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上半年，我以一名中文系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河北省双原县杨镇杨村的一个中学支教。
杨村比较偏。我早上从北京坐车到了双原县，然后拎着蛇皮口袋走出了公交总站。刚出大门，黑车师傅就围过来大声喊：“去哪儿去哪儿!小伙子去哪儿!”
“杨……”
“杨镇!差一个!上车走!”师傅“tua”地往路边吐了口浓痰，把一根狗尾巴草射得晃了半天。
傍晚，我顺利地和先到的几位本科同学在双原七中会了师。孙老板是大庆人，教历史和地理，绰号来源是因为比较阔;马桑是衡水中学里杀出来的，教数学;崔哲是英语老师，他的吉林籍贯和名字一度让我以为他是朝鲜族;罗老师在七年五班当班主任，是个脸圆圆的四川女生，喜欢打川麻却不会算分——
“唉，榆木脑壳!”
噢，还有我，一个老家在苗寨的贵州人。总之，七年级最差的五班和六班，就由我们这帮二十出头的学生包圆儿了。
双原七中是前几年修的，合并了杨镇好几个村的教学资源。政府的初衷大概是想炖佛跳墙，可现在看起来更像一锅杂合面粥。老实说，这儿的基础设施很不到位：操场覆盖着大片褐色的沙土，“大风起兮云飞扬”;厕所是旱厕，老师和学生的空间只有一墙之隔，能互相闻到对面抽烟的味道;路灯杆上印着某个基督教组织捐赠的字样，晚上啪地一亮，昏黄的灯光会让人一下子陷入宗教感召。另外，每间教室都配了高科技的电子显示屏，但看上去就像在豆浆里拉花一样不协调，我严重怀疑师生对它们的功能开发不到百分之十。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了在老家县城读书的日子。
我去的第一天上了大号，就先说说厕所。这个厕所的“老师间”有一个小便池和三个并排的坑位，但空间非常逼仄，坑位之间还没有隔板。这儿的通风很好，当时我脱了裤子往中间的坑位一蹲，寒风吹得屁股一阵阵地抽，愣是一条整的也没大出来。我往前看了一眼：这都快4月了，小便池里还结着大块淡黄色的冰。
一个穿着老式西服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了。他看见我在中间的坑位上，似乎迟疑了一会儿，但还是在我旁边蹲下了。我默默地看着前方，他也默默地看着前方，我俩就这么肩挨着肩，一起看着前方，一起大号，一起沉默。
他终于开了口：“你是新来的吴老师吧?”
“是的……您是?”
“我是教导主任，姓李。”李主任在厕所里露出了官方微笑，他的牙被烟熏得焦黄。
“李主任，您好。”
“你好。”
打完招呼，我俩无话可说，于是继续默默地看着前方，听着物体掉落的声音。讲道理，和教导主任肩并肩地蹲坑，这种体验不是经常有的。我犹豫了半天，准备找点话题，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那什么，七年级的语文……”没想到李主任已经站起了身，边系腰带边说：“小吴，我先走了。”
我愣愣地说：“好，慢走。”于是李主任笑了笑，飘然远去。我看了一眼小便池的冰，回过神来，觉得刚才像做梦一样。
我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里，在厕所里蹲了很久。
二
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加起来一周18节课，我在大学都没有一周上过这么多课。我拿到了课本，然后跑去问孙老师：“孙老师，请问有没有教辅书?”
“啊?还没发下来呢。可能再等半个月?你就先看着办吧小吴，我信得过大学生!”她对我微微点头，然后往一班去了。
孙老师四十多岁，本地人，教的一班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想来也是，学校怎么可能放心把好班交给一帮年轻人呢?我从教研组办公室走出来，看见教学楼第一层的六个教室按照成绩从左往右排好，雪国列车似的。
没有教辅书，我决定先讲古诗词和文言文，毕竟这些比较容易在网上找到课件。做好了PPT，我第二天早上便开始上课了。我先认识了一下学生，然后开始讲李清照的词，没什么新意，也无非就是交代一下作者和背景，然后疏通文字，串讲文意。末了，还有几分钟，我让学生叽里呱啦地背书。
“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圏浴锅连。牧童捌玖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随园诗话》。
我发现有个同学在睡觉，于是走过去把他叫醒：“干嘛呢?上课睡觉?”
后来我得知那学生叫程维，是班上的“觉(jiào)皇”。他脸都睡红了，先是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老师，我没睡……”
“老师，打他!打他!”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子在旁边起哄。我问旁边一个同学：“其他老师碰见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嘿嘿，用戒尺打手心儿!”
我在讲桌上找到了木戒尺。这戒尺是孙老板买的，他和罗老师先来了一个学期，很为班上添置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件。我拿起戒尺，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弟子规》——也就是那帮留着胡子穿着唐装整天拿南怀瑾和于丹忽悠人却从来不肯认认真真读原典的国学神棍拿来骗钱的玩意儿。我有点哭笑不得。
“手，伸出来。”我对程维说。程维嬉皮笑脸地把手伸出来，大概以为我不会用力打。我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十分清脆地打了一下。
“哎哟——”程维疼得倒吸凉气。我转过身，对班上的同学心平气和地说：“其他老师要打，那我就也要打。你们看着办吧。”同学们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叽里呱啦地背书了。
放学后我拿起那戒尺看了看。程维说：“老师，你看啥呢?”
“我在看《弟子规》。”
程维凑过来看了半天，说：“老师，《弟子规》好不好啊?”
