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秭归农民的消费

　　当地农民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以能够在村庄过好日子为目的。因为要建房子所以外出务工，因为子女要上学，所以外出务工，因为人情压力，所以外出务工。一旦务工收入足够村庄内的家庭支出与生活，就没有必要再外出务工赚钱了。生活是第一的，赚钱不重要。麻烦在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很难再有办法。郑晓园说，“贫困的核心是不能产生累积性的财富”，又说“即时收入即时花，即贫困”。郑晓园的话有道理。

　　在秭归县桂垭村十一组组长刘必春家调研，正好遇到来串门的组长的舅妈，今年72岁，女儿早已出嫁，儿子45岁，光棍，间或到外面打工，丈夫78岁，身体不太好，生活能自理。刘组长舅妈身体还是很好的，利用三、四亩山地种玉米、红薯养猪。每年收入，玉米可以卖一千多元，其余主要靠养猪，2015年养了三头猪，卖了一头，杀了两头。因为丈夫当过兵，每月有325元的军人优抚。此外，她和丈夫每月有7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当然，消费也比较简单，主要消费一是吃用，二是人情。她说她每天要喝一斤苞米酒，8元一斤的那种，用玉米换，不喝酒身体就会痛。她抽旱烟，每月要三斤烟叶，20元一斤，每月70元的养老保险花60元买烟叶后还可以剩10元。平时不会买菜，自己种菜就可以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每年要杀两头猪，2015年杀的两头猪毛重都在250斤左右，仅猪肉就得了360斤，全部熏制挂起来，可以吃一年。相对于相当有限的收入，每年杀两头猪显得很奢侈。她却说，今年只杀了两头猪，人均不到一头，不算多的。刘必春舅妈家更大的消费是人情。2015年年底我们访谈时，她说全年已送出人情6700元，马上八组一个货车司机的儿子要结婚，再得送300，就到了7000元了。四年前，她丈夫做手术住院，八组这个司机送了200元看望过，现在还人情要加一点，就要送300元。

　　因为农业收入太少，儿子打工也早早回来，挣钱不多，刘必春的舅妈说2015年入不敷出，要吃老本了。好在她家还有老本。更好在她和她丈夫一年没有生大病花钱。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刘必春的舅妈就可能赶不起人情了。儿子光棍，将来也没有收回送出去人情的机会。但赶不起人情也得赶，因为父母还在，就得代光棍儿子送人情。待父母去世，别人会来送人情。没有结婚的儿子再照着送人情的礼单，一一还回人情，就再将之前广大的人情圈缩小到本村民组来。

　　我们到刘必春家访谈时，刘必春的岳父岳母刚好杀了一头300多斤重的年猪。刘的岳父岳母都已80多岁，身体还好，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与儿子媳妇分开过，现在一般不参加村里的人情，也没有能力参加。两个女儿都嫁在附近，大女婿刘必春就是本组人。两个老人种田，收入有限，粮食够吃，剩余粮食主要就是养猪，杀年猪吃一年。两个老人的现金收入，除了两个女儿每年给一些以外，主要是国家发的农村养老保险，每个人70元，再加20元高龄补贴，每月90元，乘2个人，乘12个月，每年2000多元，对于消费水平不高的农村老年人，是一大笔钱。

　　刘必春有六兄弟，刘是老大。按当地惯例，家庭老大结婚即分家，老二结婚再分家，一直到老五结婚分家出去，老房子就留下了老六和父母，这个时候，父母年岁已高，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老六就没有娶上媳妇。刘必春的父母都算高龄，母亲83岁、父亲94岁去世，2012年父亲去世，六弟已经43岁了。现在六弟正在还回别人的人情，2015年，刘必春的六弟已经送出4000元人情。他在外打工时就让刘必春代他上人情。待全部人情还回去了，刘必春的弟弟就会缩小人情圈，一般除了亲戚以外，不再到其他村民组参加人情，而将人情圈限定在本村民组内。

　　刘必春的六弟已经连续5年外出打工，每年外出打工四、五个月就回来了。之所以打工四、五个月就回来，一方面是打工太辛苦，另一方面是四、五个月的打工收入就足够全年开销了。按刘必春的说法，如果不用送人情，光棍出去打两个月的工就可以回来吃十个月了。再打工，再回来吃，既不积蓄也不建房。刘必春六弟的房子还是与父母同住时的土坯房，土坯房冬暖夏凉，好像也还不错。

　　刘必春所在桂垭农民似乎对打工都有一种半心半意，很少有人全年打工，更少全家出去打工。且打工多在工地上而较少进工厂。工地上，一个工期结束，虽然还没有到春节，大家拿到钱了，就提前回家过年，到了第二年再出去，因此，一年打工八、九个月就算是很多的了。

　　刘必春现在住的也是土坯房，他也不打算再建楼房了。十一组是高山组，比较贫穷，但全组40多户只有大约十户还是土坯房，其他都已经建了楼房和砖瓦房。建楼房既难也不难，一栋楼房大概要花十多万元，当地建楼房，一般是先向亲戚朋友借钱建房，再出去打工赚钱还债。在当前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面，即使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有一百到二百元的工资，夫妻两个辛苦一点，省吃俭用，一年攒下几万元并不是难事。不过，桂垭农民似乎攒钱能力不太行，因为收入多的农户就一定开支大。在建房借债没有还清之前，农户可能会相对克制消费，一旦有了闲钱，就一定会有用钱的地方。所以，桂垭村农户存钱的并不多。刘必春说，十一组40多户绝对没有存款超过10万元的农户。

