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病例“动态清零”是目前正确先进的疫情应对策略

　　一、一直以来中国采取的“动态清零”努力，本身就是目前人类与新冠病毒作斗争最佳的疫情应对策略

　　今年11月，随着本轮疫情的情势加剧，中国得来不易的抗疫成果再次面临危机，业已形成的科学防控策略遭受西方舆论及国内不怀好意势力的挑战。国内的公知与境外反动势力闻风而动、里应外合，抓紧一切机会抨击中国的“动态清零”病例的努力，鼓吹西方的“消极共存”论，企图在国内造成更大的思想误导，动摇国本，进而让全球最安全的国家的人民陷入病毒肆虐与资本剥削的深渊。公知们的论据不外乎两条，第一个是目前中国采取的“清零”政策侵犯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说辞，中国人民早就听腻了，我们的抗疫实践完全揭穿了公知的诡计和把戏。第二个是认为目前严格的抗疫模式和清零措施，会阻碍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致使民生凋敝。西方媒体不厌其烦地批评中国“清零”，试图让中国尽快转为“与病毒共存模式”，它们无比期待看到“格雷欣现象”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上演。

　　人类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健忘，因此才有“重蹈覆辙”与“好了伤疤忘了疼”之说。新冠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是包含医学问题在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是包含着医学、数学、管理、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全局性问题。

　　首先，中国疫情爆发初期，西方为何不与病毒“共存”？2020年初，疫情一度肆虐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大多省份都发现新冠病毒疫情。在这个时期，美国带头号召西方国家跟中国断航，并且率先运用霸权将公共疫情政治化，推波助澜歧视亚裔的种族主义，加剧了不少西方国家亚裔面临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甚至，多个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病毒论”，叫嚣要对中国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进行巨额赔偿。那时中国深陷疫情带来的综合危机之中，却为何西方没有人鼓吹对中国打开国门“与病毒共存”呢？那时的日子，有多少人（包括现在叫嚣与病毒共存的公知）真的愿意回去？而那时的公知故作“痛心疾首”状、铺天盖地对党和政府的批判与今日之叫嚣，岂不自相矛盾？人类文明长期伴随着地震、海啸、洪水等，人类也从来没有因为地震的难以预测和预计、因为洪涝灾害随时有可能爆发，而放弃修筑坝堤、放弃对地震的预测，欣然任由灾害夺取生命。相反，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不倦地发展科技，利用空间卫星技术的发展，不断增加地震前兆的信息量，不断为地震预测预报提供越来越准确的科学判据；洪灾方面，美国科罗拉多河胡佛大坝、中国长江三峡大坝、埃及阿斯旺大坝这些著名大坝都是人类为减轻洪水做出的工程努力。可见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正确选择，历来是迎难而上，在摆脱消极悲观的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屈不饶的斗争中积极探索、主动出击，绝不是躺平式的“共存”。

　　其次，用流感来类比新冠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简单思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严重的肺炎，这种肺部疾病与呼吸道疾病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前者严重太多。即便有了疫苗干预后，新冠死亡率下降到了流感的0.1%，但其重症率和后遗症也远不是流感所能比。目前来说，新冠的整体死亡率并不高，但是对体内各个器官的长期伤害才是最大的问题，损伤与后遗症导致的严重问题难以估量。清零病例的努力带来的防疫压力让一线的医护、社区工作人员乃至群众感觉劳累疲惫。但事实上，每次控制以后的局面都是大家更珍惜、更喜欢的。这样的努力和艰辛是值得的。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每天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新增病例，大量健康人突然变成需要其他人照顾的病患，同时伴随死亡和相当比例的后遗症，其压力和绝望才是无际无边。何况美国还是经济与科技实力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医疗技术和人均医疗资源均好于我国。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相对紧缺。倘若我国的疫情失控，极可能面对的严重的社会失序、医疗资源崩盘，届时产生的社会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问题势必更加严重。由于经济民生而反对将病例动态清零，是因为严格的防疫会带来收入的损失，尤其是小商贩。但是，试想对于餐饮业来说，防疫隔离可能造成某年中有一段时间被迫停业，但换来的则是其他时间完全正常或接近完全正常的营业。如果放任感染，从长期来说，餐饮业遭遇的恐怕更是毁灭式的打击。倘若疫情肆虐，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外消费餐饮？动态清零、严防严控，尽管一时间带来了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推移，压力反而会减小。但放任式的共存带来的压力永远都很大。

