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从“三农”问题到“塘约道路”——兼论强行解散人民公社的恶果

钱昌明：从“三农”问题到“塘约道路”

——兼论强行解散人民公社的恶果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讲了一句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据说，这句话触动了时任总理朱鎔基，随即作了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转引自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由此，“三农”问题一词横空出世。马克思说过：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

　　这就是说，社会存在与发展，全赖农业为社会提供了商品粮与农产品。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经济建设总方针的立足点。基础不稳，山摇地动。

　　中国十三亿人口，有九亿是农民。“三农”问题确实引起了上层领导的重视。此后，连续十余年至今，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主题。它足以证明：为了维持政局稳定，历届中央对“三农”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用心，不可谓不尽力!

　　遗憾的是，自2001年以来16年，我国的GDP已增长了685%(2000年为100，280亿元人民币，2016年为685，506亿元)，但“三农”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一些人甚至还在不断返贫。

　　据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按个人年必需消费2300元人民币为标准(合每天6.3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0.93美元)，2015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为7000万，2016年脱贫1000万，如今尚有6000万。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国际上“世行”标准：赤贫为1.25美元/天，贫困为2美元/天)，有人估计，实际上我国的贫困人口远超1.5亿!如此看来，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矣!

　　“三农”问题的由来

　　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村问题，主要就是怎样防止两极分化、重返两千多年来由地主阶级主导的小农经济状态;又是怎样解决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之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世纪50年代，好不容易完成了从互助组、合作社到实现人民公社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转变。中国的农业不仅适应了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实现了农业人口生老病死的保障。

　　那时节，大队有“敬老院”，解决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问题;普设卫生站，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了义务教育(大队有小学，公社有中学);台风掀掉了某家的屋顶，生产队就会立即帮其修好;┄┄

　　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虽然这种保障还是低水平的，但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忧，农民心中都有安定感与安全感。它确实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状况，结束了世世代代的悲惨命运。根本不存在像当今农村因“生活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人间悲剧(诸如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惨死案，农民工“周秀云案”等等)。

　　一句话，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三农”问题。

　　然而，到了1982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公社被强行解散，实行“包产到户”、重返“小农家园”。开始几年，由于集体资产被瓜分与集体积累提成的取消，加上因“私有”意识的刺激因素，农民的收入确实有所提高。然而，好景不长，曾几何时，随着农村两极分化的发生，极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很快下降， “小岗村”成了“捧不起的‘阿斗’”——致富神话破产!全国性的“三农”问题迅即凸现。

　　2002年，记实作家陈桂棣、春桃伉俪，整整化了两年时间，深入安徽50个县(全省56个县)的实地考察与采访，环绕“三农”问题写出报告文学《中国农村调查》。书中令人震惊的文字是：

　　“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那么，“三农”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书中揭露：

　　——“那些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的村官乡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暴行”罄竹难书(金钱与权力结合的恶果);

　　——“农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的抗争”，以及由此造成的打击报复与发生的悲剧(利益集团“维稳”与强化暴力机构的必然——实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异化);

　　——“县乡镇机构无限膨胀，‘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的怪现象凸现(官僚特权寄生阶级的不断扩张);

　　——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出来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税负”不断加重，封建王朝时代的“黄宗羲定律”再现);

　　——“在土地资源日渐减少而增产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要养活愈来愈庞大的已经形成特殊利益群体的乡镇干部队伍”问题(人民政权“异化”的必然);

　　——“无休无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的集资和摊派”问题(官员“向上爬”的资本);

　　——“城乡分治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是城市剥削乡村，三大差别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等等。

　　所有上述种种，归根结底，皆由强行解散人民公社、毁灭集体经济，复辟小农经济所致。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复辟私有制，弃公扬私，导致两极分化所结出的恶果、苦果。

　　不信，可以看看：放眼全国农村，凡不怕“不换思想就换人”，硬顶着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侥幸保存下来的硕果——如南街村、周家庄、华西村、刘庄村、官桥八组等，不仅不存在“三农”问题，相反，还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世界上有蠢猪，蠢猪尚且碰到墙壁会转身;唯有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才死不肯回头，非要搞到逼着农民造反不可!

　　“‘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吗?

　　“三农”问题严重影响到了“维稳”大局，这才促使高层强化了“扶贫”工程。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06年又版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正式确定：全国达到“扶贫”标准的县级行政区总共有592个，民族自治区贫困县共有341个。

　　2014年1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介绍：

　　“按中国的扶贫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扶贫标准测算，总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据说，“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见《扶贫办：按国际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6.6亿》见2014年1月27日10:17“人民网”)

　　反正“扶贫标准”是自己定的。先把毛泽东时代打成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定13亿人口全是“贫穷人口”，然后再来一个“扶贫”，让6.6亿贫困人口“脱贫”，这就是“扶贫办”的“政绩”。

　　看来，王国良们的成绩可谓大矣!其功绩真是伟大之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笔者热烈祝贺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扶贫”数量的吉尼斯记录。其实，这些国务院的官员已不再是“人”，已成了“点石成金”的“神仙”，已名副其实地成了半数以上中国人的“救世主”了!

　　吹吧，吹得再邪呼点吧!可惜有几个老百姓会信?!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两年脱贫，改变面貌”的贵州塘约村，作了“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的评价，这一“扶贫”典型立即成了“塘约道路”。

　　可惜，大寨是大寨，塘约是塘约。两者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寨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靠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变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用周恩来的话讲，大寨精神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塘约”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分田单干”后、农民陷入绝境后“精准扶贫”的典型。

　　贵州的塘约村，原先就是个贫困村。2014年被一场洪水洗劫，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带动了全村村民脱贫致富。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取暖，在国家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仅一年半的时间，不仅脱贫，而且村社的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改善。

　　然而，塘约村所以能在两年内改变面貌，靠的是政府5531万元的“扶贫”投入(其中全村房屋和道路基建投入5400万元，前期购买种苗投入131万元);实现经济转型，也是靠有关单位5000万元项目投资资金的启动。

　　塘约人在历经了“分田单干”，尝到了“小农经济是看鸭船，风吹浪打就翻船”的苦味以后，终于相信集体力量，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无疑是个进步，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这种“土地确权，听任流转”的做法，在推行私有制的条件下，谁也保证不了，那一天农民的土地会“流转”到大资本的手里去——农民会再次陷入丧失土地的命运。

　　应该说，历史进入到近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小农经济必然要消失。其土地关系，最终必然是：要么是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要么就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它途。

　　走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道路，那就是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转移多余劳动力，大办乡镇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变成像南街村、华西村那样的农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走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就是让大资本进入农业，兼并土地，搞资本主义农场。伴随而来的就是大批农民失地、破产，成为“流民”，陷入贫困。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再“扶贫”也没用，返贫的速度可能远要比“脱贫”的速度还要快。

　　“三农”问题的出现与矛盾尖锐化，说白了，就是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村两极分化的推进，少数农民致富，多数农民陷入贫困的必然现象。只要不能真正恢复土地——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走集体化的道路，多数农民永远摆脱不了受穷、受苦的命运!

　　接受“分田单干”的沉痛教训吧，决不能再搞私有制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真诚地希望：重振大寨精神，“塘约”能走出一条坚持土地公有制、走集体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