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能否多关注点农村的“小事”？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四川宜宾高速桥下一弃婴，其母为12岁留守儿童，谁是万恶的罪犯至今尚不清楚。愤怒!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又是留守儿童，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这个家园很大很美，美得天天被媒体挂在嘴上向世界夸耀。

　　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大事很多，多到让世界每天都看花了眼。

　　以前，人家不听是一回事，评评“大事”倒也无妨。现在，我只能感叹“大事”乃无关小百姓之事，得闲莫议朝纲，避席畏狱，著文为梁。

　　这些年，每春的“一号文件”为农村，每春的“二会”都关注留守儿童。然而，“中午加个菜”就是关注的全部吗?何况，这个菜在每个地方未必都能到位。留守儿童不是小问题，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粽子纸度问题，法也出了问题，不做大的运动式调整，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

　　把时间再往回推推，我们可以看到：

　　2013年12月，莆田14岁留守儿童杀死8岁女童并抛尸；

　　2014年8月16日，自贡13岁留守儿童害死3岁幼女抛尸粪坑；

　　2015年8月4日，毕节一对留守姐弟在家中被害；

　　2015年8月14日，亳州市一对留守的亲姐弟在家中双双被害；

　　2015年6月11日，毕节茨竹村一家四个留守儿童服药农药自杀；

　　2017年4月27日，上饶市徐家村15岁留守男童焚尸11岁留守女童；

　　另外，因为农村劳动力外流，空心化严重，导致了一系列治安及社会问题：

　　2016年8月31日，17岁少女遭村主任强奸喝下“百草枯”；

　　2015年6月12日，衡阳一对小姐妹因捡垃圾食物吃中毒死亡；

　　2015年4月3日，忻州市繁峙县大营镇新圐圙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将四人带入山沟集体枪杀；

　　另据新华社报道，湖南邵阳出现“无妈村”，一个村子出现132个无妈的孩子，逃婚的，骗婚的，离婚的，非正常死亡的，形形色色，令人揪心；

　　2016年11月23日，央视报道发达地区非法使用童工现象较为普遍，暴力使用童工亦大量存在；

　　凡此种种，几十年前，我是闻所未闻，活在当下，我是不能不闻，进步中的“新闻”。

　　在一个“金钱剥削道德”的时代，你谈道德，会被很多人帖上“虚伪”的标签，你写批评文章，会被领导喊话“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高地评判他人?”，“大事”不能评，道德也不能评，你还能让小老百姓评点什么?

　　农村，年年获得“一号文件”的青睐，是好事。但又是多大的好事?它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改变?吃饱了?喝足了?清闲了?自由了?除此之外，农村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怎么办?农村的“小事”光靠投钱能不能解决?

　　有人曾经跟我讲，你也别太关注农村和农民，人家农民的日子过得比你还好，用不着为他们操心。

　　错!大错特错!

　　我真不只是为农民操心，农村和农民的事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你能讲城市的问题与农村的问题不是相互关联的?农村问题不解决，你城市想高枕无忧地过平稳日子?不可能的。农民主体这么大，矛盾积累越深，问题积累越多，爆发的时机一到，其威力就越不可想象，其波及的范围是没有空间限制的。

　　“一号文件”还要不要投向农村?要。但是，需要做一些改变，建议将“一号文件”上升为“一号改革”——农村体制运动式改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号文件”的作用只能是给农村打补钉，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土地确权和流转政策也不是基于为农民服务的改革，很象是农村的维稳政策与分层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进行了两次大运动式改革，第一次是集体化的土改运动，第二次单干化的土改运动。现地，需要进行第三次新的土改运动，不打响这一运动战，中国农村的所有改革都将是表面性的，其结果只能是将矛盾一层层积压，直至某一天的喷发。

　　象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天天担心中美打仗会死人，天天担心中印打仗会死人，天天担心东海、南海打仗会死人，好象都很热爱和平珍惜生命似的。其实，目下天天能看到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受难的人受难了。

　　十几亿双眼睛天天都盯着震惊世界的“国事、军事、复兴事、天下事”，网络与微信圈里疯转的全是诱发荷尔蒙的“爱国大片”和“伟大创新”，“留守儿童的死亡和被奸”不过是和谐盛世中的一小点“不和谐”，转发这种“负能量”的东西就是有意与主旋律作对。

　　人是怕死的，我也很怕死，我不但怕死，还怕丢饭碗。有关农村的“小事”，自然不敢再往更大的地方拐，我只能套用一句名言：农村的“小事”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晴朗的夜空，有很多星星，如果你只盯着一颗星星看，会越看越觉得它很亮，但是，如果你再盯着其它的星星看看，又会发现，这颗星居然比原来的那颗星更大更亮，月亮，看起来最大，其实它很微小。

　　写于2017年8月15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