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癌同行的总军事代表孟庆宁
杨连新
1974年初，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到东北的葫芦岛，在海军驻核潜艇总装厂军事代表室担任反应堆一回路监造验收工作。报到之前，早有耳闻，那里的总军事代表孟庆宁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革命”，他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部属的要求也极为严格。
当我第一次见到孟总代表时，他43岁，魁梧奇伟，操着一口山东口音，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敬畏;同时也为他左脸颊上那一大块明显的伤疤产生了诸多猜想：是战争年代负的伤?是工伤?是顽童时淘气受的伤?是生下来就有的?…… 那时，新分配来的同志都很关心他脸上的“神秘”伤疤。我问过老同志后，才知道那是因为他长期接触放射性患了皮肤癌，于1973年刚刚做完切除手术。
随着与孟总代表接触的时间长了，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把他送到有关军事院校学习深造，学成后即被派往常规潜艇建造厂军事代表室担任负责人，他代表海军监造并签收了第一艘仿制的33型常规潜艇。
1965年，周恩来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中国正式开展核潜艇工程的型号研制。为了加强海军与各有关工业部门的协调，海军机关急需调入懂潜艇、有实践经验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恰在这时，孟庆宁刚刚完成33型常规潜艇首制艇的仿制监造任务，便被作为最佳人选调到海军装备部门担任“潜快艇”处处长，那时他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他一上任就着手选调政治觉悟高、专业对口的军事代表，积极组建海军驻核潜艇总装厂的军事代表室，1966年军事代表室挂牌成立。
1970年，患癌前孟庆宁总军事代表。
1990年左右，孟庆宁将军。
1970年，陆上模式反应堆成功地达到满功率运行，准备将其技术移植到核潜艇上，全国几千家厂所的数万台设备也陆续运到核潜艇总装厂进行安装和试验。中国从来没有为了建造一艘舰艇而进行如此兴师动众的全国总动员。在这个关键时刻，孟庆宁再一次被选中，从北京大机关调到海军驻核潜艇总装厂军事代表室担任一直空缺的总军事代表，负责首制核潜艇现场监造、试验和质量验收。他离开首都，在偏僻的半岛上一干就是8年。
孟庆宁在第一艘核潜艇建造过程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他是核潜艇下水阶段副总指挥，系泊试验现场副总指挥，航行试验组副组长。在核潜艇建造试验中，他坚持深入到车间、核潜艇内，尽可能到现场参加设备安装、调试和处理问题，了解真实的质量情况。核潜艇重要的码头试验项目和海上航行试验项目他都争取亲自到场。他1.8米高的个子，经常在核潜艇拥挤窄小的舱室里钻来钻去，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即使是核反应堆舱这样的“禁区”也不例外。
在核潜艇最紧要的系泊试验阶段，也是孟总军事代表最累的时候，他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在连续几个月的系泊试验中，经常住在码头与核潜艇做伴，及时了解和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即使面对放射性的危害也毫无惧色。我学的是核反应堆工程专业，深知放射性是把“双刃剑”，它既是核动力源不可缺少的物质，也可能因疏忽对人身造成危害。孟总代表其实很清楚放射性对身体的伤害，但他从不退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1971年7月23日，核潜艇在船坞内进行系泊试验，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处于高温高压状态，当时的水温高达200多度，稳压器中的压力是常压的70多倍。就在这时，由于系统中有一个阀门没有关严，一名操纵员开启通往舷外的阀门后，致使核反应堆系统中的高温高压放射性水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喷射而出，并形成了高温高压蒸汽流，码头即刻被污染了。
孟总代表听到码头方向发出的异常响声后，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他作为试验组的领导第一时间赶到出事地点，并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站在放射性水里，毫无顾忌地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与其他领导携手指挥，制止了事故的扩展。当清洗了码头后，放射性污染仍然比允许标准高数倍，可想而知当时他们遭受到多么大的辐射呀!
