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举起玫瑰和镰刀

图源：王凡《流水线上的打工妹 深圳》

　　妇女节的到来，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营销广告——“女神节送好礼”。

　　当消费主义占据妇女节文化话语权，各种被打上刻板女性性别符号的商品充斥着我们的感官时，是否会有人，从狂热的环境中冷静头脑，忆起妇女节设立的初衷？

　　它是，从劳动妇女坚毅的血泪中诞生的节日，纪念着她们在历史上为争取自身解放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压迫不屈与团结战斗的模样。

　　消费主义只会宣扬，新款化妆品上市，却对其毒害女性身体视而不见；消费主义只会宣告，卫生巾“三八节”半价，却对女性卫生用品质量问题闭口不谈。没有人在意女性真正需要什么。妇女如同贴着二元性别符号标签的鱼肉，所有人只是想从她们的身上分一杯羹。

　　ABC卫生巾事件使多少女性忧心忡忡?偷工减料、卫生监管不到位，这就是在经期拖着流血的身体的女性所得到的昂贵又廉价的卫生护理。贴身衣物ph标准最低也需b级，有多少卫生巾的ph标准仅为c级?包装上轻描淡写着“过敏请停止使用”，我们仿佛拥有使用与不使用的自由。可在垄断市场上，放眼望去，哪里有供我们选择的权力?

　　妇女的权利本应在纪念之日得到最大的呼告，可如今她们的心声无人倾听。社会依旧走其老路规训妇女，僵死的二元性别制将妇女牢牢束缚在父权制“贤妻良母”的桎梏中，仿佛这便是她们一生的使命；高开叉的旗袍、不舒适的高跟鞋似乎是女性从胎盘中携带而来，中性打扮、性格豪放的女士被称为“像男士”，为何这不能被称为是女性原本而自然的模样？

　　妇女地位的越发衰落，使妇女节甚至沦为官僚政治的玩物。以“节庆”为由强制女性排练节目，表演给谁看？或举办意义不明的活动，诸如拔河比赛、跳绳比赛等。强制妇女参与活动本身就是对其自由权利的剥削，随时随地可进行的体育运动居然成为节庆之日领导的“恩赐”。究其背后，是不负责任的一些官僚将她们视作政绩筹码，是将女性主义僵化成摆拍的笑脸，以冰冷苍白的数据代替温暖火红的幸福。

　　妇女本就自立自强，无需被谁捧在手心；妇女本就天生丽质，无需对谁浓妆艳抹。

　　一、多重手段异化女权主义

　　妇女节作为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节日，却大范围的被今天的建制保守主义者招安的悲剧已然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新旧权贵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偷窃和招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蒋介石盗用三民主义）。社会意识总是依附于社会存在,再先进的革命思想如果为反动的物质力量所用,也只能论为堂皇的掩饰和混淆视线的工具。

　　当"劳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迈宣言沦为某些部门工作报告中的标准化模板和惯用的宣传话术，当部分地区三八红旗手的评选演变为部门内部的关系博弈——我们不禁要问，建制保守主义者究竟如何完成对革命符号的招安？

　　将镜头焦距于极少数“精英女性”，忽视广大劳动妇女的切实需求，这招叫“模糊阶级叙事”。当妇女节的镜头焦距于极少数"女高管""女明星"“女老板”等统治阶级成员时，劳动妇女的真实生存境况被遮蔽了。某制造业调查显示，流水线女工月经期仍需站立工作10小时，止痛药消耗量是男工的17倍，而在这样的工厂中却不乏女老板和女高管；同样的，当别墅中的贵族小姐们品尝着来自斯里兰卡的昂贵的下午茶，并将其视为女性解放的象征时，斯里兰卡的采茶女工正在世世代代出卖自己的身体。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并非独立运行的体系，而是通过劳动分工的性别化、剩余价值的隐秘榨取、意识形态的互构而形成共生系统，共同维系对无产阶级女性的系统性压迫。资本主义将家庭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免费工厂”以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再生产和弹性劳动力储备。与新自由主义女权在消费领域保障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有关于女性位置的意识形态，负责保障抚养的私有化（家庭化），以此在生产领域确保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足够的利益驱动着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即使是最“高雅”的贵妇和皇后、最“文质彬彬”的女议员、最“和蔼可亲”的女国防部长，也会毫不留情地推动这场战争的爆发，即使这意味着针对平民女性的性暴力事件的飙升。资本主义等于“强奸”和公开合法的“卖淫”，女性解放必须从打倒帝国主义开始。