　　再次，对于人类来说，当然不可能消灭一切病毒，但是人类必须坚持“与有害病毒斗争”，而不是“与有害病毒共存”。至于对无害病毒（包括经过人类斗争由“有害”转化为“无害”的病毒），人类当然可以与之长期共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好比在抗战中，“与敌人斗争”和“与敌人共存”是泾渭不同的两股道。与新冠病毒做斗争，那就不能采取“共存”的态度。某些国家采取了绥靖而躺平的策略，另一些国家反复摇摆，而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坚决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的“清零”努力，客观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从任何逻辑还是事实上来说，“清零”是对待疫情最为积极和科学的一种态度，是一定时期内（医疗水平、技术手段及病毒自身特性没有重大改变），人类与新冠病毒作斗争的最佳策略。“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就没有这两年来因正确实施了动态清零的正确防控策略后，我们所享受到的基本正常的生活。既然中国与西方应对疫情的事实已经清楚表明，“动态清零”策略在现阶段和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是最科学、最周全的办法，那么公知们叫嚣的“与病毒共存”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其实，它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让中国“躺平着、绥靖着与病毒共存”，绝不能看到一个与他们所不同的，能够真正坚决有效地与病毒斗争、直至夺取最终胜利而国泰民安的华夏大地。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抗疫无能与失败，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

　　英美等国对病毒的放任自流竟然在国内被大量美化为模范做法，颇有市场，不由得引人深思。事实上，西方目前实行的所谓“共存”，其后果很严重：感染率和死亡率与日俱增，病毒及其变种造成的长久后遗症又会在不远的将来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反观中国，基于“动态清零”目标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了疫情失控的局面，让中国人民在疫情爆发后的两年内，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放心地生活与工作。诚然，努力达到清零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比起疫情失控来说，代价却小很多。可惜的是，人的致命缺点一是健忘，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2020年初因疫情一度失控的紧张局面，四千多生命逝去的国殇，都在党和国家的得当规划和迅速反应的抗疫战略战术中，而逐渐远离人们的脑海，关于苦难的记忆逐渐模糊。很多人一边享受着清零政策带来的巨大收益，坐拥其他国家目前无法实现的便利，一边却又对因境外疫情输入、清零政策再次启动而造成的暂时不便充满怨言。近之不逊而远则怨，其实是当下越来越多人的真实心态。然而，这些充满了利己主义和精英思维的“上层人士”和西方拥趸，或许的确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保护自身周全，不管其代价多么高昂，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国家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恰恰才是他们能够健康安全生存的最后屏障。

　　某些消极抗疫、携带防控的西方大国，当感染的老人大量死去时，这样放弃老弱病残的态度，绝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违反了西方资本家口中大言不惭的高水平人权、普世价值、全民免费医疗，更背离了“精神西方人”口中的“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待弱者”的态度。某些推行全球霸权的西方国家，任何事情都是政治先行，愚弄人民，陷入“政治正确”的泥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值得考虑的选项。但是，面对中西方抗疫成效的巨大客观差异，为什么大量的中国公知们仍然唯美国模式为马首是瞻？因为其内心毫无自信、立场先行、政治挂帅，认为美国价值才能引领人类，毫不顾及科学规律和客观事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应清晰地看到，“动态清零”的成本的确高昂，但在技术和医疗手段整体性升级前，不加限制地开放入境或盲目与病毒共存，其代价将会更加惨痛，这是很清晰而简单的逻辑。

