的英雄气概打到极致，敌我双方都为之震惊!
当年被炸毁的高平大桥
部队立即整理英烈驾驶员刘燕辉、一炮手郑海石创造的奇迹，准备上报军委授予英雄称号，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就在此时, “河内之声中国俘虏向亲人和战友报平安”的广播中听到了刘燕辉、郑海石的声音。原来，坦克战毁后两人迅速跳车，就近躲藏进树林中，等待后续坦克赶到投入战斗。但在山上三天，大部队也未到，两人饥渴难耐，在下山找水时被埋伏的敌人扑倒被俘。
他们说: “在战俘营，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想着祖国，我们有力量支撑着,还在战俘营组织了党小组，与敌人作斗争。可回国后，只要求反复写自己的交待材料和揭发他人的材料，交待为什么要当俘虏?要把我审成叛国分子一样，任何辩解都苍白无力，心在滴血”。
两个英雄坦克手是经实战考验的我军装甲部队难得的技、战术人才，却背着俘虏的名字，默默离开了部队。
42军坦克团三营七连二排706车炮长郑海石
有着相同遭遇的何元海，是54军161师481团3营7连7班机枪手，在谅山战役的坤子山战斗中， 7班负责阻击昆隆村南侧的敌人。战斗中班长牺牲了，副班长接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战斗小组长接替指挥，打红眼的何元海端起机枪站立起来，高喊着：“你们打死我班长，我也要打死你!狗日的，你们来吧!”他整整扫射了5分钟，打光了子弹，自己也被子弹击中左胸、左肩、左腿。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何元海倒下了……7班连续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歼敌21人，为连队主力歼灭坤子山之敌起到了关键作用。全班共9人，正、副班长、机枪手牺牲，重伤两人，轻伤两人。7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作战英勇的何元海烈士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一等功臣，在凭祥烈士陵园安放了墓碑。何元海成了家乡的骄傲，村委会的大喇叭里广播了他的英雄事迹。在村后山上，还为他立起一座近三米高的纪念碑。
但何元海没有死，部队前进后,重伤昏迷的何元海被先到战场的越南人发现。在越方医院几度拔掉输液管试图自杀未果后，他被用铁丝绑住全身，手脚全都捆烂。当地百姓听说医院里有中国战俘，时常趁医护人员不备，冲进来甩何元海几个耳光泄愤。两个月后，他被转移到越军的营房里，多次遭受越军的审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多处骨折，但他硬挺着熬了过来。1981年3月的一天，何元海终于作为最后一批被遣散的战俘之一被释放了，跨过国境线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亲吻着土地，放声大哭。
回国后,何元海被关进看守所接受审查，上级决定，取消何元海的一等功，收回奖章，取消党籍，评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复员回家。“烈士”被俘归来,让家乡感到羞辱, 有说他是孬种叛徒的，还有说他是间谍的，村后山石碑上的字也被人刮掉，只剩下孤零零的空白碑体。
民政部门对他的工作安排百般刁难，武装部的一个领导对他吼道：“你一个俘虏兵，还想讲条件?最终他去了林场,不久又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守鱼塘。后来,单位改制他下了岗, 每月只能领着不足300元的生活费。因为评残的等级过低，伤残补助也得不到保障。每当难过、苦闷的时候，他就到后山的石碑旁走一走。30多年了，那里人迹罕至，早已荆棘丛生、破败不堪，但恰好成了何元海每年给自已扫墓时倾诉和痛哭的地方。
每年给自己扫墓的何元海
多年后,何元海的老连长陈晓成找到他,为帮助他奔走呼吁，何元海告诉老连长, 部队要收回奖章时，他舍不得交，执意要保留。他说，我为祖国流了血，我问心无愧，他告诉老连长，军功章他不曾在外戴过一次，却经常一个人在屋子里穿上袖子都快烂掉的老军装，别上亮闪闪的军功章，对着镜子，想着当年炮火连天的战场和倒下的兄弟们。
有战争就有死亡和战俘。对战俘的严厉处置是为了杜绝贪生怕死、军心瓦解吗? 对战俘的鄙视是为了信仰不被玷污吗?对战俘骂得越狠,就是越勇敢、越革命吗?!
朝鲜战场上,被传几千人被俘的180师，战后经各方数据核对，实际被俘人数为600左右,占志愿军战俘总数2.17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的百分之三，其他97%的被俘人员未见各部示认，显然,这有损本部队的形象。无论180师被俘几百人还是几千人已不重要,180师成了耻辱、软弱的代表。
其实, 数以万计的我军战俘，在被俘前哪个不是为了胜利浴血奋战的一员?!他们当中不乏老红军、老八路和英雄、功臣，只是他们的遇到的情况更残酷、更无奈，难道他们只有全部去死，才能证明是爱党、爱国的吗?!