　　将妇女解放运动交给官僚化的机构完成，这一招叫做“占据生态位”。某地妇联年度报告显示，"举办妇女节活动128场"的政绩背后，是零起实质性性别歧视案件的查处记录。官僚化的妇女联合会不但无法真正捍卫女性的基本权益，反而成为资产阶级父权规则的附庸，以最革命的口号巩固最僵死的体制。在象征女性独立的节日里，不是中年男性官僚坐第一排，看二十出头的青年女性表演才艺，就是强制女性参加厨艺活动并让男同事点评其手艺一类的荒唐景象。庆典成了女性职员额外的工作，甚至在文化上进一步加重了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即使是放假回家，绝大多数的妇女也同样面临着无偿的家庭矛盾。而根据某个地方"妇女创业扶持基金"实际流向显示，72%的资金被用于家政服务培训（强化性别分工），而科技领域女性创业者仅获5%支持。这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当资本需要女工，它便鼓吹平等；当危机来临，它首先将女人赶回厨房。"

　　将革命的群众运动变为“恩情”满满的仪式，这一招叫“仪式化祛魅”。通过年复一年的鲜花、贺卡、联欢会等程式化操作，将充满斗争性的节日异化为温情脉脉的"感恩仪式"。如同马克思批判的宗教异化，妇女节从"改造世界的武器"堕落为"精神安慰剂"。所谓节日的关怀，不过是某种上位者的“恩赐”。甚至于在仪式的一整个过程中，几乎由男性领导主导安排，父权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企图用符号狂欢遮蔽真实的权力结构，"妇女顶起半边天"的口号已然与机关内部女性处级干部不足12%的现状形成辛辣讽刺。而在真正的革命团体，比如毛派的秘鲁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革命军事组织中的女性指挥员干部比例分别达到了40％和60％。

　　将尖锐的革命化的名词和术语一步步替换为无害化的官腔，这招叫“话语体系置换”。正如赫鲁晓夫集团将“无产阶级专政”替换为“全民党全民国家”，今天的官僚文化保守主义者习惯于将将"同工同酬""生育自由"“社会化抚养”等硬核诉求，偷换为"女性优雅职场课""平衡事业家庭"等个体化叙事。某些单位的"巾帼建功标兵"评选标准中，"主动加班300小时"竟成为加分项，彻底倒置了妇女解放与劳动异化的关系。而在某开发区"女性赋能中心"课程表中，《劳动法》解读课时仅占2%，"职场妆容术"却占30%，无独有偶，在"三八节"话题热度中，关于托育社会化的讨论仅占3%，"收礼物指南"则占41%。当革命的话语淡出人们的视线，劳动妇女节最核心的内涵被挖走，只留下任由父权制度摆布的空壳。

　　二、新自由主义女权批判

　　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通过工具化性别平等议程，为市场化转型提供合法性，但其代价是消解了女权主义对系统性不平等的批判潜力。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市场女权主义、虚伪女权主义，有其深刻的现实根基。不同于上世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集体性动员实践，新自由主义化的女权主义由于远离对权力（以传统封建文化/对西方崇洋媚外为土壤的某些意识形态所占据的当代外象征系统）的挑战，强调女性个体的理性经济人身份，淡化群体斗争意识，彻底丧失了作为女权运动的政治根基，在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路上再无回头。通过境内资本与跨国资本合谋的“女性赋权”项目、AIE的转向鼓吹、以及新型政治正确的自我标榜，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统治的趁手工具——强调女性通过市场行为实现个体化赋权，而非挑战结构性不平等，实际上回避了与父权制的对抗，最终与资本主义同床共枕，其核心逻辑宣称“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性别平等可以实现”——因此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一种疯狂的呓语，新自由主义女权从上世纪90年代在塞里斯扎根至今，尚没有解决男女就业平等、同工同酬此类最为基本的经济平等问题，更没有超越毛时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实践中家庭私人劳动领域的社会化困境，在生产力大幅跃升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女权反而显露出历史性的倒退——对阶级斗争避而不谈，割裂妇女权利与法哲学的内在联系，漠视组织化的群体抗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劳动妇女的生存境况毫不关心，完全沦为资本主义消费狂欢的理论辩护士。对于劳动妇女的解放，它一无是处；作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及实践，亟待清算，下文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尖刀剖析新自由主义女权在塞里斯生根发芽并变态泛滥的成因。

