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贺雪峰教授商榷：农民道义经济救中国？

　　印度茶农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所谓的“道义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的铁爪下是不堪一击的。在市场经济下，面对大资本的冲击，无论是“家庭农业”还是“中农”均难以保持为一个稳定的阶层。

　　【原编者按】美国人类学家Sara Besky在新作《区分大吉岭：印度“公平贸易”茶叶种植园里的劳动力与公义》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里对印度茶农的调查发现，工人早已看到他们的困境是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果，但没有一项运动关注过劳动者对种植园现状和未来的理解。因而，强调知识产权的地理认证、提倡消费者买单的公义贸易，以及隔以及隔靴搔痒、试图重建道义经济的自治运动，其结果只能是大吉岭茶叶价格上涨，新市场得以开拓，但利益都被所有者夺走，劳动者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却日益低下。

　　原书封面

　　詹姆斯·斯科特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和缅甸的农民起义时总结了两个动因, 一是认为政府坚持征收稳定岁入的手段完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 二是此时的农民失去了可资利用的生存退路。这反映了农民生存限度与道义两个共生的普遍情境。斯科特主张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原则提示了存在引起农民反抗的行动限度。庄孔韶认为，按中国汉人社会的惯常用语,类似于“不仁不义”的社会经济不公正行为其实质是当政者违背了农民心中的社会平等观, 对农民的索要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限度导致了农民的义愤。

　　在讨论如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时，有许多学者仍寄希望于村社文化和道义经济的重建。贺雪峰提出，三农问题的根源是由于乡村社会无论在道德、家庭、社会组织等方面都走向了“原子化”，并走向解体，崩溃。因此，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而非发展高效率的农业，即从道德、文化方面去“改造农村”。在近年的研究中，贺雪峰和其他一些学者留意到农村地区新生的“中农”阶层，他们指出这个阶层的出现为乡村注入了活力，成为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坚力量。例如陈柏峰认为，“农村中间阶层农民所获取的收益更多，中间阶层就更加稳固，农村社会就能更加稳定，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定的农村基础”。他们寄望这个阶层成为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保持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温铁军在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时，探讨了村社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提倡村社合作和“组织租”。这种提倡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表明温铁军实质上是想保存农村的村社制度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在21世纪，面对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挑战，道义经济能否救小农，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美国人类学家Sara Besky在新作《区分大吉岭：印度“公平贸易”茶叶种植园里的劳动力与公义》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里的调查发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Besky 历时数年考察了印度北部大吉岭地区的茶叶生产，她以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为关键词，从劳动者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作为社会和生态形式相结合的种植园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自19世纪50年代起，茶叶经济一直是大吉岭地区的经济支柱。在殖民地工业时期，当地的经济体制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即庄园主为种植园区提供包括医疗、水电、教育等在内的福利结构和资本再投资，作为回报，采茶人则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并照顾好种植园的农业环境。工人、土地和管理者三方的关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亲属关系， 是以关心、服务为基础的“和谐”关系，三方一体的道德经济形成了劳动者所理解的社会公正的基础。殖民时期，虚构的亲属关系和真实的经济关系保证了大吉岭的繁荣与稳定，且这种互惠的关系可以约束和调节不公。

　　随着种植园生活的变迁，面对21世纪的消费者们，面对土壤衰退、品牌竞争等现实情况，为了重新打造品牌、拓展市场，大吉岭人尝试了三种方法，分别是地理认证、公平贸易以及民族自治运动来进行改革，试图走出经济困境。但在重塑的过程中，当地的环境、历史以及社会政治等因素却被忽略了。对种植园所有者和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产权、价格和利润，但对茶园和工厂里的劳动者来说，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公义的理念源于道义经济的义务与责任，是同土地、尊重、稳定的经济体系分不开的。大吉岭的茶农要求的公平和正义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模式，包括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劳动身份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前，采茶人依附庄园主而生存，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将劳动者同国际市场以及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曾经保障劳动者生活的道义经济体系日渐崩溃。大吉岭人欲将公义和现代性带入种植园的三种尝试，却证明了外界对第三世界农业的想象遭遇种植园的现实情况是如何失败的。