1950年6月25日凌晨，以中国送回朝鲜的三个精锐朝鲜师为主力的朝鲜人民军，打响了“祖国解放”战争。这三个从四野出来的虎狼之师凶猛过人,三天解放汉城，两个月就打到釜山，朝鲜人民军以伤亡5万人的代价解放了整个朝鲜近95%的国土。但美军的仁川登陆切断了人民军后路，釜山战役所剩的 7万人民军顽强突围,伤亡过半,回到三八线以北的不到3万人。1万多人被俘,其中包括三个朝鲜师的俘虏8千人左右。这能证明曾在四野麾下的三个朝鲜师，战斗意志不如美国兵吗?!
又如,1949年10月,华野三虎之一的叶飞，指挥粟裕钟爱的常胜军28军打响金门战役，登陆金门岛的三个团可谓主力中的主力。但由于骄傲轻敌,指挥失误,没有后援的登岛部队苦战三昼夜，最终惨痛失败,9086人全军覆没。我军统计大部牺牲，3900余人被俘，国民党军记载了被俘人员详细部别、人名,人数为7364人。从以上战例可见, 以被俘人数来衡量部队的强弱，看似政冶正确，实则主观牵强,不能服众。
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军人的目标和意愿都是胜利，但战场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
再看国外战例,被誉为战斗民族的苏联红军六个集团军，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被士气高昂的德国纳粹(全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军队包围,在这个被称为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围歼战中,共有665，000名红军被俘。没错，是66.5万人被俘，其中包抬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1961年6月21日，为惨败的基辅战役中还活着的107,540名军人颁发奖章， 197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死在战俘营的雅科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而在此后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德双方在199天的绞杀中，共伤亡近200万人。曾经横扫战场的纳粹德军违背了元首“不能投降，直到最后一人”的命令，德第6集团军，从司令保卢斯元帅以下的23位将官，到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德军士兵，向苏军投降。
1942年3月,在菲律宾保卫战中屡立战功的温莱特升任陆军中将，接替麦克阿瑟成为驻菲美军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命令他，“必须把保卫菲律宾的战争进行到底,不允许投降!”但战事急剧恶化,巴丹岛上的守军7.5万人(美军9300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战，在没有后援的三个月苦战后投降。攻占巴丹后,日军以密集炮火，对克雷吉多岛进行了20多天的毁灭性打击,1万多美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并组织敢死队展开白刃战。美军伤亡惨重,疾病流行,药品用完，弹尽粮绝。温莱特违背了总统命令，1942年5月5日上午10点，温来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 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温莱特中将举起白旗,率领12000名美军向日军投降，他说: “为了120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我只能放弃军人的荣誉选择责任，我有责任让他们活下去!”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在“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投降，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各交战国签字时，他从站列在身后众多的各国代表中，只邀请了两位将军上前陪同他签字，并将签字使用的第一支笔和第二支笔赠送给他们,这两位将军是刚从沈阳战俘营出来的温莱特将军和在新加坡沦陷被俘的英军将领帕西瓦，麦克阿瑟以此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对温莱特的敬意。
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此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对温莱特的敬意
9月7日，温莱特回到祖国，同一天，他被晋升为上将，温莱特将军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并在白宫接受了杜鲁门总统授予的银星勋章。在美国人眼里，为国家牺牲和受难的人都是英雄。1972年，他们还为温莱特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巴丹英雄》。
大量的美军被俘，会侵蚀、动摇美军战斗信心吗?与传说中贪生怕死、不堪一击的美国少爷兵相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战越勇。日军第16师团是进攻温莱特部队的主力,该部也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为残暴的主犯, ,被杀害的南京30万平民和战俘中有16万人，是“杀人魔鬼”之称的16师团所为。依然是在菲律宾战场, 2年后,美军在莱特岛，将拼死顽抗的日军16师团全部歼灭。据日本厚生省资料，此战第十六师团共有13158人战死，幸存者仅620人。而让这支日本法西斯“精锐”最终灭亡的盟军部队,正是在温莱特指挥下，于2年前撤出菲律宾的美军。
战争的胜利必定是军人流血牺性换来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军队都不会鼓励军人投降。美国政府为参战飞行员准备的多国文字“投降书”，更准确的名称应是“求救书”，大意是：“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向越南军民举起“求救书”的美军飞行员中,有一位是A-4天鹰攻击机驾驶员,他在1967年10月26日空袭北越时，被防空导弹击落，他在北越战俘营经历了5年半的严刑拷打生活，于1973年释放。被释放后不久他重返岗位，升为海军VA-174"地狱剃刀"飞行中队的指挥官,直至1981年以上校军衔退休，服役期间得到紫心勋章在内的多枚勋章、奖章，他就是美国参议员，与奥巴马同为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约翰.麦凯恩。
1979年对越作战结束后,我军对归国战俘的处理已有很大改变,被俘战士服役期未满的,继续在部队服役至期满复员，但干部基本都开除党籍、军籍、判刑监禁。这些人刑满释放后，大多精神压抑,生活拮据，个别人为躲避社会，到西部偏远地区的化工仓库打工，因长期搬远有害物品而早早离世。
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死的过错，都让被俘的官兵承担了,造成这些悲剧的指挥人员呢?
