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2011年寒假贵州下乡调研报告

 　　下乡时间：2012年1月15日至1月30日

 　　下乡地点：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牛棚镇新营村、中寨村、新关村、团山村

 　　志愿者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毕节学院、云南农业大学

　　关键词：惠农政策 市场经济 农产品价格 黑煤矿 民风

　　前言

　　写此次调研报告纠结了很久，不知道从哪里写起，从哪里结束。与其说是调研报告，还不如说是调查感想。因为用”调研”这个词感觉有点儿大，无形中夸大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内心有愧。作为一次普通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因能力有限，我们给当地村民没有创造多少东西。在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增加其收入方面我们更是无能为力。仅希望以我们的亲身经历为背景，详细写出他们的生存现状，让更多的有心人了解并关注大山的那边。

　　因交通及时间等原因限制，此次下乡调研我们以新营村和中寨村为重点对象，以家访的形式伴随我们的支教工作同时展开。因此调研的农户多半是有孩子在新营小学读书的，其实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孩子在那里就读，因而调研的农户极具代表性，能够本真地放映村子的状况。同时我们以孩子老师的身份进户调研，更容易使村民接受我们;以孩子的学习为切入点，更容易拉近关系。

　　四个村子已属贵州省边界，翻过两座山便到了云南省境内，距牛棚镇也有两小时的车程，可谓“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政府的许多政策这里享受不了，但民风淳朴，治安很好。村民对当下的生活多持乐观的心态。他们很容易满足，下面我来一一陈述。

　　一

　　我和队友朱炯走访的第一户便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1，农村养老保险金难以发放。2，贵州省针对全省的病危房改造款拿不到。那是个五口之家，三个子女皆外出务工，老两口均年过六旬在家务农。种有土豆、玉米、烤烟，一年一季。家中有一头耕牛、猪、鸡等牲畜。其中仅有烤烟拿到村收购点卖，土豆和玉米多作为牲口的口粮，猪和鸡则在重大的节日里自家消费。三个子女还没有回来，家里的年猪也没有来得及杀。房屋十分破旧，房子的侧墙已出现数道裂缝。攀谈中尽管交流有障碍，但也能了解个大概。上述两个问题解决的最大症结在于家里在乡镇机关里没有可靠的人，没有任何裙带关系，因而拿不到钱，享受不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老伯口中得知反倒是那些有关系的人拿了钱，把原本结实的房子拆了重新建造。

　　这就是乡村的哲学，永远摆脱不了熟人社会。在这之后的走访中从其他村民口中均证实了老伯的说法。老实巴交的农民很难享受那些有伸缩性的国家惠农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切实体验了一把。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不断提出反而更加严峻了?从这个例子中以小见大，足以解释是什么原因了。单个的农民是没有力量也没有资本和基层政府干的，他们多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任人拧捏的柿子。

　　出了老伯家，望着门前挂满红柿子的“刺花”树，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很规矩地从小学念到大学，一直接受“正统”教育，一直感受政府光鲜的一面，把家庭的穷苦与不幸推给上一代人，一直相信政策(比如我们家五个子女，早已违背国家的生育政策，因而罚钱、没收房产是理所应当的，穷是应该的)。可突然间感觉那是错误的。政策永远是虚的，等把他落实下来早已面目全非，不和时代的需要了。同时也感觉自己是个大白痴，整天看报纸，原来总是在看谎言。课本上的、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以前的我也仅仅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小骗子，骗了我圈子里的人。真实的中国貌似很难上得了桌面、登得上大雅之堂。这次走访是当头一棒把我打醒，让我反思脚下的路。暗自庆幸这次有点儿疯癫的下乡活动将会有很大的收获，至少是在学校的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

　　二

　　村子当前的主要经济作物有烤烟及核桃。在所有走访的农户中我对烤烟一直不太感兴趣，仅了解到牛棚镇上有国家专设的烟叶收购站，收购价格由烟叶站说了算，农民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丝毫没有定价权。村子里田间地头饭前屋后都是核桃树，并且长得粗壮高大，可知这核桃树树龄之高、品种之老。调研过程中我们也从未享受农户端出核桃的款待，一问才知核桃早就卖了。但价格极低，一般农户售卖价格仅为6元每市斤。真不敢想象什么是暴利，目前昆明市场上核桃20 元每市斤。农民就是这个处境，可怜、可悲。

　　年前我去菜市场买菜，用一块钱仅买到一根胡萝卜。而晚上和河南的朋友聊天，他们家种出的胡萝卜仅卖两分钱每市斤。再举大蒜的例子。我的家乡主产大蒜，而在“蒜你狠”那年，村子里多以4元每市斤卖给那些中间商贩收购者，同期的大城市蒜价能炒到16元每市斤。