　　“疫情，无情地劫掠着这个城市，一遍又一遍，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丝生机，长期的封城，形成了这个城市发展的死结。”类似的声音，伪装在正义与为民众代言的假面具后，将抗疫过程中不得已的牺牲大肆悲情化和定型化，用“春秋”笔法疯狂暗示，是党和国家的抗疫政策造成了民众的悲苦和经济的凋敝。可是他们却从未思考过，为何在疫情发生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面对这种全球性的传染疾病，世界各国哪怕是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国际合作？一个清晰而又简单的事实其实不言而喻：如果全世界，至少西方主要大国第一时间也能积极采取并坚持类似中国的防控措施，那么人类或许早就战胜、消灭、或者至少极大地遏制了疫情的传播。西方世界尤其是个别西方大国对于病毒的放任和对底层人民生命权力的极端漠视，才是导致世界经济因疫情而衰退的元凶和罪魁祸首。面对此情此景，西方竟然还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民众对西方合理的批判和诉求竟然还继续被缄默，甚至西方还依然能成为公知心中疫情应对的成功样本，中国长期积累的抗疫成功经验反而被当作需要被反思和被改造的反例，这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荒唐的顶峰。

　　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一方面受益于中国科学高效的疫情管控措施，在全世界唯一一个曾几乎恢复正常生活的大国中自由呼吸，一方面却又仍然死心塌地的维护西方圭臬，以近似于狂热、宗教极端的姿态无底线推崇西方，完全无视其任何错误或缺点。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堪称一道奇异的矛盾光景。面对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国的经济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能够恢复到如此程度，实属来之不易。正是有了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才确保了中国的“相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西方资本主义的抗疫无能与失败，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生产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价值，还是使用价值，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其生产是以价值为重，在这种制度下，满足少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对价值增值的追求是其本质底色，因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为价值的增殖而生产使用价值，并不是为了人民大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天然缺乏应对疫情的治理效能，资本家本身一味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不足挂齿。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之处在于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国家的主人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和集体利益，所以，满足人民对使用价值的定位和需求、实现需求和生产的本源性有机统一，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换言之，人民的需要是否被最大满足，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和体制责任的不懈追求，也深刻地体现着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所追寻的人民性的价值哲学。

　　在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是维护的是资本家利益而非人民群众利益。国家机器完全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窃社会财富为富人所有；资本家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在属于人民和国家的土地里攫取金钱，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代理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为自己创造并固化种种特权。资本家面对人民，用“民主”、“选票”、“自由”等话术人为制造种族矛盾、文化对立、人群割裂、家庭瓦解，通过巧妙的话术将人的动物性建构于人的社会性之上，目的是更好的控制“工具人”。西方社会把自由主义推介为根本性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利用了人的原始动物性，就像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利用所谓自由贸易，企图让中华民族在鸦片吸食中难以自拔；用动物性本我的放纵和不负责任作为诱饵，蛊惑每一个人把绝对自由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进一步论证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贪婪自私、不负责任的为所欲为，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加上资本的加持，尽情奴役他人、控制更多财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逻辑透露的最终野心就必然是对外霸权和侵略。从西方的殖民战争到当今的美国金融－军事全球霸权，皆是如此。

　　疫情和抗疫，既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宏大事件，也是深入社区和家庭的微观问题，因而在公共危机事件和公共治理领域中，它的“政治浓度”也是最低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低政治浓度”的公共危机处理，某些西方国家竟然还能制造出最高烈度的政治效果，仅仅从经济水平与政治结构的差异角度是很难解释的。疫情来袭，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广大百姓由于长期被资本控制和洗脑，无法超越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仍然将个人绝对自由的价值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此种极端的任性和不负责任，不仅违反了基本人权，更将全球拖入巨大灾难，人权和法治最终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利己生产下的遮羞布，或是资本主义学术界的学理性教条。中西方不同的抗疫道路和迥异的防疫效果，反映出的是两国所有制制度、国家治理模式和社会权力格局的根本不同。然而，傲慢的西方学者动辄归咎政府无能，却拒绝从制度上去反思美国今日无比糟糕的防疫成效。西方学者真的无法看到底层结构的缺陷吗？事实上，往往是资本家不允许这样的声音出现。于是，西方自身对抗疫或任何问题的本质寻找，都只能在资本家的代理人或政治结构的肤浅层次浅尝辄止。

　　三、疫情遏而不止，需要反思的不是中国的“清零”，而是西方的无序、散漫和“政治病毒”