提出错误方案并一再坚持执行的50军驻150师工作组组长、关豁明副军长，战后受到降为正师级的处分。有评论指出,我军在对越作战中的指挥靠前,即从上至下按职级别逐级下派干部(军副职到师,师副职到团，团副职到营……)是造成令出多门,指挥混乱的重要原因。从现代战争指挥学角度看,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从对越作战属性看,还是传统作战的范畴，从当时团以下指挥员大多未打过仗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下派“传帮带”仍是积极和必要的。从东、西全线战场看,如果没有这些打过仗的“老家伙”靠前以身作则,我军的麻烦显然还会更多。
关豁明副军长是三八式的老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在朝鲜战场,关豁明是万岁军38军340团团长，师参谋长,回国后任38军参谋长兼作战处长。关豁明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在对其79年错误指挥的处分决定中，有一句“贪生怕死”，让他耿耿于怀,可以说死不瞑目。英雄不提当年勇，对比一下身边同职、同位的老战友, 关豁明老军人应该无话可说了。一位是派驻西线149师的50军刘广桐副军长，同军、同职、同样是三八式,同样是浴血沙场的生涯,刘广桐是149师前身18军52师的老兵,五十年代初进军西藏,打昌都战役,59年平叛,62年对印作战，任155团(446团前身)团长。该团是24小时内歼灭印军王牌七旅的主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战后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称号的该团二连六班喊响的口号。149师和150师都是在前线打响后，从四川奔赴战场，并分别担任东、西线预备队。149师的任务是攻占越南西线纵深沙巴，对手是越军主力316A师。在担任主攻的446团攻打四号桥时，刘广桐的位置超越了师、团、营指挥所，就挺身站在主攻连的出发地域,高声告诉战士们:“动作要快!要快!越慢越挨打!”如此气势，激励了多少干部战士!
另一位是150师配属的41军毛余副军长，毛副军长带病和121师一起穿插作战, 和战士们一样断粮挨饿，一样登山攀岭，穿越伏击区，这种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表率，感动、鼓舞了多少指战员!
如果关副军长也能前出到任务最险、最重的448团,不仅可以身体力行“搂草打兔子”的英雄豪迈,也能更准确把握一线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即使出现最坏情况,起码也能让部队获得最大力度的救援。他坚持命令部队走小路,自已却从大路回去了, 可惜，一世英名就此飘落。
对错误的追责到关副军长为止,也意味着,此后对该战例所有错误、教训的检讨、研究、总结均到此为止。可还有更大、更沉重的问题摆在那儿,像风中的顽石,任时光冲刷,世事尘埋,它就是突兀不倒。
广西作战部队在杀入战场的前一刻,向全体将士宣布了许世友司令员的十条战场军纪：畏缩不前者，杀! 临阵脱逃者，杀! 见死不救者，杀! 贪生怕死者，杀! 投敌叛变者，杀! 延误战机者，杀! 违抗军令者，杀! 泄露军机者，杀! 谎报军情者，杀! 动摇军心者，杀! 用刀子杀! 这“十杀令”如锻钢铸剑,火星迸射,硬碰硬没有余地,让交战两军都为之震动!可一场大战下来,执行“十杀令”的只有一人,该执行没执行的也只有一人,如此重要的战场军纪案例却在军史研究中只字全无。
执行“十杀令”的是448团八连副连长一等功臣王立新烈士，他带领穿插分队苦战后被敌包围,一个战士下山找水时被敌人㧓捕,因害怕,向敌人泄露了山上分队的情况,并在敌人的威逼下，上山劝降,其行为已触犯泄露军机、投敌叛变、贪生怕死、动摇军心等多项战场纪律,被王立新副连长当场处决。
另一个没下执行令的人是许世友老将军自已，应该执行的对象是“见死不救者”。可放弃救援的不是下级,而是更高一级的命令,许世友也只能作罢了,因为他立的“十杀令”中其中一条，就是“违抗军令者，杀!”他不能带头抗命啊!
上级放弃救援的原因从未公开显示,但从当时受领任务的老首长和机关战友的口述中，与战后各方回忆录中的记述基本一致。大意是：“救援区域地形复杂,小部队难以奏效,我国已宣布撤军，再有大部队行动，国际影响不好”。这些考虑，应该说是掌握战场情况的。我军是压倒优势,不存在敌人围点打援的风险，更没有不敢打的问题，但确实麻烦，没有大部队真不行。敌人的战法是蛇蝎缠绕，依仗山地丛林，构成火力陷井，困住猎物,让猛兽在笼中拼不了,出不去,在四面袭咬下，耗尽气血倒下,再麋集吞食，我军对此已多有教训。但只要有优势力量增援，呈打草惊蛇式,敌人即作鸟兽散。缠咬448团之敌是典形的游击战、运动战,虽狡诈、凶狠,但绝不做固守顽抗、自取灭亡的傻事。我军后期在高平地区分兵、分区的扫荡，即让游击之敌自顾不暇,要么潜逃,要么被堵洞掏窝。即使是越军王牌主力在伏击我穿插部队占据优势时，只要察觉我主力接近其侧后，则立即放弃扩大战果,迅速撤退。因此,中止救援行动的主要考虑，还是不影响既定的十天撤军期。因为,一旦大部队行动，不仅会拖延撤军时间，还有可能被越军粘上，难以脱身，如此局面，将严重影响我国向世界宣告的说打就打、说撤就撤、言行必果的大国风范。虽然救援中止，但原定3月15日的撤军终结时间还是推后了一天，至3月16日,以便收拢、迎接突围部队归国。
救援,从来都是突发、困难、危险,要付出代价的，一分希望,也要百分百努力。枪林弹雨中的一句“兄弟，我们在!” 是战场上多少流血牺性中打出来的生死承诺，是一支部队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血性所在。尤其是国与国战争中的救援行动，已不单单是救援结果的成功与否，而是军队信念和国家意志的展现。
以色列国民游行期盼被俘士兵沙利特回家
以色列曾经为营救被俘的19岁士兵沙利特，在加沙地带发起过名为“夏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死了对方四百多人，抓捕了60多名哈马斯官员。在仍遭到拒绝后，更是不惜代价，以1027名战俘换回了1个士兵沙利特，以色列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紧紧拥抱他:“你回家了!”