“买买买”

　　要解构新自由主义女权的寄生性，首先必须厘清塞里斯新自由主义的几个关键特征：

　　(一)国家与市场结盟

　　(二)社会减少福利供给

　　(三)市场原则占据社会关系的支配地位

　　(四)意识形态构成杂糅多元，前现代伦理与后现代威权共同服务于资本积累

　　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勃兴原本是对凯恩斯主义危机的回应，在批评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后，于凯恩斯主义的废墟上重构国家—市场关系，但它并没有真的抛弃“国家之手”，汪晖尖锐地指出，塞里斯新自由主义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表现是：（1）在稳定条件下要求激进化放权让利；（2）在动荡的条件下要求国家保护市场；（3）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前两点已在实践中全面兑现。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宣告双轨制落幕，随之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逆转，国家与市场的深度结盟掀起生产资料私有化与家庭劳动再私有化的狂潮，国家放权让利予民间资本，通过政策设计将女权主义议题转化为资本积累的附庸。当结盟关系（特征①）不断深化，特征②（削减福利）便成为必然，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以及批量制造市场所需廉价劳动力，这要求国企的大规模裁员，90年代末的下岗潮便是这种关系深入发展的具象化表现，1997年数据显示，284万女工下岗，占国企女工总数的45％，这些被“优化”的女性劳动力被迅速抛向自由市场，成为新自由主义生产方式的祭品。与此同时，竖立其上的AIE叙事发生根本转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话语悄然退场，阶级斗争论述逐渐缺席。而早在1995年，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薛昭在人民日报中的撰文《解决好女职工就业问题》中就曾透露“企业不再办社会”给女工带来的冲击，他小心翼翼地提醒“在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时，对托幼院所的转制问题应持慎重态度”，但其谏言没有得到回应——新自由主义逻辑内在要求于国家与企业的轻装上阵，就必然指向对一切“不必要”负担的拆卸，剥离一切与生产无关的职责，让原本国家与企业需要承担的就业保障与再生产支出职责通通转嫁至个人与家庭的私域，由此，在社会保障领域，大多数企业不再承担女性产前产后服务等社会职能，妇女家庭领域的劳动被社会财政支出回避取得合法性建构。彼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去社会性的女权主义，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和差异政治取代集体团结与阶级政治，与新自由主义达成了共谋。

　　对女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收编，在今日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

　　例如，公私合作下的“妇女创业”举措——

　　当阿里巴巴“她经济”计划提出后，其结果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妇女解放，与之相反，通过鼓励女性微商、直播带货等“灵活就业”形式参与市场的做法，表面上是赋权女性经济自主，实则将女性推入零工经济的泥潭：缺乏社会保障、收入难以稳定、劳动时间无限延长。资产阶级的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不断发生，此类计划以“女性自主创业”之名，实则掩盖社会退出福利供给（如托育服务）后女性被迫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困境。 （需要建立完整的风险分担和生活保障体系）

　　更具讽刺性的是，本土新自由主义还催生出意识形态的畸形杂交：市场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威权主义沆瀣一气，既鼓吹“独立女性”神话，又表彰“传统家庭美德”。儒学复兴运动在官方背书下，对外扮演文化民族主义旗手，对内强化家庭伦理规训。这种撕裂性在所谓“田园女拳主义”中暴露无遗：一面标榜现代女性独立，一面索求传统男性供养；一旦拜金主义遭到质疑，就连其理论鼻祖之一的上野千鹤子也沦为炮打的标靶。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下的“共赢”，亦积极推进工具化性别平等议程，为资本发展提供合法性，掩人耳目，转移无产阶级妇女真正的焦点需求，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为资本谋利：