由于孟庆宁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放射性，而他又往往顾不上自我保护，1973年7月，左边面颊长出一个蚕豆粒大小的硬块，必须手术切除。他的病例诊断结论为：“由放射性元素照射后所致皮肤癌。”从那以后，在他的左脸便留下了一块明显的疤痕，这也成为他从事核潜艇工作的永久纪念。
核辐射，这个让多少人望而却步的“魔影”。癌症这个从精神上击垮了多少人的“恶鬼”，孟总代表却置之度外，依然故我。他带着标志性的伤疤仍然深入核潜艇建造试验的第一线，义无反顾地参加各种试验，并争取每一次都亲自跟随核潜艇出海。
无情的放射性继续在他的身上肆虐。多年后，医生不得不又一次切除了他甲状腺里的可疑肿块。事后我问他怕不怕，他说第一艘核潜艇毕竟是带有试验性质的，我现在多“吃”点射线，是为了将来指战员们少吃或不“吃”射线。
孟庆宁因放射性所致皮肤癌的诊断病历
放射性不断地损害着孟总代表的身体，并影响到他的生育能力。后经检查，诊断为“男性不育症”，医院的《疾病证明书》中残酷地写着：“患者从事潜艇的建造与维修工作，长期接受核辐射的影响，丧失生育能力。”
我曾经问过孟总代表，当时为何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干?是什么力量能产生那么大的动力?他说：军事代表的验收是核潜艇建造中确保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时，那种“要为历史负责”的巨大责任感，使我忘掉了自己，并产生了无穷的动力。
好风气是带出来的。我在军事代表室工作了4年， 直接感受过孟总代表那严谨的工作作风，亲眼目睹了他的表率作用所带来的效果。他作为军事代表室的主要领导，虚心让各专业的同志给他“开小灶”讲业务课，并听取他们的建议。他深入现场办公，经常是了解到的质量问题和掌握的建造情况比专业军事代表都及时。孟总代表的表率作用对同志们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看到领导都这样，大家没有在办公室闲待着的，毫无怨言地冲在第一线，并且不觉得苦和累。军事代表们分布在核潜艇的各个专业，忠于职守，履行职责，在核潜艇试验的日日夜夜都有他们的身影。很多军事代表获得的技术数据甚至不比工厂和研究所掌握得少，他们协助厂、所发现和解决了大量设计建造中的质量问题。
孟总的父亲是位抗日干部，从事地下工作。对他的影响是一生的，这体现在对09的一丝不苟的严谨的工作作风…… 孟总代表带出了一个不怕吃苦、严格把质量关的军事代表群体。同时，军事代表们也得到了总装厂、设备厂和有关研究所的尊重，在质量问题上所提问题和建议都会得到高度重视。
孟总代表说，在他的一生中最值得荣耀的事有两件：一是亲自向周总理汇报核潜艇建造试验情况;二是代表海军接收了第一艘核潜艇。
1971年6月25日，是孟庆宁将军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他最引以自豪和最荣幸的一天。那一天，他和有关现场领导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向总理和中央首长汇报了首艘核潜艇反应堆启堆试验准备情况，回答了核潜艇试验中的有关问题。孟庆宁每每回忆起向周总理汇报核潜艇工作和与总理共进夜宵的往事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那是自己一生的荣耀。孟庆宁回忆说，当时他带着共和国总理的寄托和信任，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紧张并带有风险的核潜艇试验中去。
1974年，第一艘核潜艇胜利完成建造任务，交付海军使用，孟庆宁代表海军在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交船协议书上庄重签字验收。之后，又作为海军装备定型组组长，组织了核潜艇的定型工作。1978年孟庆宁完成任务调回海军机关，我也随后调回北京，再一次成为他的下属。他相继担任处长、二级部部长、大部副部长等，一直分管核潜艇工作。
2006年8月13日，孟庆宁回军事代表室与部分老同志合影，左起：戚聃、李家锡、冯德仲、曹洪祥、梁永君 、孟庆宁、武连富、李允山、蒲文才、王维仲、李重平、孙全有。
2013年11月22日，孟庆宁因患癌医治无效离世，享年82岁。去世前，他的身体里多个脏器早已发生癌变。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与各种癌症做着顽强的斗争。
在这篇文章收笔时，恰逢中秋佳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先行”。孟庆宁将军的一生，就是为海军装备建设负重奋斗前行的一生，他是公认的海军军事代表的楷模。
但愿孟庆宁将军在天堂里没有癌痛。
本文完稿于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
(作者系原海军核安全局副局长、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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