“你回家了”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在1983年创下6:4600的战俘交换记录。再往前，以色列部队在1976年7月3日,往返飞行近1万公里降落乌干达,击毙劫机犯和守军数十人,救出被劫持的100多名犹太人质,并将为劫匪提供帮助的乌干达空军11架战斗机悉数炸毁,以色列空军司令亲临营救上空指挥,从救援机落地，至起飞返航 用时53分钟，以色列军队唯一的阵亡者是地面指挥官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他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二战期间，六百多万犹太人被屠杀,就是这个受尽屈辱的民族，国土面积只有我国珠三角的一半,却在建国后的五次中东战争中，越战越强,世界各国对以色列都不能小觑，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强悍，源于国民的强大凝聚力,人们知道,国家不会丟弃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无疑，对448团的失利,已经有了认真总结,可对几度启动又最终放弃的救援,这个沉重、深刻的问题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那些牺性、被俘的青年战士，都是为了国家而战,是为了祖**亲的尊严而战，当他们被毒蛇缠绕、拼命挣扎的时候,母亲会选择吗?她会犹豫吗?
许世友的拍案怒吼“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这声吼是老将军戎马一生的肝胆写照，是这支队伍不丟弃、不抛弃的铁血担当。喟然长叹的是，这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的吼声，只能飘荡在历史的天空，陪伴老将军的遗憾和数百名英魂未归的官兵了!
国人自古敬奉关公武圣,视其为忠义之表，就连关羽战败降曹,为曹军出战也刻史赞曰“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见古人记史无讳，且大义豁达。可今天,对那些为国出战、蒙难敌国的被俘军人，却鄙睨有加。“向我开炮”的蒋庆泉，孤胆战车的英雄坦克手, 力克群敌,满身弹伤倒下的何元海……他们何罪之有?要被撤销战功，要受到他们为之奋战的国人如此唾弃?!这倒底是谁的耻辱?!
448团一位被俘战士因社会压力抬不起头，他的母亲告诉他:“娃儿,不管别个(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妈的英雄!”何元海的老娘无视乡邻的冷眼,她对儿子的归来欣喜万分又心疼不已,娘用颤抖的双手把由烈士变成战俘的儿子从头抚到脚。高兴的是儿子还活着;心疼的是孩子身上的道道伤疤,那是受了多少罪啊! 何元海早年丧父，是哑吧娘乞食养大儿子送去扛枪卫国,在儿子蒙难受屈时，还是娘佝偻着弱小身躯为他遮风挡雨，这就是娘!
谁 的 荣 誉
如果说“战俘”是所有军队、国家、民族都无法回避的沉重，对牺牲者的尊崇应该是最无争议的,因为生命是军人最高的奉献。448团被俘218人，招来无数国人的斥骂,可448团没有归国的332位烈士却少有人问津，好像只要他们没有被俘就行了，败军之士,生死由命,还有何求?对战俘的不屑,对捐躯者的冷漠,世风如此浮躁虚伪，让人不寒而栗。
在1979年对越作战的整个战场上,无论是主攻部队还是战地医院,所有参战军人包括支前民工,都面临着随时会倒下的生死未知。而448团被围部队，却经历了那场战争中最残酷的境遇“绝望”!