　　首先是“地理认证”(Geographical Indication)。大吉岭茶叶，作为一种工业化的农作物，被包装成一种独特的风土产品，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国际规则重铸成“传统知识”。地理认证以知识产权制度为核心，通过地理认证，大吉岭茶叶和茶人的知识变成了印度的民族遗产。这种只关注产权，而不关注劳动者眼中的公平正义是什么的认证，并没有给劳动者带来实际利益。

　　其次是公平贸易认证(Fair-trade Certification)。在公平贸易的认证者看来，“公平正义”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组织主导，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公义，鼓励劳动者不要依附于他人，要抓住全球化经济中的机遇，形成自己的事业。然而，大吉岭的采茶人对这种“商业策略”颇为反感。这种“美好的愿望”的落空主要归因于公平贸易的政策缺陷。公平贸易所主张的“消费拯救贫穷”的理念，改变了原有道德依托关系，为所有者提供了借口，他们不再向劳动者提供各种福利保障，将责任推给市场。此外，消费者多付的钱并没有流向劳动者的口袋，而是直接进了所有者的腰包。尽管所有者在认证机构的要求下成立了联合会以监督利益分配，但实际情况是，联合会的成员大多由所有者任命，因而名存实亡，毫无监督力度。这种不透明的分配制度完全颠覆了公平贸易的本意。最终，这种试图消除不公的认证制度，反而逐步瓦解了当地生活的稳定性，加大了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最后是廓尔喀民族自治运动。过去，廓尔喀人(Indian Nepali)为殖民者服务，得到了经济保障和社会认可。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种植园便交由印度人经营，他们不仅边缘化廓尔喀人，而且也不再提供任何保障。在印度的民族国家的语境里，廓尔喀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直饱尝身份危机的折磨。要求单独成立廓尔喀邦的运动从80年代起从未停歇。但当运动领导者们获得了半自治的权力来管理该区后，却逐渐丢失了独立城邦的理想。半自治的结果令大吉岭人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民族独立，争夺土地是公义的前提。只有自治了，他们才能回到道义经济体系中，找回曾经的稳定生活。Besky批评了自治运动从不表达劳动者的要求，也不关注种植园体制改革，从而使得运动流于表面，没有涉及经济不公和自然资源问题。

　　作者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从长期相处中了解劳动者的看法和想法。她发现工人早已看到他们的困境是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果，但没有一项运动关注过劳动者对种植园现状和未来的理解。因而，强调知识产权的地理认证、提倡消费者买单的公义贸易，以及隔靴搔痒的自治运动，其结果只能是大吉岭茶叶价格上涨，新市场得以开拓，但利益都被所有者夺走，劳动者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却日益低下。而面对自治运动的失败，大吉岭的劳动者们该何去何从，“公义”该何处寻?

　　反观中国，印度茶农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所谓的“道义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的铁爪下是不堪一击的。在市场经济下，面对大资本的冲击，无论是“家庭农业”还是“中农”均难以保持为一个稳定的阶层，陈义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活资料商品化以及生产资料商品化的冲击下……农业逐渐由传统所认为的简单商品生产为主的小农日益被抛出农业生产;中农在资本主义式家庭农产的兴起过程中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群体，呈向两极分化之势”。再加上我国现在的农业科技已经退化落后，农业化肥污染严重等问题，重建村社文化和道义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今天的小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农业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的情况下，在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分工中，种子、化肥、农药、加工、运输、销售等，完全由其他市场主体控制，小农既不能掌握生产资料，也不能掌握市场，只能为上下游的农业资本打工，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小农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却又深陷市场的漩涡而无力自拔。因此，严海蓉等学者提出解决农民困境的方法应该是实践人民食物主权，“食物的生产和分配应以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以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为主导，以地方化为主要的经营模式”，即通过组织化(如台湾主妇联盟，“农民之路”运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要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重构生产和消费关系，尽最大可能保护国内市场。另外还有合作化道路，比如温铁军提出“综合农协”方法，杨团和李昌平等人设想通过合作赋权于农村和农民，并在合作中使得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文化相结合。黄宗智的提议多少代表了这种共识：“一种不同的看法是，中国农业仍将以农民家庭经营而不是资本主义经营为主。它的理想前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集体化农业，而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一如恰亚诺夫原来所设想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支持远超于对合作社的支持的事实，无论是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农民，还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社，这些学者都呼吁政府节制资本，以此作为农村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