　　比如，耐克、苹果等国际品牌曾在华供应链推行“性别平等”项目，有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谋求快速的经济增长数据而盲目吸引外资以税收优惠和劳工政策宽松化邀功献媚，缺乏对于国家战略的深刻认识。这些项目大肆宣扬“女性就业率提升”，但是却缺乏对工厂内的性别工资差距、职业健康的了解和对劳动者的负责意识。通过经济上的政绩狂飙，掩盖流水线下女工的实际困境，达成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将女权主义彻底异化为全球价值链剥削的丑恶遮羞布。

　　由于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③市场原则支配社会关系，在合法工作的领域外，人本身不能充当商品的原则已经摇摇欲坠，在各地阴暗的城中村角落，作为公开上班的必要补充，洗脚店招牌下秘密性卖淫产业将妇女彻底商品化，性作为夜市商品屡禁不止，无论铁拳如何打击黄色产业，都无法根本禁绝，市场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呈现上层建筑的干净整洁，却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日益不容，后者的运动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商品化程度上升，如此一来，coser援交、城中村妓女、黑市代孕自然无法禁绝，作为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表现与新自由主义相辅相成，同床共眠。 在市场原则的支配性地位下，女权主义不可避免的被简化为“个体成功学”，彻底背离集体解放目标，用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看待女性权益，实际上只在意自己能否成功，获得父权社会的青睐，具体手段变得无足轻重，关键在于目标的达成。无论是通过背地的卖淫还是援交上位抑或是公开的个体努力以跨越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导向与妇女解放的相反方向：一个资产阶级妇女的成功必须踩在一批无产阶级妇女酸痛的肩上，少数妇女的飞跃其后是多数妇女的摔倒，对于出局的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的女权话语或是嘲讽或是充当可怜的精神安慰剂。

　　赢赢赢，最后输光光！

　　第④点在第③点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在具有本土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通过跨国出版行业的蓬勃发展，各色新自由主义女权理论经由全球文化传播在塞里斯大陆杂糅混合，其意识形态看似多元，实则通过话语收编与选择性整合，巩固资本-父权制的统治。

　　无论是《欢乐颂》《三十而已》等影视剧中的精英女性角色塑造，还是算法平台（如小红书、抖音）通过“女性成长”“职场逆袭”等内容推送，当媒体与消费文化合力塑造“独立女性”形象：高学历、高收入、精致消费、平衡事业与家庭时，这种叙事便已经将性别平等窄化为个人能力竞争，暗示“失败女性”源于不够努力。掩盖了结构性歧视与系统性压迫。当工人家庭的女儿踏入社会分工领域，却发现高管席位早已被男性精英垄断；当她面对资产阶级“独立女性”时，也不会得到后者的丝毫怜悯。

　　至于性别平等政策的形式主义更是屡见不鲜，

　　就算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配额制配合“妇女纲要”推行，也没有触及权力结构的核心——事实上，女性高管多集中于人力资源、公关等非决策部门，且常作为“合规装饰”存在。

　　至于新自由主义女权对妇女权利与法哲学的内在联系的割裂，

　　马克思的话语早就指出：

　　“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哥达纲领批判》

　　女工们的权利一是不能超出市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结构，二是不能超过后者制约的文化发展。然而只要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引入阶级斗争便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从而破坏这个极具压迫性的经济结构以冲击竖立其上的大他者的法的机器。例如，通过阶级对抗逼迫资产阶级让渡一些剩余价值提高工人的工资，通过阶级斗争成长出来的阶级意识改写社会文化中无产阶级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广义意义上的）的弱势地位，并将妇女捍卫自身权益的意志输入资产阶级的法律，迫使其承认妇女解放政治组织的合法存在，避免事后被清算。必须清楚，关于妇女合法权利的斗争，行动是第一性的，通过正当的行动（斗争）才能将合理的需求正当化，而这种斗争并非是由某种大他者所授意的，能给人民授意的只有也只能是人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要求——“要牢牢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新自由主义的女权理论完全不能理解现代社会妇女权利与阶级斗争的法哲学联系，以至于在内容中表现为极度的营养匮乏，完全不能指导劳动妇女的解放事业。

　　三、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旗帜

　　所以，为了重新回溯到体现最广大女性群体利益和真正能够反抗大他者压迫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女权主义和妇女节呢？