凶险怪异的山峦,阴霾中四面射来的火舌，困阻、刺杀着这支孤军。没有后援,没有友邻部队, 他们清醒地,眼睁睁看着死亡逼近,看着精疲力竭的战友一个一个被撕咬倒下。正因为“绝望”的碾压如此真切,阵亡者的牺牲才更令人心痛。
王立新副连长，在绝境中分发了自己的干粮，与敌人同归于尽;耿军班长打到弹尽,高喊“共产党员跟我跳!”抱枪跃下悬崖;耿小康副班长和火力组战友，为掩护伤员,力拼追敌,全部战死;孤身被敌人包围的殷涛班长，怀抱电台,望着祖国，拉响了手榴弹;多少惨烈的牺牲,多少不甘的目光,多少不屈的生命……他们的牺牲，可与我军历代英烈楷模比肩生辉,他们的事迹足以青史留名。可战争过去近四十年了,在祖国南彊二十多座烈士陵园中却没有他们的墓位，没有他们的墓碑,没有他们的名字。
对越作战的烈士安葬地主要由部队建设,地方协助,战争结束后,部队将烈士名册及墓地移交地方,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烈士纪念设施的行政管理系统。由于异国作战,战场情况复杂,一些无法运回的烈士遗体，有的就地掩埋，撤军时挖出集中火化，再分别装入写着烈士名字的骨灰袋中。战斗中下落不明或找不到尸体的人员，只能暂记为失踪人员。3月12日午后15时, 448团最后一辆汽车，载着伤员和烈士从公路驰离，在此后的回撤征战中,再无一位烈士回到祖国，因葬身敌国，无法查找,他们被记入失踪人员名单。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凡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失踪的军人，鉴于作战结束时间已久，中越双方遣俘工作已结束，至今没有获得其确切消息的，均按牺牲军人处理，并按现行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抚恤金。”根据通知规定,448团失踪军人的亲属，均得到了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
从突围回国的战友和被俘归国的战友中，尽管可证实绝大部分失踪人员已牺牲的事实,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部队没有将失踪(烈士)名单抄报烈士陵园的地方主管部门，而陵园主管部门，只能根据部队移交的烈士名单和墓葬进行维护、建没及管理，并没有查找烈士的职能要求。
战后不久,我军开始改革整编，448团归属的50军取消了建制,332名烈士的情况从此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场为改革开放典基的战争却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军人，也在时光的消磨中渐渐模糊，他们的亲人不仅支撑着无法解脱的悲痛，还要为拮据的生活和冷漠的现实伤心流泪。
十年对越作战，在上万个英烈中有三个双烈士家庭，一个是云南屏边县的骆有德老人家，大儿子骆加明在1979年云南方向作战中牺牲,小儿子骆家发在1984年4月的老山、者阴山战斗中牺牲;另一个是云南保山军分区刘斌司令员家，大儿子刘光、二儿子刘明在八十年代作战中牺牲;第三个是四川绵阳150师耿进福副参谋长家，大儿子耿军、二儿子耿小康在1979年3月448团回撤战斗中牺牲。
耿副参媒长是进藏18军52师154团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大儿子耿军出生在西藏平叛时期,快临盆时才送上救护车，结果孩子就生在行进的车上,妈妈给儿子起的小名叫“征途”;二儿子出生在康巴高原的拂晓时分，妈妈叫他“晓康”。耿军班长牺牲时19岁、耿小康副班长牺牲时17岁。他们的母亲在姐姐的陪护下，到驻地看望从广西前线归营的部队,战友们一拨拨的，到团招待所抹着眼泪看望母女俩,部队出征前一头黑发的母亲，此时已是发如白雪。
耿军 耿晓康全家照
耿军 耿晓康
部队将兄弟俩留给家里的物品交给母亲，那是一卷草席和一张纸条夾(夹)着的兄弟二人两月的津贴。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了 ，儿子不孝 ，如果我们回不来 ，请爸妈一定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 。我和晓康弟弟没有留给您们什么纪念的 ，这12元钱和一床草席，是我們的心意，请爸爸妈妈收下，草席给耿涛弟使用。此致军礼!儿子 ： 耿军 耿小康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九里埂”。
耿副参谋长转业后全家调到成都,为了儿子们用生命维护的信念,心力交瘁的母亲仍坚持工作，可随着战争的远去，烈士家庭的荣誉在万花筒般的社会变革中消失殆尽,遭受更多的却是背后冷言冷语，嫌她家死了两个儿子，背时、晦气，甚至有人在她家门口放两只死猫烧纸避邪，烈士的母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以泪洗面,她善良坚强的心没有得到温暖、抚慰,终于在喧嚣的社会中被冷漠击碎。母亲去世时年仅57岁,灵堂设在家中，偌大的住宅区没人来吊唁告别，只有一位老师悄悄将50元钱塞到母亲女儿的手中：“你妈妈是好人，请代我给她烧些纸”。
2014年笔者代耿军耿晓康兄弟为父母扫墓
烈士家庭和亲人的悲凉境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同为50军的149师446团二连石庆才烈士，因为家里负担重，本应在1978年春退伍,可他是连里的军事骨干，连里要求石庆才班长再多留一年，他写信给未婚妻周用菊：“今年我走不成了,连队任务重，让我再带一年新同志。我父母多病，家穷，全靠你照顾了，你还没过门，我知道你的难处，等着我，就一年。” 一年过去了，准备婚房的周用菊盼来的是石庆才烈士证书，遗物的钱包里只有一毛三分钱和未婚妻全部的三封来信。周用菊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又哭,哭昏又醒,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山村黯然神伤…… 石庆才牺牲后，周用菊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病弱多难的父母，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牵挂的这个家。她不顾人们的劝说，嫁给了烈士的弟弟，咬牙扛起了这个家。因儿子的牺牲，父亲悲病交集，没几年就离世了。周用菊送走了公公，又服侍双眼失明的婆婆二十年。婆婆按旧俗让周用菊多生一个孩子，想给战死的大儿留个后,因为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没钱交罚款,乡里派了三十几个人来家里搬东西折罚款，可家里太穷,只能把圈里的猪牵走了，瞎婆婆让周用菊背着她到乡里讲理,最后猪抵了罚款还不够，周用菊又四处借钱凑齐了1400元,才将婆婆背回了家。
