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实践铸就红岩精神

　　红岩村13号及八办礼堂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作为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组织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其间培育形成的伟大红岩精神，是我们党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主力，而且国民党当局控制严密，日军、伪军势力强大，工作环境险恶，敌情错综复杂。共产党人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驾驭局势，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夺取胜利。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濒临破裂，周恩来处乱不惊，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寥寥25字，却将事变真相巧妙大白于天下。其高超娴熟的斗争艺术，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为之赞赏。之后党中央数次电示周恩来“迅即回延”，周恩来等冷静分析，鉴于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决心坚守阵地，争取时局好转，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终获党中央同意，并最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飞抵重庆下机时情形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以“弥天大勇”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43天的重庆谈判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同时灵活应变，适当作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通过国内外舆论联动、情报统战互动、军事政治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非对等谈判中，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影响。

　　“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是做好国统区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坚强保障。“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是蕴含于红岩精神中极具品格魅力和道德特质的精神光彩。在国共谈判中，针对蒋介石提出的把共产党纳入“一个大党”的“溶共”企图，周恩来严正指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坚决保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在群众工作上，南方局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国统区实际情况，要求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当时的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就职于重庆税务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在电力公司工作，更多的党员则深入城乡，扎根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服务群众。

　　在作风上，则是在国统区这个“染缸”中经受住灯红酒绿的考验。1940年，上海广大华行的卢绪章秘密接受周恩来指示，为党筹集经费。此后他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已无法准确统计，仅在1949年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就一次上交资金200万美元以及广大华行的全部资产。但谁也没想到，这位出入豪门、挥金如土的“大富豪”，贴身衬衣却打着补丁。当年，战斗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钱之光、潘梓年等身在红岩，还是沈安娜、黎强等深入虎穴，或是卢绪章、肖林等鏖战商海，他们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是蕴含于红岩精神内聚力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经常告诫，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泛的人们一道斗争。他自己甚至同有过“宿怨”的原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由公谊而增友谊”，在两党合作中“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留下了一段“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主要从事对经济实业界的统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许多资本家对中共有很深的隔膜。在遭受了无数次的白眼、冷落和敌意的“送客”，他仍坚毅地一次又一次递进名片，慢慢取得较开明资本家的信任，建立起了友谊，从而深入重庆工商界，团结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

　　以周恩来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还放眼世界，广交朋友，连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其中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交往和友谊最是脍炙人口。1942年初卡尔大使离任时，《新华日报》连发三文为其送行。临别登机时，卡尔高举周恩来赠给他的共产党军队缴获的日军战刀，预言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红岩精神的真实写照。周恩来就是这一方面的表率。1940年，面对日机对重庆的又一轮狂轰滥炸，他站到被震坏的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前，坚定地对大家表示，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并特意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合影留念，以示决心。皖南事变后，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捕、杀、讨、扣”，周恩来更是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南方局领导、培育和影响下的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同样秉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成为红岩精神的坚守者。1940年3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等诱惑，给党写下“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最后留言，从容就义。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狱中铮铮铁骨，牺牲前慷慨表示“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还有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以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用热血和生命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来源：红岩联线

　　作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奇柯

　　原文刊载在《学习时报》2021年3月5日 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