　　刘必春还住土坯房，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没有儿子，建房给谁呢?刘必春今年63岁，家里就夫妻两个。刘的身体很好，他的主要收入是在附近打零工。秭归是三峡坝区，各种国家项目还是比较多的，这些项目需要劳力，刘必春每年打零工可以有大概一万元的收入，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此外，刘必春夫妻都已60岁，每人每月有7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他们还享受每年大约2000元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险。农业收入主要是玉米，每年玉米可以卖5000元，其余用于养猪。一年喂七、八头猪，自家杀1~2头，每年养猪的收入大概有2000元。此外还种了点茶叶，只是刚种不久，还无茶叶可采，也没有收入。所有收入算上来，刘必春一家一年收入大概2万元略多一点点。

　　刘必春家的消费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吃用和人情。从吃用来看，因为不种水稻，每年要买粮食，一年1000元;夫妻两个抽烟，一个月6条烟，每条烟20元，一年1500元左右;年节买菜买酒，1000多元;2015年春节为了招待女儿女婿回来，花1200元买了一只羊;衣服基本上由女儿女婿买;其他油盐酱醋费用若干。算上来大约需要5000元，再加上自家杀1~2头猪，日子其实过得不错。

　　人情是一大开支，2015年人情花去4000多元，高峰时一年人情要花8000元。因为两个月女儿都出嫁了，自己家基本上不办人情，刘必春家的人情因此算是少的。

　　这样算下来，刘必春家每年还略有积蓄，所以他借了二万多元给大舅子盖房子。他们每年积蓄一点用于养老。

　　刘必春的两个女儿，小女儿高中毕业，嫁到外地去了，不常回来。大女儿初中毕业嫁在本村，38岁，有两个小孩，一是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大女婿常年在外打工，一年打工收入3~4万元。女儿在家照顾两个小孩读书，主要是每周接送住校的孩子，换洗衣服，从来没有外出打过工。公公婆婆66岁，不算老，主要是在家种那几亩玉米和喂几头猪。与刘必春的弟弟打工半年休息半年不同，刘必春的女婿打工比较辛苦，访谈时，刘说他女婿刚完成一个土地的工程，又转到云南务工去了，到腊月十几才回来。两个孩子读书，不打工赚钱是不行的。

　　有趣的是，在桂垭村乃至在秭归县，父母一般不愿意帮儿子媳妇带孙子，所以儿子媳妇很难同时外出打工，而往往是儿子外出打工，媳妇在家带孩子。问及原因，他们说，父母带孙子，责任太大，万一出现问题不好办，因此一般都是媳妇在家带孩子。这样，农民家庭往往是一个人打工，一家人吃，打工就很难有积蓄。村妇女主任的大女儿也是嫁到本村，与大女婿一起带孩子到北京打工，大女婿是裁缝，有专业技术，一年有10万元收入，到了年底回来只剩下一万元，原因是女儿在北京带孩子，消费很高。

　　桂垭十一组42户中，共有十五、六个人常年在外打工，夫妻外出打工的仅有三户，其中一户在孩子一岁时夫妻就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中让婆婆带，不过这种情况很例外，而且，媳妇不是本地的，是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江苏姑娘。这一户家庭比较困难，还是土坯房，夫妻两个出去打工，一年存五、六万元并不难。几年下来是可以建起楼房的。

　　目前全组42户已有十七户建了楼房。只有两户没有借钱，而是靠自己存款建起了楼房。其中一户是男主人到上海打工10年，每年存钱不多，年数多，建房子不差钱。还有一户夫妻外出打工四年，儿子也出去打工，所以有钱建房子。其他新房都是先借钱建房，再外出打工还钱。一旦钱还完了，再外出打工的动力就不高了，所以刘必春说，当地农村是“够吃、没有存款”。

　　应该说，秭归山区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是很不好的，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面，秭归农村的农民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无论是文化还是观念都已完全适合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都可以走出大山，到城市务工经商，只要秭归农村的劳动力愿意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就可以获得远多于农业的收入。若因为残疾等原因无法进城打工，这样的家庭就会陷入贫困，成为贫困户。桂垭村十一组共有五户低保户，其中三户为残疾，一户的户主摔伤了正在治疗中，一户丈夫去世，上有90岁的婆婆下有上大学的女儿。此外，十一组还评出11个贫困户，除以上五户低保外的六户也都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只要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就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就可以摆脱贫困状况。

　　问题是，外出务工如何走向富裕，如何开始形成积蓄。桂垭十一组的情况表明，当地农民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以能够在村庄过好日子为目的。因为要建房子所以外出务工，因为子女要上学，所以外出务工，因为人情压力，所以外出务工。一旦务工收入足够村庄内的家庭支出与生活，就没有必要再外出务工赚钱了。生活是第一的，赚钱不重要。麻烦在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很难再有办法。郑晓园说，“贫困的核心是不能产生累积性的财富”，又说“即时收入即时花，即贫困”。郑晓园的话有道理。

　　无论如何，秭归农民的消费是很有趣的，他们的生活是“安逸”的，生活面向村庄而不是要离村而去。秭归农民的生活与我在鄂西恩施农村见到的是一个样，也与四川重庆农村很相似啊。