石庆才烈士
婆婆去逝后，病重的丈夫因没钱治疗也随后病故。周用菊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打工,多年后，战友们找到石庆才家时,已空无一人，只剩下挂满蛛网的破屋残垣，满目荒凉。战友们想祭拜一下烈士的父母，但下葬的地方却没有坟冢、没有墓碑，只是一片乱石荒草，连一块下跪的地方都没有。战友们相互联系，凑钱为石庆才父母买石刻碑，碑上刻着“石庆才，1979年对越作战牺牲，149师446团2连全体兄弟代庆才为父母立碑，以慰烈士和二老在天之灵”。从去石庆才家乡到刻完石碑，天南海北的战友们用了四年时间，可立碑那天，只有烈士的亲属在场，战友们都没有去，大家怕去了后，会忍不住失声痛哭。
石庆才烈士
因为周用菊只是石庆才的未婚妻，不是政策规定的烈属，无法享受烈属的扫墓交通食宿补贴，2014年3月,战友们为她凑了路费一起来到屏边烈士陵园，这是石庆才牺牲35年后周用菊第一次来看他，周用菊伏身在墓碑前多少辛酸说不出来，只是哭喊着“庆才啊……庆才啊……“ 身边那些战友，那些不畏浴血厮杀的汉子，无不泪流满面。
同样安葬在屏边烈士陵园的115团王发坤副连长,牺牲后扔下了26岁的妻子李金花和两个儿子,远在贵州山乡的妻子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每天带着两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那边大步走来。娘儿仨眼巴巴望了1个多月，可只见大山无尽,不见人归。三个月后，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那是王发坤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李金花说不知为啥这么晚才有通知,她取到包裹时，红糖已化了不少，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就像血染的一般，李金花一路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把糖背回家。一点也舍不得吃。包裹里有丈夫上战场前给她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家里盖房子，我总共借了部队和战友2000块钱，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咱人走了账不能赖，寄去10斤红糖给你们吃。
家乡土地贫瘠，李金花没日没夜地干活，才三十多岁就白了头，她带大了两个孩子，为王发坤的老母亲送了终。王发坤牺牲后，李金花领到了500元的烈士抚恤金，加上部队慰问的300元钱，先还了 800元的债，还剩1200元欠债，她还了11年。 2007年，因那时还没有烈属扫墓的旅费补助,李金花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带着长大的儿子来到屏边烈士陵园。和丈夫分别28年后，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儿子说：“那天，我妈在爸爸的墓前哭得死去活来，长跪不起，28年的委屈她向爸爸哭诉了两个多小时。”
王发坤烈士
胜利、牺牲、英烈,在国人眼中大多只是一个在不同时期宣传的概念,或是理想信念的标签，但现实生活中，具体到每一个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境况时却是那么多的不堪和无奈。
在前文“悲壮穿插”提到的121师361团时光银团长牺牲后，其家属无法生活，部队曾多次求助地方设法安排就业，地方政府说国家没有这项政策规定，拒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在团加工厂当临时工，每月二三十元收入，带着3个孩子，勉强糊口度日。许多来队烈属虽然万分悲痛，但通情达理，体谅国家与军队的困难，不多添一点麻烦，哭着来，哭着去，一切痛苦都压在心里。
121师后勤梯队随部队穿插遭伏击,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带领战士，在公路上三进三出，与敌短兵相接，毙杀数敌,掩护师首长撤离，近战搏斗时将敌人扔到战友群中的手榴弹猛扑在身下壮烈牺牲，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战后半年，他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无法生活，从山东肥城老家来到部队。娘俩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因为没有钱买车票，途中有三分之一的路是步行过来的，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部队。战友们议论纷纷,非常心酸。师里考虑母子的特殊情况，想让她们落户在驻地桂林,因为李庆海生前不是营职干部，不到35周岁，又不够15年的军龄，驻地民政局顶着不办。部队领导也毫无办法。后来一位记者到121师采访，干部、战士纷纷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记者调查后深受感动，写了“内参”上报中央。民政部一位领导看到“内参”后，打电话要求省、市民政部门“马上办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李庆海的妻儿是幸运的,而那么多烈属,那么多困难又该怎么办呢?