　　中国的抗疫为什么成效卓著，且被证明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可行的防疫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华文明这三者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中，不断有机融合，创造出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治理曙光和美好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忠诚守护者和发扬光大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实践者和开拓创新者，在百年的奋斗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地、科学地融合，不断挖掘着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有的科学属性和优秀养分。马克思主义是由马恩开创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经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作出了科学的认识和总结。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价值相通和内心认同的共同体意识和底层文化规范。虽然两者产生的历史条件很不相同，但它们对于真理、宇宙、人类等根本性议题的思考和探讨却在内涵上相通相近。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中华文化也历来不是闭塞的文化系统，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通达与中华文化所秉承的兼容并蓄恰恰在内涵上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内涵，这正是两者融通和契合的前提所在。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具有全局的、整体的、发展的和辩证的方法论层面的巨大优势。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主体性与世界性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举性提升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强大的实践动能构成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机理和价值融会贯通的基本遵循。知行合一的中华文明作为地基，实践至上的马克思主义好比结构，在互鉴中不断契合与联结，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三者有机结合，不断深入探索和挖掘彼此之间的丰富共鸣和共识。因此，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当中共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利他主义传统成为了抗疫道路上最坚实的价值根基。

　　集体主义原则以集体利益为起始点和归宿，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并非是对个人利益的剥夺，而是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体中，才会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唯有祖国强大，人民才有坚强后盾；只有全民奋斗，国家才能不断发展。疫情肆虐，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社会生活受到影响，如果缺乏集体价值，意识不到个人与集体的休戚相关，那么极端个人主义将是在“自由”的招牌下引导个体更快走向灭亡深渊的歧路。尽管集体主义原则相信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二者并不相悖，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深刻地理解集体是由个人汇聚而成，同样重视和保障个人正当利益。比起资本主义逻辑中片面的、刻意的欺骗人民群众的“片面极端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完全是升维的认知模式。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首先最重视的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清零，也正表明了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这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资本利益算计，而是价值取向更高远的考量。个人利益的合理实现，其实依赖于集体利益的维护作为前提。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反复清晰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思维和战略早已超越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体的对立，将两者的利益互相融合、统一规划。相反，某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客及其中国信徒，还在用一种低端的“二极管”思维，将这两种原则绝对地对立起来，进而制造出世界制度、人类文明和生命价值的对立与对抗。

　　疫情遏而不止，需要反思的不是中国的“清零”，而恰恰应当是西方的无序、散漫和“政治病毒”。如果这样一场我们连续取胜的战役，反而促成了中国“不败而败”、西方却“不胜而胜”的荒唐局面，甚至还要拉着14亿中国人民为剥削阶级的利益陪葬，那一定是我们制度自信和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大灾难，甚至是灭顶横祸。清零的做法并不神秘，也并不难被借鉴，其根柢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无条件地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权放在首位。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要做的绝不是放弃“清零”、功亏一篑，而应当迎难而上，坚定制度自信，坚持战略定力，不畏惧愈加深刻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对疫情长期反复的实际情况拥有深刻的预见性认识，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先团结更能理解中国抗疫模式的“朋友”，不断扩大“朋友圈”，坚持不懈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制度优势，实事求是研判疫情防控，展现对世界公共卫生的重要贡献和重大意义，促进包括在西方各国在内的更多国家积极抗疫。

　　当然，在坚持严防死守筑牢疫情防控网、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科学防控努力下，也须进一步努力精确评估、准确研判疫情形势，持续优化防控措施，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控管理，坚定信念，勠力同心，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不懈努力。最终，在继续保持国际循环的同时，加强内循环，坚持守护中国这片最安全的大陆。再假以时日，高度依赖安全性的资金、人才、技术和财富会更信赖更安全的中国。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加强集中攻关，努力攻克疫情防控重点难点问题，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新药开发、检验技术、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方面，奋力取得更多、更好疫情防控科研成果，不断加强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科技赋能不断升维、管理手段不断创新、抗疫战略战术不断优化和提升，持续减少因动态清零的努力而带来的不便之处和负面经济影响，最终，中华民族将迎来的不只是抗疫的重大胜利，也必将是伟大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成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