　　企业的“女性赋权”计划，例如开展职场培训、设立女性友好工厂等，似乎是在推动性别平等，然而实际效果却是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分工合法化提供掩护。跨国公司在推行“女性领导力计划”的同时，却仍然维持着底层女工的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甚至无视性骚扰问题。它们通过象征性的改革粉饰企业形象，使女性赋权沦为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宣传噱头，而非实际改善女性劳动者的处境。归根结底，这种做法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一种包装，其目的不是解放女性，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女性劳动力为资本创造更高利润。然而这些表面的粉饰并不会改变实质上的矛盾，如果女性不能在外象征系统的结构中改变自己的符号点位，那么就始终改变不了主奴辩证法里所谓的依附性。因此，为了实现女性这个整体的解放（而非少数个人通过对于其他个体的压迫而成为主体），必须撕掉消费主义那些冠冕堂皇的幌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女神节”这种对于妇女节的歪曲和倒错的异化），让由于诸多因素而被藏匿起来的封建父权（家庭矛盾），性别矛盾，阶级矛盾成为一个公开的东西，承认目前所有的一切的隐秘的实在，由此女性主义才能重新成为一个运动的，实践的东西，从而找回它在历史中所丢失的解放性与革命性。

　　与此同时，在文化层面，新自由主义女权进一步通过媒体、影视、社交网络等渠道强化消费主义话语，使妇女节成为一场盛大的“性别营销”狂欢。女性解放的概念被扭曲成“变美即自由”，鼓励女性通过消费昂贵化妆品、塑身衣、微整形来“赋能”自身，仿佛只要拥有完美的妆容和身材，就能在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这种观念不仅掩盖了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更将女性的社会价值锁定在外貌和消费能力之上，使她们在消费主义的幻象中丧失对真正自由的追求。而这种所谓的后现代的无意义的符号解构与西方消费主义的洗脑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将“女性”变成“无器官身体”的异化（将女性当作一种单纯的符号结构，而非一个同样在社会中具有能动作用和自我意识的主体）。女性并非为了迎合谁或者依附谁而存在，更不应该沦为社会之中被刻意迎合和消费瞄准的对象。女性也有自己的声音，美也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真正的自我意识需通过他者的承认确立，但单向支配（主奴关系,作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大他者支配着被迫服从于这种所谓社会审美和规范的女性个体）无法实现真实的相互承认。而通过对于这种非理性文化的反抗，群众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并非依附于大他者的无意识言语，而是基于个人本性和科学地思考后所选择的意识形态）。“真正的自由永远诞生于对压迫的反抗和超越之中。”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新自由主义女权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战略性吸收与再利用。它摒弃了阶级分析，规避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将女权主义简化为个体化的成功叙事，进而削弱妇女集体抗争的力量。当妇女节从纪念女性斗争的日子变成消费主义的节日，当女性权利的诉求被简化为购买力的提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而非进步。西方式的原子化个体理念和社会生产方式将我们每个人隔离，名为自由，实为囚禁。自由本义应为自在且自为，而从人类历史上来说，脱离集体，人类自为的空间将大大减小，——甚至连完成哀悼来排解实在界的创伤都做不到，因此近些年社会上的抑郁率逐渐越走越高。而作为原子的抗争，也注定无法改变作为被异化的AIE和后现代主义的大他者实体化的系统性压迫。

　　因此，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回归到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点燃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火焰。妇女解放不能仅仅指望或者祈求依靠市场或政府的恩赐，而应当依靠广大劳动妇女的集体行动，摒弃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体系，推动社会福利的普及，确保劳动妇女的基本权利。只有认识到压迫的实质是什么，打破资本与父权的共生关系，建立以社会化生产和公平分配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女性才能真正摆脱被剥削和被操控的命运。

　　今天，当妇女节的本质被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化的仪式所掩盖，然而，妇女节绝不只是一个庆祝女性存在的节日，而是一个提醒所有人继续斗争的日子。劳动妇女的解放，绝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和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真正的妇女节，不是鲜花与口红的狂欢，而是觉醒与斗争的呐喊。

　　没有全体妇女的解放，便没有真正的解放！女同胞们，妇女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