老山轮战时, 黄继光式的一等功臣马占福，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将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暗堡射击孔,用身体死死压住,与顽敌同归于尽。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遗物送到家乡，因家乡遭灾，母亲外出讨生活了，两个干部几经周折，才在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老妈妈正在要饭，风吹白发,衣衫褴褛。两个干部见此情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笔者和战友多年来走访了全国各地数百个烈士家庭,虽然地域不同,语音不同,但一致的是,几乎没有称呼牺牲军人为烈士的,大多以xx家打仗打死的那个来称呼，看似一个随意的称呼,实则反映了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存在环境及社会认知度是何等的低微。除了例行的抚恤金发放,大多数烈士家庭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更遑论社会的尊崇。在云南大山里的烈属家，老人紧紧拉着来看望的战友,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烈士的侄儿告诉战友,看到他叔牺牲后的情景,这个村再没人去当过兵。
烈士的亲人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
烈属的凄凉状况不仅在农村普遍存在，即使在城镇的烈士家庭也令人难过。战后,烈士父母的抚恤金只发放农村户，城镇户口的烈士父母有工作的,原来规定根据实际生活水平有政策补贴,可执行时各地基本一刀切，都没有实行。那个年代工资低,孩子多,日子紧,再往后又遇企业改革的下岗大潮,仍然是老政策，对烈士父母的优抚一分钱都没有，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沙巴战役四号桥战斗中牺牲的李明忠烈士,家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的一个小镇上,笔者在烈士家的墙上，见一张数年前陈旧的塑片年历，用胶带贴了又贴,不解为什么不换一张新的?家人说是老父亲不让换,因为这是多年前镇里让人过年时给贴的。老人知道,这是政府给的, 是儿子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以后,政府再没派人来过。望着贴满胶条的旧年历,战友扶着已不能走路的老父亲，想说些安慰的话,可心酸得一句也说不出来。
在大巴山看望李明忠烈士的父亲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 交通便利了,烈属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进,特别是烈士陵园的建设更加完善,去南疆烈士陵园扫墓、祭奠、瞻仰的人们越来越多。烈士的亲人看到环境优美、庄严肃穆的陵园,看到牺牲的亲人和那么多安葬在一起的兄弟相依为伴,看到前来祭奠的战友与各界人士对烈士真挚的情感，都备受感动和抚慰。可在安葬着两千多英烈的广西龙州烈士陵园,却常常看到一种不同的祭奠,烈士的家人不是在亲人的墓位摆酒献花而是在陵园广场悲泣或向着天空哭喊，这些烈属和老兵千里迢迢来看望牺牲的亲人、战友,走遍了陵园的每一块墓碑,查遍了烈士名册的每页每行,可就是找不到自已亲人、战友的名字。烈属们悲伤、无助、凄厉的哭声，刺痛着所有在场人的心。而这些烈属亲人所在部队的牺牲人员都是安葬在龙州烈士陵园的,可为何那么多烈士找不到名字?找不到墓位呢?从陵园管理人员和民政干部深切同情的说明中,人们清楚了,这些烈士没有遗骸、没有骨灰、没有名字、没有安葬及移交的记录。他们就是牺牲越北、遗骨他乡的448团烈士,一共332人。
东西南北的烈士母亲
守护、管理龙州烈士陵园近四十年的龙州民政部门，对烈士和烈属有着深厚情感,他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前来寻找亲人的烈属、寻找战友的老兵,看着他、她们盼望而来,悲伤而去,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让接待人员感同身受。在烈属、老兵的强烈要求下,龙州民政局毅然扛起担子,整理核实了332位烈士的名单，在2016年向上级呈送了关于为332位烈士集中修建英名墙的请示报告。两年过去了, 可报告事项却仍无着落。
战后四十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的荣誉建设，为已在南疆烈士陵园有墓位的本地烈士，再在家乡烈士陵园设衣冠冢或纪念堂，甚至对历史上在本地区牺牲的烈士也作碑刻名。河南永城市陈官庄烈士陵园,原安葬着2332名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遗骨,2011年11月6日，陵园扩建竣工，新建200米长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名录墙由花岗岩石作成书页形，共168幅，镌刻着参加淮海战役陈官庄歼灭战的部队和支前民工失踪、无遗骨的7291名烈士英名。
在等待龙州烈士陵园“英烈墙”批复的期间,有的烈属和战友向家乡地方政府提出要求, 为牺牲亲人在家乡烈士陵园建衣冠冢,这个要求仅在个别地方得到同意,其他基本都予回绝。
恰在这个时期,媒体广泛报道了祖国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一些老兵受此鼓舞,积极组织民间力量,准备到越南寻找牺牲战友的遗骸，把他们也迎回祖国。当然,这只是美好愿望,起码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无法操作的，除了繁复的外交、司法问题外,还有更沉重的非技术问题横垣在两国之间,它决非中方民间一厢情愿的事。
自1996年韩国政府在位于首尔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距离韩朝分界线5公里处修建占地6099平方米的中国军人墓地以来, 韩方投入35个师旅10万余名人力，在韩国京畿道的坡州、涟川、抱川和江原道的铁原、洪川、春川等10余处三八线以南战场遗址，进行了阵亡者遗骸的寻找挖掘工作，对战争双方的遗骸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精心细致的装验。早在中韩建交前,韩国曾于1981至1989年间，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并于1997年再次归还1具，朝鲜随后拒绝了韩国的再次要求。
十多年来,随着志愿军遗骸不断迁进坡州中国军人墓地, 韩方对墓地进行了更多建没,墓园道路辅设了柏油路，所有墓碑均为从中国购买的大理石制作,每具遗骸石碑上，都用中、韩文注明挖掘地址、日期,迁入日期和编号。韩国民俗是，坟墓一般向南,为了让志愿军眺望祖国，韩方特意让坟墓朝北安置。多年来,中国民间一直在努力促进志愿军遗骸回国,但始终未能启动,直到2013年6月,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送还安葬在韩国坡州的中国军人遗骸,才开启了两国的合作,筑成了志愿军遗骸的归家路。
我国军方和有关部门曾先期到韩了解、查看遗骸回归的具体事宜,韩方以详实的影像资料和包括每具遗骸DNA检测的所有数据记录，向我方作了细致介绍、说明。遗骸包裹入棺的大厅整洁、肃穆,韩方在黄色绸缎的棺底层，垫上高级抽脂棉，覆以白布，再以韩纸包裹遗骸，体现了对阵亡生命的尊重。事后,我方在场人员感叹“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起运当天，韩方派出4百多名礼仪卫兵，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坐上大客车，一直抱到仁川机场。
韩国送还志愿军遗骸
当年的战争让生灵涂炭,家园尽毁,今山河重建,却将包括敌方在内的所有阵亡者一视同仁，送回故土，这个常被国人谑称为“棒子”的小国，有如此胸襟,令所有大国汗颜,也让真正的军人肃然起敬并致军礼!