“有好有不好。比如你看这一句：‘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就是说父母有错，你应该反复笑着劝说，即使因此被打，也不能有怨言。——这是句混账话。”
程维笑道：“老师，那你打我，我就该抱怨你了呗!”
我戳着他脑门说：“你这小兔崽子，你说我为啥打你?”
“我上课睡觉了，你生气。”
“实话告诉你，吴老师活了二十多年就没怎么生过气，你要真让我生气了那是你本事。我打你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犯错就该挨罚。上课睡觉这事儿，你也认为是错的，我也认为是错的，咱全班都认为是错的。那在班级这个环境里，睡觉就得和挨罚挂钩。懂吗?”
“说得好，说得妙!吴老师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程维边鼓掌边跑。我拿起戒尺就追：“兔崽子站住!我打不死你!”
“说话不算数!说好了不生气……”
程维像个马驹一样撒着欢儿跑远了。语文课代表怯怯地来到我身边，欲言又止。我问小姑娘：“怎么了?”
“老师，那个，你PPT能不能字调大一点……后排的同学看不清……”
我反应过来了：我在学校做PPT习惯用很小的黑体字，而且因为喜欢极简，所以经常大片留白。我眼前闪过椰子汁的包装，然后点点头：
“好的。”
三
吃了晚饭我来上晚自习。课间的时候我问：“小卖部在哪儿啊?”
“老师，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老师!”
两个小孩唰地窜到我身边来了。这俩活宝，我管他们叫精细鬼和伶俐虫。精细鬼捎走了我的木戒尺：“老师，我给您拿这个!”伶俐虫顺走了我的语文书：“老师，这个我给您拿!”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你俩，前方带路的干活!”
精细鬼和伶俐虫带我来到了小卖部。我进去溜达了一圈，很小，东西也少。那些辣条和冰棍我小时候吃过，没想到现在学生还吃这些，而且包装都似曾相识。我点点头，正准备出去，俩活宝一下子在门口堵住了。
精细鬼笑嘻嘻地说：“老师，您不买东西?”
“没啥想吃的，不买。”
伶俐虫马上接腔：“老师，您不想吃，我想吃呀!”
“对呀，我们都帮您拿东西了，多辛苦!您不得给我们点儿好处吗?”
我拧巴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不对!你们帮我拿东西是自愿的，不存在劳动债权的关系。我没有告你们擅动私人财物就算好了，你们还敢要吃的?”
伶俐虫嘿嘿嘿地笑：“可是您是老师呀!”
“……什么意思?”
精细鬼说：“您一个老师，怎么好意思跟学生较真呢?”
我正要说话，伶俐虫又抢道：“再说了，我们学生也就算了，您一个老师，进了小卖部不买东西，多没脸呀!”
“可不是吗?多没脸!”
“你!”我瞪指着他俩，一时竟然说不出话，心里全是orz。半晌，我从兜里掏出一块钱给老板：“拿两根棒棒糖。”——终日打雁，被雁啄了眼!
回到班里，我板着脸对两人说：“手，伸出来。”
“老师!干嘛打我们呀!”
“我生气!”
“您白天说过不因为生气打人的……”
“哪儿那么多废话!伸出来!”
精细鬼和伶俐虫叼着棒棒糖把手伸出来，我轻轻敲了一下，俩人转身就跑进了教室：“谢谢老师!”
下了晚自习我在办公室里葛优瘫，呆呆地看着墙上的“双原七中教师行为八不准”，第二条写着“不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假如我在北上广一流的中学教书，我是绝对不会打学生的。那些学生从小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在父母灌输给他们的体系里，体罚是落后的教育方式，会对身心健康不利。既然都这么认为，那体罚也就“确实”会对身心健康不利了。我要是这么打人大附中的孩子，伤害他的自尊心，他指不定就会在班上哭起来呢。
我从小学到初中都被老师打过，也被父母打过。七岁的时候偷东西，我爸气急了，把铁丝衣架都打弯好几个。大一时我把这些事讲给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听，他非常惊讶地说：“你居然没留下什么心理疾病!也是厉害……”
我当时听到这话觉得不舒服，但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后来看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觉得当代中国城市对农村的审视，几乎就是书里西方对东方的关系。在一些拥有话语权和传媒资本的城市人眼里，旧中国的道德体系是天然封建落后绑定在一块的。先给它把死刑判了，那还怎么讨论呢。即使我现身说法，说我被体罚这么些年也还活蹦乱跳的反对者也可以很轻松地拿《肖申克的救赎》举例子：你是布鲁克斯，在高墙里被“体制化”啦!
小时候适当接触细菌，长大后免疫力更强，不是吗?我倒不是要争孰对孰错，只是觉得不同语境不同做法罢了。用循环论证的话语粗暴地否掉任何一边，都近乎懒政。
正乱七八糟地想着，崔哲一脸疲惫地走进了办公室。我问：“崔，你觉得我打学生是不是不‘现代’?”
“哎呀——可拉jb倒吧!咱在这山旮旯还拽这黑话干啥?”崔哲点了根烟，一脸我操的表情。
我苦笑。刚才这些想法在大学里是不敢在公共场合说的，许多同学讲的都是自由、平权和现代，打学生这种事，可以说是政治很不正确了。不过还好，天高皇帝远，没人管我!我收拾书包准备回寝室，嘴里开始悠悠地唱：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本文中出现的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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