　　农民的处境很尴尬，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炮轰下。农产品价格为什么出了农村这块穷酸地儿就金贵了?农民永远是最低端的劳动者，干最重的活，得最少的钱。太不公平了，但现实是农民缺乏技术，没有自己的农产品销售代理，没有自己的品牌，仅能生产最初级的农副产品，因而更加没有市场话语权，也得不到多余的利润。同时我又感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和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一样地!牺牲最廉价的国内劳动力及环境来换取最低的收益。为什么?同样是没有核心科技，没有话语权，拳头不硬，光嘴硬是不够的。

　　村子以前还有一种经济作物——苹果，又名“黄元帅”。因村子气候干燥，全年日照时间长，海拔较高。为此产出的苹果糖分含量极高，缺点是苹果个头小。走访中我也品尝了不少农户家的“黄元帅”，的确好吃的不得了。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去农户家里买了几十斤吃，一块钱每市斤，结果三天就被我们消灭了。但为什么村子里的“黄元帅”也被消灭了?

　　原因和核桃差不多。五六年前，村子里苹果树比核桃树还多，产量十分惊人。起初还有外面的小商贩进山里收购，当然价格也不高。但种那么多吃不了多少，尽量卖了去。但之后随着油价上涨，市场上苹果行情变差，供大于求。小商贩也无利可图，就不再进山里收购。使得村子里的苹果都烂在树上，卖不出去也吃不完，没有销路也只能任其在树上发酵。因此村民多半把苹果树砍了，仅留四、五棵供自家消费。

　　市场经济牺牲了众多农民的利益。以上这几点无不说明着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面临的尴尬问题——产销对接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了很久并且越来越严重。是农民?企业家?还是政府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它解释了为什么大批农民跑进城市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当农民工?为什么农村有大批的耕地抛荒?为什么农村有大批的386199部队?为什么城市有大批的辍学童工?为什么中国西部的农村在一点点衰败、一点点消失?

　　我不是愤青，我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平凡的志愿者、认真思考的农民的儿子。

　　三

　　我以前仅在广播里或电视上听说哪里发生了煤矿瓦斯爆炸或透水塌方事故，造成多少人的伤亡，身边倒也从未发生过。但这次下乡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令人心寒!

　　年后开学的第一天便听说四(2)班一名同学的父亲去世了，因而没有来上课。当天队内便决定次日带点礼品进家中安慰一下家人及孩子，当时根本就没有预料到其他任何情况。第二天我们五人由几名同村的小娃娃带路到他家，刚到的半个小时内心并没有什么触动，仅是对其家庭的不幸变故感到难过、遗憾。但队长和其家族的长者交流中才得知，该同学父亲并没有那么简单，家庭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孩子父亲大年初二便去黑煤矿里做工，挣钱不要命。结果真发生塌方事故，被砸死了，年仅四十岁。家中扔下两位八旬的老人，四十岁的妻子，三个不懂事的娃娃，其中一个连小学还没有上。煤矿主是本地人，事故私下里解决了，矿难问题政府也知而不闻。社会各大媒体也无需报道贵州某地黑煤矿发生矿难一人死亡、数人受伤的新闻了，省了不少焦点。但这并不是偶发事件，在村子里因矿难而造成的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但好像每次事故都没有被宣扬出去。国家每年的矿难伤亡人数真不知道打了多少折!

　　孩子的不幸?家庭的不幸?还是中国农村的不幸?

　　四

　　我说当地民风淳朴是有原因的。某次调研刚出学校翻过一个山包便遇到两个放羊的娃娃。我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刚放学就把羊赶出来了?是不是家离学校特别近?谁知这两个娃娃淡定地说是吃过午饭才把羊赶过来的，家离学校有半个小时的距离。我反问你们不担心羊会丢吗?他俩似经验丰富的老者道：“丢不了，跑丢了村民也会帮忙送回来的。”我当时就很惊异，民风太好了。如果全体国民都具有这样的民风，我想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不至于发生、倒在大街上的老人不至于没人敢向前帮扶吧?道德滑坡、精神颓废早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极不协调、均衡，社会有点儿畸形发展。一个精神不强悍的大国很难成为强国。

　　后记

　　我感觉下乡期间吃的水果要比我上大学以来还要多，吃的柿子更是比我之前的二十年还要多。不要不相信，问问我的肚子她会告诉你的。

　　当地村民的热情、朴实无时不刻不打动着我，即使沟通有一些不方便，但他们很重视、很乐意和我们这群陌生人聊天，讲他们的家境、子女的学习、打工的辛酸、种田的劳苦、日常的琐碎生活。好似我们是他们的几辈子的亲戚，最能依靠的天外来客。每次进户走访我都有一种救世主的感觉，内心有种强烈的欲望，但每次我均很难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给他们。期望——希望——失望——绝望，反反复复，折磨得要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