在我国的烈士登记中,烈士户籍地民政系统册目里均应载明烈士安葬地。448团332位烈士没有安葬地的登记,家乡民政部门是清楚的,但主动考虑为他们建墓或提出建议的还未听说过，对烈属的要求,大多是拒绝或推诿。同意建衣冠冢的为数很少,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地处湘鄂赣老革命根据地的湖北通城县，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大革命时期至今有几千名烈士，通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至今没有烈士陵园，但县里仍为查到姓名的,包括448团无遗骨烈士在内的947位各时期烈士，刻制了石碑并运到各村、镇统一安放。
朱德元帅的故里四川仪陇，也是448团烈士郑尚武和22名牺牲战友的家乡。烈士弟弟曾向民政提出修墓请求,想给病榻上风烛残年的母亲留下最后的慰藉。民政干部不同意,说“你把你哥的遗骨找来，我们马上就建墓立碑”。最近,烈士家人告知,不知何因,县里已同意建墓了。郑尚武烈士出征前给父母留下绝笔信，信中说:“誓死都要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有了祖国就有父母亲幸福生活。” 烈士弟弟问民政局领导“我母亲幸福吗?”领导没有回答。当然,郑尚武烈士也不知道, 四十年了,在他献出生命,誓死保卫的祖国大地上却没有他的墓碑,没有他和战友们的名字,没有英魂安眠的家。什么时候,我们的国人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想，阵亡者如果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兄弟和亲人，那时,尊崇英烈、关爱烈属，才能从口号和标语中回到平凡真实,充满温暖和爱。
郑尚武烈士战前绝笔信
中国军人自古崇尚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金戈铁马的豪气，却大多化为大漠孤烟、黄沙白骨的苍凉。曾几何时,人类扩疆掠土的厮杀变成民族、宗教、理想、价值观、国家利益等等因素更为复杂的战争，近百年来的世界,更突显了战争早已成为政治博弈的极端手段。政治可以因势调整或改变,但战火中陨灭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挽回。那些鲜血铸成的历史坐标，提示着我们曾经的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和平的来之不易。
在近1450公里长的中越边界中方一侧,沿巍巍青山，如铜墙铁壁上的钢钉，镶嵌着二十多座对越作战牺牲烈士的陵园，一座座墓碑，犹如一排排枕戈待旦的军营方阵，镇守边关，那一个个永远鲜活的生命，肩并肩，手挽手,屹立在南疆。他们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却是父母、妻儿和家人的唯一，他们伫望长天，却不忍对视家乡，他们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在这个生死与共、为国捐躯的英烈阵中,怎能缺少448团332位烈士的名字?!决不能，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理由，332位烈士的英名一个也不能少!他们蒙难越北四十年的英魂，一定要归营，一定要回家!他们和所有英烈一样,是国家的荣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向英勇作战,绝境突围,忍辱负重的448团战友致敬!
向为国捐躯的448团战友和所有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致敬!
向同甘共苦的全体参战老兵和支前父老乡亲致敬!
伟大的中国军人万岁!
感谢弟弟殷毅、战友刘有海、李昌茂等448团各地参战老兵、老首长、烈士亲属、被俘战友对本文提供的文字、语音等各种形式的真挚帮助和支持!感谢150师、50军老战友、老首长的真挚帮助和支持!感谢宋子佩老首长、吴梓贤战友等41军、42军、54军、55军老战友、老首长的真挚帮助和支持!尤其感恩南疆作战失去亲人的烈属群体对笔者家人般的关爱和支持。你们的正直、真诚、勇气，你们对战友的深情，你们对脚下祖国大地的深爱，将和烈士们永恒的生命一起，护佑着中华民族走向和平、富强!
—— 军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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